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7日晚，图雅姐在赶往苏尼特左旗的路上来电话告知于我：“听说你哥血压升高，我正从呼市往回赶。”
两天前，达瓦哥还在电话里跟我激动地分享喜悦，他的两个孙子分别考上了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医科大学，说图雅姐两天后送孩子们入学，等一切安排妥当后他自己也会前来看望。图雅姐送两个孙子来呼市的那天，我亲自接待，聊表心意并送上了祝福。
我在电话里叮嘱：“尽快就医，以免贻误病情。”次日清晨，额尔德尼陶克图弟弟的一通电话，传来了一个悲痛的消息——达瓦哥去世了。听闻这一噩耗我久久不能平静，在原地呆坐了许久。想到蒙古族又一个巨星陨落，不禁潸然泪下……
时间回到8月21日，我们在呼和浩特的几个发小一拍即合，决定踏上故土来一场寻根之旅，大家启程前往塔穆奇。入住旗宾馆，放置好行李，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哥哥家拜会。现在想来，这已经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我每次去旗政府所在地满都拉图镇，无论事务多么繁忙，第一要务便是与达瓦哥见上一面。我俩对彼此的惦念胜过血脉亲情。我们推心置腹地闲聊琐事，酣畅淋漓地喝奶茶，临别时达瓦哥还不忘下死命令：“临走时务必要来家里一趟。”于是返程时，他不仅让我吃上了一口热气腾腾的家常包子，还捎上羊肉、奶制品等让我回去后与亲友分享。这次回来见面，七十三岁的达瓦哥依然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幸福安稳的样子。哥哥的身体比起2019年夏天与我喝酸马奶时要好很多，脸上的浮肿消退，血压趋于平稳。头一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杭州疗养院疗养时，用杭州的绸缎为哥哥做了红色长衫，并附了题词。他把题词摆放在书桌显眼的位置，能看出他对这个礼物的珍视。我们的话题围绕气候、故乡、书籍等畅聊了许久，才作了道别。
听闻我回来，额尔德尼陶克图弟弟在电话里约请我喝茶。那是2020年8月24日下午5点。按照约定的时间，当我与发小一道，到特尼格尔塔穆奇饭店时，达瓦哥在他人的搀扶下也赶了过来。在额尔德尼陶克图的热情款待下，我们兄弟三人相谈甚欢。我俩知道达瓦哥高血压，已不能沾染烟酒，便喝起了酸马奶。但是达瓦哥突然说：“你看锡勒都来了，没有酒水怎么行？”我忙接话：“这两天与同学们频频聚会，我已不胜酒力，喝点酸马奶更舒服一些。”“用不用酒招待是我们的事，喝不喝酒是你的事。”哥哥说道。于是额尔德尼陶克图弟弟我俩商量着点了一瓶250克的小瓶白酒。达瓦哥我俩各自斟满，小口抿着酒聊天。记忆中，那次短暂的相聚，我们敞开心扉，畅聊了很久。达瓦哥也是情到深处，不知不觉早已喝完自己的杯中酒，“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勉强”，说着一把夺过我的酒杯一饮而尽。额尔德尼陶克图我俩坚持说不能再喝了，不然图雅姐知道了该训斥我俩了，说着大家笑作一团。其实，我们俩还是比较了解达瓦哥的脾气秉性的。来我们旗走访的人，若不是文化界或者搞文学的人，他大概连面都不会见。如果来者与自己不是志趣相投的人，他从来都是滴酒不沾。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更是避而远之了。所以一些熟人会托我或者策·朝鲁门、额尔德尼陶克图带话，他只好勉强首肯，接受采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可怜的哥哥，穿着我送给他祝寿的红色长衫步履艰难地来赴宴了。知道这是我从遥远的杭州带给他的衣物，他视如珍宝。为了不让我的心意落空，见面时他特意穿在身上，这让我感到由衷的开心，但是我俩心照不宣，彼此心领神会，谁也没有特意提及此事。
21年前的那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1999年的夏天。达瓦哥在内蒙古两家大医院被确诊为腺体癌，他没有选择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治，而是毅然决定回老家。当时，在紧挨牧民饭店建起来的一个铁棚子饭店里，他叫上乌力吉纳仁、现在已经去世的勒·巴图吉日嘎拉和我，那个氛围像极了活着的人给自己办追悼会那般庄严肃穆，我们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面面相觑，窘迫地坐着，达瓦哥打开摆放在每人前面的呼白酒，并在茶杯里一一斟满，然后平静地举起自己的酒杯：“哥哥我收到死亡通知书了。呼和浩特的两家大医院不可能误诊。生而为人，终有一死，也谈不上什么想不开或者害怕的。今天算是跟呼和浩特的几个弟弟们道个别，咱们哥儿几个痛快地喝一场，来干杯！”说着便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往事。我到内蒙古作家协会工作后，经常陪同各地的作家深入牧区采风。有一次，陪同东北著名的作家张景龙在呼伦贝尔采风时，他接了一通电话之后，便陷入了沉默。我问道：“张老师，有什么事吗？”他神色凝重地说：“是张贤亮的电话。他在北京就医。得了不治之症，身体大不如前了。在余下的时日里他想约请几个好友举办一场追悼会。这是在通知我。”张贤亮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大学时我差不多拜读了他所有文学作品，他的书我大部分都有珍藏。他曾凭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文轰动全国。这样大佬级的人物思维大概是异于常人的，达瓦哥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弥留之际，因血压升高，身体异常难受，他发出了“人之将死，原来是这般难受”的感慨。
