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占伟

　　

　　关键词：京剧类图书 京剧剧本 京剧图录 京剧文献 编辑加工

　　京剧类图书属于专业性图书，笔者从2001年开始从事京剧类图书的编辑出版，在日常的工作中，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以下简单谈谈，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京剧类图书跨了两个类别，一是I类的文学类，二是J类的艺术类。在上述两个大类的小类下，分别属于I232京剧和J8戏剧艺术，前者与歌剧、舞剧、话剧、曲艺等并列，偏重于文本，后者与绘画、雕塑、摄影、音乐、舞蹈等并列，侧重于艺术表现本身。这其实也反映了京剧作为立体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的实质。这种综合性，不仅表现在它融汇各个艺术门类（诸如舞蹈、杂技、歌唱），而且还体现在它精湛的表演艺术上。

　　目前所见京剧类图书的类别，可参考戏曲类权威书目工具书的分类方法。《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①只收录图书，数量近1600种，共分为9类：总论，中国戏曲史，戏曲声腔研究，戏曲文学，戏曲音乐，戏曲导演、表演，戏曲舞台美术，戏曲艺术教育，戏曲工具书。《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②包括专著和报刊文章两部分，其中专著约500种，报刊362种，其收录报刊文章5940余篇，分为11类，包括戏曲史、戏曲文学、戏曲改良（革）及国剧运动与现状研究、戏剧理论、表导演艺术、戏曲音乐、戏曲舞台美术、戏曲科班与人才培养、剧场与剧场变迁、戏曲常识及其他。两种书目类工具书讲的是更大范围的戏曲的分类，由于京剧包含其中，自然有其共性，由此可窥见京剧类图书的大致分类和面貌。

　　上述京剧类图书的品类，决定了编辑加工的难度和复杂性。京剧类图书的编辑加工，除了要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还要对京剧艺术本体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很难胜任。

　　关于京剧，知名专家刘曾复曾有如下通俗易懂的阐述：“京剧和中国各种传统戏曲一样，是一种艺术。京剧不但是艺术，而且是一种很复杂的艺术，包括后台和前台工作，其中有衣箱、把匣、勾脸、抹彩、拍粉、梳头、扮戏、桌椅、砌末、场面、派戏、开戏、散场等事务。生、旦、净、丑各行演员都要‘扮上演，演戏要有戏本、有准词，台上演戏要靠唱、念、做、打、翻的组合运用，并要有场面的伴奏，过去还有检场监助。研究音乐的学者，有的人把场面和唱合称音乐，场面为器乐，唱为声乐。还有的戏剧理论家单把做、打、翻称为表演。”[1]

　　由此可见，京剧艺术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综合性、程式化等特点，相应地，京剧图书的编辑至少需要以下方面基本的知识储备：①熟悉京剧史，对京剧史上重要的事件、主要的流派、各行当的名家和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以及重要的剧场、班社等要有基本的了解。②对京剧演员的装扮等要有基本的了解。③对京剧表演的专业术语要有基本的了解。④对京剧音乐要有基本的了解，包括常用的京剧曲牌和常见的锣鼓经名称等。

　　京剧类图品类繁多，不同类型图书的编辑加工，除了以上共性要求，还有其个性特点。

　　一、京剧剧本

　　在京剧类图书中，记录京剧表演的剧本是综合性最强的一类。

　　京剧剧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纯文学剧本，主体部分是唱腔和念白，有简单的唱念提示。清末民国时期出版的京剧剧本多为此类，如清末木刻本《真正京调》、民国元年石印本《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十集》等。[2]

　　另外一种是完备的舞台演出本，服装扮相、道具、唱腔、念白、舞台调度、身段动作、锣鼓经、唱腔及伴奏谱（胡琴谱）一应俱全，实用性很强，剧团可拿来排戏，票友可依照演唱，如20世纪末以来出版的《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京剧曲谱集成》等。

