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就越来越怀旧吧，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一半活在现实中，一半活在记忆里。而且，曾经久久蛰居于记忆一隅的一些人和事，不知不觉中，被触动了什么机关一样，突然间从大脑中某个隐蔽的角落里冒出来，就像是封冻的冰河，盖着厚厚的雪被子，安然沉睡在冬日的暖阳里，不想也没有意识到会在某个未知的时刻醒来。然而，说不清是哪一束阳光哪一缕春风，却是最柔软最温情的利刃，将冰封的铠甲悄然割裂，于是固态的隐藏静止中，一切都显现融化并奔腾起来，且占有欲极强，无孔不入地迅速蔓延。
这段日子，关于父亲的“家庭会议”的记忆被偶然唤醒了。
我的父母一生育有八个子女，十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拮据，却其乐融融，不乏温暖和幸福，一家人团结友爱，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善良聪慧的好母亲，还得益于体现父亲民主和权威并重的“家庭会议”。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比较“独裁”的大家长，他的决定往往是“只允许保留意见，但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圣旨”。父亲的“独裁”最初表现在对子女的婚姻上。人家来给孩子们提亲，并不直接找本人，常常是设一个酒局，把父亲喝得迷瞪的时候，适时一提，众人一附和，父亲就一拍桌子：“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亲家选结婚的日子吧！”这样的拍板常常弄得我们哭笑不得。有一次，酒局散了后，一些教育界的长辈们簇拥着我父亲和他刚拍板的“亲家”来到我家，把我三哥叫过来，众人摁着他稀里糊涂地就给“岳父大人”磕了三个头。大哥和四哥是最具有反叛精神的，宁可被撵出家门，也不认父亲给定的亲事。其余被父亲“包办”的婚姻，经多年后的事实验证，只有二哥和三哥算是歪打正着，找到了理想的伴侣。
我觉得父亲对自己的独裁行为是有所悔悟的，不然倔强的他是不会轻易从一个说一不二的霸权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平和善听的民主主义者的。但我总认为他的转变和一件事有直接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贴补家用，我家养了几头奶牛，奶牛出奶既多又好，每次奶牛产犊之后的初乳，母亲都会做奶酪之类的奶制品分送给周围的邻居们。那年月小镇上许多人家都养牛马，我家养的耕牛和奶牛是镇上最棒的。一次，父亲的几位老朋友在我家喝酒，就谈到了养牛马的经验。父亲洋洋自得地炫耀着我家的奶牛出奶如何如何好，其中一位当警察的老友就采用了激将法，说我父亲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惧内”，在家里说了不算，家里的事情都是母亲作主。微醺的父亲当时很是激动，拍着大腿说他说了算。那位老友趁机说用他家的一匹马换我家那头黄白花的奶牛——那头奶牛是我们家人最稀罕的奶牛，问我父亲敢不敢答应，谁知父亲竟“吐口唾沫是个钉”地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人家就把那匹瘦弱得不能耕地也不能驾车的老马牵到我家里来，眉开眼笑地牵走了我们家那头奶牛。母亲和我们都不舍得，父亲也有些后悔酒后说了大话，可是话已出口，又不能反悔，只得眼睁睁地吃了哑巴亏。母亲虽然心疼，但也只是提醒父亲以后长点心，大话出口后悔也没用了。这件事日后演变成了我们编排父亲“牛换马，马换驴，驴换羊，羊换鸡”的一个笑话。
1986年父亲要退休时召开的家庭会议，是我正式参加的第一个家庭会议，商讨关于让谁来接班的问题。当时四哥和我及小妹都读初中，我和四哥要参加中考，我俩的成绩都不错。小我一岁的小妹成绩略差一些，父亲有意让小妹接班，又怕我和四哥有意见，就给我们召开了这次家庭会议。当时会上决定由小妹接班，可是后来在办理的过程中因小妹年龄不够，临时调换成了四哥。
