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芜

　　关键词：公益精神 社会责任 路径探索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和暴雨洪灾，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有赖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社会各界、各行各业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乐于公益付出、敢于担当作为，使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出版业作为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出版单位积极行动，弘扬公益精神，主动践行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科学防治、稳定民心、增强信心、提振士气、激励斗志，打贏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帮助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感，不应只体现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正如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所言：“书人优者，为国为民。”[1]优秀的出版人，都应该有如韬奋先生一般“为大众谋福利”的公益精神，勇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本文结合重庆出版集团的实践经验，对出版社如何弘扬公益精神、承担社会责任，从路径探索的角度试作一些研究。

　　一、出版单位践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由事业单位转为了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也成为出版单位的重要经营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下降到次要的位置，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强调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这是由出版业的文化属性和工作方向决定的。

　　1.由出版的文化属性决定的

　　出版业具有文化属性。图书是具有物质和精神思想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不仅能够直接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对读者产生影响，而且还能够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好的图书能够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坏的图书则会产生负面的不良影响甚至是反向的作用。

　　因此，作为出版从业者，更要慎重认真地对待出版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产生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影响。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曾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其他任何行业大些。”[2]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行的号角，发挥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3]，这就要求出版人必须有公益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而应以大众、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首要追求。

　　2.由出版工作的方向决定的

　　《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把“促进大众文化”作为第一个口号，并提出“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4]。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满足他们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传播和积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每一个出版单位和出版工作者的责任。

　　二、出版单位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担负着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出版业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如何以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回应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先进文化

　　我国的出版单位，无论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机构，都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的任务。出版单位不管体制怎么变，它的文化属性不能变、文化担当不能变、文化品位不能变。只要是有价值的好书，就要充分论证，千方百计设法扶持其出版，使之得以传播，造福大众，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作积累。

　　2.始终把质量放在首位

　　出版单位不能只盯着眼前小团体的利益，而应该放宽视野，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向读者提供高水平、高质量出版物，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就要求我们杜绝胡编乱写、粗制滥造、跟风出版、重复出版，减少平庸之作，着力推出更多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3.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邹韬奋先生说：“我们这一群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5]出版业应主动承担起文化使命，以高度自觉的担当，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

　　4.做好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应急出版

　　公共事件突发后，大众面对海量信息难免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恐慌情绪，而精准权威的图书可以及时帮助大众答疑解惑，对新闻报道进行深化、补充。这就需要我们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付应急于日常之中，平时注意开发一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普适性常销图书，同时建立应急出版机制，固化、优化工作流程，培养一批能打“硬仗”的出版力量，提升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应急出版任务。

　　5.助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出版单位在努力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应该积极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全民阅读、乡村文化振兴、农家书屋建设、送文化进基层等作贡献。

　　三、重庆出版集团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路径

　　重庆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始终牢记初心，秉承着“书行天下、传承文明”的使命，把社会责任与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005年，在原重庆出版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重庆出版集团。虽然成为了一家经营性出版单位，但一直以来，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重庆出版集团仍然没有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仍然在探索着弘扬公益精神和践行社会担当的有效路径。在建社70年、集团成立15年的实践中，集团自筹资金以缓解优秀项目的资金紧张，借助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出版基金，扶持优秀图书出版、打造重大文化工程，积极开展全民阅读、文化扶贫，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迅速响应，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出版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之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

　　1.自筹资金，资助出版社会效益突出的精品图书

　　1988年，为了缓解学术著作出版的困难，重庆出版社率先在全国设立了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聘请钱伟长同志担任基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树声、伍杰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周光召、陈竺、于光远等许多国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流专家学者任指导委员。迄今已资助出版《结构振动分析的矩阵摄动理论》《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昆仑植物志》等110多部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科学学术专著，不少是填补学术空白或科学史空白之作。钱伟长同志曾评价：“这些图书的‘含金量都很高，不仅在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产生了明显直接的效益。”2004年，重庆出版集团成立后，集团设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版基金，集聚了徐崇温、俞吾金、童世骏、韦建桦、陈学明等一大批知名度高、学术影响力大的专家学者，资助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丛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等300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通俗读物，40多种出版物获得国家级大奖。其中，《马克思画传》被确定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3种重点图书之一，先后获得国家级重要奖项6个。为了扶持和培育重庆本土的优秀原创文学，重庆出版集团拨出500万元专款，设立了“巴山夜雨原创文学出版基金”。该基金现在已资助出版了《何日君再来》《安居古城》等近20部文学精品，带动了优秀本土原创文学的涌现，壮大了重庆文学创作队伍。《早安，重庆》的图书版权还输出到德国、奥地利、瑞士，提升了重庆本土原创作品的影响力。为了做好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工作，集团又设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出版基金”，大力扶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精品的创作出版。

