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超

　　摘 要：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呼吁抗日救亡;筹办《大众生活》，高擎救国大旗;创立《生活日报》，号召团结御侮;构筑《抗战》高地，引领正确舆论;复刊《大众生活》，坚守宣传阵地。本文以时间为线索，以报刊为核心，梳理和分析邹韬奋先生出版救国的卓越贡献，借此榜样力量，激励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者履职尽责、文化兴邦。

　　关键词：邹韬奋 抗日救亡 出版救国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邹韬奋先生积极创办抗战报刊，成立生活书店，以笔为戈，出版救国，为提振民族精神、鼓舞抗战斗志、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自由作出了杰出贡献。笔者以时间为线索，以报刊为核心，梳理和分析邹韬奋先生出版救国的卓越贡献，相信在当下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创办《生活》周刊，呼吁抗日救亡

　　1926年10月，三十而立的邹韬奋去职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开始了出版家、政论家、新闻记者的生涯。在邹韬奋及其同事们的精心运作下，《生活》周刊从宗旨不明、无人问津的小刊物逐渐成长为颇受欢迎、销量可观的“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可谓一纸风行。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邹韬奋以“人民大众的立场”，公开表明“与国人共赴国难”，《生活》周刊迅速成为为民族解放呐喊，为抗日救亡呼号的舆论阵地。

　　对于“九一八事变”，《生活》周刊予以强烈的反映，在1931年9月26日第6卷第40期的《本周要闻》中，邹韬奋痛述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1]在这一期《生活》周刊中，他还以满腔的义愤和激情接连发表了呼吁抗日救亡、痛斥妥协投降的“小言论”，特别是在《一致的严厉监督》一文中，邹韬奋严厉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主持政务的人除了叫老百姓作盲目的镇静以恭候暴敌来侮辱外，主持军务的人除了高呼无抵抗——无办法的继续不断的无抵抗——以恭候暴敌任意疾趋直入掠杀奇惨外，没有听见什么有效的办法！”[2]此后，邹韬奋连续发表了《国庆与国哀》《历史的教训》《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等战斗檄文，怒斥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用兵镇压“极端无耻”。他呼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指出“无论何人，无论何派，到了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如再图私利，闹私见，而有妨碍一致团结对外的举动，我们全体国民应群起反抗”[3]。

　　1932年1月28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驻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奋起抗击侵略者。在纷飞战火中，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克服重重困难，接连发行《紧急号外》和《紧急临时增刊》，及时报道抗战消息、发表抗战文章，来“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他鼓励民众：“我们要深切明白只须我们能奋斗，能奋斗至死不懈，我们最后的胜利实在我们手中，任何强暴不能加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赴后继，拯救我们的国族，复兴我们的国族。”[4]邹韬奋和他的同事们以笔为戈，出版救国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助战工作。《生活》周刊积极发起抗战募捐，为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等抗日力量募得大量物资;他们还开办“生活伤兵医院”，收容救治了大量受伤将士，有力地支援了一线将士奋勇杀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为民族解放呐喊，为抗日救亡呼号，为民主自由奋斗，为人民大众服务，深受读者青睐，影响不断扩大，却也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忌惮和痛恨。1933年12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

　　二、筹办《大众生活》，高擎救国大旗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投降，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重兵“剿共”，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強化其专制独裁统治，这使邹韬奋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在胡愈之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邹韬奋渐渐摆脱改良主义窠臼，开始具备阶级斗争意识，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35年11月16日，流亡海外两年方才回国的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再次高擎起宣传抗日救亡的大旗。他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提出了《大众生活》的办刊宗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可以看出，邹韬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有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认识。

　　《大众生活》周刊在第一期就对国民党当局的所谓“敦睦邦交”政策予以强烈谴责。邹韬奋写道：“把敌人当做老子看待似的，秉承意旨，奴颜婢膝，打着嘴巴还要满口声明舒服，表示不但一点不敢存有反抗或叫冤的意思，而且还格外的俯首装作亲热，这是天地间无耻之尤！”作为“民众的喉舌”，深受民众欢迎是顺理成章的，《大众生活》周刊的销量迅速达到20万份，再次创下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新高。

