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强

　　摘 要：大数据的概念正在日渐普及，其价值正在不断显现，大数据为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教育出版在数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重重挑战。大数据时代，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源，重新审视自身定位，积极求变，开拓业外合作，由教育内容出版商向教育服务提供商转型。

　　关键词：大数据 教育出版 数字化

　　早在2015年，我国就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其中提出将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加快数据强国的步伐。此举标志着大数据建设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数据的概念已日渐普及，其价值正在不断显现，其应用也在促进许多行业商业模式的重塑，正处于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出版业自然无法置身其外。众所周知，如何实现传统与数字的媒体融合是困扰每个出版从业人员的大问题，各出版单位都在进行积极探索与尝试。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想要发展，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持。可以说，大数据为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这一点在教育出版数字化方面尤其明显。

　　一、出版单位教育出版数字化的现状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出版单位尤其是拥有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出版社，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除了为师生提供教材、教辅等传统纸质图书外，还增加了电子教材、电子题库、微课等数字教学资源，同时，空中课堂、在线教育等创新项目的研发也在快速跟进，已经成为出版领域的重要板块。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国内教育出版单位纷纷由纸质出版向数字出版转换，由单一媒体向融媒体转型，推动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新的教育出版业态正在逐渐形成。

　　一是出版单位参与度高，教学资源建设初具规模。教材教辅作为大部分出版单位的主要利润增长点，相关单位都围绕如何满足广大师生和家长的需求，弥补纸质教材和教辅的短板，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和增值服务，加快学习资源数字化进度。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基本的数字教育产品研发和服务模式已经初步形成，教学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取得质的飞跃，并逐渐研发和建设了一批数字化应用和数字教学资源投入市场，供师生使用，推动了互联网与教育出版的融合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众多教材出版单位就大显身手，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材出版单位纷纷提供电子教材、数字教学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将所属出版社列入山西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公告目录以及代理的相关教辅图书电子版，在问导网全部免费开放给省内广大师生;以帮助师生解决线上教学资源匮乏问题，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二是数字化教育产品以配套服务为主，个性定制和互动交流类产品偏少。目前，出版单位参与度很高，主要是围绕已有的纸质教育类图书产品进行数字化，提供的数字化产品中以相关的习题、解析、教案等文字内容资源为主。也有很多出版单位开始提供录播课程和音视频教学资源，比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凤凰易学”在提供所有凤凰版电子教材的同时配套了大量的音视频讲解，供师生使用。提供配套和增值服务产品为主，个性定制和互动交流类产品偏少，但也有出版单位已经涉足，尝试开发直播服务平台，推出在线辅导等业务。比如，大象出版社的“大象教育云——智慧教育融媒出版平台”，具有中小学各学段超过50门的在线点播课程，疫情期间更是每日都开设直播名师课，并通过建立线上沟通群为学校提供线上指导服务。再如，浙江青云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青云e学”在线教育平台，其“青只悦读”借助课程服务平台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提供有明确导向的教育服务，展现了较强的个性化特色。

