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版史 大学出版社 社史研究
要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进一步加强个案研究仍旧十分重要。就像要编写中国期刊通史，必须建立在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期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大学出版史无疑是整个出版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总体上看相关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其应有的价值与地位似乎也未得到充分彰显。
一、大学出版史成果
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近现代大学出版史是一个薄弱环节。笔者在《中国出版史研究》创刊号（2015年第1期）发表了长文《晚清时期的大学出版》，从多个维度宏观梳理了晚清70年大学出版的历史演进和特殊贡献。稍早，则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推出了《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在后一篇文章中，笔者指出：“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大学出版的历史演进、社会价值以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除了《中国大学学报简史》《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从一个角度给予民国大学出版一定关注外，现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民国出版史》等专著，均没有对民国大学出版的专章专节论述。《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这类区域性断代出版史论著，也没有大学出版社的位置。有关民国大学出版的研究虽然还有一些史料梳理、专题探究类的论文，但总体看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对于出版制度、机构设置、图书刊印、大学出版的历史贡献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偏弱。”[1]笔者提出，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年间，各大学普遍重视出版活动，把出版工作作为培养人才、改进教学、提高学术水平乃至建构现代学术范式的重要环节。从理念到制度再到机制和机构，出版皆有所附丽和依托;从校长到教授再到学生，出版都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图书到报纸再到刊物，大学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呈阶梯状上升。如果把学术出版，尤其是学术期刊出版列入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范围，大学出版机构的作用和贡献确实不可或缺，值得大书特书。
转眼间，又是六七年过去了，从历史角度研究中国大学出版的成果不是完全没有，但总体看数量偏少，范围偏小，尤其是在历史资料的挖掘、典型个案的研究、专题方向的突破等方面，还是比较薄弱。有鉴于此，我们不仅对国内研究大学出版历史的论著极为关注，也高度重视域外相关成果，以期有所借鉴。笔者手头就有两本大学出版社社史著作，一外一中，相映成趣，这里略作评介，进而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粗浅看法。
二、“一外”：《哈佛出版史》
先说“一外”，那就是《哈佛出版史》。该书是美国人马克斯·豪尔所著，李广良、張琛合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推出。作者是一位资深的专业出版人，曾是哈佛大学出版社首位社会科学编辑，属于哈佛社的“内部人”。因此，在“内容简介”中有这样的概述：“本书以内部人的视角生动叙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创建和发展的风雨历程，尤精于对作为教育、学术和商业三重实体的大学出版社的成功、失败和困局的细致描写，以及对个性鲜明的领军出版人的刻画。本书亦反映哈佛及美国教育、出版和知识界的历史状况，对于大学出版社及其他各类学术出版社的发展都有启示意义。”这本书的中译本封底有邬书林、赵海云、韩建民、金鑫荣、张玉国几位著名专家和业界大佬的推荐语。而曾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的邬书林还为该书写了高屋建瓴、概括精当的序言。他用四句话来阐发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特点、成功之道及其启示：高远的文化立意和创办宗旨，是大学出版社安身立命、长治久安和存在价值的根本;处理好与母体大学之间的关系是保证大学出版社繁荣发展的关键;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是大学出版社的永恒主题，是吸引优秀作者和各方支持的魅力所在，也是保障出版社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坚实基础;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升服务学术、传播文化的水平，出版业才能与时俱进，永葆青春。[2]作为专家型领导的邬书林，这个概括要言不烦，呼应当下需要，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哈佛出版史》中文版刊行后，有学界和业界朋友撰写过书评。笔者也曾答应译者之一李广良写点读后感，但迟迟未动笔。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书评和邬书林先生的序言已经讲得很到位了，再写难有新见;另外，对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在世界大学出版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本人还没有太大把握。从这本内部人写的社史，还有国内若干评述性、研究性文章，参观访问记之类的考察报告综合来看，似乎对哈佛大学出版社有拔高之嫌。人们常常把哈佛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并称，后面两家其实出版模式上差不多，可称为“牛津模式”“剑桥模式”，而另有“哈佛模式”之说也很盛行。事实上，就出版社本身的历史、规模、影响和地位来讲，哈佛大学出版社远逊于另外两所英国顶尖名校的出版机构。以前很多次看到有人谈论“哈佛模式”，作为出版人，笔者始终未得真经，现在看完《哈佛出版史》，对于如何学习借鉴不能说是一头雾水，至少是依然觉得有些模糊。是不是国人出于对哈佛大学的顶礼膜拜，就爱屋及乌，神化至少是拔高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徐来群所著《哈佛大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哈佛大学出版社基本没有落笔，倒是花了不短的文字介绍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公司）：
商学院的知识市场化，表现为成立专门公司负责管理《哈佛大学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及商学院的学术刊物。商学院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公司（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由罗斯·麦克姆林（Ruth Mcmullin）担任出版公司的经理，主要经营《哈佛大学商业评论》。1985年，《哈佛大学商业评论》发行量24.3万份，仅仅重印杂志就收入250万美元，而1947年时仅发行1万份。1922—1947年，杂志每年都有几千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80—1985年期间，每年赚回250万美元的利润;到1990年时，净利润为300万美元。此外，案例收入和出版收入也非常可观。总之，通过技术转让而获得的回报，增加了科研经费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3]
就笔者有限的了解，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公司）建构了“图书—培训—知识服务”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无论从服务学院、与学科互动互惠来说，还是从“两个效益”来看，应该都比哈佛大学出版社更成功，有更多经验值得模仿和借鉴。实事求是地说，国内对该出版机构的了解、认识与研究也仅仅停留于一般介绍，且新的资料、新的进展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全面和深入。