　　京剧剧本的编辑加工，首先要明了剧本的规制。京剧剧本的结构通常包括剧本介绍、上场角色介绍，以及分场记录的剧本，内容包括舞台调度的提示、表演动作的提示，以及唱词念白等。如京剧名剧《法门寺》开场：

　　传统剧本，文学性较差。由于老艺人文化水平不高，在传授方式上，多口传心授，以讹传讹的现象很多，剧本字词的校订很重要。现当代创作的京剧剧本，编剧地位提高，剧作者水平提高，这方面的问题就少了一些。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笔者在编辑王金璐先生的经典剧目《挑华车》时，就碰到很多这样的错误。如第一场，奏曲牌﹝粉孩儿﹞，唱词“匆匆的弃宫闱，朱泪洒”，“宫闱”老本多讹传为“宫围”，“朱泪”应为“珠泪”。又如第二场下场前，接奏﹝泣颜回﹞，众唱“须要同心戮力，斩权臣拂拭吴钩，蒙尘冕旒起群雄夸争斗”，传授过程中不明所以，最后一句多误写为“蒙臣冕流起群雄夸争斗”。

　　京剧剧本的整理，在记录表演、身段时，要尽量使用专业术语。这一方面是由京剧程式化、专业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也反映了京剧艺术传承的实际。在京剧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专业的语言系统，即术语，从业者一望便知。其次，一个术语其实是一套动作，约定俗成，名称简洁，但内涵丰富，若用文字描述身段表演，不但占用篇幅，且往往不得其要领。对于一般的京剧爱好者，若要了解术语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可查阅《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等权威工具书，图文并茂，解读准确。

　　在整理剧本时，锣鼓和曲牌、板式最好能区别开来，一目了然，且方便读者。通常情况下，曲牌、板式可用六角插号表示，如﹝原板﹞﹝回龙﹞等，锣鼓经用黑鱼尾号表示，如【急急风】【四击头】等。

　　服装扮相部分，“宁穿破，不穿错”是京剧服饰基本的要求。记录整理时，要有一定的顺序和逻辑，通常先写面部化妆，是俊扮还是勾脸，再从头到脚，描述服装和服饰。

　　如根据钱江演出录像，由李舒整理、吳文疆记谱的京剧小生名剧《监酒令》，全剧角色服装扮相如下：

　　刘 章 俊扮。紫金冠，红风帽、红龙箭衣、大带、红斗篷，红彩裤，厚底靴（亦可穿红蟒、斗篷，戴紫金冠、风帽）。

　　王 陵 勾老三块瓦脸。侯帽、白满，紫蟒，红彩裤，厚底靴。

　　陈 平 俊扮。相貂、白三，白蟒，黑彩裤，厚底靴。

　　周 勃 勾红三块瓦脸。八面威、黪满，蓝蟒，红彩裤，厚底靴。

　　灌 婴 勾豆腐块白粉脸。狮子盔、白扎，绿蟒，红彩裤，厚底靴。

　　二军士 俊扮。黄兵服，薄底靴。

　　八大铠 红大铠服，红彩裤，薄底靴。

　　曲谱是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专业人员用简谱记录整理。曲谱的核查很重要。编辑要掌握基本的乐理知识，才能发现问题。此外，最好请专业的乐队人员或识谱的演员据记录的乐谱演习一遍，以保证准确和实用。笔者在承担《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所收录的京剧各个流派名家的曲谱，审核的过程中专门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请在中国戏曲学院任课、具有实践经验的戏曲音乐专家对着乐谱哼唱了一遍，纠正了不少错漏之处。

　　二、京剧图录

　　京剧是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图像的价值得以凸显。古典戏曲研究，偏重文本，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无奈：由于年代久远，最能反映戏曲面貌的图像留存太少。近代以来，由于照相、录像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戏曲记录方式的现代化，产生了大量的图像乃至音像资料，加上图像本身的形象、直观、生动等特性，客观上促成了研究的转向，使近代以来的戏曲研究，特别是京剧研究，产生了新的面貌：图像日益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得到重视。