父亲退休后，就带着众乡邻投资筹办起窑厂来。1990年夏天，筹备了两年的窑厂刚步入正轨时，小弟的意外之死一下子击垮了父亲的斗志，因为这个窑厂，就是父亲为他这个初中就因打架而辍学的小儿子准备的后路。就在父亲处理小弟的后事，无心打理窑厂的那段日子里，其他的几个股东起了内讧，干脆私下里把资产变卖并分了，将拖欠的几万元的人工费债务留给父亲处理。那个夏天，父亲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第一次是劝阻我们，让我们放弃为小弟报仇的会议。父亲当时靠坐在炕沿一侧的木头箱子上，抹着眼泪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不想让另一个家庭也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毕竟凶手也是一个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是失手才酿成的大祸。他今后的日子还长，我们家决定放弃追诉凶手的罪责和赔偿。当时我和哥哥们很是不理解，甚至已经暗暗策划复仇的事情了。父亲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用儿子的命换来的赔偿款，花起来会让我们每个人更痛苦。他和母亲也商量过了，将心比心，凶手的父母也承受着锥心之痛——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居然成了杀人犯，还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良心债。我们的愤怒已挽不回既成的悲剧，宽恕他，原谅他，也是为了让我们一家人从仇恨中走出来，父母亲可不想再因为这件事，让他的孩子们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再做出什么傻事来。经历了这么大的事，相信那个孩子也悔青了肠子，原谅他，就是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那次，我将握紧的拳头狠狠砸在水泥窗台上，砸出了斑斑血迹，但最后还是向父母亲做出了忘掉仇恨，选择原谅，绝不复仇的保证。
接下来的家庭会议，就是关于窑厂的会议了，几位合作者釜底抽薪的做法让父亲彻底打消了将窑厂继续运营下去的念头。他拢了一下债务，除了我们家最初投进去的两万元打了水漂外，窑厂还欠下乡邻的工资近三万元。父亲郑重地给我们开了一次会，他提议，他和当时未成家的四哥以及刚参加工作的我，我们三个人的工资全部用来还债。已经结婚的哥哥和姐姐，每月拿出三十到五十元来贴补家用，直到还完欠款，再全力以赴攒钱筹办四哥的婚事。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同意后，父亲就把那些在磚窑干活的二十余人叫来我家给他们开了个会，让他们各自报了所欠的工资后，父亲记在一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上，记了满满两大页（原来的账本已经被其余的股东给弄没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所有的账他都认，并一一打了欠条给他们。那些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人激动得拍着手中的欠条说：“老姚呀，好人呀！按理说这个债不该你一个人背呀！”父亲却认真地说：“不行，大家都是信得过我，才跟着我干窑厂的。现在因为我家里出了事儿，窑厂干不下去，是我有负大家呀！欠了大家伙儿的，我睡觉都不安生啊！请大家放心，每月我们家里开了工资，大家就拿着欠条来，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还完，但每个月给每户还个二十三十的，有三两年，也能还完了。但是抱歉的是，就不跟各位算利息了。”
接下来在全家人勒紧裤腰带还债的日子里，不服输的父亲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带着我们开荒种地，打草喂牛，养鸡鸭鹅狗兔，开小卖部，去山东学习漏粉又开起粉房……每个决定他都以简单的饭桌会议方式告知家人。就这样，仅两年半的时间，就还完了所有的债务，其间，还为四哥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为了鼓励孙男娣女们好好学习，父亲还通过家庭会议，详细地制定了奖励机制——考上重点高中与普通高中，考上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可从他那里得到五千元到两万元不等的奖励，长期有效。
