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三十年人生旅途后，我回望自己降生的地方大兴安岭，它一下子变得陌生、神秘、丰富起来，不知是何方神明拍了我的天灵盖儿，似乎昏睡了半生的我，顿时有了类似万象丛生的发现，我的性格，我的行为，我的思维，甚至我的血液和我的精神，都与生我养我的博大山岭，与那响亮悠长的甘河息息相关，丝丝相融，环环紧扣……
岭与河
蜿蜒起伏一千四百公里的大兴安岭，像两只交尾的巨蟒，东北端的蟒首是伊勒呼里山，主峰大白山的海拔高度达一千五百二十八米，是大岭北部的最高峰。这高昂的蟒首，俯视着百公里外的黑龙江，江水急遁东南，似乎惊骇了这只巨蟒，一旦口渴，即把自己吸干了，那么，归流大海的理想就成了空想。
东南的蟒首是巴林左旗的罕山，主峰海拔高度达一千九百八十三米，这只南端的巨蟒，远远眺望西拉木伦河，它口渴时，饮一下江水，就可让这条大河断流数天……
这座纵横千里，万峰腾跃的大兴安岭，在十七万平方公里的怀抱中，涌出血脉一样的河流三千余条，河水从大兴安岭东西两侧一路流淌下来，形成两大天然水系。
东侧为嫩江水系，主要有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等几十条河流，它们悠然东流汇入嫩江，接着又巧变成少妇般丰腴美丽的松花江，继续向东一路奔流，毫无保留地投入黑龙江的主流，最后一纵身，跃下高山峡谷，投身于大海，完成了下高山、过平原、跨国度，进入自由天地的终极使命。
西侧为额尔古纳河水系，主要有海拉尔河、根河、伊敏河、激流河、莫日格勒河、哈拉哈河、克鲁伦河、乌尔逊河，这大岭西侧几十条河，多数汇入了额尔古纳河，这条古老的大河，在大兴安岭西北绕岭而流，向北、再向东、再向南，奇妙地形成了黑龙江的上游，最后同东坡流下的河流，在这里再次融汇为一条大江——黑龙江，一头扑进了茫茫的大海……
这东西两侧的河流，在各自奔流的时期和行进的里程内，犹如两个渐次发育成长的少男少女，日增韶华，年生风采，最后变成青春勃发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相约相融而成了一家人，簇拥着爱的激情，奔腾的岁月，走向更为自由、更为开阔、更为博大、更为深远的世界了。
我的故乡，在大兴安岭的主峰之一伊勒呼里山的正南面，在主峰大白山一千五百米海拔到一千一百米海拔的过渡带上，这里的山地、丘陵起伏，主峰常年积雪，在每年的五月开始融化，细细的雪水流下山岗，在山谷的草甸子上变成群星般的沼泽，到五月中旬，雪水的流量增大，沼泽里的水越集越多，平静地流过高低不平的塔头墩，形成千万条溪流，向山谷的低平处流去，再很快汇聚，渐渐成为一条大河，这条晶莹清澈的河，这条凉得彻骨的河，让两岸的草丛、森林吸纳无尽的营养。当年河岸上的菅草，多高及人肩;开白花的狼毒草，长得亭亭玉立，叶子像翠绿的长裙，花朵像俄罗斯姑娘。
这里的柳树又粗又高，山丁树、稠李树又绿又壮，还有老鸹眼树，一到夏秋，果實满枝，红的、白的、紫的、绿的，甚至于红白相间，沉甸甸、热闹闹，把树弄得昏头涨脑，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结得果子，它们的腰肢有些禁不住了，弯着身子迎风抖动。这丰美的河岸，自然引来了鹿和鸟来觅食，动物们又引来了常年在山里打猎的鄂伦春人，他们管这条水量丰沛，给自己运来丰硕食物的生命之河叫甘河。
铁路
有山有河，还需有路。从主铁路干线滨洲线，向大兴安岭腹地延伸的铁路支线牙林线，始建于1940年。俄国资本家沃轮措夫兄弟为采集更多大山深处的森林资源，出资修筑了连接滨洲线老站牙克石至库都尔的第一条向大兴安岭深处挺进的铁路，五年后正式通车。
新中国刚建立的第三年，即1952年起，开始建设大岭各段铁路，1965年伊图里河至加格达奇的伊加线正式建成，从此，进入大岭腹地，东南连接大城市齐齐哈尔的铁路干线的东出口全线贯通，它同岭东的牙克石站相连，形成一条环抱大兴安岭的钢铁通途。自此，大岭和草原，大岭和平原，山中小镇同东北松嫩平原上的大都市，开始同呼吸共命运了。
甘河岸上的小镇，身边除去日夜“哗哗”唱歌的河水外，又多了一条明晃晃、弯弯曲曲的进山又出山的大铁路。很快，铁路两侧的小站纷纷建起，一色的红砖房、白站牌、黑字站名。小站外，两侧铁轨路基上的黄绿红三色信号牌，或升起，或降落，人们可以听到“呜呜”鸣笛的火车进山、进站，又听到“闷——闷——”的汽笛声叫着，火车又开出了小站，消失在群山峻岭中。
小站甘河在大铁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一夜间，铁路两侧涌来了许多开山的、伐木的、筑路的人，这即是甘河两岸千百年来，除鄂伦春人外，首批来这里定居安家的人，他们就是新中国第一批伐木人。