人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们对什么是“他山之石”，“他山”有些什么“石”不甚了了，又如何来“攻玉”呢？哈佛商学院出版社有无自己的社史，还不得而知，但2013年以来，《牛津大学出版史》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刊行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社另有多种社史类专著面世。[4]据王雅菲博士考证，著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在1921年就曾刊刻过《剑桥大学出版社之史》，后来又有《剑桥大学出版社——书目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三卷本《剑桥大学出版社社史》的刊行。在美国，除了哈佛大学的出版社史，耶鲁大学出版社等的相关历史论著也已出版。就笔者了解，三卷本剑桥大学出版史目前已经列入了中译出版计划。商务印书馆、浙江大学出版社等都在推出出版史、书籍史的系列丛书，其中就包括世界著名大学出版社的社史研究成果。笔者觉得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大学出版业界和学术界更多人来关注，并参与其中。
三、“一中”：《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1985—2020）》
接下来谈谈大学出版社社史的“一中”，即《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1985—2020）》。该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编委会编，蒋东明、陈福郎、宋文艳任执行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3月正式推出。
20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百年华诞。为了配合校庆，学校组织厦大出版社及相关部门、专家共同编撰出版“百年校庆系列出版工程”的图书，其中包括百年校史、百年组织机构史、百年院系史、百年精神文化、百年学术论著选刊、校史资料与学生名录等，多达150个品种。而《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1985—2020）》正是其中之一，算是搭校庆便车的产物。
厦门大学出版社“搭便车”刊行出版社史看似偶然，实则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恰如编者在《绪论》中所说：“厦大出版社历来重视史料的收集，坚持不间断地整理编写‘大事记’，在重要社庆纪念日时，出版了许多珍贵的出版物，记载了出版社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脚印，为这次编写社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5]该社在几十年发展历程中，逢五、逢十的年份，总会有所作为。从该书参考资料所列即可见一斑，包括《南强书苑：厦门大学出版社建社10周年纪念文集》（1995年）、《南方之强 文化使者：厦门大学出版社建社20周年》（2005）、《放歌书林：厦门大学出版社建社25周年》（2010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印记（致敬30年）》（2015年）、《厦大出版人的故事（致敬30年）》（2015年）、《厦大版序跋精粹（致敬30年）》（2015年）、《媒体里的厦大社（致敬30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大事记（1985—2019）》（内部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管理制度汇编（2008—2017）》（内部资料）。正是在此基础上，社史编委会组织编写了《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1985—2020）》，梳理35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办社经验，探寻发展规律。编者将出版社35年的历史分成四个时期，即初创探索时期（1985—1991），改革立社时期（1992—1998），跻身名社时期（1999—2009），发展壮大、追求一流时期（2010—2020）。建立在扎实材料基础上的叙述线索分明，详略得当，突出社因书立、书以社传。不同于西方的同类著作，这部社史没有凸显出版社主要领导的特殊价值和地位，而是更加强调了组织和集体的重要。后面的8个“附录”，以更加简明清晰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史料，记载书人书事。
四、大学出版社社史出版迫在眉睫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有100多家，占全国所有出版社的五分之一，而实际的影响、贡献和地位占比无疑更高些。要写出一部全面的、完整的、丰厚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版史，急需各出版机构组织收集整理自己的史料，编写刊刻自己的社史。笔者认为，除了出版社“内部人”的书写，还可以有专家学者作为“外部人”来书写，就像现今不少学者涉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联书店等历史上名社大社的研究。
就笔者了解，不少大学出版社逢五逢十的历史节点，都注意编印纪念画册、出版纪念文集、汇编书刊目录，为社史编纂做了基础性工作。列举数例：《十度春秋——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十周年纪念（1985—1995）》《海事书香浓：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书海争流：清华大學出版社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团结奋斗 再创辉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建社十五周年（1985—2000）》《临风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周年社庆论文集》《书人书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建社30周年纪念文集》《书香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0华诞纪念文集（1955—2005）》《春华秋实：纪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0华诞》等。这类集子还有不少，但迄今为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者极少。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社时间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都没有编写出版自己的社史专著。2010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河南大学出版志》，是以志书的形式全面反映河南大学全校编辑出版的总体情况，上起1912年河大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下迄2006年12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当然是其中的叙述对象之一，但因为不是社史专著，其局限也在所难免。而崔国良、张世甲主编的《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重在搜罗资料，追寻历史线索，其中也有文章写到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前世今生，但较为简略。
全世界大学出版社有多少家并无完整的统计数据，数以千计应该是有的。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以及整个出版行业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大学发展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也有特殊的贡献。国内一些办得较好的大学出版社纷纷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口号，如何树立立意高远的文化理想，建构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捕捉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机遇，大学出版社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发展的规律。出版社社史编写与出版，看似不那么重要，实则是很迫切，也是很有意义的大事，值得业界和学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范军.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37.
[2]马克斯·豪尔.哈佛出版史[M].李广良，张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3]徐来群.哈佛大学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72.
[4]王立平.《牛津大学出版史》述评[J].现代出版，2018（4）：77-80.
[5]《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编委会.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1985—2020）[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4.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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