可是，命运却像是故意要考验父亲的意志一样，每次危机被艰难地扭转或化解之后，命运又一次次将苦难抛给他和他的家庭。每当家里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我们刚要长舒一口气的时候，下一个祸事又接踵而至：大姐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需要做换瓣手术;年幼的侄儿被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需要手术;四哥因受同事的枪支伤人事件的牵连而被开除了警察队伍;三哥因意外负伤多次手术后依然导致了瘫痪和失明;小妹因车祸入院抢救，四哥四嫂得了莱姆病;小妹家失火;母亲被查出了胃癌中晚期;二哥脑出血进重症室急救……那些年，我家就像茫茫大海上一艘飘摇不定的小船，父亲就像一个勇敢的船长，他以家庭会议的方式稳稳地把着舵，我们船上的每一位水手都紧紧地团结在他的身边，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驶过风，驶过雨，驶过暗礁，驶过险滩，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2006年5月，母亲被诊断为胃癌，已是中晚期。未等父亲召集，家人就立即聚到一起召开紧急的家庭会议。那次会议，我第一次感觉到平日里钢铁战士一样的父亲突然间变得那么苍老，那么憔悴，那么无助，那么委屈——他像个孩子一样失去了主导家庭会议的决策权。筹钱对我们来说，一直都不是问题，只要预算个数目，按各家的经济情况分摊下去，大家很快就会凑齐。陪护也不成问题，家里人多，怎样都能排开。但就选择尝试中医保守治疗还是西医手术切除的方案，成了那次会议上争议最大的焦点。那次会议，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未知的残酷的战役，作战方案是否合理，关系着胜负的概率。我和大姐主张先尝试中医调理，因为我好友的哥哥就是肝癌晚期，看西医时各大医院都已宣判了死刑，可看中医后却奇迹般痊愈了。大哥主张做手术，他说治疗的时间一刻都不能再延误了。我们如同在辩论会场上一样，双方各执一词，各陈利弊，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决定中西医双管齐下，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再做决定。我们先带着母亲去了哈尔滨看中医，因母亲年龄偏大，医生不给看，后来在我和两个哥哥的跪求下，才求得了一个疗程的药。可是吃中药的过程，却是极其折磨人的。仅服用了半个月，母亲就吃不下去了，我们又赶紧联系北京301医院入院。专家会诊后，针对是否有手术的必要这个问题，征求我们家属的意见。陪同母亲去北京看病的是我和大姐及父亲。我和大姐犹豫不决时，父亲一挥手毅然做了给母亲做手术的决定，他说所有的责任他来担。术后病理结果出来后，我和大姐偷偷哭了无数次，后悔给母亲做了这样一个无意义的手术——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系统了。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央求院方出具一份假病历，将实情瞒住母亲。出院后我们回了山东老家，会亲访友，小住了些日子后返回家中休养。2007年12月母亲病逝，除了她最后卧床的两个月承受了极度的病痛折磨，其余的日子母亲都过得极为开心。安葬了母亲后，父亲又给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非常诚恳地向儿女们表达谢意，说我们是最孝顺的儿女。当我们表达了后悔给母亲做手术的想法时，父亲却说，其实手术的真正意义不在乎能否治愈母亲的疾病，而是给了她一个美好的希望，让她对自己的病已经痊愈深信不疑，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快乐，也让全家人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更友爱，更懂得陪伴与珍惜。父亲的一番话，把我心底最疼的那个结给打开了。
不过，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对召开家庭会议不那么积极了，人也变得越来越沉默。反倒是我们，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家庭会议的内容大都是回忆童年趣事，回忆父亲年轻时的趣事，有时说着说着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2014年6月大姐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不敢让父亲知道这个噩耗，就找了各种理由来哄骗他。后来他不再追问——我猜想那么聪明的他，怕是早已知道大姐不在世了，他是在陪着我们演戏而已。那一年里父亲因心衰而住了四次院，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为了哄父亲开心，转移他对伤心往事的感慨，我们的家庭会议就演变成了“相声加小品”的表演式的会议。