　　1935年12月9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华北自治”的投降卖国之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各地学生的响应和广大民众的支持，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大众生活》周刊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大力宣传和强烈支持，连续数期大篇幅报道学生运动，并配以现场照片，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邹韬奋在《星期评坛》栏目中发表《学生救亡运动》一文，称赞这场运动“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禁;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致北平全体学生的一封信》等文章，以支持和指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此外，《大众生活》周刊每新出一期，就会优先寄给北平学联几千份，以此来支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邹韬奋及《大众生活》周刊受到了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爱戴和拥护。

　　1936年1月，《大众生活》周刊专门就“抗日联合战线”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其中邹韬奋撰写的《学生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联合战线》指出：“全国学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结成学生的联合战线;全国人民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响应学生救亡运动而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必须有这样整个的斗争力量，向着这个明确的大目标迈进，才能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5]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相符合，对凝聚民族力量共御外侮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大众生活》周刊由于坚持抗日救国立场，与国民党当局奉行所谓“敦睦邦交”的投降主义针锋相对，于1936年2月被查禁。然而，它对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邹韬奋后来回忆道：“《大众生活》每期销售数达20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为每一个爱国青年所爱护，为每一个妥协阴谋者所震慑。”[6]

　　三、创立《生活日报》，号召团结御侮

　　1936年3月，拒绝了蒋介石约谈的邹韬奋身处险境，面临随时被拘捕的危险，于是他前往香港继续开展出版救国工作，筹备创办《生活日报》。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在香港创刊，其副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后更名为《生活日报周刊》）也同步发行。邹韬奋在《创刊词》中指出：“民族解放斗争是大众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民族解放运动所争取的是民族大众的利益，所以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在这样的办报宗旨下，《生活日报》几乎每天都会发表一篇论述抗日救亡的社论。邹韬奋还发表了大量文章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包括《救国联合阵线的出发点》《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团结御侮》《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等，不仅透彻地阐发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还严厉斥责了投降主义，批评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1936年进入夏季，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蓬勃发展。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大会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了“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邹韬奋虽不在上海，但仍被推举为救国会的执行委员。胡愈之为救国会起草了公开信《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该文虽在形式上属于中间派立场，但其内核与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步调一致，它详尽阐述了“联合救亡”的立场，指出“各党派各方面共同联合抗日救国”。公开信在上海讨论定稿后，改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联合署名，刊载于《生活日报》上。公开信发表后，很快被其他进步报刊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分发各地，在国内广为传播。

　　毛泽东看到公开信后，两次致函邹韬奋等救国会成员，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正派的组织和个人合作。”[7]毛泽东还委派潘汉年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接触。从此，邹韬奋与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党服务。

　　出于经济性和时效性的考虑，《生活日报》于1936年7月底在香港停刊，准备迁往上海，邹韬奋和同事们相继回沪开展相关工作，但在国民党当局蓄意阻挠破坏下，《生活日报》还是未能再同读者见面。其副刊《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迁至上海，坚持出版。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被迫停刊。

　　四、构筑《抗战》高地，引领正确舆论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战由此开端。7月31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七君子”。历经8个多月牢狱之灾的邹韬奋回到上海，便立即着手构筑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邹韬奋任主编，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等为撰稿人。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持续进攻上海，进而威逼南京。在此形势下，国共两党于9月22日宣告合作共同御侮，由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面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邹韬奋获悉后倍感振奋，立刻撰写《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发表在9月26日的《抗战》三日刊，文章认为：“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当局仍然放不下专制独裁的包袱，置其自身私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理论、政策、事迹严密封锁，甚至歪曲宣传，例如造谣“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敢与日军正面交锋”“只顾保存实力”等，使得广大民众（尤其是国统区民众）难以知晓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真实情况。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引领正确舆论导向、宣传共产党抗日事迹的重任。邹韬奋在《抗战》中转载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等党的重要文件，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理论和政策;刊发了《朱德等就职抗战通电——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救亡运动在山西》等文章，详尽地介绍了八路军敌后抗战经验和事迹。其中邹韬奋发表的《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一文，分析梳理了彭德怀的论著《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使广大读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游击战理论有了一定了解。

