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姓名：黄御虎

　　职务/职称：编辑

　　日期：2018年7月20日

　　二审姓名：徐从权

　　职务/职称：编辑室主任/副编审

　　日期：2018年8月3日

　　三审姓名：周洪波

　　职务/职称：总编辑/编审

　　日期：2018年12月2日

　　在当今的读者印象中，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学术书见长，古籍并非其重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古籍图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的重头之一，张元济主政时期，曾经整理出版过《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和“二十四史”等古籍图书，在古籍出版领域颇有建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对出版社的出版方向进行了调整，商务印书馆从此以工具书、学术书出版为主。

　　本次整理选注的《五代史》，即以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万有文库·学生国学丛书》为底本，同时参照中华书局点校的《新五代史》核改。责任编辑做了核对原文、订正标点、规范字形、统一体例、刊改谬误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发现并改正了原底本、参照本错误及整理者校订过程中新形成的错误，达到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目的。在责任编辑的编辑加工中，对原书地名的注释处理最为复杂，最能体现责任编辑的知识储备。众所周知，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3000多年间，我国的许多地名多次变更，行政区划多次调整，不独古代，就是近代、现代，乃至当今，一些地名仍在不断变化，一些行政区划也时有调整，这就给古籍整理中地名加注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与困难。责编对校订稿中的一些地名注释不准甚至错误的情况进行了指正，并依据最新的国家地图，标注出古籍中地名今天所属的行政区域。虽然改动的文字不多，但是其背后的文化知识及古今地理知识更丰富。

　　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

　　书?名?五代史

　　责编姓名?黄御虎

　　责编证号?201500196375

　　一审意见

　　一、本书简介与评价

　　本书原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学生国学丛书》中的一种，郑云龄先生选注。原注的一些内容与形式，如旧式注音、近代地名等，现已不再使用，原版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及失当之处。本次整理出版《学生国学丛书新编》，聘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王宁先生担任主编，北京四中特级教师顾德希先生为顾问，授权刘兴均教授对本书加以校订。

　　郑云龄，民国学者，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选注了《学生国学丛书》中的《前汉书》和《五代史》等。刘兴均，1956年生，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训诂学会理事、广西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语言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本科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1991年硕士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先后任教于达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亚学院。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有《“三礼”名物词研究》等。

　　在正史类典籍中，北宋大儒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后常与此前薛居正等编纂的《旧五代史》对称《新五代史》，也称“欧史”），素以法严词约，善于阐发微言大义，“有《春秋》遗旨”而著称，殊非其他缀辑旧篇、成于众手者可比，向称史部要籍。本书于《五代史》的“列传”中“择其事绩之足以代表一代者”缀为选集，凡49篇。为照顾阅读的关联性及趣味性，选篇时尤重择取其叙事互相关照、可为参证者及“其兴味浓厚，其史迹仍足以代表一代或一部分人物者”，可谓匠心独运。原注文辞精练，内容丰富，既有对字词音义的解诂，也有对人物、地理、名物、典制等的阐释。书前有郑云龄撰写的“原书绪言”，介绍欧阳修其人其文，辨析新旧《五代史》异同优劣，评议五代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状况，探讨当时乱世成因，并简要交代本书选文及注释的基本情况，对读者阅读本书和进一步研习相关著作都很有帮助。新编本对选文和原注做了一些校订，并酌情添加新注和按语，增强了白文的可靠性和注释在政治、思想、学术方面的正确性、科学性，使之更加契合新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前附“新编导言”，引导读者使用本书。

　　欧阳修的《五代史》并非只是一部单纯记言叙事的史书，它秉承《尚书》的忧患意识、《春秋》的微言大义、《史记》的博通古今，言辞精练，持论公允，褒贬分明，用意宏深，充分体现了一位杰出的儒家知识分子独到的学术修养、人生智慧、历史眼光和家国情怀。本书着重选择其中以谴责分裂战乱与民族对立、体现五代混乱局面成因、提供修身治国经验教训等为主要内容的传记，并在“原书绪言”和“新编导言”中对其春秋笔法和史鉴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可谓深得“欧史”精髓。

　　目前市场上有关欧阳修《五代史》的选本并不多见。本书原版编选独具慧眼，注释简约赅备，是一部良好的选注本;经校订新编后，内容更加精准而通俗易懂，适合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使用。相信本书的出版，在产生诸多社会效益之外，也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校订稿基本情况