　　二、出版单位教育出版数字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出版单位作为教材和教辅的原创者，具有的图书内容资源优势是互联网公司无法比拟的，同时其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及其对课标、教材及教学与评价考试等彼此之间关联度的理解、把握，使其有着独特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由出版社开发的线上教学资源理应受到师生们的喜爱。这些年，出版社也都不断积极地进行媒体融合、数字出版转型、教育信息化建设，各种各样的平台和应用软件不断推出，却很难看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推出的电子试题、学案及教案等并未受到火爆下载。换言之，出版单位精心打造的数字教学资源，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和达到预期效果，可见教育出版数字化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数字化教学资源功能上的局限。当前所构建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微课等视频资源;一类是录制的现场课，包括由各级教育主管或专业部门评选出来的优课、优质课，以及由教材出版部门筛选、推荐的示范课、展示课等;还有一类是由出版单位提供的试题、教案等教学资源。现以视频教学资源为例，各类优质课、比赛课、示范课、展示课等视频教学资源，虽然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优质教学资源，但视频呈现的却是整节课的课堂实录，对教师教研的价值远大于学生学习的价值。而且展示课只能呈现课堂师生环节，展示课前的课前准备、有效组织等均需要教师前期的跟进指导，缺乏相应配套的自主学习资源，仅仅让学生观看课堂实录，学生更像个旁观者，很难成为课堂的参与者，依然是一种单一灌输。这种资源如果仅仅简单的“拿来主义”，肯定无法有效匹配成学生的学习资源，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对于试题等教学资源，大多都是半年甚至是一年之前的题目，而教师可以随时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教学的最新材料，下载量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多样化需求。虽然现有数字化教学资源是优秀教学成果的凝練，但这些已有资源无法适应不同的学情差异，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位教师。对于学生而言，各学校的学情差别巨大，各个班的学习基础、接受速度、思维习惯等，只有任课教师才能体会出细致的差别。所以，同样的数字教学资源，不同的学生使用效果会大不相同。对于教师而言，借鉴吸收后直接内化成自己的网络课程呈现给学生，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此外，在不同学习阶段中，如果教师需要用到某一知识点的数字教学资源，为了符合自己班的学生的理解能力，往往需要对已有资源进行处理，或增补，或删减，或降难度，或增加深度，与其费时费力修改，不如重做。这既是学生的需要，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2020年春季，各个地方或学校纷纷组织骨干教师录制微课，保证“停课不停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是互联网公司和培训机构的激烈竞争。出版单位的主要工作仍是做好选题策划、内容把关和保证编校质量，无论在教学资源的更新频率、更新幅度、内容时效性等方面都很难与网络教育机构相比。所以，一个出版社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方面，即使在行业内对比其他出版社遥遥领先，但是在行业外与普通网络教育机构竞争，其难度都很大。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在线教育的发展和行业渗透率的提升，诸多互联网教育创新企业瞄准不同的线上教育细分市场，研发出了众多服务于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用户的线上教育产品。众多互联网公司纷纷投身数字教育行业，大型线下培训机构也开始转战“线上教育”。比如，腾讯、字节跳动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纷纷在旗下产品中增设在线学习板块，开放给学生使用。而以新东方为代表的网络培训机构和以猿题库为代表的题库服务为核心的网络资源服务机构，由于其早期定位就致力于营利性质的网络教学内容开发，因此不论是在资源的丰富度还是在用户的黏性方面都要远高于现存的大部分出版社。

　　四是出版单位的各自为战。出版单位各自为战，资源分散，合作困难，实为行业弊端。出版单位的数字化产品的研发只是针对自身产品，而不是从整个学科角度进行系统的研发，导致产品之间无法共享，难以形成体系。无法实现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一个真正的网站有效供给。长此以往，不利于整个出版行业的长远发展。

　　正如前面所讲，目前出版单位多是只能将数字产品作为增值服务和附加产品配合传统纸质教材、教辅等主流产品进行附赠，难以将所开发的数字教学资源直接变现，仍然依赖营销纸质产品获取利润，这就导致了出版社在开发数字教学内容的积极性不够，即使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数字化研发，也难避免成为“添头”的命运。政府采购带来的数字化内容销售和借数字化内容带动纸书销售仍是目前的主要盈利方式。另外，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学指导要求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新课标的修订、新教材的使用以及学科指导意见的更新等，出版社需要开发全新且配套的数字教学资源，这种无底洞式的投入已经远超目前数字教学资源作为传统纸质教材、教辅等主流产品增值服务的预期，这也是目前各出版社难以依赖数字化教育产品取得盈利的主要原因。

　　三、出版单位教育出版数字化的应对策略

　　当下，出版单位教学资源储备丰富，出版的纸质教材、教辅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能够基本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大数据时代，出版单位更应当发挥编写教材教辅内容资源和优秀教师团队优势，开发数字化教育资源内容和开展在线教育，或将成为涉足教育出版数字化出版单位的发展机遇。

