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学人书法题签的应用意义，学人书法题签应用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近20年来学人书法题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之策。

　　关键词：学人书法 古典文学类图书 审美观

　　书法以汉字为依托，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中华文化核心的核心。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今天的书法，如果以书写者身份区分的话，大抵可分为书家书法、画家书法和学人书法。与其他群体书法相比，学人书法在书法接受史中始终具有很高的接受度，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是其应用的场景之一。

　　一、学人书法题签的应用意义

　　学人，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以章太炎、王国维、鲁迅、沈尹默、启功、饶宗颐等先生为例，他们学有专深、经世致用，人品高雅、情趣高尚。其书法充满了思辨力和情感魅力，呈现出“雅”“真”“善”的艺术特征。

　　“尚雅不俗”是学人的审美理想与追求，其书法的“雅”表现为沉稳古朴，简洁又不失细节，充满书卷气。学人崇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追求“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境界，其书法的“真”在于始终关注着实用功能并充斥着真情实感。学人书法的“善”体现在“成教化，助人伦”方面，通过临摹其书法作品可以全方位体察中华民族的人伦道德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相较“书家书法”和“画家书法”，该群体书法在书法接受史中始终具有很高的接受度。以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为例，学人书法题签是该类图书书名呈现的方式之一。

　　“一本书的封面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是读者接触图书的第一直感，具有定向和导引的审美功能与文化特质。”[1]古典文学类图书内容的经典性、传承性和文学性更强，要求该类图书的封面设计要更加素雅才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因为，“虚”“素”“雅”“淡”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主要审美观。除此之外，古典文学类图书的读者，甚至藏书家也比较认同文学类图书封面朴素大方的设计风格，“文学作品的封面，基本上要朴素一点……封面花里胡哨，反正藏书家是不要的，看过就扔掉了”[2]。巧妙地运用“学人书法题签”设计元素，是该类图书封面实现素雅设计风格的关键。因为“中和之美”为儒家的中庸哲学之道，是古典文学也是中国书法的“标准之美”。学人书法“雅”“真”“善”的艺术特征与古典文学匹配成书，能更完美地表达中华民族“雅”的审美观。另外，学人书法题签还可以使书名成为图书封面焦点，凸显封面“素”的特质。

　　除了学人书法的艺术特征使学人书法题签能有效地帮助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实现素雅的风格外，学人书法题签还有如下作用。

　　（一）提高图书封面设计的成功率

　　学人高尚的人格魅力使出版从业者与其交往时总有如沐春风的亲近感，邀请学人书法题签也往往能得到积极正面的、“为我着想”的反馈。沈尹默、沈从文、启功、周汝昌等诸学人在接到出版机构的题签邀请时，都是一丝不苟地多写几遍、多写几种形式供其选择使用，为了表示对古典文学的尊重也都不署名。沈从文还曾经嘱咐自己的书法题签如何制版会好看，“试出数纸，请拣选较合用的，如制版时能印的较浓重，效果或好些”[3]。启功也常会事前了解图书开本、字体繁简、版式横竖等情况，以满足出版机构的需要，“（启功）不仅对中华书局出版物题签‘有求必应，非常细心认真，还常常主动为设计图书封面的美编着想，在题签前仔细询问书的开本大小、封面配图、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等情况，以便于安排字体的繁简、大小与位置”[4]。学人特别注重与同道之间的切磋，不断摸索、交流书法题签的技巧，“启先生大夸赵守俨先生的题签写得好，并说起题签的秘诀，在于第一个字不能轻，最后一个字不能小，是为金针”[5]。学人的出版人思维使其书法题签总能提高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的成功率。

　　（二）构建图书封面的独特性和高识别度

　　书法是表达书写者情感的艺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学人情感往往比较内敛细腻，决定了他们的书法面貌“继承”多于“创新”。所以，学人大都比较擅长容易表达稳定情绪的隶书、楷书、行书，他们的书法题签也多以隶书、楷书、行书为主，很少使用篆书、草书。比如，魯迅题签的书名大部分为行书，沈尹默多用行书，王遐举多用行书，饶宗颐多用隶书，等等。学人群体中也不乏五体兼善者，如启功，但他也几乎不用篆书、草书题签书名。因为篆书的结构过于复杂、草书的笔画过于简约，没有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很难识读这两种书体，不利于图书的宣传与推广。