1959年，这里又来了第二批居民，他们是抗美援朝回国的转业兵，此前他们是在黑龙江开发北大荒的“农垦兵”，后又随着祖国一声召唤，来到大兴安岭林区开山筑路。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大兴安岭还迎来了首批毕业分来的大中专生，他们多在大岭中心城市牙克石、加格达奇两个省管的林业管理部门落了脚。
居民
在甘河两岸生活的人，最早的是鄂伦春猎户人家，这里的许多山啊，岭啊，树啊，河啊，甚至多半的居民区，都是由这个游猎民族进行命名的，像“乌鲁布铁”，译为“孤山”，现在是个镇名;像“斯木科”，译为“塔头泥沼地”，是个乡的名字。尤以河流命名的地方就更多了，像“克一河”的“克一”是“紧靠山弯”的意思，现在是固定的镇名;像鄂伦春旗所在地“阿里河”，即是“闪着粼光的河”……
我降生的甘河小镇，是以河名而贯镇名的。按照人类学的表述，人类多依河而居，在甘河南岸落脚的，最早是山东逃荒来的农民，他们先是一人探路，相准地方，然后举家迁往，再以圆木、干倒木筑起木刻楞房子，盘上火炕、火炉、火墙，在炉灶里填满柈子，当炉火呼呼地燃起，新生活的希望就随之升起来了。
甘河的黑土地，像油墨般黑的腐质土，潮乎乎的，气味冲鼻而来，闻着这泥土的香味，让人有醉氧的感觉。把黑土捧在手里，使劲一捏，几乎能挤出油来！小镇坐落在甘河的南岸，这里是一片东西狭长的河谷盆地，往南是渐次飙升的山地，林海深深，松林、桦林、柞林，漫山遍野，一望无际。
我记事已是三四岁了，那时甘河的居民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独门单院的坐地户，他们多以采野果、山货为副业，以种土豆、卜留克、大白菜和小麦为主要口粮来维持生存，生活习性基本延续了山东农民的全部，甚至连说话也是一口山东方言。他们骨子里勤劳、厚实、友善。
另一部分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涌进大兴安岭的开山人、伐木人、筑路人、建设者，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母亲等大批的新大岭人，随着他们进山进岭，这条古老的山脉，便开始从未有过的变迁和变化，这是属于大岭人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激情昂扬的时代。
把小镇甘河分为南北两部分的是1965年建成的伊加铁路。这条铁路的南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南面是先民，他们多獨门独户，似乎向后来人宣告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才是这里最早的主人。这些鲁冀来的最早移民，至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两代人，他们的生活悠然、平静。木障子圈围的小院子里，若有一老翁挥镐种地，必有一两孩童跟着点种子;若有一老妇夏日在自家院内收获菜畦子的小白菜，必有一两男孩女孩绕于膝前。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家的男女主人，只有到了傍晚才能看到，因为一整天他们都在山里打猎或采摘野菜野果。趁着暖和时节，他们要把全家一年所需的钱挣到手，不然寒冷少粮的冬天是无法扛过去的。
铁道南的农人家极少与铁道北的新居民联系。铁道北的人家是官人家，是挣工资的，而且每月开一次工资，少则四五十元，多则六七十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数目，对铁南人来说，这是让人眼晕的大钱！
井水
铁道南北的居民生活区别也极为明显。除路南人是家家独院房，路北人则是五家一栋房“列居”外，还有用水的区别，路南人吃水多是自家院子里自挖的土井，井深两米多，用扁担钩吊着一个铁水桶放入井中，即可打上一桶清凉的地下水。
有的人家没有土井，就挑着一双铁皮水桶，到二三百米远的甘河，打大河的水喝，这在路南人家来说是极其平常的事。
路北人家则是“群居供水”，在这一栋栋排列的住宅区域，平均每二十户左右的人家，就有一个公用的四方形水房子，这房子一般建在地势较高的干道上，方便周围的人家来打水。水房是砖瓦结构，很宽敞，有的水房，只有一扇朝南的门和一个朝北的小窗子，地中间是一架站立的铸铁洋井，这种押把活塞式提水的铁井，当年几乎遍布林区的各个小镇，那“噗嗤噗嗤”的抽水声，在小镇的房舍间，回荡了至少三十年。2007年，我回到甘河见到87岁的于长河大爷家仍在使用这种铁井。