　　第一，整合内容资源和用户资源，建立大数据库。出版单位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提供商拥有优质的作者资源和编辑资源，在多年的出版实践中，积累下众多的内容资源且经过层层编校把关和多年市场检验，并逐渐建立自己的图书品牌，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而这些读者都是数字教育产品的潜在用户。因此，出版单位必须整合这些内容资源和用户资源，将其作为基础数据建立大数据库，同时请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梳理、分析，为教育图书出版产品的选题策划和精准营销提供支撑，既可以找到准确的产品定位，又可以寻找到潜在的用户群体。比如，时代出版传媒牵头整合旗下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黄山书社三家社的教辅内容资源，与武汉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合作，依托RAYS数字出版平台，进行内容资源整合开发。

　　第二，利用大数据技术，满足教与学的多样化需求。出版单位网站上的教学资源以文字性材料居多，内容陈旧，可用性不强，学生仍以下载教材为主;能够提供的微课等音视频资源数量少，普适性差，点击量小。纵观网上教学实际，教师、学生共同需要的是优质教学资源，对专题性微课、主题式探究微课、课前预习和课后作业类辅导微课的需求更多。出版单位必须瞄准市场需求，发挥自身优势，扩大现有的作者队伍，以数字教材为龙头，系统策划，积极开发为配套教材、服务教学的各种图、文、声、像等数字出版物，形成满足多年级、多种课型需求，并适合多地区的系列产品。比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开发的语音学习系统，在将课程内容数字化的基础上，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和语音测评技术，提高学生语文和英语学科的听说能力，满足很多学生的需求，为数字化资源增加了新亮点。

　　第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多渠道精准推送。目前，基于互联网基础之上的数字出版，大多出版单位虽都利用自身网站或者自建平台发布教学资源，但出版社自建的平台，推介力度不够，知名度不高，难以有受众，也很难提高访问量。出版单位应与网络平台建立合作，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为用户进行精准推送，激发读者阅读需求，提供服务。这样既可以兼顾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能有效避免盗版，扭转为他人作嫁衣的被动局面，将“关系链”升级为“价值链”，实现多方共赢。

　　第四，要加强行业内外的合作，取长补短，实现资源的交互共享。在过去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学校和教育部门更多关注硬件设备和信息化软件的采购，而对平台内容服务不太重视，参与其中的更多是硬件制造商和教育信息化公司，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提供商的出版单位，则对此参与较少，甚至未有涉及。在这方面，一是出版单位可以寻求与教育部门或者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充分利用中小学教育的巨大市场及其区域化、个性化特点，围绕纸质教材教辅的出版内容和主要使用地区的读者群体，适度进行数字资源开发和拓展在线辅导业务。比如，人教社和腾讯科技以手机QQ与小学英语（三至六年级）8本课本为合作试点，共同推出全国首个可AR识别的课本。二是出版单位可以与硬件供应商合作，采取预装、发放登录卡等形式，定向为有需求的学校进行市场供给。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学校的装备水平，而且也可以有效地提高教育资源的市场占有率。比如，上海教育出版社与纳米盒·上海进馨科技共同成立新的教育科技公司，将国有传统出版企业严谨的学科内容体系和强大的编校团队，与民营新兴互联网企业丰富的技术研发、互联网运营经验有机结合，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开拓教育信息化的未來。三是出版单位之间要加强合作，将各自的数据库进行数据开源，实现资源的交互共享，不仅为大型数据库建设扩充资源，提升质量。比如，人教社打造的人教数字教材垂直服务平台，其开发目的就是集国内各版中小学数字教材于一体，面向教材出版单位提供数字教材“加工—发布—阅读—管理—授权—数据接口”等一体化服务。

　　综上所述，进入大数据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教育出版的数字化、互联网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出版单位在数字教育出版领域一定会有诸多发展的机遇，就看我们如何去捕捉和把握。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和大数据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产品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重新审视自身定位，积极求变，开拓业外合作，由教育内容出版商向教育服务提供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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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系泰山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