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学术图书应成为评价出版机构突出社会效益的指标之一，也是出版机构实现社会效益的重要途径。出版人可由多途径多方式了解国家重大需求，并结合自身出版积累逐步限定出版主题和学科方向。学术图书出版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需求及具体学科发展水平，确定宽严适度的学术标准。在具体学术图书的策划、编校出版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保证学术水准和出版品质。“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这是《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机构提出的法定要求。但如何将这一要求切实落实到图书出版工作中确非易事。笔者认为，尽可能多地出版能够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学术图书是取得社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学术图书出版本身也属于国家重大需求范畴。本文结合笔者策划出版“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的经验和体会，谈谈如何从国家重大需求中逐步明确学术图书选题，以及在图书写作、编校出版中怎样提升学术图书的学术价值及社会效益。
关键词：社会效益 重大需求 学术图书
一、从国家重大需求中逐步确定学术出版主题
“对于国内各大出版机构来说，带有深度研究性质的学术出版成果，由于销量不大，且对策划编辑的经验要求更高、对出版物的装帧质量要求更精、对责任编辑的专业素养要求更强，因此普遍不如教材教辅、畅销大众读物般受出版机构的重视。”[1]若能较为准确地找到国家重大需求与学术图书出版的结合点，学术图书得到国家支持的可能性、出版机构重视学术出版的意愿都会大大提高。
（一）了解国家重大需求的途径与方法
出版业者至少可从三个途径了解国家重大需求并逐步明确学术图书出版的选题方向。一是从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了解我国各领域主要问题、长远和重大需求，以及国家支持及鼓励开展的重大专项等，从中把握图书选题的主要方向。二是从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和出版基金等国家专项申报指南等材料中了解各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方向及具体问题，以便进一步筛选可能的选题。这两种方式虽然比较可靠，但难度较大，因为这两种方式都需要编辑人员具备相当高的政策把握能力和较高的学科专业能力，并对某一领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进展较为熟悉，或者说编辑本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
笔者认为还有较为简易可行的第三种途径，即从社会热点问题中了解国家重大需求并考虑可能的选题方向。[2]“一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都理应成为出版社关注的对象，成为学术出版规划中的重要板块。”[3]例如：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2019年以来的新冠疫情，2021年以来的党史学习等。这些都是与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的重要议题，可从中挖掘、提炼出适当的学术图书选题。
笔者策划出版的“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是从关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开始的。自2010年左右开始，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热点话题。出版人只要对时事新闻略有了解都能得出一个初步结论：领土与海洋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如何更有效地应对我们面临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是国家的重大需求。我国学界需要从国际关系、历史和法律等方面加强研究，以便为处理领土与海洋问题提供学术支持和决策参考，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题方向。
（二）相关主题的学术出版积累
把握国家重大需求及热点问题也许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要落实在选题上，则不可盲目跟风或“蹭热点”，须考虑编辑团队在相关选题方面是否有专业出版经验。学术出版要求编辑团队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专业能力、知识储备和作者资源。自2005年开始，我们编辑团队一直连续为中国海洋法学会出版海洋法年会论文集。2012年结合东海热点问题，出版了《海洋权益论：中日东海争议解决机制研究》;针对钓鱼岛争端升温这一社会焦点，2013年出版了《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本书还顺利输出韩文、英文和日文，2016年出版了《国际海洋法最新案例精选》。上述著作的出版均获得较高的社会反响。2013年南海仲裁开始后更是密切关注相关领土与海洋争端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十多年的同类图书策划出版过程中，编辑团队与相关国际法学者、历史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进而增加了与实务部门专家的广泛交流。这为我们顺利策划该丛书、确定丛书编委及作者、确定丛书主要内容及图书规模等打下了良好基础，保障了该选题创意得以顺利实现。
二、进一步明确学术图书选题方向
初步确定图书选题方向及其为国家提供学术支持和决策参考的主要思路之后，需进一步明确以下基本问题：图书选题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是什么，图书规模及出版周期等。这些问题彼此相关，是需要在实际策划过程中不断细化明确的。
（一）选题的主要学科领域
国家重大需求往往不是单一学科研究或科学技术发展能够满足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如此，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学术出版需要考虑的还有所不同：一是要了解国家决策最迫切需要何种学术成果提供支持，简单来说，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也应“补短板，强弱项”;二是本社及策划编辑熟悉的学科领域是什么，这直接关系到拟出版图书质量是否能够达到真正的学术标准，能否为国家决策提供切实可靠的学术支持。这里先着重谈一下学科领域问题。
各国在应对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需要国际关系、历史和法律（尤其是国际法）三个领域的專家学者提供智力支持。中美、中日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地缘政治问题研究，对理解中国领土与海洋争端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充足。但是这些成果极易受国际政治和民众情绪影响，无法客观清晰地显示各方主张的是非曲直。此外，我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已有大量关于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学术图书，尤其是在2012年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升温之后，出版界也出版了如吴天颖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郑海麟的《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等一系列有分量的相关著作。虽然仍有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细节问题，但较之法律研究而言，历史研究及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更全面、更系统。
