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

　　摘 要：《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的出版传记。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凝聚了前辈同事和作者的大量心血，编辑从本书作者、前辈同事以及传主本人身上看到了诸多优秀出版人的专业品格。夏瑞芳虽为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但并广不为大众所知。本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从出版专业的角度，从大量难得的史料出发，深入发掘夏瑞芳出版人生，且笔墨精彩的传记作品。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出版传記 出版家 出版史料 专业品格

　　1897年初春，一位26岁的青年与两位挚友共同创立了一家小小的印书房，开展印刷业务。这位青年勤劳苦干，头脑灵活，在他的带领下，印书房不断扩大业务，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翘楚。到今天，这家已有142年的历史的出版社，更是在各界，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享有盛誉。

　　这家小小的印书房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这个青年名叫夏瑞芳。

　　一、夏瑞芳与“中国出版家丛书”

　　虽然创办了历经百年而愈加繁盛的商务帝国，但夏瑞芳的大名，却并非家喻户晓，就连很多出版从业者对其也只知一二，远不及其搭档张元济那样赫赫有名。长久以来，对夏瑞芳的研究、传记并不多见。此前，传记著作仅有赵俊迈《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一书，该书基于一定的采访再现了夏瑞芳短暂的一生，为后人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随着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出版一部学术性强、全方位展现夏瑞芳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独特贡献的传记作品已成为吾辈出版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是笔者接手的第2本出版家传记。人民出版社自2012年开始策划推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家丛书”，遴选了30余位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做出独特贡献的卓越出版人，致力于为这些，在幕后默默耕耘，始终“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出版人作传，旨在“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记录“出版参与时代思想文化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近10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中国出版家·郑振铎》《中国出版家·张元济》等24本，涵盖了近代以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各类出版机构的多位奠基者和优秀出版人。夏瑞芳，虽然出版史与研究者对其着墨不多，但若缺失了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出版企业家，这套丛书在出版史研究方面就难说完整。

　　入职以来，笔者屡见几十卷本的丛书从选题的敲定，到体例、规模的完善，再到作者的寻找、稿件的审读，无一不是从无到有的建构，不断反复打磨而成。在处理这本书稿的时候，笔者经常翻看已经出版的书，循着这些先例，使书稿更加规范之余，也经常感慨自己就好像是站在身边同事、前辈的肩膀上，在他们已经扎稳铺平的坦路上前行，初创的艰辛，在亲历其他丛书的出版过程中已深深体味。作为一名年轻的出版从业者，参与这套书的出版工作，更多的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那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出版大家，他们的面容在作者的笔下渐渐清晰，他们的名字也更加熠熠生辉。

　　现在看来，夏瑞芳的人生可以说非常励志。他出身贫寒，年幼时母亲在上海帮佣，就随母亲来到上海。成年之后，先后当过护士、排字工人、“跑街”等，因不满在洋人的公司里任人摆布，愤然辞职，与两位好友自谋创业。很难想象，如今无论是业界地位还是体量都堪称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初创时只有3750元的股本，还是亲朋好友东拼西凑才筹集起来的。创业初期，夏瑞芳等人亲力亲为很多工作，就连家属都义务到馆帮忙。在早期艰难的探索中，夏瑞芳引入了日资，发展了出版业务，延请了大学问家张元济，小小的印书房走上了宏业远途。但遗憾的是，1914年，年仅43岁的夏瑞芳被暗杀在商务门口，就此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推出夏瑞芳的出版传记，一方面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传主其人其事，探寻早期出版前辈的专业品格。另一方面，它又如同一部商务印书馆早期发展史，不但讲述了商务从初创的筚路蓝缕，怎样一步步凭借过硬的专业水准、独到的出版眼光和商业谋略打下稳固根基，发展成为大上海，乃至全国响当当的出版巨头，更呈现了我国出版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为我国早期出版史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套丛书预先设定了大概的体例，出版活动的主要方向也十分明确。《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书稿严格按照丛书撰写要求完成，史料价值和可读性都给我们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在交稿之后，同为出版人的黄嗣先生仍主动要求重新审读书稿，严格自我把关，对于编辑、校对提出的建议也认真思考、耐心处理，与我们一起不断打磨和完善。除此之外，领导的专业把关、校对同事的细致核校以及美编同事的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本书的质量。