　　学人书法存在共性，也有个体差异性。王世襄行书法度严谨、笔力遒劲;谢无量行书风骨苍润、韵余于笔;启功行书结构挺拔、笔画凝练;饶宗颐隶书厚重拙朴、用笔迟涩;等等。每位学人书法都有着较为明显的个人面貌，甚至学人根据图书内容题签的每一个书名风格都会有所不同，就使得每一个封面都具有唯一性，进而构建了每一本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的独特性和高识别度。

　　（三）创造图书的高附加值

　　图书封面是“无声的推销员”。图书书名的呈现方式和书名题签者的社会影响力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更倾向于邀请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为图书书名题签。因为该研究领域学人高深的学术造诣和人文修养能更好地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其书法题签会产生巨大的文化感染力和震撼力，图书的社会认同感、接受度更高，有利于创造图书的高附加值、延伸商业价值、打造图书品牌。其他品种的出版物，像语文教育教材类图书邀请叶圣陶题签，古籍类图书邀请蒋维崧题签，书法学术类图书邀请欧阳中石题签，也都与诸学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有关。“设计师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例如考虑书籍的题材、读者对象类型、书籍用途等，设计中突出书籍的信息，展现书籍的特点，挖掘书籍中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贴合的设计增加书籍的附加价值，刺激读者选择阅读和购买。”[6]

　　封面是图书的脸面，是展示图书信息和图书气质的重要载体。几乎每一位出版从业者都能认识到封面设计的重要性，并希望自己编辑的图书封面能做得漂亮，得到读者的认可。范用先生曾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印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要很漂亮。”[7]当然，不同的图书样式和图书品种由于题材、读者群体等的不同，其封面设计的风格会有所差异。比如，时政类图书封面较为端庄严肃，少儿类图书封面要活泼等。古典文学类图书为了突出题材的经典性、传承性和文学性，以及满足目标读者的期待，其封面风格多倾向于素雅。而“学人书法题签”设计元素的应用是其封面实现素雅风格的关键。另外，学人的出版人思维使其书法题签能够提高该类图书封面设计的成功率;学人书法题签的高辨识度能够构建该类图书封面的独特性和高识别度;学人书法题签能够创造该类图书的高附加值。笔者认为，古典文学类图书书名应用学人书法题签方式呈现的最大意义在于，使图书封面能充分体现出该类图书的气质，使图书真正成为作者与读者情感共鸣的栖息地，成为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结合体。正如装帧设计师吕敬人所说：“书籍设计应该具有与内容相对应的价值，书应该成为读者与之共鸣的精神栖息地，这就是做书的目的。”[8]

　　二、学人书法题签应用的历史与现状

　　在我国传统图书封面设计中，学人书法题签是呈现图书书名最基本的范式。简牍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形式之一。书简成册，以末简为轴把首简卷在最外层，首简背面书法题签以便检索，成为我国传统图书封面设计的雏形，也是书法题签呈现图书书名最初的形态。造纸术改进后，纸张大规模使用，纸本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线装书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传统图书最为经典的形式，在版刻书法发明之前，图书封面设计中的书名基本由书法题签的方式呈现。北宋至民国初年，版刻书法也参与到线装书封面设计中，此时，最常用的图书书名呈现方式为版刻书法和学人书法题签。

　　20世纪初期，在图书封面设计中，书名呈现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印刷工艺传入我国，平装、精装作为新的图书样式随之出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导致图书品种明显增多。图书样式和图书品种的变化促使图书封面设计风格的整体调整，图书书名的呈现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新文化运动时期，图书封面设计多模仿西方书籍设计范式，设计师通常将手绘图画、照片和手写字体、美术字体结合运用到封面设计中，但此时仍有不少出版机构会邀请名家（含学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书画家等）为其出版物书法题签书名。新中国成立后，图书装帧设计风格又有所变化，书名呈现方式由名家书法题签发展成名家书法题签和碑帖集字两种，“新中国‘十七年间，书籍设计开始注重书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民族传统的继承。这一时期，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中的运用主要有名家手写和碑帖集字两种方式”[9]。直到今天，虽然主流的图书封面设计仍以模仿西方书籍样式为主，但是不同图书样式和图书品种的书名呈现方式仍在不断探索中。

