摘 要：近年来，教育实证研究蓬勃发展。学术期刊在为优秀教育实证研究论文提供更充分的发表平台的同时，也对编辑的专业理念和审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编辑既需要警惕事实维度的数据迷雾与局部遮蔽，又需要观照价值维度下的本质疏离与标准困局。提升教育实证研究的发文质量，编辑还可发挥的作用在于引导作者为读者画像，聚焦核心关切，显性呈现观点，倡导事实与价值耦合下的学术引领。
关键词：实证研究 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 价值观照
近年来，随着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内在要求，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证研究提供的新手段，教育实证研究蓬勃发展。学术期刊在为优秀教育实证研究论文提供更充分的发表平台的同时，也对编辑的专业理念和审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编辑需要在权衡定量研究的精确、普遍、可证伪这些过程中，发掘、提炼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本文重在探讨编辑在此过程中应以怎样的理性为基础对之进行审慎的事实与价值观照。
一、警惕事实维度的数据迷雾与局部遮蔽
实证研究简单说即是基于事实与证据的研究。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们如果想要寻找一件事情的真相，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获取更多的数据，从中发掘出更多的信息。事实是研究的立足点，以摸清事实为目的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类型。碍于大规模调查研究实施的困难，需要提防有的研究者会于有意无意间以数据的可获得性而牺牲了客观性。例如，有一篇文章对中学教师在课堂教学测评中的伦理困境展开研究，并尝试提出摆脱困境的措施。该研究团队通过学术社团及同事、同学、朋友、学生等人脉关系对问卷链接进行滚雪球式传播，最终来自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和4个自治区的1871位初中、高中任课教师参与了调查。这种问卷调查方式很多见，问题是这样的方法是否科学，能否支撑起整个研究分析和结论呢。事实上，滚雪球式抽样是一种在稀疏总体中寻找受访者的抽样方法，一般运用在稀少群体的调查中，例如参加过某次会议的人员、具有少数经历或特征的群体等，这类人员可能在一个大样本中占比很少，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的抽样框可以帮助寻找他们。从前述研究问题来说，选取对象为一般中学教师，并没有什么特征要求，也不属于少数群体，因此从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抽样方法的匹配上来讲是不合适的。
除了关注事实的真实可靠，其实还需防范局部事实的遮蔽。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等人著作的《事实》一书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你看到的真相，一旦还原到大范围、长时间里，有了新的坐标系之后，这些真相的意义会发生变化，甚至产生翻转。所谓我们看到了事实，不是看到某些局部的真相，而是看到真相和真相的关系。从局部看问题，得出来的结论，未必是事实。只有着眼于长期、着眼于整体，着眼于丰富的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才能说我们看到了事实。在教育领域，从教师期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这一话题或可窥见一斑。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勒诺·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师的期望行为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越高，学生智力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1]，因此效应与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故事相似，故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并于1968年出版了《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n）。随后，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索恩迪克（Robert L. Thorndike）对这项研究提出了批评，并证明用于评估儿童智商得分的仪器存在严重缺陷[2];也有人对“教师期望对学生智力发展影响”的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3];另有重复研究也发现“那些受到特殊期待的学生并没有获得相对的收获”，认为这项研究是不可复制的[4]。可见，如果没有很多交叉验证的话，很难说一个发现是不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人们经常以为，事实是一个牢靠的地基，在这个基础上，争奇斗艳花样百出地形成自己的观点。殊不知，脚下的那个事实的地基，其实摇摇晃晃。那么建立在它基础上的观点，研究者把它说出来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谨慎和谦卑吗？
对于同样的数据，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模型，也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哈佛大学招生诉讼案就是典型代表。代表亚裔美国学生会公平录取的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SFFA）于2014年起诉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区别对待亚裔学生。SFFA与哈佛大学分别委托杜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彼得·S.阿基迪亚科诺（Peter S. Arcidiacono）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大卫·卡德（David Card）代表各自阵营提交研究证据，有意思的是：阿基迪亚科诺通过对哈佛六年的录取数据分析称，哈佛的录取过程具有歧视性，特别是亚裔遭到歧视;卡德则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他使用同样的数据得到相反的结果。卡德对阿基迪亚科诺剔除运动员、校友、哈佛大学教职员工的子女等样本的行为进行批评。除了在样本选择上存在分歧外，两位经济学家还选择了不同的建模策略。卡德根据招生官使用的四个类别（学业成绩、课外活动、个人素质和运动能力）将哈佛大学的招生建模为一个多因素过程，而阿基迪亚科诺没有将“个人评价”作为控制变量，因为他认为这个变量被招生官潜在的歧视所污染了。[5]