　　2.借助出版基金，打造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2009年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以来，重庆出版集团借助国家出版基金和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打造了一大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大工程。如《中华大典》（天文典、地学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册）等，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中华大典》（天文典、地学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中华大典》的两个分典，为后人了解、继承、利用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地学遗产提供了集大成的史料库;“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填补了海内外关于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的多项空白，重写了抗战大后方出版史;《大足石刻全集》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的考古报告集，在我国石窟考古和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积极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

　　重庆出版集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的大局、大势、大事，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精品图书。比如为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慶出版集团以文化帮扶、精神扶贫为切入点，大力实施“志智双扶”，精心打造了“重庆市柑橘、脆李、荔枝龙眼三大水果优质高效生产技术丛书”、《农作物重大生物灾害监测与预警技术》《天麻种植技术》《主要蔬菜作物应急栽培技术》《果桑栽培与加工》《果蔬储藏与加工》《中华蜜蜂健康养殖技术》等农业科技图书，传播先进农业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同时还出版了《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大国小康路》《毛驴上树》《蝴蝶谷》及“中国五村启示录丛书”等图书，讲好扶贫故事，推广经验典型。为做好民法典的普法宣传工作，推出《民法典与百姓生活100问》，着眼现实生活，从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及时宣传民法典精神，普及民法典知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4.迅速响应，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出版

　　“非典”期间，为了配合重庆市“非典”防治，重庆出版集团仅4天就赶制出版了《预防“非典”百姓手册》，发行30多万册，获国家图书奖特别奖。“5·12”地震后，集团除了捐款和义卖筹资外，又紧急出版了《地震灾区百姓防病手册》等图书，为灾区创伤救治提供实用指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集团组织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健康教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应知50问（藏汉双语）》《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防控口袋书——新型冠状病毒社区（村）防控行动指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众防护与心理疏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100问》等10余种防疫类图书、电子书和有声书;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在疫情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集团免费开放了《冰与火之歌》等数百种电子书、有声书资源;免费发布了人教版中小学教材电子版，供广大师生在延期开学期间学习使用，为网络教学提供精准服务;发起了“手足相抵 悲喜与共”抗疫主题征稿活动，为提振士气、鼓舞精神贡献出版人的力量。

　　5.助力全民阅读，积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重庆出版集团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服务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开展“好书刊进基层”“名家进校园”“最美童声朗诵最美童诗”“山城雅集”等活动，大力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渝书坊”与“智能书柜”等平台，紧密配合农家书屋各项活动，捐赠精品图书、捐建图书室，助力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对于出版单位来说，弘扬公益精神、践行社会责任，本就是天生的职责使命所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出版业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出版业更是主动担当作为，第一时间投入到抗疫防疫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和国家也为出版业践行社会责任创造了很多政策条件，国家和地方政府设立了出版基金给予公益出版资金支持，公益性质的出版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结合、最大化实现社会效益同时兼顾经济效益方面，出版业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基金项目支持力度有限，各地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公益性质的出版缺乏营销意识，传播力和覆盖面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资金规模小、形式单一;相关资源缺乏;等等。

　　相信随着出版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出版人担当作为的意识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出版单位探索出更多独具特色的最大化实现社会效益的路径，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引领下，出版业将会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冠华.聂震宁：“书人优者，为国为民”出版人应具有社会担当[EB/OL].（2020-07-31）.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20/0731/c1013-31805267.html.

　　[2]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4/c_1116559409.htm.

　　[4]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店务通讯》排印本（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作者系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