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贵虎

　　摘 要：主题出版物涉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与政治路线，具有正式性和严肃性特点，它们的对外翻译除具有一般出版物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性。主题出版物的外宣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逐渐从直译的“形式對等”转变为“动态对等”，从以译“形”为主转向“形神兼备”，从强调译文的“信”发展到兼顾译文的“达”与“雅”。总体来说，我国主题出版物外宣翻译努力在准确性、忠实于原文的信与达方面和读者的接受度之间求取平衡，使其更加契合外宣翻译原则。本文旨在通过对主题出版物的英译案例分析，以微见著，揭示我国外宣翻译策略的上述发展变化。

　　关键词：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物 翻译策略

　　“主题出版”的概念，源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开始实施的主题出版工程，是指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具体来说，主题出版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其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动员全社会团结一心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篇章。主题出版物是指主题出版活动所产生的出版物，其内容涵盖党和国家重点工作、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日趋频繁，近年来外宣翻译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做好外宣翻译工作能更好地回应中央提出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及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要求。

　　外宣翻译遵循一定原则，如中国外文局原主任黄友义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中国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颖则强调新时代政治文献翻译须超越传统思维，推进理念革新，突出译者沟通弥合中西方在价值观和语言文化差异方面的作用。

　　违反外宣翻译原则，造成国外受众对中国的发展理念、模式和成就等的误解和误读时，就有必要规范修改原译文，从而增强对外宣传效果。中国翻译领域权威专家陈明明提出，做政治文件翻译时需要创新并与时俱进，对多年来固定的译法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要敢于更新。因此，外宣翻译的译文并非一成不变，而要在更新中不断得到优化，逐渐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可。

　　一、从“形式对等”走向“动态对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翻译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论。他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语言、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奈达认为，所谓动态，并非是指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改变，因而这种对等是相对的，而非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一对一的逐字、逐词翻译。

　　在我国的早期外宣翻译中，部分译文较为注重语言形式层面的对等，有些可谓是字对字的硬译。这种译法的初衷是确保信息在译文中得到完全保留，没有任何遗漏。殊不知，汉语和英语在语言结构、表达方式上是有巨大区别的，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译文读起来晦涩难懂，甚至让读者觉得不知所云。例如，“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过去有种译法是“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economic reform”。译文中的“the pace of”是冗余成分，译为“to accelerate economic reform”更为简洁清晰;再如，“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提高”曾被译为“living standards for the peopl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tinued to rise”。其中的“for the people”在形式上对等中文的“居民（的）”，看似忠于原文，其实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因为“生活水平”一般就是指“人”的生活水平，无需再在英语中加上这一限定语。

　　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报告是一种重要主题出版物，从对它的外宣翻译策略的变迁可以管窥我国主题出版物外宣翻译的整体发展情况。从词汇层面来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报告在对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词汇的翻译经历了从追求“形式对等”到“动态对等”的一个过程。下面是两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例1 “干部”

　　“干部”一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在中国背景下多指党内干部或政府官员，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该词在外宣材料中使用频率很高，在国内多本权威汉英字典中都使用“cadre”作为其译文。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报告中也多将干部译为“cadre”。Cadre一词从法语借入，后来被俄语吸收，指革命队伍中的骨干。这个词带有鲜明的苏联特征和无产阶级革命色彩，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稍显不合时宜，且很多国外人士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cadre 一词，或对该词有一定成见。根据新情况和新环境，中央采用了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翻译策略。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干部”一词根据语境分别意译为“Party Officials”“officials” 和 “government officials”。这样便有效避免了在外宣翻译中产生与受众的沟通障碍，更易被读者接受。

　　例1 “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实践，这已多次反映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例如，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译为“the logical conclusion our Party has reached through hard exploration and great practice”。译文中的“hard exploration”和“great practice”分别对应“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形式对应得可谓十分“工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译为“in the great endeavor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后者对“伟大实践”的翻译更为贴切。尽管没有字对字地将“实践”译为“practice”，将“伟大实践”译为“great practice，但后译更好地传达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不仅译出其“形”，而且传达出其“神”。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这些高频常用词汇的翻译越来越灵活，由一开始“一刀切”的直译策略逐渐过渡到不同语境下对同一个词采用不同的译法，从而更准确地体现其具体含义，并更能为国外受众所接受。

　　二、从以译“形”为主走向兼具译“神”

