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坤

　　摘 要：《子藏·儒家部·论语卷》文献编选从层级、空间、取舍三个维度进行考虑，首先以《论语》为中心文本，围绕中心逐层收集文献，然后在横纵空间上布局和安排文献，最后权衡文献的影响和重要性，考量版本，进行取舍，确定文献数量和规模。

　　关键词：古籍出版 版本 层级 空间 取舍

　　《子藏》是近年文化出版领域的一项重要工程，由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实施，方勇教授担任总编纂。自2011年首批推出《庄子卷》以来，已陆续出版26种图书，计1016册，收录文献2980种。另出版提要一种，即方勇教授撰写的《子藏庄子提要》。

　　《子藏》的“子”，有别于我国传统目录学所谓“经、史、子、集”之“子”，而是指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因此，不只是老、庄，孔、孟被作为“子”来对待，其他如关尹子、慎子等亦进入《子藏》范畴，且独立成卷。凡先秦汉魏六朝诸子及其后世相关研究论著，皆纳入《子藏》体系之内，而其收书下限，原则上止于1949年。[1]

　　因此，《子藏》是以各“子”为标的，广泛收集其相关文献，再按照一定的编选标准，使之独立成书。其收集固然费时费力，而编选亦绝非简省，在相关文献的层级设计、空间布局以及取舍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考量。以《子藏·儒家部·论语卷》（下簡称《论语卷》）为例，首先树立《论语》这个中心文本，围绕中心逐层收集和组织文献;然后按照这个设计，从空间上布局和安排文献;最后权衡文献的影响和重要性，考量版本，进行取舍，确定文献数量和规模，直至编辑出版。

　　一、层级

　　文献的编选，首先要考虑文献的层级问题，即哪些文献是最中心的，哪些文献是次一级的，哪些文献是可选可不选的。也就是说，一部大型文献丛书编纂伊始，就应该想清楚这个问题。编辑它就好比创作一幅作品，其主题和边缘是什么，应该心中有数，要做到层次分明，一目了然。

　　《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部分记载孔门弟子的言行。研究孔子，《论语》是最重要的文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论语》等于孔子;或者说，是孔子的替代词。因此，本卷名为《“论语卷”》，实则为孔子相关文献。

　　以《论语》为中心，首先要考虑把《论语》白文本、重要的注释本和校勘本收入。《论语》影响巨大，其传世文献中，纯白文本反而不多，本卷择优收入自明至民国时期6种传本，各有特点，尤以清光绪十五年（1889）德清傅云龙日本东京刊《籑喜庐丛书》本和民国十五年（1926）涉园影宋刊本最具代表性。

　　注释及校勘本，本卷先选公认的、对中国学术史影响较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述，如东汉郑玄《论语注》、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唐陆德明《论语音义》、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康有为《论语注》等。这些著述，或侧重训诂，或侧重义理，或为注解的再注解。尽管有汉宋分野，但均围绕《论语》本身展开，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均有较大影响，堪称《论语》史或者《论语》诠释史，甚至中国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因其重要性，《论语卷》酌情选入多个不同的版本，以利研判。

　　在上述著述之后，《论语卷》再选其他有特点和代表性的注释本。如宋郑汝谐《论语意原》、宋真德秀《论语集编》、元胡炳文《论语通》、明陈士元《论语类考》、清王夫之《论语训义》、程树德《论语集释》等。这些是上面所述及著述的重要补充，两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呼应，极大地促进了《论语》的研究和传播，对学术史整体贡献巨大。

　　另有一些注释或者研究本，影响比之上述文献稍显逊色，如苏辙《论语拾遗》、明汤显祖批点《说书论语》、明张岱《论语遇》等。作者多以文名世，其《论语》著述未必是其代表作品，但也极有特点，加之考虑作者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本卷将其收入。

　　以上，不管是白文本，或者是注释本，均为《论语》文本本身相关的文献。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和《论语》关联稍次，而与孔子关联密切，本卷予以收入。如东汉郑玄撰、清宋翔风辑《孔子弟子目录》，清钱国祥《孔子弟子录》和叶瀚《孔子世家笺注》等，将重点放在孔子及其弟子研究上面，虽与《论语》文本本身稍显疏远，却是孔子或者儒学研究绕不过去的文献。