　　校订后的《五代史》，总字数约为12.1万字（含“新编导言”）。

　　本次校订工作以民国原版为底本，录成电子文稿。原版为繁体字文本，考虑到本书的读者对象，新编本改用简体字编排。我们对录入文稿做了两次校对，改正了许多错误。

　　校订者第一次交稿后，我们结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凌丽君的审稿意见，对书稿进行初步审读，发现稿件质量远未达到收稿要求，故退回校订者修改。我们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并且在意见中列举了本稿的大量实例为据，以资参考。校订者收到退改稿件后，于几天内即返回修改稿。检查过后，我们发现大多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再次退改，校订者于2018年5月返回本次稿件。

　　校订者这份校订稿，虽然在完成质量上比之前承担的其他书稿稍有改进，但遗留问题仍然不少。鉴于此前退稿的成效，这次如果再返改，估计也还是難以完全合乎要求，而丛书的出书任务又十分紧迫，因此，我们对全稿进行了细致的审读和编辑加工，以期尽量减少错误。校订者交来的稿件，稿面比较潦草杂乱，我们也对书写不清的地方进行了誊摹。

　　三、审读加工概述

　　我们在编辑加工时，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核查引文

　　1.核对《五代史》白文

　　“原书绪言”称本书民国原版的《五代史》白文“依汲古阁本”，校订稿则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新五代史》（下称中华本）核改。我们认为：汲古阁本并非善本，而中华本以百衲本为底，经过精心的录排、校勘和标点，是当今通行之善本，其整理成果应当被吸收;校订稿按照中华本核改白文，是完全恰当的。但两种版本差异较多，校订稿的核改往往有所遗漏，或者出于特殊考虑有意不改（如原版出注、出校处），则会造成所据版本不一、不能充分吸收已有校勘成果的弊病，不可取。所以，本次编辑加工原则上全部据中华本核对和改换，并依据白文的改换适当调整和删除相关原注。

　　核对出的差异，大多为纯粹的版本异文，未必有对错之分，可改用中华本，但不可向壁虚造，平添新误。如P45“周太祖起兵向京师”，校订稿改“太”为“高”，并言“中華本作此字”。后文及注释多次说到周太祖，而校订稿只在其中一处随手改“太”为“高”。实际上中华本均作“周太祖”，郭威庙号为太祖，不能改。

　　有的差异，经进一步查对武英殿本，可知当是原版误字。如P103“而河阳武行德、泽州霍令奇等”，五代时唯有翟令奇而无霍令奇（《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他处皆作“翟令奇”），查武英殿本即误作“霍”，可知这是原版所据底本误字，“霍”当为“翟”。

　　有时候，中华本与原版有异文，而原版有其长处，宜仍之，如P137“徒令甸服生灵，因兹受弊”，中华本“弊”作“币”，说不通，故仍其旧。或因其他原因而未据中华本修改，如P122“仓皇东出”，中华本作“苍皇”，为与中学教材课文《伶官传序》保持一致，我们没有改动。

　　本书选篇一般是整个传记全引，但也有个别地方有文字省略，当予以标示。如P24有一段传论，与其前《太祖子友文友珪传》的传文之间实际上还有一段文字，而本书没有选入，应当在该处加独立成段的双省略号。

　　2.核实绪言及注释引文

　　本书绪言与注释中的引文不多，校订稿也能细心核对，但还是有些疏漏。

　　（1）文字差异问题。引文的文字差异，指所引文字与所称原典文字存在讹、衍、脱、倒的差异。如绪言P5：“又谓：‘史建瑭与父敬思，皆捐躯尽忠，应入《死节》，否亦宜入《死事》，而《欧史》但入《唐臣传》;匡翰仕唐又仕晋，宜入《杂传》，乃《薛史》各传，而《欧》附《建瑭传》，此亦自乱其例者也。’”此处引语为王鸣盛的话，经核《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五，此处“《唐臣传》”的“传”为衍文，应删，后一“宜”字当作“应”，“此亦自乱其例者也”是引者的话而非王氏语，须置于引号外。

