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

　　摘 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主题出版引起高度关注，尤其是新时代一大批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主题出版物，这些重要图书对编校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本文针对主题出版图书做好校对工作进行了阐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聚焦重大政治活动、重要社会事件的主题出版越发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一大主题出版物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从权威性上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及“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等。这些重要图书对质量要求很高，甚至是零差错。这就对编校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作为编校环节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对工作，如何在新时代的党政类主题出版中与时俱进，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校对工作的内涵与重要地位

　　校对是指根据原稿核对校样，订正差错，提出疑问，以保证出版物质量的工作。其概念有两层：第一，校对工作的依据是经过三审和编辑加工整理的原稿;第二，校对的职责是既要根据原稿来发现、订正校样中的差错，又要判断原稿本身可能存在的差错并提请编辑核实后作出适当处理。校对具有“校异同”和“校是非”两大功能。校异同是指以原稿为唯一依据来核对校样，分辨二者的异同：同则通过，不同则以原稿为准对校样进行订正。校是非是指校对者凭借资深储备的知识或其他权威的资料来判断原稿中的是非，确认“是”的就通过，确认其“非”就提出疑问，请编辑核实后处理。

　　在普通出版物中，以校异同为主，保证编辑改动的地方不出问题，同时兼顾校是非，原稿本身的问题应该是以编辑解决为主。而在党政类主题出版图书中，在确保校异同万无一失的前提下，校对应该侧重校是非，尽可能多地发现原稿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编辑一起保证图书质量。主题出版图书的校对工作大大拓展了校对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将校对在出版中承担的任务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校一读”制度和责任校对制度是我国保证图书质量的基本制度，学习出版社严格按照制度执行，确保程序规范，人员水平达标，尤其是终校和责任校对必须保证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资深校对担任。而在主题出版中，我们把“三校一读”制度大大加强和延伸，重要图书甚至增加到了十几个校次，在增加校异同的校次的同时，也增加校是非的次數，反复通读，从程序上保障了主题出版图书的校对质量。主题出版物的责任校对更是要高度负责，绷紧政治这根弦，字斟句酌，锱铢必“校”，作者每次退回的稿件中的每处改动都要仔细核对，确保不出任何问题，并严格查看校样，杜绝编辑添加和排版改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差错。

　　二、主题出版图书中如何做好校对工作

　　在主题出版图书的校对工作实践中，我们认为，新时代的校对工作应该是在确保校异同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大大强化校是非的能力，校是非是新时代校对工作的发展方向和重心所在，某种程度上，校对“编辑化”的趋势已经初步显现。下面就主题出版图书中如何做好校对工作做一分析。

　　（一）政治意识是重中之重

　　不同于普通出版物，政治性是主题出版物的灵魂，政治术语的表述必须要准确无误，比如，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表述就要高度注意，既不能写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能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地位，在此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提法就不能再用。我们在主题出版物的校对实践中发现涉台用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我们不使用“台湾政府”一词。不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对台湾方面“一府”（“总统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如“内政部”“文化部”等，可变通处理，不得不直接称呼上述机构时，必须加引号。

　　（二）重视图书引文的核对工作

　　在主题出版中，引文是出错的“重灾区”，在编辑做好引文核对的基础上，校对也应该参与进来，以给编辑查漏补缺，确保引文准确无误。一定意义上说，引文核对是校对工作里的“校异同”，校对人员对文字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应该更有优势，应该发挥好校对的这一优势，拓宽校对的工作范围，使之在更大领域里发挥更大作用。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的引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其中，“梦魔”一词经常被误改为“梦魇”。再比如，《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引文：“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其中，“文化大革命”一词原文中为不加引号。不同于普通出版物，党政类出版物的引文通常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的原话，我们应该严格遵照原始的用法，不能擅自改动。

　　（三）注意常识性差错

　　常识性差错不光是普通书稿里的“致命伤”，更是主题出版图书中必须严格防范的。比如，校样中曾出现“2014年6月参加索契冬奥会”，这就需要校对员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索契冬奥会是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因此，此处应该为“2014年2月参加索契冬奥会”。再比如，“‘十一五计划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十五”计划时期有所不同。”我们应该知道，从2006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即从“十一五”之后都是规划，此处正确的用法应为““十一五”规划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十五”计划时期有所不同。”

　　（四）杜绝语法、字词成语差错

　　这类错误是校对的主要用力点，校对要发挥优势，大胆提出问题供编辑解决。普通出版物中虽然也对这方面比较重视，但还是预留了灵活的空间，低于万分之一的出错率即为合格，是市场可以认可的合格出版物。而在党政类主题出版物中，要杜绝出现语法差错，消灭明显的字词成语差错，即不出硬伤。这就要求有一批专业、高水平的校对工作者在合适的工作环境中高度专注，严格把关。还需要交叉校样，弥补疏漏。由于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学习经历、知识储备、工作经验各有不同，就需要互相弥补前一校次在某一方面的不足，主题出版物的校对工作需要一支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高水平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必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人才“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激励广大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尚贤者，政之本也”，“要健全工作机制，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教育引导，搭建创新平台……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结语

　　新时代主题出版物的校对工作者要在严格遵守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增强眼力和脑力，将校对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在出版告别“铅与火”，实现“光与电”，迈向“数与网”的过程中，校对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出版社的校对机构已经社会化。我们在主题出版图书的实践中发现，固守传统的、只会校异同的校对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而精通语法和文字、有广博知识的新型校对人才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新时代出版工作中，校对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不是粗通文字就可入门，而是门槛越来越高。

　　参考文献：

　　[1]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基础[M].武汉：崇文书局，2012.

　　[2]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系学习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