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豪杰

　　“双减”政策的实施，引起了教育出版界的广泛关注，也让我们认识到，出版回归价值理性、奉行长期主义的必要性。“双减”对教育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出版业的启示又是什么？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大家探讨。

　　第一，重新认识教育出版的本质，回归价值理性。不仅仅是“双减”政策，针对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若干问题，近年来有关部门协同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直指作业负担过重、手机使用不当、游戏成瘾、“娘炮”文化、“饭圈”乱象等问题。资本的无序扩张、在线平台的野蛮生长及其对上述问题的推波助澜，亦为监管利剑之所指。这些政策举措，蕴含着增与减、治与疏、扬与抑等一系列辩证法，究其根本，是引导行业回归教育的本质，尊重教育的规律，彰显价值理性。

　　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通过代际间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促进人的发展。出版的本质是传承文明，启迪大众，推动社会进步。出版与教育的关系是耦合的，尤其在文化功能方面都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这一角度理解，教育出版也必须为立德树人服务。我们秉持什么样的教育观、出版观，决定了我们将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比如，教辅出版是搞题海战术、应试教育，还是注重精准教学、素质教育？在线教育产品的开发，是通过技术强化应试功能，还是基于素养导向创新学习设计？教育出版只有提高对于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能找准自身的价值定位，才能做出符合育人属性的产品。

　　第二，把握教育资源供求关系的变化，加快出版供给侧改革。“双减”政策实施后，教育资源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教育出版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

　　比如作业管理。作业要发挥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不再是简单的重复演算、抄抄写写。创新作业形态，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避免机械、无效训练，使作业成为减负与提质之间的重要杠杆，这是教育之需，也是出版之需。比如课后服务。当前，中小学校课后服务普遍存在优质资源供给不足问题：课后服务与学科教学内容普遍缺乏有机衔接;三四线城市和农村薄弱学校的素质拓展类课程较为缺乏;课程资源形态单一，内容不够丰富，优质数字资源的供给和服务能力不足;等等。

　　教育出版应把握供求关系的变化，提升教育资源研发和服务的能力。教育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有两个显著趋势：其一是复合性、服务性，由单一的图书出版向综合的内容服务转型;其二是专业化、社群化，目标用户精准定位到社群用户，为其提供垂直细分的高质量内容。在此过程中，教育出版不仅要与技术进行融合，更要与教育行业深度融合，要深深地扎根到教育科研、教育教学中去，构建融合发展的新生态，以共生的方式服务广大师生、创造社会价值，从而开辟教育出版发展的新领域。

　　第三，坚持长期主义，为教育出版注入新的力量。“双减”政策的实施和影响，重塑了人们的认知：一是教育的公益属性，二是人的培养的长周期性。就是说，教育服务机构不能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不能急功近利、搞机会主义经营，不能以社会承担“外部成本”为代价谋求发展。教育出版工作者应当确立一种长期主义的思考框架，把价值理性置于效率工具之上，保持价值共生的战略定力。秉持长期主义的发展观，是长焦的而不是短视的，是共生利他的而不是钻营逐利的，是保持战略定力而持续创新的，是遵循规律、注重发展长期利益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由此推动教育出版健康穩定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辑）AFE3AC2F-3F52-4C9D-BDDE-E709A904FA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