　　晚清以降，今文经学兴起，西学涌入，中国学术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在此影响下，孔子思想的研究性著作丰富起来，如王桐龄《儒墨之异同》、梁树棠《孔子新义》、谢无量《孔子》、葛琨《孔子教育哲学》、罗运炎《孔子社会哲学》、蒋维乔《孔子与释迦》等。有的比较学术思想异同，有的侧重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这一时期，“孔教”的概念也随之提出，代表作有陈焕章《孔教论》、林文庆《孔教大纲》、郑孝胥《孔教新编》、时出《孔教认识》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论语》的普及性著作，如王向荣《论语二十讲》、袁定安《论语与做人》、黎东方《孔子》、赵正平《半部论语与政治》等。旨在向社会普及孔子及其思想，其写作较平易，满足了大众阅读和广泛传播的需求。《论语卷》注意到该时期的特点，遴选出其中质量较高、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著述，予以收录。

　　可以看出，在层级的维度上，《论语卷》以论语为中心，形成一个从白文本到必选注释本，再到重要注释本，再到孔子研究著述以及普及本，这样一个逐层扩展、递次分明的圆形图谱，这个图谱清晰地传达出《论语卷》在文献编选上的逻辑和思路。

　　二、空间

　　大型文献丛书编选的空间维度，一般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理解，其布局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编选者既要给予目标一个广阔的空间，而同时，这个空间又绝不是无限扩展的，而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纵的方面，是指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横的方面，是指同一时期或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的横向扩展。通过纵的方面，可以看出文献的发展演变史，进而看出学术史的发展和变化;通过横的方面，则可看出该文献在当时的研究状况、传播情况、被接受情况，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时代的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格。

　　前已述及，《论语卷》收录的文献上自汉代，下至民国时期，这条漫长的历史线索，构成文献的纵向脉络。一定程度上，本卷可以看作一部《论语》解释史或者解釋学史。从汉代到魏晋到唐再到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论语》解释学经典几无遗漏，读者从中极容易捕捉到相关线索。汉郑玄《论语注》重点在考释上，据此，可以看出汉代学术的一般倾向。魏晋时期，本卷收录皇侃《论语义疏》、何晏《论语集解》，既有注释，又有义理的发挥，体现出该时期的学术思想特点。宋代两部重要的《论语》学著作，北宋邢昺《论语注疏解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体现出唐至宋初注重音义之学，发展到南宋注重义理心性之学的学术演变过程。从清代陆世仪《论语讲义辑存》，到王夫之《论语训义》，再到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刘宝楠《论语正义》、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可以初步勾勒出一条从义理心性之学逐步过渡到以考证为主的学术脉络。晚清民国时期，倡导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其时出现的“孔教”概念以及大量的孔子研究著作，很明显体现出西学影响下现代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特点。

　　纵向还体现在对《论语》的一些重要注释本的再注释，如对于何晏《论语集解》，本卷收录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收录唐陆德明音义的《论语》，收录宋邢昺《论语注疏解经》;对于朱熹《论语集注》，仅清代就收录有汪份《论语集注大全》、周亦鲁《论语述朱大全》、王步青《论语集注本义汇参》、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等相关注释本。对于《论语》注释本的再注释，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专题学术史的发展演变，从中亦可以看出经典的流传及其研究状况。

　　相对而言，纵向空间侧重表达不同时段文献的演变和发展;横向空间侧重表现的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历史时段内，文献所表现出的异同及多样性倾向。具体来说就是，这些文献不完全是该时期的主流思想和学术潮流的代表，还对那些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潮流，甚至是异端和对立思想，进行言说和表达。《论语卷》的文献编选，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维度。比如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影响巨大，其主要侧重思想义理方面，但这并非意味着该时段所有的《论语》文献均持类似立场，反而该时期存有大量不同类型的著述。本卷收录有南宋孙奕《论语直音》、郑汝谐《论语意原》、张栻《南轩先生论语解》和《癸巳论语解》、真德秀《论语集编》、蔡节《论语集说》等著述，将该时段学术倾向不同的代表性文献汇集在一起，可以透视出南宋思想学术丰富多样、错综复杂的面貌。

　　明代尽管阳明学占据相对优势，本卷却也广泛收录其他流派著述，有徐方广《朱子论语或问小注》、徐奋鹏《论语古今道脉》、张居正《论语集注阐微直解说约》等，还有汤显祖、张岱等相关著述，体现出不同思想、学派对同一个焦点的不同见解和表达。

　　清前期，涌现出一大批以义理为主的《论语》学著作，如王夫之《论语训义》、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李颙《论语反身录》、陆陇其《陆稼书先生论语讲义遗编》、冉觐祖《论语玩注详说》，还有方苞辑的《钦定化治论语文》等，其思想特点和学术倾向存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针锋相对，如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论语讲义》和朱轼《驳吕留良论语讲义》，《论语卷》将之收录进来，让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著述汇集到同一个平台之上，让读者各取所需，充分体会其丰富性和延展性。