　　二、专业而精彩的出版传记

　　处理书稿的时候，笔者常常将自己想象成读者，希望能够站在读者的角度，来思考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什么。

　　市面上的图书层出不穷，或许，一部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新的视角，就已经可以称作好书了，但还有些书，在提供上述知识性内容之外，还会给人以生活甚至人生方面的思考。笔者在审读《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时，就常常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的工作生活与所身处的世界。

　　收到书稿，笔者按照以往的习惯，大面上浏览了一遍。那段时间，笔者的一位好友正在面临职业上的困惑和纠结，她对刚刚换的新工作并不满意，但又苦于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难以舍弃。笔者一下想到了正在审读的夏瑞芳书稿，想到商务印书馆创办之前的夏瑞芳也曾辗转于不同的工作，或许也曾迷茫。笔者将相关十几页书稿拿给朋友看，并告诉她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她读后，说看出了“爽文”的感觉，好像又有了做梦的权利。“爽文”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网络小说题材，一般是讲某一出身低微，或者起初受尽屈辱，但性格刚毅的人，通过各种努力，一路升级打怪，最终成就斐然，为人尊敬的故事。

　　如此比喻，当然只是一种调侃，作为一部史料严谨的传记，本书自然不同于网络文学天马行空的想象，无论在学术价值和思想性上也都不是一般“爽文”所能相提并论的。夏瑞芳的人生经历，无论是早期的辗转，亦或是商务创办后的抉择，以及稳扎稳打的专业精神，都可以给读者以思考。但同时，这位好友的话也从侧面说明，这部兼具学术性和史料价值的出版传记并不枯燥，能够带给读者阅读“爽文”的愉悦体验，得到情感和知识的双重收获。

　　面对不同传主，这套书的作者往往陷入两种完全相反的困境：部分出版家资料丰富，不仅有自己的全集，更有多部传记已存世，留下的资料也是卷帙浩繁，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才能够推陈出新;而一些出版家却深隐于幕后，躬耕于出版事业，没有留下太多自身相关的材料，后人也往往因资料缺乏而对其知之甚少。对于这些传主，作者只能通过穷尽零星的材料，极力拼凑出一个完整轮廓。对于前者，作者需要的是巧思，而后者，则对作者的匠心有更高的要求。《中国出版家·夏瑞芳》的写作，显然属于后者。

　　这本书凝聚了作者黄嗣先生大量心血。夏瑞芳的英年早逝是出版界的一大遗憾，也造成了写作夏瑞芳出版传记的困境。与张元济、邹韬奋等出版家相比，夏瑞芳的资料实在不可谓多。在后记中作者也提及，“每搜寻到一点可用的资料，就是一次惊喜”，直到本书快要下厂时，作者发现了新的材料，来信问能否补充进去。由此也可想见作者为此书苦求、爬梳资料之勤，与一位专业学者甘之如饴的学术品格。

　　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处理手上的材料时，展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客观求实，甚至不为尊者讳，将传主当作活生生的人去认识，去接近。书中有两处鲜明的体现。一是“北京路馆屋失慎”一节，讲印厂失火。由于夏瑞芳事前为新机器买了保险，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但资料显示，新机器并没有运进厂房，所以商务是有可能隐瞒此事的。研究者说法不一，作者也并没有轻易下断言，只是尽可能将已有资料呈现出来，供读者研究判断。其二是“橡皮股票”风潮。在这波股市风潮中，夏瑞芳因投资和用人不当损失惨重，对于这件事，作者也是力求将已有的观点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并且指出在商务印书馆早期经营中，确实存在夏瑞芳权力过大，而他自身又天性爱冒险的情况。作者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危机的处理上，经过这次事件，商务的管理和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也是一种实事求是和发展的眼光。