证据自己并不会说话，更不会跳出来证伪。研究者在使用证据的过程中，可能用对，也可能用错。承认证据的主观性，这是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一个重大进步。人“看”东西是靠眼睛，但决定你“看到”什么的，是大脑，而大家大脑中的所思所想差别很大。观察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主观的过程，到底看到了什么，取决于研究者头脑中有什么样的理论。在科学哲学历史上，这个理论被称之为“理论渗透观察”。
二、审视价值维度下的本质疏离与标准困局
实证研究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规则，同时是一个不断丰富创新的方法体系。[6]教育實证研究的魅力在于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通过科学的设计和合理方法的运用，获得确切的发现和结论，形成对事物特征和变化的“度”的把握，以及对教育问题实质特点的更好判断，进而服务教育决策、改进教育实践。编辑在审读实证类型的稿件时，不仅需要关心研究过程这一“技术黑箱”，而且需要研判问题本身和研究发现的重要程度和实在价值。
回避價值问题在教育研究中一个典型的表达方式就是“什么最有效”。但对“什么最有效”进行追问时，价值引领就摆在面前。“初中生作文教学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高中数学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途径”等话题对“有效”常常存在不言自明的预设。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就需要对教和学的动态过程有更敏感的洞察，同时还要清楚一门学科的内在发展动力以及教和学在该学科中所应有的运行方式。事实上，那些对考试分数进行比较的研究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客观”的数据，但如若没有考虑学习的真正意义，则可能对当下的行为产生错觉，行为缺乏方向性。[7]比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跨国教育评估项目，其结果一向被视为衡量各国基础教育水平的窗口，也同时给各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自设立PISA测试以来，其所反映的世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重视，虽然在最新的PISA2018测试中，由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取得了傲人成绩，但其说到底是应试结果，而且选择的是科学、阅读、数学学科测试，测试成绩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基础教育水平，更不宜误导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第一。中国学生参加PISA测试成绩第一课业负担也最重的事实，为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新课改的视角，借助其所收集的来自全球教育比较发达地区的数据，在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参考系中，更好地审视我国在教育上依然存在的问题，正视素质教育推进艰难的现实，是重新界定新课改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8]
标准的研制是很多实证研究的核心诉求，但要警惕那些不能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明确表达的不合理。因为真正的标准是对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做得不正当的判断准则，这是人们实践的内在依据，但正如学科学习中蕴含的思维规范会在良好的教学中被传递、但不会被明确地表述出来一样。尽管不能否定使标准更加确定、清晰的价值，但大部分这样的标准，如果想要避免成为粗暴的行为主义的代言，就需要对标准进行解释，从而使该教师的理由与其他教师的理由进行比较与调整，在时间的检验下形成一致性标准。
标准的订立要考虑事情的复杂多样。例如，通过立法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是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其首要价值取向。但揆诸中外，因为立法导致事业倒退的均有其例。为此，有研究者认为学前教育立法应避免提出过高的标准，认可小规模幼儿园、看护点和家庭托管的存在。[9]再比如，有研究者基于对12省份的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学校基于“学生数”单维指标的公用经费测算标准存在严重缺陷，为此建议从“简单的一维硬性标准”过渡到“完备的多维弹性标准”，并基于“基本+拓展+机动”的支出结构模块，构建科学化的公用经费测算标准。[10]这种以决策为目的的构建性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构建性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也即如何实现方法的科学性和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效融合。
三、倡导事实与价值耦合下的学术引领