中国关于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的国际法研究起步稍晚，能提供切实可靠学术支持的成果严重不足，急需而又最缺少的是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重要的是，领土与海洋争端主要以法律争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深入而全面的国际法研究能为相关历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提供基础和法律标准。例如，关于国际法上“关键日期”问题研究，能够为我国研究和准备历史证据缩短时间跨度，将时间精力着力于主要的、关键的历史问题或证据问题上，形成对我更有利且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链。在理解和应对2013年提起、2016年结束的南海仲裁案时，国际法研究和运用能力是首要的、基本的，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短板也显现得最为突出。因此，我们将领土与海洋争端选题主要限定为国际法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与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密切相关的历史研究成果。
现在回想起来，早在2012年出版《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过程中，我们就产生了策划一套丛书的想法，得到社领导的充分肯定。但正式将该创意付诸行动则始于2016年下半年南海仲裁案结束后，并且当时仅设想策划出版两三本相关图书。我们后来在与专家学者交流中逐步了解到：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极为复杂，仅就其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而言，单本或几本专著都很难研究透彻、论述全面、说得清楚;若希望能为推动国内相关研究、为国家应对相关争端起到学术支持作用，需要做成一定规模的持续出版的系列丛书。
（二）翻译引进还是原创成果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我们需要的研究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法律图书，是翻译引进外文图书，还是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作的著作，或者兼而有之？領土和海洋问题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学界相关研究起步早，领土法、海洋法图书数量可观，影响深远。精心遴选一批法学经典翻译出版应当更便捷，似乎可做成“领土与海洋争端法学译丛”。
但我们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考虑到的因素包括三方面。一是部分相关图书已经翻译出版了，包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如日本学者井上清的《钓鱼岛：历史与主权》等;研究领土问题的如英国著名法学家詹宁斯的《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研究陆地与海洋边界问题的如澳大利亚的著名学者维克托·普雷斯科特和克莱夫·斯科菲尔德的《世界海洋政治边界》等，多为相关历史、地理和政治问题分析，而法律问题方面相对薄弱。二是诸多没有引进翻译的关于南海问题的图书中，尤其是相关国际法、海洋法图书，虽然是由一些国际知名专家编写的，立场和观点看似有理有据且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实则是由特定国家或机构邀请或组织编写的，为特定国家或特定立场观点服务，没有客观地呈现南海争端真相，不能正确理解和表达中国立场观点。三是国家开始支持中文图书外译，引进外文图书的支持力度减弱，若得不到国家支持，出版一定规模的系列汉译著作存在很大难度，引进翻译外文图书现在也不是最佳选择。
总之，从满足国家应对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这一重大需求而言，我们最为迫切需要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能够支持我方立场观点的、能够直接使用于应对我国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的法律学术图书。
三、学术图书界定标准与满足国家需求的有效性
“学术出版有着比其他类别的出版更高的要求、更严的规范。学术出版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这是出版人的共识。”[4]如何确定适当的学术图书出版标准，这关系我国广大研究人员的成果评价、出版机构社会效益评价，并进而对推动学术繁荣、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均具有重要影响。如何不断提升我国学术出版质量和数量，这是出版管理部门、出版机构及编辑、作者及其所在单位等各个方面均应共同努力、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学界、出版界和管理部门，对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的理解很不统一，图书统计时标准也极不统一。[5]例如：译著、编著、科普、教材教辅、词典辞书、重版或修订版图书等是否应被视为学术图书？许多高校甚至图书出版管理部门倾向于不把它们视为学术著作，或在成果统计、绩效评估时评分较低。
我们认为，仅从学术研究，或部门管理，或图书统计角度提出单一的学术图书评判标准是不适当的，应将国家社会发展对某一领域的具体需求与该领域学术发展统一起来。考虑到国家需求和学术发展都是不断变化的，学术图书出版标准也是不断调整的。不同学科领域图书在满足特定国家需求方面的作用和效果当然存在差异，对其作用和价值的评判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上已简单介绍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在应对领土与海洋争端方面可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实同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图书在不同历史时期满足国家需求的有效性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认为引进翻译相关国际法图书并非我国当前应对领土与海洋争端之最迫切需要。这并非说国际法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引进是不符合国家需求的。在一个半世纪前，国际法图书的翻译出版对满足国家需要、促进学术发展都曾产生深远影响。例如，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首次将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思想观念以及概念术语带入中国， 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6]。