　　三、专业品格启后人

　　夏瑞芳一生短暂而精彩。这本传记从少年时期的教育背景出发，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商务印书馆的初创、延请搭档张元济，革新企业各方面制度、遭遇的困境与变革这几个重要节点，以夏瑞芳被暗杀及亲友的纪念作结，展现了传主本人的远见卓识、风雨飘摇的民国初期出版企业创业之艰与守业之难。书稿对传主出版生涯的叙述可以说既专业又全面。作者黄嗣先生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版人，他在作品中从专业的角度突出了夏瑞芳身上那些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出版品格，对青年出版人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家国情怀。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即与此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夏瑞芳原在英国的捷报馆做“跑街”，也是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因不满英国老板克扣工人工資，他遂率领排字工人罢工，随后辞职，与友人合作创办了自己的印书馆。也正是这种家国情怀，让这几位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获得了宋耀如的认可，宋给以资助。本书中援引了《宋氏家族第一人》中一段颇具文学性的描写，说明宋耀如资助他们也是基于对民族企业的支持。此外，作者也明确指出，商务虽在发展过程中引入了日资，却始终是一种“主权在我的合作”。这种家国情怀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体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的今天，更要求我们每个出版人严把质量关、方向关;出版业、文化界努力践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人民出好书。

　　其次是扎实的专业技能与灵活的商业头脑。商务印书馆起源于印刷，其创办人几乎都是印刷方面的行家里手。当时印刷与出版尚未完全分离，商务在印刷领域堪称翘楚，并不惜成本不断对设备更新换代，不但使自己的产品领先于同行，更由此结识了张元济等文化名流，拓展了出版业务。在此基础上，商务印书馆重视营销策略，创办之初就捕捉各种机会进行宣传，进军出版后又不惜重金在《申报》《时报》等报刊上做广告，培养了高水平、尽责的发行和销售队伍，建立了遍布全国、跨越国界的销售网络。本书中提到一个非常生动的小细节，就是在自己的门店专设招待员，优秀的招待员不仅熟知门店的图书，还能记住顾客的姓名、喜好，顾客一进门就主动上前接待。并且设置严格的岗位职责制度，“营业员要代顾客选择图书，顾客决定购买后帮他交款、找零、捆扎，一笔买卖才算完成”。这样一来，营业员不得不小心对待每一位顾客。虽然这些做法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但也尽显其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灵活的商业头脑。

　　再次是知人善任的独到眼光与长远的发展理念。夏瑞芳是一名优秀的出版企业家，他的才干主要在于经营，而延聘张元济，为自己的企业找到一个灵魂人物，可以说是他最大的手笔。夏瑞芳知人善任，除了张元济，他还聘用了高梦旦、陆费逵、沈知方等民国时期的出版大家。尤其是陆费逵和沈知方，更是在离开商务后创办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重要出版机构，虽与商务形成竞争，但也正是竞争的压力，让商务在变革中变得更加强大。

　　在夏瑞芳任经理的17年间，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作坊，成长为跻身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和商业巨擘，离不开夏瑞芳卓越而长远的发展理念。书中总结了夏瑞芳的生平业绩，这里有几句话精准地提炼了他在经营方面的能力：求新求变的经营理念，无论是技术，还是人才、业务，都顺时而变，与时俱进;多谋善断的管理之能，正是延聘张元济、合资金港堂实行公司制、进军教科书等这些浓墨重彩的大手笔，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坚实的基业。最可贵的是，商务开办培训学校培养了大量业务、技术骨干，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了牢固的人才基础。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的培训也是社会性的，为当时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做出了贡献，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做出了典范。夏瑞芳去世时，商务在资金、技术、出版图书与刊物、人才、设备等方面，都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都得益于总经理夏瑞芳长远的谋划与经营。

　　如果说徐伯昕和邹韬奋是出版史上的“黄金搭档”，那夏瑞芳和张元济又何尝不是？作为大学问家的张元济，在出版与教育领域开疆扩土，意气风发，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便是他坚强的后盾。《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一书，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托，再现了夏瑞芳短暂而绚烂的一生。只要这本书被阅读，他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以此纪念出版史上这位默默无言的企业家，百年商务的奠基人。

　　（作者单位系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