这类水房是大兴安岭特有的，严冬时节，平平常常的温度零下三四十度，最冷的时候，要达到零下五十二三度，如果把洋井建在露天下，大半年根本无法使用，给水井建个房子，就成为甘河一类小镇的独特风景线。洋井在大岭上属于纯粹的新生事物，这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式采水工具，最先由我父亲的单位，即内蒙古林业管理局所属的林业建筑工程局四处三段的职工家属最早使用。
河北岸，跨过百米宽的灌木丛，沿着河谷陡然挺起一座山，横亘在不远的河岸上，它挡住了来自大兴安岭西北坡的劲风和寒冷气流，让小镇所在的河谷盆地保持着持久的湿润度。从每年九月底飘来雪花，到来年四月山里的冰雪融化，这大半年的土地基本处于冬眠状态。醒来的山野土地，总是喧腾腾的，一脚踩上去，会留下深深的足印。
地窖
我们的小镇甘河，处在河谷盆地的南边，这里的地下水极其丰富，每家室内的储菜地窖不足两米深，开春时节地窖下涌上的水，离地表就一米左右。
因为家家都有地窖，如果赶上旺水年的春季，地下水上涌，就会给很多人家带来不小的麻烦。邻居老张家就深受地窖水之害。在春天宁静的早晨，张婆子早起下炕，差点崴了脚脖子，她借着窗子透进的微光，看到地正中有一面亮亮的镜子，她“呀”的一声惊醒了全家，大炕上的七八双眼睛一起往地下瞅，整个地面和西侧的一面火墙，全掉到地窖里，被地下水淹没。邻居见人就说，好险啊，老张家人睡觉都够死的，夜里地窖塌了，全家竟然都没有感觉，连老带小险些都跑到地窖里睡觉去了！
其实，邻居说的也是个理儿，视作一种善意的提醒吧，大家要放着家里家外的水，可别学老张家，把大炕当河沿儿，全家人都枕着河床睡大觉啊！原来，老张家孩子就七个，人口多，冬储菜就得多，地窖就得大，张家把大屋临炕的地面之下，全挖成了地窖，却没用砖或圆木把窖壁砌碹加固。开春，地窖里起支撑作用的土豆吃没了，地下水悄无声息地慢慢渗出，直到这天夜里泡塌了地窖壁，出了坍塌事件。
让小镇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家人睡得太坦然啦，一面的墙都没了，屋子漏了天，却没有一个人因此醒来！邻居假设，如果他家的地窖挖到大炕下面，那时他家人，是不是一半人睡在地窖里，另一半人还睡在大炕上，这样会不会有人醒了呢？于是，从这次事件之后，壮汉老张就有了一个新的绰号，叫“醒了吗”。
土肥水旺的甘河河谷，从没因缺水而干涸过。因同吃一地的水，却因取水方式的不同，导致铁南人的心里有种明显的落差感，他们羡慕铁北人吃洋井压出的地下水，那瓦凉、清纯的地下水，不仅视觉上好看，喝着也爽口。
每当一个新水房建成，开始使用的当天，都会有铁南人赶来围观。人们看着立在地中间的铁铸洋井，像面对着一个站立的新人，人们喜悦地押着井把儿，随着“嘎嗒嘎嗒”的押水声，人形洋井的嘴里头，“噗嗤噗嗤”地往上提着气，声音也随之变沉变重，接着井嘴里翻出水花，很快就把晶莹的水聚拢，推进一个个铁桶里，看着哗哗流进桶的水，人们兴奋异常，抑制不住欢喜，脱口大喊：“快看，咱甘河的水真清、真凉、真旺啊！”听到这样的赞美，围观的人们好像有了什么新发现似的，情绪激动起来，脸上洋溢着欢乐，心中盈满自豪。那场面看上去，无限幸福，无限美好。
儿戏
同在一地生活的人们，被一条铁轨隔开，形成了南北两个群落，因生存方式的不同，语言沟通就有了障碍，人们的心理上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也有了看不见的心理冲突，而表面的冲突，最先在孩子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就是“铁路争夺战”。
孩子们的对立情绪，不知是从何时产生的。铁南铁北的孩子们，都把横在他们中间带的铁路当成了自己的高地。当时有部电影《英雄儿女》，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故事，当美军猛烈的炮火将志愿军891阵地变为火海时，后方指挥部与前方阵地失去联系，指挥部报务员急切地呼叫前方：“我是泰山，我是泰山，891高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战火硝烟的阵地上，忽然站起了英雄王成，他头缠绷带，身背报话机，满怀斗志，像只威猛的雄狮，奔突拼杀，一边向敌群投掷手榴弹，一边对着话筒回答指挥部：“泰山、泰山，我是891，我是王成，向我开炮！”这种英雄主义的战斗激情，影响了小镇铁路南北的男孩们。
