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主题出版”这个词是近些年才热起来的，但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来开展出版活动则历来就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上，主题出版可圈可点，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我党延安时期的主题出版即是其中一例。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党中央进驻延安，直到1947年3月撤离，取其概数习惯上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十年。这期间，延安成为了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中心，引领着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业的发展，与国统区我党领导的出版业相呼应。在延安时期，我党设立新闻出版主管机构，创建出版社、报刊社，重建印刷厂，筹办新华书店，完善编、印、发的出版布局，先后出版报刊20多种、书籍400多种，在服务抗战、教育人民、提升军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从主题出版角度看延安时期的经验有如下几点。

　　从书刊内容上看，服务抗战大局，聚焦救亡主题。在报刊方面，无论是《解放日报》和《解放》周刊，还是《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都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的原则，注重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阐明我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其“议程设置”、题材选取，皆服务于抗日救亡这个大局，对于统一全党和抗日根据地军民思想，增强革命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推进抗日和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在图书出版方面，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出版发行机构，纷纷围绕抗日救亡这个时代主题，策划编写和出版了众多系列书籍，其中有“抗日战争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时事问题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书”“抗战中的世界丛书”“抗大政治文化教育丛书”等，这些丛书全面系统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日的中国和世界”。延安还注重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发行，“马恩丛书”及《列宁选集》《论持久战》《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书籍，宣传科学真理，有的放矢地指导现实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效果良好。

　　从出版物形式看，注重编写的通俗化、大众化，题材的多样性、群众性，使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的边区军民读得懂、听得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联手推出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抗战救亡主题鲜明的各类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秦腔《血泪仇》《保卫和平》，新歌剧《白毛女》，新诗《王贵与李香香》，通俗小说《吕梁英雄传》《洋铁通的故事》《李勇大摆地雷阵》，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震撼人心的抗日歌曲，古元等人极有特色的“解放区木刻”，還有新型的宣传画和年画等，无不体现时代精神，宣示抗日主旋律，且形式活泼，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即便是边区的识字课本、扫盲课本，也不忘在启蒙知识、普及文化的同时融入抗日救亡的内容。辛安亭编写的《抗日三字经》就很有特点，流传甚广。从该三字经通俗讲解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基本观点的部分文字即可见一斑：“毛主席 真英明 讲政治 论战争 想得到 说得通 句句话 有证明 中国大 出产丰 多人口 多士兵……”文字浅近，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很好地把毛主席的抗战思想进行了普及化、大众化传播。

　　此外，延安时期我党高度重视主题出版物的发行工作，不仅把党报党刊和各类图书发行到陕甘宁边区各区县，发行到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千方百计发行到国统区、敌占区甚至南洋等地，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政策与主张、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事迹与精神得以广泛传播。我党历来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办报刊，做出版，无疑是“笔杆子”的范畴。延安，红星照耀全中国。延安时期的新文化出版事业，尤其是以抗日救亡（抗战胜利后则是“保卫和平”）为红线的主题出版，今天仍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好好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