　　这一点也反映在近年来学界对戏曲文献概念的拓展上。

　　传统观念对戏曲文献的理解，多强调文献内容的文字性和文献载体的书面性。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2005年第1版）对戏曲文献内涵有所拓展，由注重文字性文献拓展为文字性与非文字性文献兼备：“戏曲除以文字记载的剧本、论著等文献资料外，还有大量非文字记载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其他文献资料，即通常所说的戏曲文物，如戏台、雕塑、道具、乐器、绘画等。”谷曙光《梨园文献与优伶演剧》（2015年第1版）则有更大突破，作者以“梨园文献”定义，强调“戏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可指文字典籍，如剧本、评论、研究著作、报刊等;而‘献字，包含声音、图像、视频、文物诸多方面，如戏画、脸谱、照片、戏单、唱片、录音、电影、录像、梨园匾额、行会文书、契约、行头，乃至名伶遗物，等等，这些都在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范围之外，而它们却能立体展现作为表演艺术的戏曲的精华和魅力”。由文字性与非文字性文献兼备，进一步拓展至有形文献载体与无形文献载体并举。这些包含一切关涉戏曲文化活動的史料，体现出在史料搜集与研究方面的多元化、综合性、全面性及鲜活性等特征，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戏曲文化，尤其近代戏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是戏曲文化研究亟待开掘和深入的重要领域。[3]

　　作为京剧图像重要载体的京剧图录，内容包括京剧伶人剧照、戏单、脸谱、衣箱、剧场建筑和舞台摄影等，是京剧图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京剧艺术展示及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剧图录的编辑加工，一个大的原则是实用大于美观。图片不能太小，要以能看清图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细节为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容一定要大于形式。

　　在这方面有不少反面的例子。比如戏单戏报图录。戏单戏报是记录演出信息的一手资料，内容包括伶人、文武场、剧目、演出地点等，有的还有剧情简介，间或附有剧照。专题性质、较为系统的戏单戏报整理，为戏曲演出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曾见一本关于清末民国京剧老戏单的图录，资料深藏于某知名图书馆，难得一见，非常珍贵。编这样一本图录，为京剧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宝贵信息，功莫大焉。然而该图录出版后，却惋惜声一片。图书的设计，请了知名的设计师，封面设计和整体包装都可圈可点，重大的缺陷是图片太小，许多信息看不清楚。这部分戏单戏报的原版近方形，大概有12开本大小，出版时却采用了16开本，且每页版面戏单戏报图片数量多至4幅，除了戏园、剧名和领衔主演的名字，其他信息甚至包括其他演员的信息都很难看清楚，有效利用无疑大打折扣。

　　戏单戏报类图录还要注意一点。戏单戏报是演出的忠实记录，可靠性较强，然而原版老戏单演出时间或有缺漏，在现实中演出或临时有变，可能的话，尽量查阅一下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演出及剧评信息，或伶人的口述、回忆，查找比对，会有收获。