　　最早将“形神”引入翻译领域的是茅盾先生，他在1921年发表的《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指出“神韵”与“形貌”是主次关系，“语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文学的功用在于感人，译文如果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就难免要失去感人的力量”。

　　可见，茅盾先生主张在必要时舍形取神。而翻译大家傅雷在1951年9月所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开头也提到：“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由此“神似”观开始在译界广为传颂。

　　以上两种观点指出了翻译中“形”与“神”的关系，强调译文的“神”优先于译文的“形”。这两种看法有其道理，但略失偏颇，过度强调了“神”对于译文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形”在译文中的不可或缺性。笔者认为，片面强调“神”或一味追求“形”都不是可取的翻译策略，而是应该既译“形”也译“神”，所以好的译文应该是“形神兼备”的译文。

　　主题出版物的外宣翻译经过了一个以译“形”为主，逐步走向兼具译“神”的过程。早期主题出版物的外宣翻译中注重译文在用词和句子结构方面与原文保持形式上相似，有时甚至是逐字逐词地对应翻译。这种翻译策略的初衷是通过词汇和句法上的对应来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完全忠实。殊不知，这种对原文和译文“形似”的追求，往往是以牺牲二者之间的“神似”为代价。例如，有人将“取得农业大丰收”译为“there have been good harvest in agriculture”。这里的译文生怕弄丢了原文的哪怕是一点信息，所以在句式和词语上几乎完全与原文一一对应。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便知，译文中的介词短语“in agriculture”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根据译入语的语意特点和此处的语境来看，harvest一词的所指非常明确，就是农业的“丰收”而不是别的领域的“丰收”。所以，“农业丰收”译为“harvest”足以，不用再画蛇添足地加上“in agriculture”这个介词短语。

　　随着主题出版物外宣翻译指导原则的变化，这种对“形似”的强调逐渐向“形神兼备”过渡。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在翻译“文明”一词时，没有按照该词的词典释义，将其译为“civilization”，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和不用语境灵活处理。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对“文明”的不同译法，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题报告外宣翻译策略的发展变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出现的“文明”一词大多采取直译策略，“一刀切”地译为“civilization”，而党的十七大以后的报告在翻译“文明”一词时更为灵活。例如，“文明”一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出现20处，而以“civilization”为译文的只有6处，其他各处均分别根据“文明”的不同内涵进行翻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文明”的译法更为灵活。當该词表示“礼仪和道德水平”时，译为“etiquette and civility”。当“文明”一词用来修饰行为或做事方式时，需要按照实际意义来翻译。例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中的“文明”指合规合理执法方式，故译为“non-abusive”，表示不被滥用的。当“文明”二字没有明确含义时，也可采取省译策略，例如“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译为“make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dvancement of mankind”。

　　再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二词为例。十六大报告将这两个词较为生硬地译为“material civilization”和“spiritual civilization”，使很多国外受众不知所云，且spiritual一词还具有宗教含义，并没有忠实地呈现原文的意思。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将这两个词分别译为“material progress”和“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这样便译出了文明的具体所指，而非字对字的直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词的译文又进一步调整为“material wellbeing”和“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近年来的热词“生态文明”的译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较之前的译文也更为灵活，作为范畴概念时译为“ecological civilization”，同时根据具体语境分别译为“ecological advancement”和“ecological conservation”等。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主题出版物的外宣翻译中，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原文和译文在形式上的对等即“形似”，而是既要留其“形”也要赋其“神”，做到“形神兼备”。

　　三、结语

　　主题出版物外宣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形式对等”趋向“动态对等”，从侧重语意和句法层面对等的译“形”逐渐转变为注重传达原文“神韵”的“形神兼备”。上述转变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报告英译中的一个体现是，中国特色政治词汇的翻译在不断更新优化、与时俱进，优化后的译文更准确并易于被读者接受，翻译策略的选用也更加灵活，直译、意译和省略等策略的灵活选用均是为了使优化后的译文更符合外宣翻译的原则、更好地展示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

　　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我国的翻译部门也在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翻译策略。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便译为“Chinese Socialism”， 这样的译文更能被国外读者群体所理解和接受。

　　2018年11月，“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词汇库”（含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词汇库）的正式发布为此类词汇的标准化翻译提供了重要的样本。翻译工作者应不断更新知识，从与时俱进的外宣译文中学习借鉴，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政治词汇的外宣实践及研究。同样，在主题出版中，这类词汇的翻译要在保持连贯性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服务好党和国家的主题出版与外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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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