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知识渊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和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也是学贯中西、富有洞见的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和报刊理论家，是中国近代编辑学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和奠基者之一。本文回顾了梁启超一生丰富的报刊编辑实践和卓越的编辑成就，总结了他的报刊编辑思想价值，阐述了其编辑思想精髓给予当代编辑工作者的若干启示。
中国编辑出版业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仍发展滞缓，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858年，以伍廷芳创办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为起点，到魏源著述《海国图志》打开国门看世界，再到梁启超创刊办报“救国新民”，再到邵飘萍等的“公益商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才开始飞跃发展。其中，报坛巨匠、编辑大家梁启超贡献卓著。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样身为一代报刊编辑巨匠的梁启超，毕生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奔走呼号。正是他的如椽大笔，在晚清中国政坛几度掀起巨波狂澜。他创办主编的报刊成为维新派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启蒙国民现代化意识、召唤广大群众的利器，对启发民智、唤醒国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胡适所誉：“梁任公为吾国革命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污也。”因此，探究梁启超的报刊编辑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报刊编辑出版的发展轨迹，而且有助于管窥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更对探寻中华文化的演进足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梁启超的报刊编辑思想价值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震古爍今的人物，梁启超不仅是知识渊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和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而且是学贯中西、富有洞见的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和报刊理论家。他不仅对我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报刊编辑思想理论也有极大的建树，在当时的报刊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近代编辑学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和奠基者之一。梁启超的报刊编辑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其对报刊性质、职责、功能、分类和编辑素养等方面的重要实践和论述上。
1.开创近代中国报刊编辑出版先河
梁启超生活的晚清时期，吏治腐败，国家羸弱不堪，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唤醒民众，一大批有志之士纷纷办学堂开报馆，以启发民众，介绍新学，宣传革命思潮。此时，梁启超积极投身其中，在长沙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并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开启了他轰轰烈烈的报刊编辑生涯。
从1895年在北京主编《万国公报》，1896年受康有为委托创办《强学报》，到1922年脱离报界，二十七年间，梁启超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其中可圈可点的有《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撰写各类文字约1400万言。“这一事（创办《强学报》），是梁氏平生新闻事业开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国有正式意义的新闻开始的第一页。”梁启超为创办报刊倾尽全力，身体力行，为当时的报人报业树立了行业典范。他在创刊前期，积极参与报刊总体策划和具体筹备工作，从内容、宗旨、出版周期到分工、职责，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在办刊过程中，他付出巨大的辛劳，从文章编辑、撰写论说到厘定栏目、为译文加按语，一字不苟，以非凡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在编辑、校对、排版上沥尽心血。以《时务报》为例，他曾对其中的“论说”和“纪事”栏目做出细致规定：“论说”栏目规定以“公要周适”为主，“纪事”栏目规定以“博速确直正”为主，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世界。同时，他善于借鉴西方报刊新颖之处，积极倡导和实施编辑工作的改良和创新，在《中外纪闻》开创“一事一议”短评栏目，在《新民丛报》开辟“国闻短评”栏目。这些时评日后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报刊体裁。
梁启超还积极实践文体改革主张，创立了独特、新颖的时务文体。该文体从形式、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都迥异于当时统治文坛的古文风格，被后世学者命名为“新文体”。梁启超本人总结该文体的特点：“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其文条理明析，笔锋常带情感。”新文体走的是自由化、通俗化的道路，情感真挚，形式自由，气势恢宏，多采用比喻、对比、排比的修辞手法，对一切传统古文形成猛烈的冲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鼓动性。这种耳目一新的文体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报刊影响力，吸引许多报刊竞相模仿，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
梁启超的报刊编辑活动，开阔了国人的思维和眼界，促进了国人思想大解放，提振了中国报业的信心，架起了中西方文化思想交流的桥梁，推动了清末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以《时务报》为例，该报在当时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攀上报刊发行量的高峰，发行量从初期的4000份增至高峰期的17000份，在海内外设立100多个代销处，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承认和赞许，被业界誉为“报王”。梁启超自己曾对此感慨：“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蘗。”就连当时反对维新变法的胡思敬也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报刊编辑大家。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曾这样评价梁启超：“我国报纸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诚然，梁启超用自己的一生改变了世人卑视报刊、报人、报业的风气，践行着报刊出版人的职责、使命与担当。近代中国正是有了一批诸如梁启超这样的报刊编辑家，不遗余力地躬耕于报刊编辑事业，才使得近代中国报刊业成就斐然，政治家、学者编办报刊蔚然成风。