从出版者角度看，图书的学术标准不应采取刚性的、整齐划一的，必须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丛书策划时应允许存在高低宽严的差异，在具体操作时可采取“宽进严出”的做法。“宽进”是指不应以图书类别或外在形式直接将某些图书排除在学术图书范围外。“严出”，是强调对学术图书的学术标准、出版标准方面要严格，要高于一般大众图书，这是常识。笔者认为，译著、编著、科普、教材教辅、词典辞书、重版或修订版图书，只要能够满足国家某方面的特定需求，就一定具有社会价值、出版价值。简言之，衡量学术出版、学术图书的价值应当充分考虑具体图书满足国家及社会需求的有效性，不应仅看其署名方式或出版样式，更不应采用一刀切的硬性标准。
四、策划领土与海洋问题学术图书的经验及体会
关于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究竟怎样的法律图书才属于或应当属于学术图书？或者说，怎样的法律图书才是我们应对领土与海洋争端所迫切需要的？这的确很难简单给出答案。真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013年提起、2016年结束的南海仲裁案，将我国既有学术图书与应对该案的具体需求之间的差距，异常清楚地显现出来。这为我们策划出版“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提供了直观的要求、可操作性的标准。也正是在策划编校该丛书的几年中，我们也才逐步深切地体会到要从特定选题涵盖的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使用材料及结论观点等方面，统一考虑书稿的学术性与满足国家需求的有效性。我们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上述的“宽进严出”标准：图书出版形式、著述方式放宽，学术把关从严。
第一，出版社主导“宽进”，不限于学术专著。除以上已说明的译著外，编著、科普、教材教辅、词典辞书、重版或修订版图书一律收录。我们的丛书名为“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但并未像诸多学术丛书基本限于个人专著。这是本丛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领土与海洋争端国际案例评析（1994-2019》及其姊妹篇《领土与海洋争端国际案例评析（1908-1993）》，是由数十位作者编著的，介绍评析国际法院等裁决机构在100多年间处理的约100个相关案例，约200万字，是丛书中份量最重、编校难度最大的。按照现行诸多管理文件，恐怕不能算作狭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从满足我国应对不断升温的领土与海洋争端而言，该书又是很有社会效益和出版价值的：可作为处理相关问题的实务人员案头参考，为学界提供学术研究资料积累，为关心领土与海洋问题的普通民众提供可靠的知识普及。
第二，编委会负责“严出”，确定学术专业问题。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涉及多方面极为复杂国际法问题，为严把图书学术质量，我们对每一本书稿根据难易程度邀请对所涉议题有专深研究且认真负责的一到三位专家審读，专家的意见长短不一，一般是三四千字，也有的近万字，对书稿提出了尖锐而全面的意见和建议。组织线上和线下的编委会专家会议，对书稿的内容和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建议。笔者作为有多年法律图书出版经验的编辑，在一些基本的法律用语方面也得到了更新。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看到所谓“南海问题”或“南海争端”的说法，从未想过在国际法中“问题”和“争端”究竟有何不同，等等。当然，专家学者们之间也会产生激烈争论。例如，关于领土主权取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effectivités”（法语）究竟应当如何翻译成中文，专家们提供了至少七八种译法，例如“实际统治”“实际控制”“有效统治”“有效控制”“有效治理”“有效管理”“事实统治”“主权活动”，还有译者依据不同的上下文语境将法语词“effectivités”翻译为“实际管辖活动”、“有效占有（活动）”、“有效控制（活动）”、“主权活动”等。[7]我们最终建议依据上下文灵活采用意义最接近的译法，必要时保留该法语词汇。当然，编校是一种深度学习，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学到的专业知识还有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已经正式出版了著名海洋法学者高建军教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仲裁程序规则研究》一书，得到韩国亦乐出版社的关注，目前正在洽谈韩文版出版事宜。即将出版的吴继陆研究员的《海洋划界方法论研究》也有版权输出意向。毋庸讳言，尽管丛书的出版值得期待，但考虑到报备周期、出版进度、结项压力和经费问题等多种因素，丛书中原本使用的地图我们都进行了删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丛书的完整性，这也是丛书出版留下的遗憾。
五、小结
从了解国家重大需求到确定学术图书选题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漫长过程，需要一步一步细化落实出版社、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的出版规划和具体工作计划。在国家需求、专家学术研究著述和策划出版三个方面，专家学者的作用是最大的、最关键的。但出版人也不能坐等好书稿找上门，应当不断提高政策敏感性和学术敏感性，始终与学术界和优质作者保持联系，主动策划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术图书。同时，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图书，无论是编著还是案例教学用书，都是国家所需的，当然也是具有长远的或现实的社会效益的。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正在以不断加大出版基金资助等方式，引导、鼓励和支持优质学术图书出版。出版业者应当并且可以抱有多出好书、能出好书的希望与信心。
参考文献：
[1]周粟.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对于学术出版的影响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为例[J].编辑之友，2020（10）：44-50.
[2]祁传华.关注重大需求 把握热点问题——国家出版基金申报经验谈[J].新闻传播，2015（23）：60-61.
[3][4]吴培华.学术图书出版：现状、问题与保障[J].现代出版，2020（06）：16-20.
[5]叶继元.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概念辨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01）：21-29.
[6]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J].法学研究，2001（05）：137-148.
[7]罗刚.论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实际统治”原则：一个批判性的视角[J].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03）：54-65.
（作者单位系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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