　　以笔者担任责编的《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1951—1966）》为例，该书所收录戏单系老戏迷杨蒲生的珍藏，系统、丰富，品相完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首都京剧演出的珍贵记录，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戏单本身，没有更多的文字说明;有的戏单没有标注时间，或只有年，没有具体的月日……若按照通常的做法只是印一本图录，这么珍贵的资料未免太可惜了。为了保证内容的准确，给读者和学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笔者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去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纸，核对演出时间和内容;一是联系戏单的收藏者杨蒲生做访谈，进一步挖掘信息。查阅报纸很繁琐，访谈也很辛苦，其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结果出人意料。访谈时意外发现老先生有很多看戏的片断记录，不但有时间，还有观感和简略的背景介绍，经与报纸查阅的日期对照，不但核实了准确的演出日期，纠正了戏单的错误，还增加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该书第59页《萧何月下追韩信》演出戏单未印时间，经核实为1955年4月19日;如1954年11月20日《铁面无私清官谱》戏单，实际演出时杨荣环代替了梁小鸾，马长礼代替了李世琦。关于背景信息，如该书第48页收录的《霸王别姬》戏单，根据作者的口述和记录增补了如下内容：“1955年梅兰芳在中和、吉祥连演《霸王别姬》，两剧场售票处前观众连夜排队，派出所出动警察维持秩序，梅先生在观众中的声望可见一斑。”鲜活生动，现场感强。如该书第67页收录的《全部大顺春秋》戏单，增补信息如下：“这是一张难得的戏单，演出单位为北京京剧团，但并非后来马谭张裘领衔的北京京剧团，后来该团一度加盟中国京剧院，为老四团，后赴宁夏。”这为学界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该书品质也因此提升了不少，出版后在业界反响很好。

　　京剧名伶图录所收录的老照片、老图像，要尽可能还原图像的原貌，以留存更多的历史信息。图像直观、形象，有单纯文字描述所不具备的优势。名伶影集或为突出名伶本人，或为美化其形象，常见有对图像进行挖补拼接和过度剪裁者。挖补、拼接，伪造事实，扭曲历史，误导读者和研究者。对图片进行过度剪裁，甚或只为美观，将人物直接从图片中抠出，使其脱离背景，丢掉了许多有效信息，学术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京剧图录，说明文字一定要准确。目前所见已出版的京剧剧照、京剧脸谱、京剧舞台摄影等，常有名字和角色张冠李戴的现象。要减少这方面的问题，编辑一是要多问专家，另一方面要注意积累。多看文献是个好办法。清末民国的京剧类期刊和著作有大量京剧照片，经常翻阅，会大有裨益。

　　三、京剧文献

　　近代以来京剧形成、发展壮大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文人、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不断提升其品格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京剧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经典化。近代以来的大量京剧文献反映了这一纷繁复杂的过程，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京剧文献类图书，保存文献的原貌很重要，影印是首选的方式。

　　首先，这是文献保护、利用的客观要求。文献具有本体价值与文献价值的双重属性。目前在文献保护上分别采用了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两种方式。所谓原生性保护，是指对文献原件的保存与养护。这种保护，客观上会限制文献的利用，使文献价值难以发挥。众所周知，文献本体是不具备再生性的，然而文献的内容可以通过翻印的方式得到再生，这就是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文献的再生性保护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原生性保护，这是由文献所具有的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对于较少披露、难得一见的文献，特别是善本、孤本，平衡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影印。通过一次影印，善本或孤本可化身千百，进入公共馆藏、专业研究机构收藏，或供个人收藏，满足成千上万读者的需求。而善本或孤本原版，可妥善保管，不必再提供借阅服务，对它们而言，这无疑是最大限度的保护。[4]

　　清末民国文献亦是如此。近年来，清中后期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段（也就是通常说的近代）的研究日渐受到学界关注，海量的民国文献进入学术视野，而京剧文献正集中形成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近现代印刷技术兴起之时，催生了报纸、期刊等文献类型的出现和大发展，印刷的便捷又使文献的总量迅猛增长。然而由于印刷、油墨、纸张等还不完善，且纸张酸性较大，导致纸张较脆易碎，民国文献的保护实际比古籍和善本更难。

　　其次，这是文献整理及文献供给的科学要求。京剧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是为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一手资料。京剧文献的原貌，包括载体的材质、开本的大小、保存状况，以及文献的呈现方式，包括插图、题签和批注、内容的排序、版面安排，甚至相关的广告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各项信息对于不同的学者、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意义。通过影印，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原版的信息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便利用。