2.确定报刊性质——政治性、党派性
梁启超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他提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著名论断，利用报刊最大程度地宣扬“维新救国”的思想，积极传播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在创办《时务报》时，梁启超就明确规定其性质就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舆论工具，《时务报》也成为维新派人士宣传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阵地，刊发了大量有关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对封建专制进行尖锐批评。例如，该报刊发的梁启超所写的《变法通议》一文指出：“彼君臣上下，犹瞰然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日以之治天下而治，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这些文字猛烈抨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因循守旧的落后性。在评价自己的办报经历时，梁启超也坦承他主编的《时务报》和《知新报》等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为此，梁启超还大胆否定、抨击一切卑视报刊编辑业的世俗观念，主张政治家办报、学者办报。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下，政治家、学者办报之风逐渐形成，中国近代报刊编辑业得到迅速发展。梁启超还把报刊编辑业提高到事关民族国家存亡和发展的重要地位来认识。如《清议报》在创办之初被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党报性质。后来，梁启超又提出“《清议报》在党报与国报之间”，并希望“全脱离—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
3.明确报刊职责——去塞求通、耳目喉舌
清末社会闭关自守，文化信息传播遭到极大的压制与摧毁。然而，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情的“通”与“塞”。“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通上下是把政府的政策“喻之民”，把百姓的下情达于上;通中外是为了“知彼知己”，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梁启超认为一个塞而不通的社会就像是没有耳目喉舌，形同废物，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从办报开始。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梁启超这种视报刊职责为去塞求通的思想，在其报刊编辑生涯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并指导着他的报刊编辑实践。与此同时，梁启超还用“耳目喉舌”来形容报刊的职责，他说：“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时务报》就是秉承这一宗旨而创办，并成为维新派的舆论工具，宣传维新派的政治思想。梁启超还进一步总结报馆的两大天职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高度强调报刊事业在富民强国方面的沟通效能。
梁启超确立的报刊的“耳目喉舌”职能，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所强调的报刊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依然对中国近代报刊编辑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
4.强调编辑的先进思想意识
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愚民政策以及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导致大多数国民意识的落后和国家国力的衰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报刊在诞生之初便肩负“启发民众，指导社会，介绍新学，宣传主义”的责任。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创者，更是身体力行，利用报刊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理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周密考察，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维新主张。梁启超认为，报馆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故思想不可不新。他说：“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要想使报馆对新的思想进行有效选择，编辑就必须首先要有先进的思想意识。编辑要想有先进的思想意识，就必须要有开阔的视野，并不断地学习各种先进的知识，如此方能立足时代的潮头，做好时代的引领者。梁启超本人就是一个勤学不辍的典范。46岁时在出国途中，他还学习法语，以能“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而自豪，认为“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因此，他希望报刊编辑工作者亦能具相当之常识，然后有以“旁通”，“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可见对报刊编辑应该具有的先进的思想意识，以及如何从不断的学习中培养先进的思想意识，对比，梁启超非常看重。
梁启超还认为先进的编辑思想意识体现在竭力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中，他将这种理念体现在栏目设立、作者沟通、图表配发、版面活跃、有错必纠、广征意见、时时改进等方面。他还具有超前于时代的版权保护意识，十分重视对编著者劳动成果的积极捍卫。他倡导在编辑工作中发挥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求变的精神，精益求精，改善报刊出版质量。
5.提出报刊分类方法
维新变法后，中国报刊业得以迅速发展，各种报刊相继创办，但同西方相比，无论是办报宗旨还是办报方式都还处于模糊阶段，影响了报刊的发展和生存，此时对各种报刊的正确分类就显得非常重要。梁启超对此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报刊按内容和学科不同，可分为综合性的“大报”和专业性的“分报”;按编辑出版周期不同，可分为“季报”“月报”“旬报”“日报”等;按读者年龄和对象的不同，可分為“妇女报”“孩孺报”“学校报”“蒙学报”。他还将集各报之精华于一体的报纸独立出来，谓之“萃报”。梁启超认为，“报馆既多，作者既盛，而一人之才力，势不能尽群报而阅之，乃不得不为披沙拣金和花成蜜之举”，所以要“尽集群报，撷其精英，汰其糟粕，以饷天下”。这里的“萃报”就是今天常见的文摘报。梁启超对报刊的精细分类，有助于各类报刊的定位和发展，丰富拓展了报刊实践与理论，不仅对当时的报刊界影响巨大，对现代报刊的发展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6.系统论述编辑素养