　　（2）是直接引文还是间接引文的问题。如绪言P12：“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经核《管子》，两分句中间还有大段其他文字，并且引用部分与原典文字也有差异，故须去掉引号，改为间接引文。

　　（3）其他问题。有的引书书名有误，如“《廿二史考异》”误作“《廿四史考异》”“《二十四史考异》”“《二十史考异》”等，我们做了改正。有的则与习惯称呼不能准确对应，如P19注7引《唐书》，实际上是指《新唐书》，应当加以明确。

　　此外，绪言及注释中还偶有一些其他问题，如全文照抄的引文没有加引号、不是原书固有的内容误掺入引号内等，也已经一一查实区分。

　　（二）订正标点

　　我们参考中华本的标点，根据白文句意及语境，结合《标点符号用法》，订正了稿件中明显不合适的标点;配套使用的标点，纠正其错误，补充其缺失。一般性的标点改动为例甚多，兹不烦举。有些还涉及对文意的理解问题，为厘清错解，避免误导读者，我们据实改正。如P37：“今安危之机，间不容发，奈何以子故怀顾望，使秦王得至此门！主上安所归乎？”秦王李从荣谋反，大臣冯赟等请康义诚相助，康义诚因为儿子在李从荣处而犹疑不定，这是冯赟责备康义诚的话。按原标点，“使”字应理解为“使得”，但实际上这里的“使”是“假使”的意思，“使秦王得至此门”是“主上安所归乎”的假定前提，所以应当标点为：“今安危之机，间不容发，奈何以子故怀顾望？使秦王得至此门，主上安所归乎？”

　　（三）规范字形

　　将稿中遗留的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对稿件中存在的异体字、旧字形等不规范字形，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等国家规范匡正为规范字形。

　　现行规范中保留的异体字，往往只用于姓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中，故书稿中普通语词义的异体字不能保留。如P134“兖等率城中饥民食以曲”，校订稿据以繁体字编排的中华本改“曲”为“麴”，《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虽保留了“麴”字，但规定只用于姓氏，此处为“酒曲”义，故“麴”当规范为“曲”。

　　但是，专有名词中的异体字，应当依照规范予以保留，并且不可类推简化。如P120“张濬”，“濬”本是“浚”的异体字，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有“濬”，规定用于人名，故不改;P128“天佑十八年”，“天祐”是年号，“祐”不能写成“佑”，“祐”和“佑”只是部分异体字，在现行规范中并未归并，稿中他处该年号亦皆作“天祐”，此处当改。另外，原注中的一些常见的通用字、假借字、古今字等，也可以直接改为通行易识的字形。如原注“他”字多用“佗”，校订稿往往改为“他”，可从，因将全稿注文遗漏之处也统改为“他”。

　　（四）统一体例

　　我们对书稿的引书、行文、标点、专名、术语等做了订正错误并统一体例的工作。如注中屡引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为说，除暗引不计，明引即有13处。其中作《廿二史考异》者3处，作《二十二史考异》者4处，尚有误作《廿四史考异》者1处，误作《二十四史考异》者4处，误作《二十史考异》者1处。花样纷呈，错误百出。今皆予以订正，统一为《廿二史考异》。又如P163注1“语见《论语》”，校订稿补充其篇名《公冶长》，然邻近之P161注3“语见《孟子》”、P162注4“语见《管子》”则仍其阙。原版缺略篇名的引书信息，校订稿大多做了补充，这些信息是有用的，故而我们在核查原典的基础上，对校订稿遗漏之处也做了补充，如将P161处改为“语见《孟子·万章上》”，将P162处改为“语见《管子·牧民》”。

　　绪言引文不多，但也有些见于正文而标点互异者。如P12“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正文无顿号，照顾到全书“礼义廉耻”的标点惯例，此处改从正文不加顿号的形式。绪言中还有些错误和失之照应之处，也可以参照正文改正、统一，如P8“沙福晋”“张延泽”，P9“崇韬父讳宏”“‘宏’文馆”“罗宏信”，P12“豆卢格”，均据正文订正为“何福进”“张彦泽”“崇韬父讳弘”“‘弘’文馆”“罗弘信”“豆卢革”。

