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荣欣

　　摘 要：学术著作中有大量引文及相应的注释，保证引述文字的准确无误，并按照规范准确注明其出处，是对学术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要求。目前，学术著作中普遍存在较多的引文及注释问题，极大影响了图书的编校质量。在审读环节抽查，及早发现引文问题，编辑过程中善于质疑，掌握权威学术网络资源，是有效解决引文及其注释方面问题的三个着力点。

　　关键词：学术著作 编校质量 引文核查

　　学术研究通常都离不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也需要为学术观点提供适切的文献依据，因此，在学术著作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大量引文及相应的注释（本文中的“引文”指直接引文，“注释”指注明引文出处的引文注）。而保证引述文字的准确无误，并按照规范准确注明其出处，则是对学术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在学术著作的编辑工作中，笔者发现作者提交的稿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引文及注释问题，到了印前质检环节，相关问题仍相当严重，极大影响了图书的质量。

　　从技术难度上讲，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说到底就是依据原文和其他相关的权威文献资源对引文内容及相应注释信息进行检查核对，只要做到“有引必核，改必有据”，解决起来并不困难。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谁来核，二是是否有相应的文献资源。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作者应该对引文内容及其注释信息的准确性负主要责任，但由于相关规范侧重于对书稿写作过程的约束，且作者的关注重心通常在书稿的整体结构和思想创新上，在稿件提交到出版社之后，在一些作者看来，文字纠错、信息核对等细节处理就是出版社的工作了。因此，作者尽管在文献资源的掌握上占据显著优势，但缺乏相应的积极性。而从编辑当前的工作实践来看，由于绩效考核的压力，学术著作编辑的工作量相比10年前、20年前，都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有的出版社甚至增加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编辑对书稿的全部引文及其注释都逐条进行核对，在可行性上是存疑的。另外，文献资源上的缺乏也使编辑在核对引文及其注释的过程中捉襟见肘。基于上述原因，原本一项简单的核对工作，最后似成无解，也在实践中生出作者责任和编辑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笔者看来，责任的划分并不能有效解决引文及其注释方面现存的问题，因为一旦因此产生严重的编校质量问题，最终板子依旧会打到出版社和相应的责任编辑身上。因此，强化编辑与作者的合作，增强作者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提高编辑自身的职业素养，才是有效解决引文及其注释方面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審读环节早发现

　　就出版社对审读的一般要求而言，审读需要从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文化积累性、独创性和可读性等方面对书稿做出总体判断，并基于此决定取舍或提出修改意见。一般来说，在审读阶段，对引文及其注释的核对并非关注的重点，大量的引文核对工作推延至之后的编辑加工环节，这就导致在书稿正式编辑加工前，编辑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之所以主张在初审环节抽查引文及其注释，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可以大致判断作者引用相关文献及标注引文出处信息的仔细程度;二是可以大致了解作者是否存在引用二手文献而不注明，直接标注引自原始文献的情况。这里，第一点比较好理解，不再赘述。下面就第二点举例说明（以下例句中括号内的文字及标点，是参照原文修改或补充后的正确内容，下同）。

　　例（1）：梁启超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

　　其相应注释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409、410页。

　　从形式上看，书稿中的三句引文和注释似乎都没有问题，而且也彼此对应。但笔者通过对照原文，发现不仅引文存在上面标示的四处文字及标点差错，而且注释信息也存在两处差错：一是第一句引文并非出自《少年中国说》，而是出自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所在页码为《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09页;二是出自《少年中国说》的两句引文，所在页码均为第410页，而非注释中的“第409、410页”。从这些差错可以看出，作者可能存在引用二手文献而不注明，直接标注引自原始文献的情况。如果转引的别人的文章有误，引者不加核实，就会“以讹传讹”。

　　而基于在初审抽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可以提醒作者注意仔细核对引文及注释信息;另一方面，还可以特别提醒作者注意学术规范，一是尽量避免过多使用转引，二是难以避免的转引，应诚实标注。因为这反映的不仅是作者工作认真程度的问题，还涉及学术伦理问题。对于问题较严重的书稿，可以采取退稿或退修处理。

