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翻译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及时积极翻译引进的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我国3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居功至伟。毫无疑问，在今后中国进一步强大、发展的过程中，翻译上的“文化输入”将会起到更多更大的作用。

　　而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国最新的学术成果传播出去，不仅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能增进外界对我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入了解，从而消除西方主流话语中存在的误会甚至敌视的声音。2012年初，《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体现了站在国家战略上对翻译的高度重视。然而，三个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我国尚无以翻译的“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为使命的国家级机构。虽然国家高度重视翻译，也成立有诸如中央编译局这样的机构，但其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著作。

　　第二，目前我国的翻译态势主要以市场为导向。从“输入”来说，在引进上主要以国外流行的热点为翻译依据，有时候忽略了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中成果的经典性与当代价值。从“输出”来说，在中国文化传播上虽然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十分零散，后继乏力。比如这些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支持力度也很大，可是无论从规模、整体思路以及推荐内容的选择上，都还未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受到研究课题的形式局限，在未来也较难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全社会对翻译事业的宣传不多，理解不够，重视不足。在我国，由于“重原创、轻翻译”，致使翻译地位较低，翻译稿费与翻译付出的劳动相去甚远，导致翻译家难以获得独立的生存能力，因此，除了以翻译流行作品为主的翻译家外，像已故的傅雷那样高水平的专职翻译家已近乎绝迹。由此造成的翻译上的空缺，是由很多水平不高的翻译人员来填补的，导致翻译质量下降，粗制滥造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可谓屡见不鲜。

　　与此同时，国外对翻译及其研究、文化及其传播却极为重视。法国一向以重视翻译而著称。2009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专门设立了以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为名的傅雷翻译出版奖，震惊了国内翻译界、出版界。德国的歌德学院继翻译资助项目之后，也在2013年启动了翻译工作坊，分别以哲学、文学、历史、艺术、音乐等学科类著作的德译中工作为研讨主题，为热爱翻译的年轻学子提供学习和沟通的平台。同时，爱尔兰、瑞士等国家还有专供译者入住的翻译基地，让译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受其他事务的打扰。美国笔会组织PEN每年资助多位译者从事文学翻译，该基金成立10年来，已经资助了70多位译者。

　　由此可见，我国成立兼具翻译与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翻译院”，迫在眉睫。

　　1.成立国家翻译院，便于统筹完成以下三大使命：一是将国外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人文社科方面的成果及时地引进来；二是把我国最新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化产品有意识地及时翻译介绍出去；三是兼具翻译研究和培养翻译人才的功能。

　　在人才储备上，短期而言，可采取全球招聘的方式，吸引世界上相关顶尖翻译人才，保证翻译作品的质量与水平。团结海外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为他们提供学术支持和服务，也拓展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渠道和范围。长期而言，整合国内的翻译人才队伍，进行专业培养。

　　在学校建设上，短期可以现有优秀高校为依托，将其设立在高校中，利用现有高校的学术资源为相关工作提供先期的充分准备，及时有效地促进此项工作尽早启动并快速进入运作状态。长期可规划兴建为独立院校。

　　除此之外，国家翻译院还应统领全国翻译事业，收集、整理、提供真实、权威的翻译人才信息，提供第三方查询认证，为国家重大对外项目、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贸易等提供高质量的翻译人才支持；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翻译人才队伍动态、供需等基础信息；适时开展面向社会的商业化人才供需对接和人才政策咨询服务。

　　2.提高翻译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在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中，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在考量学术成果时只认可原创作品，“翻译不算成果”成了学术评价惯例。其实，优秀的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翻译工作也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活动，好的译作融入了译者在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其专业素养。因此，重要名著及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应当作为学术成果，尤其在人文领域这种必要性更加凸显。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