　　再次，这与如何看待文献的学术理念有关。是把文献的内容抽离出来，孤立地看内容本身，还是通过思考文献最终呈现状态，追溯其形成的过程，二者差别甚大。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之一永田英正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说：“面对每一条史料，你一定要问一下，这条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如果这个问题想清楚了，这个史料你就可以用了。”[5]这段话对于重新认识文献的整理、利用不无借鉴意义。

　　最后，重视影印也是对当下排印、标点、校勘方式的反思。一部经过认真校勘、标点，并加以必要注释，且差错率较少的排印文献当然有自身的优势。但目前的实际情形却不容乐观，因为其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很难具备，导致目前大量排印本文献质量低下。这些条件包括：要有一批高水平的文献整理者;相关出版社有一批高水平的文献专业编校人员;能够大量使用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此外，还有过度加工整理的问题存在。比如剧目、伶人名字术语等等，切不可硬性统一。在京剧发展史上，剧名、角色、术语等的变迁和定型，有具体的时间、背景和条件。以伶人的名字程砚秋为例，如编辑加工时见到程艳秋便改为程砚秋，实不妥当。程艳秋改名程砚秋是在其艺术逐渐成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具体时间是在1932年1月，赴欧洲考察戏剧之前，他专门登报，弃用因伶人地位低下带歧视色彩的艺名艳秋，郑重其事改名砚秋。

　　此外，京剧文献的生成特点也给校勘提出了新的要求。近代以来，由于报纸、期刊的兴起，文献载体发生变化，民国戏曲文献的生成方式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同一事件、同一内容，专著、报纸、期刊或都有提及，因读者对象不同，记录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对于校勘而言，重要的是整合不同的内容，比较、分析;不同版本，不是找一个更全、更准确的足本，而是侧重不同版本产生的背景及内容异同的分析。

　　在这方面，《舞台生活四十年》的點校整理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舞台生活四十年》是根据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口述整理的回忆录，是伶人回忆、谈艺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据谷曙光《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版本考》一文考证，自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平明出版社将《文汇报》原始稿结集出版以来，该书版本多达19种。③不过，这些版本还是传统的文献整理的做法，且多为根据单一版本的简单整理，差别仅在于所依据版本的优劣。而2016年版《梅兰芳全集》中收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首次将《文汇报》版、平明版、人民文学版等多个重要版本进行互校，虽未收录全部版本，也未标注全部异文，不同版本产生的背景及内容异同的分析也不足，但在京剧文献校勘方面无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京剧文献的影印出版，首先要明确标明文献的版本及来源。此外，索引的编著很重要，目的是方便读者查找和使用。而一篇好的文献导读，会给图书增色不少。对文献背景、价值的深入解读和分析，可以启发学者的研究思路，甚至可以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京剧文献的编辑出版，基础工作是梳理文献的版本，查核是否足本，有无缺页和残缺不全的页面。凡遇到此类情况，应尽力寻找同一版本补足。查核工作很繁琐，但不容忽视，需要编辑的细心与耐心。

　　总之，京剧类图书的编辑加工有共性也有个性，不断总结经验，方能有所进益。

　　最后，还要谈一点，京剧类图书的编辑加工，权威的京剧参考书是编辑的案头必备，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京剧史》《京剧剧目辞典》《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等。多查工具书，多问专家，不懂就查，不懂就问，注意积累，构建京剧专业知识库，这是一个京剧编辑进阶的必由之路。

　　注? ? 释：

　　①该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该书由傅晓航、张秀莲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③该文刊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刘曾复，屠楚材.京剧新序（修订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89.

　　[2]丁淑梅.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禁戏研究——以《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3（6）：189-19.

　　[3]王潞伟，苏航.议论出于文献演剧关注生态——评谷曙光著《梨园文献与优伶演剧：京剧昆曲文献史料考论》[J].戏剧艺术，2018（4）：132-133.

　　[4]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古籍影印出版丛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4，8.

　　[5]张学锋.中古史研究中考古资料的利用与开掘[N].文汇报，2012-04-13.

　　（作者单位系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