　　（五）注意导向

　　本书白文讲述唐末五代时期历史，郑、刘二先生的注中多有涉及边疆史地、古代民族、农民起义等内容。我们删去了其中可能会引发争议的涉及领土边界的注释，将注释中对义军的诋毁性词语改为中性词语（直接引文除外）。如P137注2“黄巢乱作，畋时为凤翔节度使，先诸军破贼”，我们将“乱作”改为“起兵”，“贼”改为“之”。又如P141注5“入蔡贼中，为贼师假子”，“蔡贼”指蔡州秦宗权军，也是投入黄巢起义的军事力量，故改“蔡贼”为“蔡军”，“贼师”（编者按：“师”实为“帅”之误字）为“军将”。

　　（六）刊改谬误

　　引文、标点、字形、体例、导向而外，稿中其他错误亦复不少，且多属知识性错误。今姑举其大略，分述数端。

　　1.文字讹误

　　书稿中还存在一些引文之外的讹文、衍文、脱文、倒文，校订稿未能改正，我们均据理质疑，细心求证，予以匡改。如P24注7：“伶人宦官求赂与友谦，友谦无以应，被谗族诛。”凭前后文意可知，“求赂与友谦”当为“求赂于友谦”，原版不误。P57注1：“宛秋人，字德详。”“秋”乃原版误字，当为“丘”。P67注9：“庄宗崩，彦威从明宗入洛阳，首率群臣劝进，徒镇平卢。”“徒”当作“徙”，原版不误。P136注5：“练，与炼通，铁环相连，以锁系物者曰炼。”原版“炼”作“鍊”，“鍊”既为“炼”的异体字，也是“链”的异体字，此处应是“链”的异体，当规范为“链”，这是录入稿在进行字形转化和规范时造成的错误。

　　2.注音错误

　　本书前五六十页原注中的注音较少，校订稿改换成拼音时也没有出现错误;后面却有许多自拟的错误拼音，连常见之字亦不例外。如P62注4：“督，音笃，监察也;以身率下也。”校订稿改“音笃”为“dǔ”，“督”“笃”皆入声字，今“督”读平声不读上声，注音误，且“督”既非多音字亦非生僻字，可以不注音，故删此音。P63注2：“稔，音衽，日饮切，谷熟也。”校订稿改“音衽，日饮切”为“rèn”，而今“稔”不读去声而读上声，当改为“rěn”。P67注3：“绥音虽，安也。”校订稿改“音虽”为“suī”，而今“绥”不读阴平而读阳平，改为“suí”。

　　3.释义问题

　　（1）注释对象不妥。按照“新编体例”的要求，原版没有指明注释对象的，应当予以补充。校订稿加了很多注释对象，大多是妥当的，但也偶尔有所疏忽。如有的注释对象插入的文句位置不当，有的原注行文中其实已经含有注释对象，添加后造成了语意的复沓，有的原注应当补充注释对象却漏加了。对此，我们都做了调整增删。

　　校订稿中还存在增补的注释对象不正确、白文中的上标注释序号插入位置不当等问题。如P26“自下魏博”注：“山东聊城县西北十五里。”校订稿改“县”为“市”，加注释对象为“魏博”，所增注释对象是错误的。魏博节度使领魏、博、贝、相、卫、澶六州，治魏州。魏州在今河北大名县，已见本页注1。可见本注的注释对象不是魏博军，而是博州。P38“绝而苏”注：“苏，死而复生也。”“苏”只有“苏醒”义，“绝而苏”才是“死而复生”。

　　有时还因注释对象认定有误，导致注释与白文原意相去甚远。如P40“帝召当直学士范质”注：“学士资浅者曰直学士。”白文当以“当直学士”为辞，意谓值班的学士，不可断为“直学士”;且范质当时为翰林学士，亦非“资浅者”。然“当直学士”并非词语，而是定中词组，可以改释“当直”，也可以不解释而直接删掉原注这句话。