记忆中，双方的争夺目标就是这条铁路，孩子们都想占领这一高地，想象站在高耸的路基上，享受俯视对方的美妙感觉，而且这里的“子弹”充足，弯腰捡起石子，再奋力投向对方，雨点般的攻击力，就会把企图冲上来抢夺高地的孩子压下去。
一天傍晚，我正在家吃饭，邻居家的男孩双劲急匆匆进屋，对我喊道：“铁道南的坏蛋们向我们进攻啦，咱们的高地被他们占领了，你还有心在这里吃饭？”我忙放下吃剩的半碗大碴子粥，同伙伴们穿过一条木障子胡同，来到距铁道百十米的“阵地”面前，这时眼前的战斗气氛正浓，远处路基上站着十几个铁南的孩子，他们正得意地向铁北的孩子高喊：“铁北坏蛋们，你们被我们打败啦，阵地在我们手里！”这边，铁北的孩子被激怒了，我弯腰拾起几块石子，同身边的男孩们喊：“我是891，我是王成，把铁南坏蛋们赶回老家！跟我冲啊——”说完一边带头向路基上冲，一边把手里的石子投向远方，铁道上的孩子们躲闪着我们密集的“弹雨”，只几分钟，就被打得溃败，退下铁路逃散了。我们再次占领铁路。
铁南的孩子们也不甘失败，很快就开始反攻，石子雨点般地向我们飞来，我们一边躲闪，一边还击。两边的石子战打得热火朝天，双方都把对方假想成坏蛋、敌人和入侵者，还学着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的一句著名的话，高喊：“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跟我冲——”铁北的男孩们又一次发起进攻，冲下路基向铁南老巢发起攻击，石子打在板障子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铁南孩子很快躲进胡同不见踪影了，铁北的男孩们再次打跑了铁南的孩子们，站在路基上高喊：“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欢呼声此起彼伏。
很快，铁南的孩子们组织起二三十人的阵容开始反攻，他们喊着：“我是王成，向我开炮！”一起向我们掷石子，石子纷纷飞来，打在铁轨上当当作响，在猛烈火力的反攻下，不足十分钟就发生意外了，一块长眼睛的石子狠狠地落在王二的头上，只听他“啊”一声叫，就倒在地上，我和双劲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从路基上退下来，不知谁喊了一声：“撤退啊——”我们丢盔卸甲地撤下来。铁南的男孩们再次占领了高地，得意大喊：“打回老家啦，打回老家啦！”喊归喊，他们站在铁路上不再往下冲，高地仍在他们手里。
这天王二的头上被打了三角形的口子，留了不少血。在王二家，我和双劲救人没有得到表扬，还挨了他爸的狗屁呲儿：“两个捣蛋的小子，看把我儿子砸的！”我俩忙说：“王叔，你弄错了，不是我们砸的，是铁南的坏小子们干的！”王二爸不耐烦地大喊：“去去去，你俩给我滚蛋，以后别来找我家小二！”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我们斗志越加旺盛了，铁北孩子不但没有因王二受伤而住手，相反，对铁南的孩子有了更深的“恨”，我们加紧练习掷石子的技术，把自己的胳膊都练肿了，我们把手中的石子投得又遠又准，三四十米投出去，可以说指哪打哪。铁南人家放在草窠里的猪，没少成为我们练准的目标，每听到一头猪“嗷”一声惨叫，孩子们就说：“敌人被我们打中喽！”直到被我们练神的一块石子，落在铁南的黑胖头上，他“啊”一声趴在地上。我们却惊喜大喊：“敌人被打趴下啦！”孩子们一片欢腾。
在我的记忆中，这条铁路高地，南北两边的孩子们至少争夺了两个春秋，冲上来或被打下去，皆成了平常事，在双方心里，胜负难分，眼前的铁路，就像一堵高墙，隔开了孩子们的心，要沟通还需要漫长的岁月，这是荒唐年代的儿戏。此后，和平的橄榄枝，在双方孩子们的心中慢慢长出来，这条铁路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阻隔。
责任编辑 丽娜
作者简介
陈晓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日报》《民族文学》等报刊媒体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出版著作《大地童谣》《缺失苹果的高原》等8部。曾获第四届中国煤矿优秀图书奖，第十一届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第五届吉林（公木）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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