“老爸，你说你也算是个文化人，可给我们取名咋那么不用心呢？给我们取个姚发财，姚升官之类的多好，可你呢，给我老弟取名姚万芝，那不是要弯枝吗？天天叫那还有好？难怪我老弟不长命……”
“老爸，你看你起名的水平，给我大姐起名叫‘越英’，说是要超越英国，那超不超英国和咱家有啥关系呀？看把我大姐累的呀，累出心脏病来了吧？”见我们使劲给小妹使眼色，不让她提大姐的事情，小妹又赶紧转移话题，“老爸，你给我起名‘月娥’，是，嫦娥是挺美丽的仙子，可是啥命呀？一辈子在广寒宫，多寂寞冷清。”
“老爸年轻时常常出去喝酒，喝完酒回家来小妹一告状，你就让我们哥几个对着炕沿跪一溜，自己却躺炕上呼呼大睡。我们腿跪麻了也不敢起来，可你醒来却不记得为啥让我们下跪……”
“老爸，你当年答应用咱家的奶牛换于叔家瘦马的事，我采访一下，你当时是咋想的呢？‘五马倒六羊’这个典故是从您这儿来的吧……”
“咱爸喝多没喝多最好判断了，离老远只要听到他一哼唱着‘老吊车，真厉害，轻轻一吊就起来’，或者‘想当年老子的队伍’，再不就“里格楞格里格咙”，那百分百是喝大了，哈哈……”
“那时我们经常半夜被老妈派出去找爹，哈，后来我们就有经验了，那时到点儿就停电，全村子里都乌漆嘛黑的。我们一看谁家点着煤油灯或者蜡烛，就去谁家，一找一个准儿！老哥几个还‘五魁首，八匹马’地喝得正欢呢！”
“哎，老爸，你的名字誰起的呢？你咋不知道改改呢？叫什么‘姚思训’，那不就是要一辈子思考吸取教训吗？你要是弄个笔名叫‘摇钱树’啥的，咱家得多有钱？”
我那瘫痪又失明的三哥是乐观风趣又有才的人，他给我父亲编了个快板，在我们大家拍掌或者用筷子敲打桌子的节奏中，轮椅上的三哥慢声细语地念唱：“咱老爹，真牛气，北京见过毛主席。大干部，赏识他，留他做官他溜回家。咱老爹，真奇葩，儿女婚姻他当家。酒下肚，腰一掐，门当户对认亲家。咱老爹，不靠谱，牛换马来马换鼠，你要问，图稀啥，咱就图个乐哈哈。咱老爹，有脾气，领导指东他往西，文教书，武种地，就是不会拍马屁……”
父亲只是嘿嘿一笑，笨拙地搓着手，有时还佯怒一下：“去你娘个腿！”但两颊上那一对深深的酒窝里，却盛满了掩饰不住的满足和笑意。
父亲召开的最后一次家庭会议，是在2015年的一个夏日里，我们在四哥家聚会的饭桌上，父亲有板有眼地开始了他慢条斯理的讲演。多年不开家庭会议的他，思维依旧敏捷如初，言语条理清晰，对子女尤其是几位儿媳和女婿，他都做了非常恰切的评赞，最后他说他宣布正式放权了，以后让大哥主持家庭会议。让大家以后遇到多么为难的事情，都不要单独扛，一定要全家人坐在一起商议一下，只要全家人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那天我们异常开心，满心欢喜着被诊断为“脑髓鞘脱落”（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可是，不承想，几个月后，父亲竟因急性心梗发作而溘然长逝。
从此，父亲的家庭会议就换了方式和地点。墓地里，我们全家人围站在父母的墓地周围，先由大哥向父母做近期家况的总结汇报，然后我们以小家庭为单位，再进行细节补充，最后大家合唱一首红歌或者背上一段主祷词。可是，我那极具讲演天赋的父亲，却成了永远缄口不语的聆听者了！还有我那坚强乐观又调皮的三哥，也在父亲去世的三年后随他而去了。
“孩子们，你们是父母的骄傲和依靠，你们母亲是咱老姚家最大的功臣，我的孩子们各个都是好样的，但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女们，各个成人又成才，这是你们大家的功劳，是我儿媳和女婿们的功劳，尤其，我要重点表扬春芳和艳华……”泪眼朦胧处，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父亲那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抑扬顿挫，极富有感染力的洪亮的声音……
责任编辑 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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