　　（2）注释内容有误。有的注释内容存在错误，或不甚妥当。主要有：

　　一是所释与事实不符。如P37“宋王从厚”注：“《唐家人传》未详。”校订稿未改。大概原注者及校订者皆不知宋王从厚何许人也。其实文中“宋王从厚”即后唐愍帝李从厚，明宗时封宋王，故其事迹必不详于《唐家人传》，而见于《愍帝纪》，“宋王从厚”并非事迹不著之人。又如P83、P84解“淮南杨氏”以杨行密行实，注“凤翔李公”以李茂贞行实，释“荆湖吴越”以马殷、钱镠行实。至少有三个问题：首先，注释对象与注释内容在字面上并不完全等同，而由注釋对象到注释内容之间缺乏承接，将令不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读者困惑，应当加上承接语句，如“凤翔李公”注加上“凤翔李公，指李茂贞”，“荆湖”注加上“湖，指马殷所立楚国”，就承接上了;其次，有史实错误，白文为李严在后唐同光三年（925）使蜀时的言论，此时杨行密早已去世，当时吴国国主为其子杨溥，故这里的“淮南杨氏”当谓杨行密所立吴国;最后，校订稿已将对应的白文“荆湖吴越”加顿号为“荆、湖、吴越”，则为三个政权，“荆”亦当加注，指荆南高季兴。这几个问题，涉及较多内容的增删修改，拟请校订者看校样时参酌解决。

　　二是词语释义错误。有的是原注有误而校订稿未改者。如P64注5：“反侧，谓怀二心而不循正道也。”对应的白文为郭崇韬解释自己为什么收受四方赂遗的话：“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袪射钩之人也。今一切拒之，岂无反侧？”这里的“反侧”应为“惶恐不安”义。证据有二：其一，拒其赂可令人不安，但未必会使之“怀二心而不循正道”;其二，《旧五代史》作“坚拒其请，得无惧乎”，两相参照，亦可见此处“反侧”是“惧怕不安”的意思。

　　校订稿修改部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P107“载冶者，具韝炭，乘流而下”注：“鞲，射鞲也，又臂衣也，以韦为之。”校订稿据中华本改白文“鞲”为“鞴”，甚是，原书字误。校订者因改原注为：“校订者按：此处当作鞴bèi，鞴与备意义相通，鞴炭，备炭之义。作鞲，讲不通。鞴与鞲因形近而讹。”这个新释则错得更加离谱：其一，“鞴”与“备”只能算是同源关系，一般不通用;其二，白文中“鞴炭”前已有“具”字，可见“鞴炭”当是个名词性的并列词组，必非动宾结构;其三，“鞴炭”的“鞴”义为“鼓风皮囊”，当音bài，而不读bèi（此音对应“装备车马”义）。因此，我们改成：“鞴，bài。鞴炭，鼓风囊及木炭，谓冶具。”

　　（3）名原解释错误。如P60注1：“犹，玃属，豫，象属，二兽皆进退多疑。故谓人迟疑不决曰犹豫。”校订稿未改。释“犹豫”为二兽名之旧说，是典型的望文生训，前修已予驳正。故此处当删误训，简释为“犹豫，迟疑不定”即可。又如P149注9：“遬，苏屋切，音速，蹙遬也，犹言局促。仆遬，犹言短陋也。”校订稿改了拼音，删去两个“也”字，其他未改。今按：仆遬，同“朴樕”，指低矮的杂树，不中材用，故以喻才能平庸。放到白文的情境下：康延孝自恃平蜀功多，谓己常身先士卒，鄙夷董璋趋附郭崇韬而受重用，故说他“仆遬相从”，就是说他没什么本事，只会拍马屁。故“仆遬”并非原注所云由“局促”引申为“短陋”之义，原注拘泥字形，望文生义，应当改正。

　　4.旧地今名问题

　　史书地名尤多，亦以地理为难。本书原注于史地多所疏昧，而校订稿往往不能订正。例如：

　　（1）P113“临皋”注：“今湖北黄冈县大江滨。”按，此注出自《杜晓传》，对应的白文言：“昭宗时，王行瑜、李茂贞兵犯京师，昭宗杀让能于林皋以自解。”《李茂贞传》亦载此事，曰：“（茂贞）陈兵临皋驿，请杀让能。”此役双方对阵京师，而杜让能亦当即死长安，绝无远诣大江之滨方斩之以酬茂贞而纾燃眉急火之理。是《杜晓传》此处之“临皋”即《李茂贞传》“临皋驿”。临皋驿在唐都长安，即今西安市区。

