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

　　

　　

　　中外出版界出版过众多反映其他行业和机构历史的图书，但是相对而言，关于出版业和出版社本身历史的图书则显得较少，而介绍某一家大学出版社发展史的书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是由于出版人不那么喜欢过多地谈论自己，信奉甘为他人做嫁衣的传统所致。这对于出版界乃至知识界来说都是一种缺憾。因此，在出版业日益发展，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使出版的存在价值面临挑战之时，翻译出版《哈佛出版史》这部反映全球著名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发展历程的书，可谓恰逢其时，难能可贵。

　　在这部书中，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用翔实的史料，忠实记录了出版社创办、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矛盾、挑战和重要事件，深入讨论了办好大学出版社应当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和问题，值得我国大学和大学出版社研究借鉴。

　　高远的文化立意和创办宗旨，是大学出版社安身立命、长治久安和存在价值的根本。哈佛大学出版社是这样定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为了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而创立的，旨在通过广泛发行全世界最重要学者的作品来推动知识进步。它还通过印刷大量系列出版物来帮助及时传播原创的研究成果。但是，它并没有计划与商业出版社竞争，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出版发行有利可图的书籍。”无独有偶，先于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宗旨中也明确写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是成为大学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向世界传播学术思想，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交流的桥梁。”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不论经济宽裕还是财务困难，哈佛大学出版社都始终秉持其宗旨。我想这是该社能获得作者和读者信任的根本所在。

　　处理好与母体大学之间的关系是保证大学出版社繁荣发展的关键。读完此书，我们可以发现，哈佛大学出版社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是学校和校长重视，学者和校友关心支持，社长得力，编辑专业，由此形成合力的时期。这里有以下几个关键点。一是大学成立权威的出版社理事会。理事会由副校长主持，若干著名学者和出版社社长参加，决定大学出版社的重大事项，包括任命社长，审定重要书目，给予财务、办社场所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大学和大学出版社共同确定出书标准。大学出版社善于运用理事会、同行评议等，在机制层面制定出书标准。我们在本书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表述：“不仅要出于财务的考虑，而且要出于学术的理由。如果被学位论文和其他‘二流专著所淹没，任何出版社都无法履行其更重要的职能……除了一流的学术作品，‘我还认为应当鼓励出版解读学术并向更广泛的读者展示学术成果的书，不管这些书是大还是小。”三是出版人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底是保障。书中的以下论述值得关注：出版人是“‘学问的中间人。出版社不仅是为了将科研成果从一位学者传递给另外一位学者而存在的，更应当成为‘所有学者群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优秀的书稿编辑不易觅得，也不易培训。他们究竟在编辑过程中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应该花多长时间，这些都是颇有争议而又神秘的问题，有时会让作者甚至出版人感到不解……编辑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充足的同理心。通过同理心，编辑才能够理解作者想要说什么，并充分把握作者风格特质的精髓。这对图书未来读者的同理心更为重要，因为编辑必须具备通过读者的眼睛来看事物的能力”。

　　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是大学出版社的永恒主题，是吸引优秀作者和各方支持的魅力所在，也是保障出版社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坚实基础。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一批享誉世界的学术精品的出版过程，以及这些书的社会影响、经济效益。从本书中可以看出，真正的学术精品不仅经得起历史检验，历久弥新，而且一旦时代需要，这些书往往能迸发出难以想象的活力，带来重要社会影响和可观的经济收益。比如书中介绍的哈佛社的镇社之宝“洛布古典丛书”，以拉丁文或希腊文与英译文对照的形式出版，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经典。又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赖世和的《美国与日本》、“俄罗斯研究中心丛书”以及“哈佛历史研究丛书”等，这些由作者和編辑费时多年精心打造的专著和系列，一出版就在学术圈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美日关系成为热点时，这些书又会成为政界、商界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必读书，形成精装书、平装书一再重印的畅销状况。这些书的经济效益自不待言，其社会影响也可想而知。本书作者不惜笔墨，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图书的案例。此外，特别有意思的是本书作者在书中讨论的资助出版的问题。书中有一处讲到当时给哈佛出版人带来最大喜悦的作者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四个国王》的作者艾米·凯利。出版社开始想退稿，但由于她拿出了2500美元的赞助就接受了。此书出版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精装版和平装版卖出了十几万册，成了畅销书，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出版社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定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从作者那里收取的最后几笔现金资助之一。出版社在马龙治下就不赞成这种资助。现在，在威尔逊治下干脆取消了。威尔逊后来称之为‘很坏的东西、危险的东西。”这些讨论值得有志办好大学出版社的人细细品味。

　　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升出版服务学术、传播文化的水平，出版业才能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13年，此前哈佛大学已有200多年用印刷机为大学学术服务的历史。本书介绍哈佛大学出版社时，首先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述哈佛大学用印刷机的历史。本书作者在书中自豪地说：“1640年代之后，哈佛的出版和印刷就已经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因为哈佛拥有并运行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台印刷机。发生于1913年的事件更像是点燃了一盏煤气灯，而不是擦亮一根火柴。”1990年代，我在造访牛津大学出版社时，总编首先领我参观的是一台古老的印刷机。他自豪地说那是英国使用的第一台印刷机。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时，印刷业规模已不断扩大，印刷技术也有了巨大的进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传播对出版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出版自身成为一门学科，成为一个产业，众多的大学创立出版社，社会上的商业出版社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从中不难看出技术进步对出版业的重要影响。当前，信息技术有了革命性的进步，社会进步对知识创新的依赖日益加深。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在出版业的应用正在快速提升出版水平，同时又对出版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出版人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采用新技术，不断创新，才有美好的明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出版社不断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从世界各国经济、科技、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看，我国大学和大学出版社又迫切需要提高质量，获得更大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办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为世界一流大学服务，这是国际上的重要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期待本书对中国有志于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读者有所裨益。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