　　20世纪以来的出版物，图书封面所承载的信息不断丰富，在全种类图书的封面设计中使用学人书法题签呈现书名的占比有所下降。但是，在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中，学人书法题签呈现书名的方式仍在持续应用。如鲁迅题签《中国小说史略》，沈尹默题签《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牡丹亭》《聊斋志异选》《李白诗选》《白居易诗选》《牡丹亭》《桃花扇》，王遐举题签《杜甫诗选》《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王世襄题签《饮水词校笺》。特别是启功自20世纪70年代初始为中华书局版图书书名题签30余年，有《乐府诗集》《陶渊明集》《建安七子集》《世说新语校笺》《李太白全集》《杜诗详注》《王维集校注》等，成为中华书局版图书封面设计的特色。此外，还有谢无量、范文澜、夏承焘、俞平伯、钱钟书、周汝昌、钱仲联、吴恩裕、吴组缃、季羡林、周汝昌、冯其庸等学人为不同出版机构出版的古典文学类图书题签书名，不胜枚举。

　　三、学人书法题签存在的问题

　　从近20年来新出版的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和图书宣传推广来看，学人书法题签在体现图书气质和支撑图书销售方面的能力均在下降。笔者认为，这与当下学人书法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

　　（一）学术影响力不够

　　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对该领域研究有开拓之功，并取得了很多迄今难以超越的成就。随着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介入，古典文学研究方向更加细化，当下学人大多对某一研究方向更加深入，也取得了很多不俗的成绩，但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照与20世纪学人相比是有所欠缺的。从总体上讲，当下学人与20世纪学人的学术影响力、社会认可度是无法比拟的。有部分出版机构会邀请书画家而非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为该类图书题签书名，书画家的书法或许会更加隽逸、优美，但不一定能为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增光添彩。毕竟，书如其人、其才、其学、其志，其他领域名家的知识结构一般会存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短板，在目标读者群中很难产生认同感。也有部分出版机构邀请社会活动家书法题签书名，但这类群体在目标读者群体中的影响力并不大，其书法也难以拨动目标读者的心弦。

　　（二）书法不够规范

　　20世纪的章太炎、王国维、鲁迅、沈尹默、启功、饶宗颐等学人尚處在“毛笔书写时代”，毛笔是其书写最主要的工具。他们学习古籍经典与练习毛笔字基本同步，他们的书法普遍比较雅正规范。“毛笔书写时代”的终结，使钢笔成为当下学人最主要的书写工具。他们对毛笔书法的起笔、行笔、收笔、提按等技法的掌握普遍不足，对字形结构的驾驭能力不强，就导致当下部分学人的毛笔书法缺乏规范性。近年来，还有新出版的古典文学类图书书名应用草书题签，且亦不够规范。在五种书体中，草书对技法和字形结构的规范性要求更高，稍有差池就可能会被识读为别字。另外，用草书呈现书名，还存在着不利于图书宣传推广的弊端。即使是20世纪的“近现代草圣”于右任在题签时，也会考虑读者的认知水平，以行书、楷书为主，“于右任虽然草书成就最高，但他的题签作品以行书、楷书为主”[10]。

　　四、解决之策

　　当下学人书法题签在体现古典文学类图书气质和支撑图书销售方面的能力不断下降，学人书法题签呈现该类图书书名占比也不断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新出版的古典文学类图书书名甚至出现了学人书法题签与碑帖集字、电脑字体此消彼长的局面。这就提醒出版该类图书的从业者在邀请学人时，要特别注重当下学人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把握，学人要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较高社会认可度，其书法也应更加严谨规范。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集章太炎、王国维、鲁迅、沈尹默、启功、饶宗颐等某位老一辈学人书法成新的书名题签;适当运用电脑技术、印刷工艺美化装饰;在古典文学文本中寻找相关元素，借力中国文人写意水墨画做适当的补充;等等，都是改变学人书法题签呈现古典文学类图书书名占比不断下降趋势，重振该类图书封面设计传统风格不错的办法。