　　（2）P136“燕乐”注：“约当在今河北东南部。”燕乐为古县名，地在今北京密云界，故治即今密云水库北岸之燕落村。原注者见传文言刘守光等“南走沧州”，遂以为燕乐当在幽州至沧州直途之中，故约其地于“河北东南部”。然白文中已明言“迷失道”，殆应投东南而反走东北，则燕乐之不在幽州往沧州方向，可无疑也。

　　（3）P160“衍州”注：“按当在陕西北境。”五代时，邠宁静难军辖邠、宁、庆、衍四州之地。衍州约置于唐末，辖地在今甘肃宁县、正宁县一带，不在陕西，况即如邠宁节度使治所邠州（今陕西彬州市），亦不可谓为“陕西北境”。

　　原注所列“今地名”，乃民国时期地名，应当更换为最新国标地名。校订稿改换了不少旧地名，且往往细化至某某镇，但并未均加以某某镇，况乎有些镇名今已不存，旧地是否在该镇亦往往无从查考，细化的意义也不大，故多数时候我们予以删除。稿中遗留的地名问题较多，主要有：

　　（1）有的旧地名没有更换。如P51注7：“洺州，北周置，即今河北永年县。”校订稿未改，永年县今已改邯郸市永年区。

　　（2）有些更换之后的“新地名”实已成为旧称。如P49注9：“襄，五代时为州，今湖北襄阳县治。”校订稿改“襄阳县治”为“襄樊市汉江南岸襄城区”，襄樊市今已改名襄阳市。

　　（3）有的地名辖境已发生变化，校订稿未改而造成错误。如P52注4说渭水“经凤翔、西安，东北流，至朝邑，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而原凤翔县治今已划入宝鸡市城区，故渭河已不再流经今凤翔县境，应改“凤翔”为“宝鸡”。又，朝邑县已并入大荔县，“朝邑”应改为“大荔”。

　　（4）有些修改后的今地名并不恰当。如P99“陈桥”注：“在河南开封县东北”，校订稿改“县”为“市”。实际上原注就不妥，改换后的今地名虽辖域有所扩大，但仍然未当。陈桥驿在黄河以北，今河南封丘县境内，其地并不属于民国时期的开封县和今天的地级开封市，不符合全书注释的通例，当改。

　　（5）有的改换与通行说法不符，且应该是错误的。如P50注6：“杨刘在山东东阿县北。”校订稿改“东阿县”为“平阴县平阴镇”。关于杨刘的位置，通行的说法是在东阿县东北杨柳村，历史地图亦标在东阿县境之东北。今平阴县境在黄河东南岸，距五代黄河故道较远，可知杨刘必不在平阴境内。原注可以不改。

　　（6）有的改换是错误的。如P49注9：“荆五代时为州，今湖北江陵县治。”校订稿改“湖北江陵县治”为“湖北荆州市西北江陵区”，事实上五代荆州故城在今荆州市荆州区。因今荆州区乃由原江陵县中析出，地包原江陵县治所在，故有此误。而今之江陵县亦未改区，此则向壁虚造，误之又误。

　　（7）有的改换连环出错。如P77“临濮”注：“今山东濮县南六十五里。”校订者因见山东濮县今已并入范县，且划归河南，而濮县旧治在今范县濮城镇，遂改“山东濮县”为“今河南省范县西南濮城集”。看似无误，实则不当。临濮即今山东鄄城县临濮镇，民国初属濮县，故原注在当时区划中无误。后来濮县辖地以黄河为界分属二县：临濮属河东之鄄城县，河西则另为濮县。后河西之濮县并入范县而划归河南，但这与河东仍属山东的鄄城县无关。故今之临濮与范县及濮县旧治濮城镇分属两省，须将原注改为“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才算准确。

　　5.参见问题

　　原注有不少参见信息，也往往遗留有一些问题。虽然校订稿已经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并予以改正，但尚不彻底。

　　（1）参而不见。即参见落空，需要参见的内容在被参见之处并不存在。如P87注7：“彰国治应州，注见前《周德威传》。”校订稿未改。按照本书体例，其参见对象当是“应州”，而《周德威传》注中并无与此有关的内容，亦无与“彰国”相关者。经查，应见于《安重诲传》，须改。