基于后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源自西方的实证性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操作程序[11]，其趋向于“洋八股”的呈现方式使得文章看起来比较全面、规范，但不论是文章标题还是各级标题均不容易清晰地感受到核心观点。教育实证论文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希望能影响到别人。但很多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只顾着表达自己，不顾读者的感受，这是很多文章没有影响力也说服不了别人的根源。这就要求在写文章之前要试着给读者画像，即预判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通过这篇文章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的知识背景是什么样的。只有当文章内容符合他们的期待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以他们自认的角色对待他们时，他们才会认为你完成了作者该做的部分。[12]站在编辑的视角来看，这是很重要但却常常被研究者忽视的心法。例如，笔者曾经责编过题为“我国幼儿园班级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关系的元分析”的文章，在审理的过程中，脑海中思考的是这样的问题：文章是写给谁看的？文章的价值点在哪里？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该问题比较重要？研究发现是什么？政策建议有哪些？借着这样的思考，经与作者沟通达成如下共识：这篇文章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全面二孩”政策下要不要扩大幼儿园班级规模，其研究价值在于向教育政策研制者提供学术参考。由此形成“全面二孩”时代我国幼儿园班级规模和教师配置面临较大压力、有限资源合理配置需回应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关系问题、荟萃我国幼儿园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关系的经验证据、推动我国幼儿园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这样的四级框架。
经验研究基于人类共同感知和形式逻辑，可定量亦可定性，具有最好的客观性和可靠性。[13]那么，以经验研究见长的实证研究，除了彰显工具理性外，何以体现价值理性呢？笔者所进行的尝试是在审读文章时，不光找问题，也要寻亮点。比如有一篇文章，原标题为“我国东部县域幼儿园师资配备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三县（市）为例”，其研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借用经济学上的概念，从幼儿园师资有效需求的视角出发，认为围绕“补足配齐”目标，简单地强调幼儿园师资统一配备标准，难以使师资配置政策举措达到定向发力。只有以标准需求为目标、以有效需求为新的着力点，才能实现分类施策。经过与作者的沟通，文章标题改为“有效需求：幼儿园师资配置转向的着力点”，文章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先分析了标准需求导向下幼儿园师资配置存在的问题，然后完成有效需求思维下幼儿园师资配置的影响因素及其模型构建，最后给出着眼有效需求优化幼儿园师资配置的政策建议。此文发表后得到了业内专业人士的高度好评。
参考文献：
[1]程建坤.反思教育研究的实证情怀——兼与D.C.菲利普斯对话[J].教育学报，2016，12（3）：11-18，103.
[2]R.L.Thorndike.Reviewed Work：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by Robert Rosenthal and Lenore Jacobson[J].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68，5（4）：708-711.
[3]C.P.Taylaor.The Expectations of Pygmalion’s Creators[J].Educational Leadership，1970（2）：161-164.
[4]JereE.Good，Thomas L.Brophy.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Causes and Consequences[R].London：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4.
[5]Eric Hoover.Dueling Economists：Rival Analyses of Harvard’s Admissions Process Emerge at Trial[EB/OL].（2018-10-30）[2021-10-09].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dueling-economists-rival-analyses-of-harvards-admissions-process-emerge-at-trial/.
[6]袁振國.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4-17.
[7]保罗·斯坦迪什，高洁.理解数据：客观性与主观性，事实与价值[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7（3）：120-128.
[8]董奇.新课程改革的众说纷纭与理性思考——基于上海学生PISA测试结果的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15（7）：6-11，21.
[9]管华.警惕福利陷阱 促进事业发展——论“学前教育法”的立法目的[J].中国教育学刊，2019（10）：73-78.
[10]刘善槐，韦晓婷，朱秀红.农村学校公用经费测算标准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8）：8-14.
[11]刘善槐.农村教育问题驱动下的量化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3）：57-63.
[12]韦恩·C.布斯，格雷戈里·G.卡洛姆，约瑟夫·M.威廉姆斯.研究是一门艺术[M].陈美霞，徐毕卿，许甘霖，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22-23.
[13]马凤岐，谢爱磊.教育知识的基础与教育研究范式分类[J].教育研究，2020（5）：135-148.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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