梁启超明确抨击报刊编辑从业人员存在的五大弊端：胡编乱造奇闻异事、主观臆测事件情形不核实、恣意褒贬随心所欲、重复前人说法没有创新、一味引经据典文体不伦不类。梁启超还从思想和学识两个角度阐述了编辑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一是“不牟利，不媚权贵，不悦市人，要以服务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是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和修养。梁启超一生都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学养，孜孜不倦。博极群书、治学诚恳、学养深厚、钻研不辍，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道：“有为（康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已，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五本，即“常识、真诚、直到、公心、节制”，同时也应该践行八德，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
梁启超报刊编辑思想的核心是为国家前途和国民公利公益服务，本质其一是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列强恶行，鼓舞民众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本质其二是思想启蒙，开民智，解放思想，把新民当作“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国家利益为鹄，而不以私人厉害为鹄”是他编辑思想的最高体现。
梁启超极富见地的报刊编辑实践和思想理论论述，对推动变法维新、鞭挞封建专制和旧文化、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树立爱国精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报刊编辑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他的这些报刊编辑思想主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作用，承担着使命，但依然为中国报刊编辑思想宝库留下了宝贵的珍藏，对于当今的报刊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编辑出版之启示
以当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评判、借鉴梁启超的报刊编缉思想，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编辑学的理论思想、丰富中国编辑事业的实践，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在现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梁启超的报刊编辑生涯，总结梁启超的编辑成就，梳理梁启超的编辑思想，评述其价值和精髓，我们从中不难汲取精华，收获与当下编辑工作相关的借鉴与启示。
1.做政治立场鲜明的编辑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深刻认识到了报刊的政治本质，并以此作为自己毕生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同样，许多著名编辑家都意识到了编辑出版工作强烈的政治属性。例如，蔡元培的编辑理念是“对国家、社会责任的担当”，鲁迅编辑精神的核心是“我以我血荐轩辕”，邹韬奋的编辑宗旨是“肩负历史使命，动员抗战力量，为民族解放作贡献”，郁达夫编辑思想的精髓是强烈的民众意识。这些都说明编辑出版工作是有灵魂的工作，即其鲜明的政治性。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编辑灵魂和思想站位，具有国家民族主流意识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每个编辑都应该将这种意识和立场融入自己的骨子里，融进个人自主意识里，并使之在编辑精神外化的过程中成为编辑作品精神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的出版者要高度重视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性，利用出版这个高效的宣传和传播工具，胸怀国家前途，始终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好地肩负起高举旗帜、引领导向、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重要使命。
2.做思想新正的编辑
梁启超认为，编辑要做到“思想新而正”。“新”即指编辑要“贵其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其天职是“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对编辑拥有创新性思想高度重视。“正”即指要能结合本国国情，根据时势情景，在众声喧哗的各类思潮中有所抉择、有所辨别，从而“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总而言之，“新而正”即能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大力介绍、引进、普及外国的各种先进思想与理论，从而造就新的国民性。同时，梁启超还认为编辑在思想上应当“见大”，即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审时度势，对于因革损益、先后主从能有所辨别，能够“务其大者、远者”，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无所适从，才能达到纲举目张。
作为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要时刻提高自己的思想站位，时刻从大局出发，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体现大局要求;要准确把握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时刻关注人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提升自身思想认识的同时，出版工作者还要将解释疑惑、明辨是非、凝聚共识的理念贯彻到日常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去。“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3.做善于创新的编辑