忙完下午的工作，慌忙赶去的我们三个人见此情景，一时语塞，举杯杵在原地。听着达瓦哥的话，看着手中举起的酒杯，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无所适从，一时茫然。稍算年长的我说：“达瓦哥，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说不定有可能是误诊。哥哥叫我们来喝酒，那就喝吧。”说着举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见此情景，他俩也几近呛咳地喝完了杯中酒。记忆中，那晚我们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哭得双眼浮肿才散去。
这一分别之后，达瓦哥返回故土苏尼特左旗，一面用自己的所学以及在苏木医院的工作经验，用蒙药医治自己，另一面争分夺秒出版自己的作品。像我知道的有：1999年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族传统绳艺文化》一书之后，为由我担任主编并策划的《蒙古族文化丛书》连续供稿多年；2001至2004年，先后出版《蒙古族傳统游戏——嘎拉哈》《蒙古族传统木制品文化》《蒙古族传统马印文化》等书。我们策划该丛书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远离学术研究，用真正的田野调查来呈现蒙古族物件、习俗最原始的样貌。达瓦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收集研究蒙古族岩画、石器等，1991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尼特岩画》，他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收集大量的书籍和相关材料，在研究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方面积累了宝贵的财富。2016年用蒙汉双语出版了《戈壁石器和岩画》一书。因他的书作正好符合出版社的选题立意，且饱含沉甸甸的历史文化分量，从而得以先后出版。在一次见面时，我问他：“您的身体无碍了吧？”他笑着说道：“也不是，感冒发烧时扁桃体、腋下、腹股沟等部位的腺体会肿得像鸡蛋那么大。”寒来暑往，在野外、在山间往来，双腿落下疾患，膝关节已不能正常弯曲，久坐书桌前会无法起立。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因实在无法忍受腰腿疼痛，只好趴在床上写书。我大致统计了一下，他撰写出版的39本书里有7本是1999年之前出版的，其余都是他患癌之后完成的。直至他去世的21年时间里，他一共撰写出版了32本书。不仅如此，在他编写出版的31本书里，除了4本以外，其余都是1999年之后出版的。不得不佩服他这般异于常人的毅力和惊人的才华。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时，他打趣道：“我这个小屋子，有一个转椅还是挺不错的。腿脚不好的人，也不怎么来回走动。坐到这里大抵就不起来了。往左边一转就是书桌，伏案写东西；往身后一撤就是餐桌，吃上一日三餐；往右边一扭就能看看电视；往身前一趴就能钻进被窝睡觉。我快赶上一个定时的机器人了。”现在回想他说的话，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不仅身患重疾，还要忍受长期田野调查、风餐露宿埋下的腰腿疾患，用自己有限的时间，为地方、为人类文化的建设，无私奉献，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发现和研究草原石器、岩画方面，他是少有的草原本土研究者，也是自学成才的学者。他虽然受邀成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但是从未踏进大学校门半步，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牧民学者。对此他常开玩笑说：“我毕业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塔穆奇大学放牧专业。”他去世之后，图雅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他的作品，发出“不知道老头子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读了那么多的书，书柜里没有一本书是他没有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做满了标记”的感慨。我认识的人里，将书柜里的书一本不落通读的，除了他便是蒙古族军旅作家纳·阿拉腾沙。他一心致力于蒙古族族群、渊源研究，满墙柜子的书都读了一遍，并做了笔记，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达瓦哥通过涉猎收集的所有书籍，不仅精通蒙古族历史文化和习俗，还成为一名出版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作品的文学家，他发现并收集北方草原隐匿埋藏了几千年的石头文化、岩画文化，并成为将研究水平上升到学术高度的戈壁第一人，这样评价一点不为过。他是深深扎根在戈壁草原的活岩石。广阔无垠的塔穆奇草原，用它那宽阔的胸襟哺育了一代才子达·查干，他的建树和造诣得到万千人赏识的那一刻，这片土地是何等地欣慰啊！
责任编辑?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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