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庚

　　中华吟诵自先秦以来，通过口耳相传、面传心授等方式流传至今。近年来，吟诵的载体、活动、群体逐渐丰富，吟诵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产生的效果得到了多方关注。面对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 中华吟诵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则需要从其根本属性出发，做一点“溯源式”的思考。

　　首先，中华吟诵是一种主动阅读的传统读书方法。相对于数字阅读时代被算法和推送影响的“被动阅读”，吟诵则需要吟诵者根据吟诵内容主动调整音量、节奏和旋律，依字行腔，因声求义，在声韵美中陶冶品性。在吟诵过程中吟诵者必须保持全部注意力和主动阅读状态，否则吟诵就变成了默诵或默读。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曾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生物本能被体外讯息组成的意义、价值与象征符号支配，这种讯息的程序式设计称为“良知系统”。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中华吟诵”正是打通人们“良知系统”和“遗传系统”的一种路径和方法，这种方法区别于一般阅读，加入了声音、旋律、节奏等要素，其目的就是实现吟诵内容传播效率最大化，产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诵”的阅读功效。

　　其次，中华吟诵具有多层面的阅读功效。吟诵的功能体现在吟诵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吟诵内容直接影响吟诵者的认知体系，吟诵场景则会促进吟诵者形成正面的学习态度，经过长期吟诵、内化之后，吟诵者的行为自然会体现出不同的气质、气派和气象。正如本期专题中，于琮博士的研究发现，基于济南话方音依字行腔而成的雪公吟诵调式中正平和，乡音徘徊，亲切深沉，再配以吟诗钟鼓之礼仪，自有一派别样的文化景象。中华吟诵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吟诵者个体层面，还对语文教学改革、中华传统礼仪的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都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其实，某些外国元首在后代教育中，都已关注并谙熟中华古诗文的吟诵，这又何尝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径？

　　最后，中华吟诵需要多元化的活动载体。吟诵的基本属性是阅读方法，传承和发扬这种方法的路径是依靠多元化的活动载体。从制度层面看，国家管理机构已经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比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等;從活动开展情况看，多个省市已经开始了对吟诵的抢救、传承和推广活动，比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具有地方特色的“山东传统吟诵采录项目”等;从出版物的生产情况看，出版社已经关注了这类选题，并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经典资源库“吟诵”专题、广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经典诵读》、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青少年有声语言艺术系列教程”……然而，对于广大吟诵群体的需求及亟待抢救和保护的吟诵资源，广大编辑队伍、教师队伍、学生群体以及普通市民都要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笔者曾在现场感受过中华吟诵的魅力，这种悠久古朴的阅读方式，确实能让人的精气神得以明显提振。笔者也曾设想：如果从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目的出发，在学校课程设置上，是否能在中小学和高校设置专门的吟诵课程;在科研方向上，能否设置专门的吟诵学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上，能否设置吟诵专业，培养专业的吟诵教师;在理论架构上，能否开创一个吟诵学的学科领域;在内容生产上，能否建立一个由出版社、高校、媒体等机构组成的“中华吟诵内容资源数据库”等等，为吟诵的抢救、宣传、推广作出贡献。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定能让中华大地再现儒士精神、金石声韵、庙堂气象。

　　（作者单位系北京印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