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充分发挥报刊等出版物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宗旨，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具有创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的确，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不一样，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创新是编辑出版工作开创新局面、实现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代背景下，编辑出版工作的创新应该是理念、内容、手段和体制机制的全方位的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内容创新就是努力提升内容品质，丰富内容表达，拓展内容呈现，使内容生产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契合读者要求;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出版传播形式，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体制创新就是要破除妨碍出版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整合各类资源，调整生产流程，理顺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业务运行质量。
4.做素养优秀的编辑
与很多著名的编辑家一样，梁启超高度重视编辑人员素养的提升，并就此展开过专门论述。当今时代，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觉悟、严格的职业操守、深厚的文字功底、熟稔的业务出版流程知识，更要有服务作者、引领作者和关注读者需求、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能力，成为二者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纵观历史上的编辑大家、名家，无不是人格魅力和才识学品兼而有之。黄遵宪曾评价梁启超所办的报刊：“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冯友兰曾称“蔡（元培）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是才学兼备的近代君子标准的第一人”。著名编辑家赵家璧也是一个有“大视野、大智慧、大格局”的人。
新时代的编辑要树立正确的读者意识，因为得不到读者认可的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新时代的编辑人员应该从道德、理论、业务等多方面努力提升素养，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编辑工作的导向、约束、凝聚、融合、辐射作用。正如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所提倡的，“站在时代前列，对民族解放和大众解放发出正义之声;增设栏目，不断创新，关注社会生活，关心民族未来，用笔杆子带动枪杆子，提振民族精神;肩负历史使命，鼓舞抗战斗志，凝聚抗战力量，追求民族解放，推进历史进程”。
5.做甘于奉献的编辑
梁启超在二十余年的报坛生涯中，对待编辑工作始终是倾尽全力，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慎终如始。例如他创办《时务报》就是竭忠尽智，即使条件再艰苦，也从不抱怨。他主持该报笔政时的工作情形是：“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计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事实上，从古到今的很多编辑家对待编辑工作都是一字不苟、“锱铢必较”。以鲁迅为例，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文豪，但同样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家。他对待编辑工作总是认真负责，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曾在编辑《奔流》时，为了校稿劳累过度而吐血。在給朋友的回信中，他回忆因为《奔流》，“白天流汗，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为使《奔流》少几个错字，每日的工夫几乎都消费了”。在病魔缠身、生命垂危之际，他仍坚持编辑已故战友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终于在逝世前将该书出版，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向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前人先辈学习，对待编辑工作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切实履行编辑出版工作的各项职责，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培养无私奉献的崇高职业道德。新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胸有家国情怀，眼有全球视野，心系作者读者，不以自身利益为进退，将奋发向上、凝心聚力的优秀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坚决不允许有毒、有害的作品从自己手中漏网，贻害国家、社会和人民。
三、结语
梁启超自23岁跻身报刊编辑业，驰骋报坛二十余年，在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下，通过设置“变法自强”的社会议题，成功地制造了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促进了变法力量的融合，掀起了近代报刊风云，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巨变，树立了学者编办报刊的典范，拓宽了报刊编辑思想领域。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编辑巨匠，他不知疲倦地向民众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向人们剖析民族的危亡形势，对顽固势力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无情的揭露，充满了赤子报国之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号召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为救亡图存的民族事业并肩战斗。
梁启超的报刊编辑实践和思想是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将永远滋养中国出版事业的后来者。叶圣陶说过：“编辑是值得永远干下去的职业。”对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者而言，从事出版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我们不仅要传承梁启超的编辑思想，而且要光大他的治学精神，以他为榜样，坚持不懈地促进自身专业成长，鞭笞自己不断向前，默默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这片沃土，为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版人的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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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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