　　1938年1月，《抗战》连载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作了系统介绍，特别是对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做了诸多推介。《抗战》还刊登了两所学校的招生简章，发表了《赴延安途中见闻》《陕公毕业典礼速写》《青年的求学狂》等文章，使读者受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教育建设成就，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无数有志青年为了抗日报国，纷纷致函《抗战》和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不少人更是按图索骥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随着上海的沦陷，《抗战》三日刊于1937年12月迁至汉口续办。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继续出版，后迁至重庆。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邹韬奋因形势所迫于次月秘密离开重庆而转战香港，《全民抗战》也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五、复刊《大众生活》，坚守宣传阵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活动，并残酷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皖南事变”的爆发，将国民党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在反共逆流中，进步文化事业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破坏。生活书店遍布全国的54家分店接连被毁，仅存的重庆店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邹韬奋无比愤慨、满腔怒火，不顾蒋介石的“坚决挽留”，决意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继续斗争。

　　1941年3月，邹韬奋在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顺利抵达香港。他感慨地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而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8]因此，他一方面为《华商报》撰写长文《抗战以来》，一方面着手筹备复刊《大众生活》周刊，昼夜奔波，忙得不可开交。

　　1941年5月10日，《大众生活》复刊号发排，一周后正式出版。邹韬奋在《复刊词》中分析了国内局势，他指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他公开表明立场：“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扬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默尔无言。”

　　邹韬奋经常强调，他办刊的经验就是抓“一头一尾”，也就是社论和读者来信。社论往往由编委开会讨论确定题目，再由邹韬奋亲自执笔撰写，诸如《揭穿妨害民主的几种论调》《反民主的几种烟幕》《实现民主的普遍要求》《对苏联的态度问題》等。这些文章不仅深入阐释了反对国民党独裁、实现民主政治对于民族解放、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评述和分析了国际局势，帮助民众分清敌友，摆正立场。1941年6月22日德军大举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升级。邹韬奋闻讯后立刻做了报道，他在《大众生活》新7号发表了社论《德军进攻苏联》，文章明确表示：“就我们对于德苏战争的态度而言，我们根本上是同情于苏联的。”当时日本舆论挑拨中苏关系，国民党报刊出于反共的需要也借机诬蔑和攻击苏联。邹韬奋在《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一文中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它是援助中国抗日最为得力的国家。在《国父对苏联的态度》一文中，邹韬奋全面阐述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指出那些“反苏的党老爷们”号称“出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场”去诽谤“同情苏联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这群“反苏的党老爷们”才是中国真正的罪人。

　　处理读者来信，在邹韬奋看来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他曾对夏衍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正是通过和读者交流、沟通，《大众生活》的编委们意识到在香港这个地方政论文章过多，恐怕不易被读者接受，如果连载名家的进步小说，便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以实现“唤起民众”“提升觉悟”的目标。于是邹韬奋便请茅盾撰写长篇小说，并且边写边发。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堪称“抗战第一长篇”的《腐蚀》就这样诞生了。邹韬奋还请夏衍创作了以南粤抗战知识分子为主角，展现热血青年在抗战大熔炉中的坎坷遭遇与思想历程的长篇小说《春寒》，作品连载后又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

　　在邹韬奋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大众生活》复刊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平均每期发行10万份，这样的销量在当时的香港实属不易。应该说，《大众生活》是邹韬奋毕生所办的最后一个刊物，虽因香港沦陷，只出至新30号就匆匆停刊，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它沟通了国内外抗战情况，凝聚起海内外抗战力量，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结语

　　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岁月中，邹韬奋先生办报刊，开书店，宣传进步思想;抗日寇，争民主，坚持革命斗争;他出版救国，贡献卓越，永载史册。毛泽东曾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韬奋精神必当永存。作为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者，我们应当铭记先辈，不忘初心，传承和发扬韬奋精神，不断推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质出版物，为建设出版强国、实现文化兴邦而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参考文献：

　　[1][8]沈谦芳.邹韬奋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28，412.

　　[2][3]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2，66.

　　[4]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

　　[5]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6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16.

　　[6]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10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34.

　　[7]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128.

　　（作者单位系中国书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