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玥妍

　　摘 要：本文聚焦我国三个不同时期的出版人的出版实践和经验，诠释出版人的价值和社会贡献，进而探寻作为家国守卫者、知识传播者、文化引领者的出版人的价值内核和精神底色，提出当下出版需回归到人的价值，推动出版人的价值体系建设和从业能力建设。

　　关键词：出版力 价值体系 守护者 传播者 引领者 以人为本

　　正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文化”，一国必有一国之出版。在任何一个时代，出版人的智识、眼界、观念、态度都将直接影响全社会出版成果的质量、品位、价值乃至影响力，并最终沉淀为国家和社会的出版力。出版力即出版好书的能力，“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出版人自身的价值探寻和能力重构，是出版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是出版业赋能的不竭动力，也是新时期中国出版面临的重要课题。那么，出版人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价值又是如何推动一个国家的出版成果产出和出版力提升的？回溯中国现代出版120多年的历史，出版人作为守卫者、传播者和引领者的核心价值和人文属性没有改变，这也构成了中国出版人独特的价值体系。

　　一、出版人价值之根：家国守卫者

　　在我国，“出版”这一文化活动与民族危急存亡相伴而生，不自觉地参与了社会变革。因此，建立在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家国使命感，成为中国出版人独特的价值观，也是当下出版人构建自身价值体系的基石。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建，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中国现代最早的出版物是英文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初印仅2000册的英文教材，在20多天内便销售一空。从1898年到1921年，这本书共印刷了77次，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国人英文教育的启蒙读本。而随后问世的“严译系列”“林译小说”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都在向国人介绍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版人，面临着中西方社会经济、科技、政治发展的巨大分野，一方面急切地引介西方先进知识救国启民，一方面不得不在动荡和战乱中抢救民族文化成果。可以说，早期的出版人不自觉地承担了开启民智、拯救家国的重任。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人非张元济莫属。作为商务印书馆初创期的靈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始人，他怀揣着“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理想，力求用出版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除了编制新式教科书，他还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创建东方图书馆，保存、守护民族文化之精华。1910年，他远赴法国国家图书馆，探访、寻找流散到海外的1900年出土的敦煌典籍。走过重重的铁门和楼梯，他在一间密室里见到了这批古文献，驻足良久……虽然张元济抄印敦煌典籍的愿望没能实现，但他却是历史上第一个到国外寻访流散古籍的出版人。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张元济们”将此视为“为动荡灾难的民族续命的大事业”。

　　强烈的家国情怀是这一时期出版人的共同属性。围绕在商务印书馆周围的文化巨擘，无论是身为作者的胡适、鲁迅、周作人、冰心，还是拥有作者和编辑双重身份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无不表现出深沉的救国理想和文人情怀。在1932年日军损毁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后，张元济慨叹：“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所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1]因此，中国出版人，其诞生之初便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底色，秉持“文以载道”“中体西用”的出版理念，强调以文化振兴国家。

　　今天，出版人同样需要秉持这份家国理想，与国家、社会同频共振，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这便是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作为己任，履行国家民族文化守卫者的职责。对于担负着文化传承创新事业的出版从业者，若内心缺少家国情怀，丢失文化自信，将难以在文化多元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把握正确的出版导向，做出正确的内容选择。可以说，出版人的家国使命，如活水之源头，是一切价值的根本所在。

　　二、出版人价值之本：知识传播者

　　出版不同于其他社会行为的特点在于其具有“思想性”。传播知识、传承思想既是出版行业的题中之义，也构成了出版人的价值之本。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守门人”，出版人必须立足于这一核心价值，去实现自身的职业认同和素养提升。

　　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经济的重启，中国的出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从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前期，是知识性、思想性的时代，知识补课和思想补课成为图书的主要社会功能。[2]读者对书的渴求空前强烈，出版行业呈现专业化和细分化，出版人的专业分工逐渐明晰，其知识传播的角色价值凸显。不少“经典作品”和“行业首创”次第诞生，出版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同时，也在改造和丰富着出版人自身。

　　1991年问世的《英汉大词典》是中国首部由英语专业学者独立设计、编写的大型综合类词典，编写历时15年。据主编陆谷孙先生回忆，编写组在全盛时期曾有“一百零八将”之众，后来一度剩下三十人左右，光是他一人的工作日记就记了十几本。词典第二版的责任编辑去陆谷孙家时，老人将稿子拿出来，激动地告诉她最近又做了哪些词条。对着稿纸上“人吃了安眠药才能睡”的例句，责编笑着说：“这句肯定是您加的。”[3]因为“pills”用的是复数，只有长期依赖药物、精神超负荷的人才需要好几片。密集的脑力投入和高度的紧张感是许多老出版人亲身经历的工作状态。“十年磨一剑”的职业历程在许多辞书编撰者和大型出版项目工作者身上并不鲜见。他们深知，自己当下所撰写、修改、编辑的每一个字都影响深远，进而敬惜字纸、如履薄冰。

　　成就伟大的作品并使之影响更多人，是出版人最朴素的理想和使命。这让他们有着比其他行业更强的敬畏感和责任感。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手写出版资料卡、回复读者来信曾经是图书编辑的常规工作。他们在知识之海和社会人群之间的桥梁上埋头深耕、往复奔走，由此获得职业认同和社会尊重。