　　如果稿件存在较严重的引文质量问题，审读环节不予注意的话，就会造成本该退修或退稿的，却进入了编辑加工流程。这一方面让编辑失去了一个使书稿引文及其注释问题被尽早发现、尽早处理的机会，另一方面会加重之后编辑加工的工作量，影响出版进度。

　　二、加工环节再检查、善质疑

　　经过审读环节以后，书稿进入编辑加工程序，此时编辑依然不可放松对书稿中引文及其注释质量的检查。这是因为审读环节只是抽查，不可能核对所有引文。学术著作引文较多，特别是历史类著作，从工作实际来说，编辑也确实难以做到全部核对，这时一方面可以再抽查，若发现差错较多，可退作者再去修改，引起作者的重视。收到作者返回的修改稿后，还要注意再次抽查，以确认作者是否做了认真的核对。另一方面，则要做到善于质疑，在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永葆一颗善于质疑之心，是编辑能够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的关键。在通读过程中，不少编辑或是不愿核对，或是对问题不敏感，总觉得引文应该问题不大，即使有问题也是原文本来就是如此，从而放过一个又一个差错。引文因为需要与原文一一对应，存在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如多字少字、字序颠倒等，而注释中的各项信息也都有可能存在差错，甚至整个注释都与相应引文不对应。试以笔者在编辑工作中发现的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如下。

　　例（2）：在1918年10—11月召开的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山东省公立农、工、商、法四校联合向大会提交《请将中国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其中称“将我国旧有武术，择其适用团体教练者，列为必修科，以资练习”。大会形成《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加（习）武术案》决议，提交教育部：“希望全国中学校一律定为必修课（科），以期体育教育之普及。”

　　其相应注释为：《请将中国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文选（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教（体）育出版社，1992（1），第18—24（18—19、22）页。

　　对照两句引文和注释，笔者最初产生三个疑问：一是前后两句引文，一句用的是“必修科”，一句用的是“必修课”，而两个文件是同一会议上出现的，所指亦相同，故存疑;二是正文中涉及两个文件，而注释中仅注明一个，似有误;三是两句引文并不长，注释中却标示出“18—24”的连续页码，感觉不合理。基于这些疑问，笔者核对了相关原文及注释信息，发现正文中不仅“必修课”乃“必修科”之误，第二个文件的名称亦有误，而注释中除了出版地无误外，文献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均有问题。可见，基于一些表面的可疑之处，通过不断深挖，我们便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查出引文及其注释存在的各种差错。

　　三、善于利用核查工具

　　当前，学术著作编辑普遍工作量很大，对于书稿引文及其注释存在的问题，不太可能专门抽时间去图书馆或相关资料室进行核对，因此，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这方面的核对工作，無疑是一大挑战。除了上面提到的发现问题，退作者修改，从而调动作者核对、完善书稿引文及其注释的积极性，以及提升自身编辑职业素养外，掌握权威学术网络资源，提高核对效率，亦颇为重要。

　　对于学术网络资源，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基础性资源和专业性资源。基础性资源主要指一些常用必备资源，如中国知网、读秀学术搜索以及能够核对马列经典、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等。专业性资源则更为细化，主要看学术著作编辑所涉及书稿的专业需求，以笔者为例，因为接触到的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术稿件，平时就会侧重积累晚清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以及图书方面的网络资源，如晚清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

　　考虑到网络资源鱼龙混杂，在核对引文及其注释时，编辑应选取能够比对原文扫描文件的学术资源，确保修改依据的权威性。当然，由于目前学术资源的商业化，为确保学术著作编辑掌握权威文献资源，还需要出版社予以支持，购买相关的资源服务。此外，由于网络资源的局限，学术著作编辑很难完整地找到书稿中所涉及引文及其注释的匹配资源，这就需要加强与作者的沟通及合作，共同努力将核对工作做到更好。

　　参考文献：

　　[1]仲伟民.论文写作中的学术伦理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2020（04）：9-11.

　　（作者单位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