　　民国时期，如前所述，传统注释和现代化研究并行，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共生，其文献的横向拓展尤为突出。

　　由上可知，《论语卷》的编选，充分考虑了文献的空间问题。文献的纵向空间体现了纵深度，文献的横向空间体现了宽度。纵横交错，形成《论语》学发展的历史，共同构筑起丰富多元的《论语》文献空间。

　　三、取舍

　　相比于其他一些经典，《论语》的问题倒不完全在于文献稀少，而在于文献太多。文献稀缺固然对编选不利，而文献过多，却又给编选带来另外一种困难。其取舍的难度，甚至丝毫不亚于搜寻稀缺的文献。在浩瀚的文献中，选择哪些，舍弃哪些，这种“幸福的烦恼”，同样考验编选者的智慧和能力。

　　由于长远、广泛、持久的影响力，《论语》相关文献众多。有人统计过，历史上的《论语》注解有3000多家（这可能已经包括了韩国和日本的本子）。[2]在考虑体量适当的前提下，如何在海量文献里取与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庞大的文献仓库中，择取最为重要的、影响力最大的著述是首要的工作。如前所述，《论语卷》充分选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述，从郑玄、何晏，到陆德明、邢昺、朱熹，再到刘宝楠、程树德等。考虑到这些影响广泛的著述版本众多，选择其中最为精良的版本当是重中之重，本卷经过认真比较，裁汰了众多其他版本，最后保留下最为适合的，一方面充分考虑其学术性，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其稀见性。如朱子集注，版本众多，本卷择取清吴志忠刊本，因其有吴氏的批校，另择取一《通志堂经解》本，因有宋代赵顺孙的纂疏。这两本不仅清晰可读，更重要的是，可实现节省空间，一举多得，不仅有《论语》和朱熹，还包含吴志忠和赵顺孙的相关内容。

　　尽管《论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但限于客观条件，许多著述均已散佚，因此出现了许多相关文献辑佚之作。对于这些文献，因其版本稀缺，较为少见，本卷予以充分重视，多将之收入。合计收录王谟、袁钧、马国翰等所辑佚书7种，其中，马国翰所辑的《论语》佚书达41种之多[3]

　　宋以后，《论语》文献多存于“四书”之中，据统计，自宋至清末，“四书”类文献近500种。本卷经过仔细比勘，舍掉多数，最终遴选“四书”类《论语》文献96种。其中，宋代4种，元代2种，明代8种，清代72种，民国10种。这些文献大体反映了《论语》被纳入“四书”之后的流传过程，据此亦可窥见儒学的相关历史演变。

　　四、结语

　　《论语卷》的文献安排是多层级的，首要是白文本，然后是注释本，再后是注释之注释，以此类推，最后是研究和普及之作;其文献空间布局则是横纵交错，既顾及宽度和广度，又重点考虑纵深，体现出传承，突出了历史性和时间性;其文献取舍则充分考虑全和精的辩证，在全的前提下，极求其精，大力裁减，突出特性，追求体量与经济之间的平衡。这三个维度，既是《论语卷》文献编选的思路，也是《子藏》系列图书编选的思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类似的大型文献丛书提供借鉴和参考。

　　《子藏》总编纂方勇教授，近年提出“新子学”和“《子藏》学”的理念，指出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前提下，以平等的眼光、开放的态度，回归文本，恢复诸子本来面貌，深入挖掘各家思想，形成不同思想学派之间良好的互动和对话，提炼精华，实现资源共享，籍以为现实所用。[4][5]随着《子藏》工程的开展，目前已完成二十六家的文献整理出版，汇集了近3000种相关著述，将来这一工程还将持续进行。相信随着文献的不断挖掘和整理，“新子学”的相关讨论和研究，将会不断得到开拓和发展，其影响也将会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1]方勇.《子藏》总序[M]//子藏·儒家部·论语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11.

　　[2]陈来.略论《论语》的传承和训解[J].东岳论丛，2021（10）：121-130.

　　[3]方勇.《子藏·儒家部·论语卷》前言[M]//子藏·儒家部·论语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30.

　　[4]方勇.“新子学”构想[N].光明日报，2012-10-22.

　　[5]方勇.“新子学”申论[J].探索与争鸣，2013（7）：73-77.

　　 （作者单位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