　　进入21世纪，出版物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出版业从“十年磨一剑”迈入到“一年磨十剑”的规模化发展期。根据《中国出版年鉴》的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年度纸质图书的出版量近52万种，是20年前的4倍多。一方面，全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更加多样。出版市场化趋势明显，行业竞争空前激烈，甚至一度存在低质量发展、内容重复的内卷化倾向。在图书的商品属性和知识属性之间、出版效率和出版质量之间，出版人常常要面临取舍，甚至要面对残酷的零和博弈。在这样的趋势下，对出版本质的认识极为关键，这会成为抉择的重要依据。图书与一般性的商业产品的不同在于其他产品不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具，都是为人所用的工具，而图书不是，它不止于工具，而是在塑造人本身。

　　出版的“思想性”本质，要求出版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加注重自身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对文化产品进行有效的选择、鉴别、判断、加工和推广，不能满足于单纯的供给和服务，而应主动地引导和创造。当下出版人只有加强对出版本质的认识，意识到知识传播的科学严谨性和深远影响性，从社会责任这一更高的价值维度去理解出版行为，才能自内而外地获得职业认同，提升职业素养。

　　三、出版人价值之魂：文化引领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经济增长理论》[4]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两个经典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人的创造力及企业家精神。出版的重要价值，正是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创造力，从而让知识和思想持续产出价值。这就要求出版从业者秉持“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创造力。

　　进入21世纪，书业的形态趋于丰富，而出版人的职业路向也随之丰富。许多出版人主动走出书本的象牙塔，将触角指向大众需求，从单纯提供阅读产品到推广阅读方式。以书店为例，从大型新华书店发展到专业书店、独立书店、特色书店，从单一的销售功能转向综合性娱乐文化功能，大众阅读方式和阅读需求的转变也在推动出版人身份和职能的转变。

　　不断向社会输送文化产品的出版业，其步伐不比任何一个行业缓慢。当下，出版人做阅读空间，做线上课程，做文创产品，做影视IP……这一切实践丰富了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也为新时代的出版带来了新的可能。如今，北京三联书店的创办者之一、年近八十的老出版人董秀玉开始关注知识服务，将大学经典课程做成大众读者喜爱的音视频公开课……她说自己“编书有瘾”，认为“出版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总想知道人们都在想什么”。这也道出了许多年轻从业者的心声。一些研究者将新型编辑善于创新的特质总结为“独角兽思维”[5]，指以特定的内容产品和服务来形塑某种类型、阶层人群的自我意识、族群认同、文化建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它类似互联网的用户思维，其实质在于“人本”和“跨界”。

　　出版人是出版活动的参与者，并无时无刻不在被出版所影响，所改造。市场、资本、机制等外部要素能够在“量”和“速”这两个维度上显现效力，而人的创造力和精神力却容易被低估。出版人于殿利曾指出：“所谓的创新就是用我们的出版物所传递的思想应和一个个新的时代的诞生，解答一个个新的时代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6]以人为本，意味着在内容选择和传播方式上更多地关注人群需求，将知识传播与时代所需相结合;创新跨界，意味着打破自身专业局限和思想认知的壁垒，了解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和关联。摆脱焦虑和恐慌，让新的技术为文化的生产赋能，而非消解、吞没文化。

　　凝聚时代之思想，促进“人”的发展，是出版的灵魂所在。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出版人须充分认识时代之变、社会之需，将触角伸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挖掘自身潜能，丰富智識、技能和眼界，在拥抱变化和主动破壁的过程中锚定自身的价值象限，探索出版的崭新边界。

　　四、出版业动力之源：出版人的价值认同和能力建构

　　作为家国的守护者、知识的传播者、文化的引领者，“出版人”从事的是事业而非单纯的工作，应从个人发展和社会评价两方面得到认可和回馈。而能否唤醒他们的价值感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将直接影响出版业的未来发展。

　　《出版商务周报》连续五年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从2015年到现在从业收入呈现稳步上升，但普遍“薪酬满意度”和“行业信心度”较低。2019年起，有跳槽意向的占比达到40%，这其中有一半人的目标是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要提高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度，培育“智匠”而非“工匠”;要促进人才流动和进阶，打破国企和民营体制的分野;要为作者和编辑提供宽松的创新环境，以产品的内容质量管控倒逼人才的优化升级;明确专业型出版人才和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区别，使他们各得其所，各美其美;借鉴商业管理方式，培养属于出版行业的职业经理人……这一切努力，都是创造优良的人才环境、凝聚行业内在力量的有效手段。保护、涵养、激励每一个平凡的出版工作者，支撑他们再多走一程，是行业共同的责任。要相信，人的价值，永远是推进出版业优化的核心，是出版未来发展的增量所在。出版，是价值的创造，无时无刻不让人变得更加美好。中国出版从张元济的时代走到今天，在拥抱资本、借鉴新技术、探索新的边界和可能的同时，更应冷静思考，如何顺应时代，释放出版的内在价值，让出版回归人，让人回归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7]一国之出版，直接反映出一国之文化，一国之表达，一国之创造，也将深刻地塑造国家之气、民族之魂。回顾中国出版120多年历程，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和动摇。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出版也将迎来创造与坚守并行的新阶段，担负起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化、构筑时代灵魂的使命。以人为本、做有灵魂的出版，是出版人的价值之始，也是驱动中国出版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动力之源。这一切，需要出版人持续的自我更新，也需要国家给予出版业坚实的滋养和支撑。

　　出版，是读书人、做书人共筑的精神家园，“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参考文献：

　　[1]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王益，等.中国书业思考[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3]艾江涛.陆谷孙：那个编词典的人走了[J].三联生活周刊，2016（32）.

　　[4]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张瑞霞，庄庸.新时代“独角兽编辑”的人才理念与模式创新浅谈[C].//改革开放四十年：出版人才之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6]于殿利.出版是什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

　　[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