　　（2）指向不明。原注参见主要有两类：a.人物行实的参见，多是参见白文，有“见（后）《×传》”“详（后）《×传》”等。b.地理名称的参见，均为参见注文，有“见（前）《×传》”“见（前）《×传》注”“注见（前）《×传》”?等。本书为普通图书，虽无需像辞书那样整齐划一，但宜于稍加整饬，使之明晰易晓。如参见注文的“见（前）《×传》”，应当点明“注”，按照现在习惯的语序，“注见（前）《×传》”可以改为“见（前）《×传》注”。参见时还应注意名称准确与齐全，如P81注5“见前《神閔敬皇后传》注”，篇名当据文中标题作“《庄宗神闵敬皇后传》”。

　　6.配套修改问题

　　有的修改，牵涉前后文、白文与注文、绪言与正文的照应，必须配套处理，不可遗漏。如P149“汉川”注：“约当在今四川成都附近。”这是因为原版所据版本有误字，致使原注不知其地今在何处。校订稿据中华本改白文“汉川”为“汉州”，而为对应注释添加的注释对象则仍为“汉川”。既然白文已改，对应的注释对象也当改为“汉州”，并且注释也就可以改正为：“汉州，在今四川广汉市。”

　　以上是我们有一定依据及把握的修改。凡是我们拿不定修改意见的，都用铅笔在稿面上提供线索、做出标注，呈二审、三审及作者看校样时解决。

　　经过初审和编辑加工，本稿件已符合“齐、清、定”的要求，可以发稿。

　　四、《五代史》退改意见

　　（一）核实绪言及注释引文

　　1.核查绪言与注释中的引文，标明核查时所据的版本

　　（1）一字不差的直接引文必须加引号，有文字差异的间接引文不能加引号。原注中的引文多无引号。间接引文可以一仍其旧，但其中有些实际上属于一字不差的直接引文，则必须补上引号。

　　（2）直接引文主要核查有无文字差异，间接引文则重点关注有无内容错误。

　　2.核检、规范和统一绪言和注释中引用的书篇名

　　（1）检查文献名称是否正确，如P21注5引“《廿四史考异》”，应为“《廿二史考异》”。

　　（2）文献名称应当符合称呼习惯，如P19注7引《唐书》，须指明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这段引文来自《新唐书》。

　　（3）应注意引书体例的统一，凌老师审稿意见第三部分第（4）小节讲得很详细，可以参考。

　　（二）注意白文与注文的统一及照应

　　校订稿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仔细校改《五代史》白文，工作细致，发现了不少问题。但有些修改过的白文，牵涉注文，而注文没有做相应的改动，造成疏失。如P21白文已改“岭南西道”为“山南西道”，但注文没有修改，解释的仍然是岭南道。应加“校订者按”，可指明原版误字及校改理由，并简要解释山南道。

　　（三）旧地今名问题

　　凡原注中的近代政区名称（尤其是“今某地”），均应更换为最新的行政区划名称，不可遗漏。如P19注3“南海县”今已不存在，其地略当于今佛山市南海区。但此注属于“今某县治”一类问题（见下），不宜直接改“南海县”为“佛山市南海区”，请再酌。又如P27注7“和阗县”（校订稿改“县”为“市”）、“喀什噶尔”，今地级单位名称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还辖有和田市及和田县，不仅“阗”字改成了“田”应当体现，被注对象“于阗”是略当于和田地区，还是和田市或者和田县，也需考虑，改成笼统的“今新疆和田”不失为一种办法。

　　需要注意的是，当旧地名后带方位词时，把它改成今地名，今地名所辖区域范围必须与旧地名大体相当，否则很可能造成新的错误。如P28“伊阙，今河南洛阳县南”，校订稿把“洛阳县”改成包含原洛阳县地而比原洛阳县辖地大得多的地级“洛阳市”。原洛阳县包括今洛阳市城区及城区周边的偃师、孟津、宜阳等区县局部区域，整体上位于今地级洛阳市辖区的北面，则“伊阙”显然也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改“洛阳县西南”为“洛阳市南”就造成了新的错误。按：“伊阙”即今洛阳市区南两公里处的龙门，可以说它在“今洛阳市区南”，却不能说在“今洛阳市南”。