　　（一）书法作品集字

　　搜罗前人书法并集成新的书法作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南朝梁时，梁武帝敕令殷铁石选取王羲之楷书中1000个不同的字，命令周兴嗣编排成的《千字文》，成为当时及后世主流阶层识字和学习书法的范本。唐代的怀仁和尚用了10余年时间，集王羲之行书、草书编辑成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成为几乎每一个书法爱好者必须临摹的法书。好的集字作品下真迹一等，但能更大程度保留原书写者书法的章法和气韵特征。现实生活中，以陕西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校名，以及《参考消息》《浙江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报头为例，集鲁迅等学人毛笔字形成新的书法作品应用于特定场景中，是表现主体文化内涵的常用的手段之一。在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中，集某位老一辈学人书法成新的书名题签，或许能更大程度地重现该类图书封面设计的传统与特点。最起码，与碑帖集字、电脑字体相比，这种方式更具人文性和本土性。当然，这种方式对装帧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能精准地把握某位老一辈学人书法的用笔特点;要能统一集成的新书名中每个字的风格;要能使集成的新书名行气贯通、气韵互成。

　　（二）寻求电脑技术及印刷工艺支撑美化装饰

　　针对钢笔书写时代成长起来的学人毛笔书法不够规范的问题，可以利用电脑修补技术对其毛笔书法的字形结构、笔画形态进行适当的美化。这需要装帧设计师具备一定的字体设计基本功，掌握毛笔技法的常识，以免修补后的毛笔书法题签过于规整，缺少书写性和情感表达。要力避草书题签用于图书封面设计。

　　巧妙运用印刷工艺也能弥补当下学人毛笔书法题签的不足。UV上光，油光和哑光都可以增强毛笔书法题签笔画和字形结构的厚重感，但哑光为“漫反射”，可以使毛笔书法题签更显稳重柔和;凹凸压印，则可以将毛笔书法题签作为一种设计元素符号，通过浮雕或阴雕、线雕等工艺增强毛笔书法题签的立体感，运用到布艺、皮质等材质的封面中更显效果;压纹，可以使书法中飞白、牵丝等用笔技巧充分展现出来，使书法题签更显书写性和生动性。

　　利用电脑修补技术和巧妙地运用印刷工艺等手段可以有效弥补当下学人毛笔书法不够规范的问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素雅的设计风格，保留该类图书封面设计形态美和形式美的传统。

　　（三）借力中国文人写意水墨画

　　文化蕴含着人类的智慧、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十四五”规划，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十分清晰的描绘。中国古典文学类图书出版是繁荣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重要生产活动，是展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是呈现民族智慧、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借鉴《典籍里的中国》电视节目围绕古籍文化IP多维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亮点的方式，古典文学类图书可以充分挖掘文本中场景化和图像化的内容，运用中国文人写意水墨画加以呈现，配合学人书法题签等元素共同营造该类图书封面素雅的设计风格。写意水墨画要简而不繁，要虚而不实，要将写意水墨画与毛笔书法题签设置在一条视觉流线中，画风要与图书封面整体风格相匹配。使用这种方式需要装帧设计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能更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各种新型印刷工艺及技巧，等等。这种方法以视觉可感的图形作为重要补充，多角度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振古典文学类图书封面设计传统风格的有效路径，也是该类图书封面设计风格发展前进的探索方向。

　　参考文献：

　　[1]周国清，朱美琳.当代出版家范用的书籍装帧艺术探析[J].出版科学，2019（2）：30-36.

　　[2]范用.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J].出版史料，2002（4）：37-38.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358.

　　[4]周剑锋.浅论名家题签与书籍封面设计[J].编辑学刊，2019（3）：83-88.

　　[5]徐俊.记忆中的启功先生[EB/OL].http：//blog.sina.com.cn/yangzixinju.

　　[6]杨靖.中国书法艺术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应用[J]. 工业设计，2020（9）：147-148.

　　[7]范用.书衣大家钱君匋[M]//钱君匋纪念集.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2.

　　[8]吕敬人.由“装帧”到“书籍设计”观念转换的思考[Z].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贵阳，2007-09-11.

　　[9]寇艺新，龚小凡.1949-1966年书籍封面的书法字体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0（1）：35-37.

　　[10]钟明善.小題“大作”，妙迹天成——于右任题签书法的艺术魅力[J].中国书法，2016（8）：192-198.

　　（作者单位系广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