　　总之，旧地今名问题比较复杂，不是简单更新一下就完事的。改完之后，一定要仔细检查、思索一下，看看是否造成了新的错误。

　　（四）注音问题

　　改为拼音，增加注音，规范读音。

　　（1）原注的反切、直音、注音字母等旧式的注音，统一改成拼音，不能有遗漏。

　　（2）有些原注没有注音的多音字、难僻字，宜于加注拼音，放在注释的相应位置，格式如：“单，shàn。”在3000常用字范圍内的非多音字，可以不注音。

　　（3）注音时，应在最新版权威辞书（如《辞源》（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等）中查对到意义准确对应的规范读音，原则上不能保留两读。

　　（五）添加注释对象

　　本书原注的释语前大多没有注释对象。按照“新编体例”的要求，本丛书中缺失的注释对象应该统一补上。注释对象一般置于句首，后接逗号。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原注的句首位置虽无注释对象，但注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只是出现在其他地方。如P25“记天子之事曰本纪”，被注对象“本纪”出现于句末。这类情况，就无需再在句首重复添加注释对象了。

　　（六）增加必要的注释和按语

　　从便于学生使用的角度着眼，对难懂的、重要的词语，以及没有阐述清楚或解说有问题的注点，要添加必要的“校订者注”和“校订者按”。如开篇《梁家人传》屡言“太祖”而无注，中小学生很可能不知此处“太祖”指谁。像这种涉及面广、频次高的失注之处，宜于增加注点，格式是注释语句后接“——校订者注”。若原注有误而又不便直接改正，或者原注尚有可以补充之处，则加按语于原注之后，以“校订者按”领起。

　　（七）明确训释

　　原注多以单字为训，即“某，某也”，现在依例删去“也”字后，则变成“某，某”。单字往往包含多义，不便于读者准确识别。对于此类问题，处理的原则是：从学生的阅读水平考虑，容易理解、没有歧义的可以不改，但所指不明确、有歧义者，则应当改以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甚至词组、短句为释。

　　二审意见

　　《五代史》，民国郑云龄选注，海南三亚学院教授刘兴均校订，北京四中顾德希审改新编导言。

　　校订者对白文、字形、注音、注释进行了全面校订，基本达到校订要求。《五代史》校订，比《柳宗元文》校订有了较大进步，可见校订者刘兴均下了功夫。

　　凌丽君审稿提出了不少问题，根据凌丽君审稿意见，我们结合稿子情况，先后退改两次。

　　《五代史》由郭威校读，其校读认真负责，基本到位。责编编辑加工仔细核实了白文、引文，字斟句酌，推敲释义，纠正了一些硬伤，提升了稿件质量。

　　我们一一解决了责编提出的问题，翻阅了全稿，发现有个别处需要打磨，如P4“修没后”，其中“没”应改为“殁”，表示“死”义的“mò”，规范字形应为“殁”（见《通用规范汉字字典》P256）;P13“而能保其首领以没者”，其中的“没”也应改为“殁”。P11“此中央藉重于武人有以召之也”，其中的“藉”应改为“借”，繁体“藉”表示“利用;依靠”义时，应简化为“借”（见《通用规范汉字字典》P175）。

　　校订者、责编处理校样时，请注意：

　　1.字形务必准确

　　有些字形，校读时可能没有校出，需要校订、编辑加工、处理校样时继续留意，如上举的“没”“殁”，“藉”“借”，“鞴”“?”;再如责编发现的P24注7“伶人宦官求赂与友谦”，其中“与”应为“于”，P67注9“徒镇平卢”，其中的“徒”应为“徙”，民国原书无误，录入有误。

　　2.地名务必核准

　　书稿中的地名，校订者已经下功夫做了修订，责编编辑加工时也发现并解决了一些问题。然由于史书涉及地名多，覆盖的地域广，古今地名变化大，可能还隐藏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准。我们的建议是：尽量以《辞源》《辞海》等为准，如《辞源》《辞海》解决不了的，又把握不准，则尽量删去注点;特别是感觉有问题的，一定要删去注点，以免留下硬伤。

　　书稿经过校订者仔细修订，责编认真加工，已达到发稿要求，可发稿。新编导言，顾德希老师正在审改中，待校样时汇入。合同正在签订过程中，待签好后，再补ERP。

　　三审意见

　　责编先对转录稿做了认真校读，再对校订稿做了细致的编辑加工，特别是比照权威版本核改注文，消除了多种硬伤，提升了书稿质量，把握到位，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