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的寒与肃杀让一切有情皆为之收敛。在外飘荡了二十年,当我再度返回故乡定居时,周边的一切多了些许陌生。我的故乡,你我之间难道还需要重新来过?
1
雪总须大些才好,大雪才会有冰锥。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总盼着冬天。小雪或雨夹雪,一落地便融成水,钻进了大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毫无趣味。
童年的冬夜非常短,但是盼望着冰锥的夜又总是异常漫长。连续几天大雪后,总在清晨急急望向屋檐,直到看见一排排冰锥倒挂开来。这冰锥与屋檐结合部有儿臂般粗,越向下越细,如锥子般形状,长的约七八十公分,短的也有四五十公分。同是房檐,瓦房下的冰锥周身晶亮,草房檐下的冰锥周身浑浊,泛黄,裹着泥沙。
除了房檐,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也会有,却很小,最多不过两三公分长,底端皆是圆秃秃的。树上倒是有很多冰锥,粗细长短都无规矩,且鸟雀常在附近徘徊。
早饭后拿了竹竿去敲屋檐上的冰锥,叮叮咚咚悦耳的脆响仿佛来自天外,赛过一切世间的音乐。冰锥落到积雪上,或断成几截,或折了尖头,皆不算本事,更别说拿去比试了。
一边走一边用嘴吮着最细的一根冰锥的尖儿,终于忍不住咬了一截在嘴里大嚼起来。
待几人聚齐,各自亮出手中家伙,较了长短后便开战,各持一锥用力一挥,一方的冰锥“咔嚓”一声,应声而断。撞碎的冰锥塞进输的一方的脖子里,再用力扯一下衣领,让冰滑进贴身的衣服里。听到输者大叫一声,我们便开心哄笑起来,哪知他反手也捏起一块碎冰回敬起来。碎冰没了就扔雪团。起初只几个孩子,过路的青年们常常加入战团,观战的大姑娘小媳妇抽冷子也悄悄地来一下,一时硝烟四起,从村子中间到村子西面,笑声叫声不断,直到我们大汗淋漓才罢手回家。
2
一个傍晚,刮了一整天的北风突然没有了声息,仿佛钻进了地底,雪花则像羽毛一般从天空中洒落。母亲说家里的狸猫昨晚衔回几只冻僵的麻雀,今晚可以从冬青树上再捉些。
隆冬夜晚的寒气直往衣领里钻,树上残雪偶被风吹起,簌簌地往下掉。我的大头鞋里垫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但仍能感觉到塑料鞋底踩在雪地发出“咯嚓咯嚓”的声响。父亲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吱声。我没法控制笨重的棉鞋,只好放慢脚步,张开双臂,轻轻抬起一只脚,轻轻放下,接着再抬起另一只脚。每次都尽量放大步伐,希望能踩进父亲留下的脚印里。从堂屋门口到冬青树下短短的几米,我却感觉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待我赶到树下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行动。只见他左手轻轻撩开冬青树最下一层的树叶,大片大片的积雪开始往下掉,树杈之间还有些细小的冰锥子。手电光里露出一对细小的麻雀脚。许是看到了光线或是听到响动,那双小脚稍稍移动了一下。父亲立刻关了电筒并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马上憋住气一动不动地站着。约摸等了几分钟,父亲左手迅速拨开麻雀所在的树杈,右手猛地打开电筒,果然有一只麻雀瑟瑟地缩在那里。父亲把手电光调到麻雀的头顶,专门对着它的眼睛。麻雀开始往边上蹦了两下,仅一小会儿就不动了,攀在树枝上的双脚有些松动,整个身体有些摇摇欲坠。父亲一把捞在手里,我急忙张开网兜接着。再往上一层,除了惊飞一只之外,其余的两只麻雀也落了网。轮流翻完两棵冬青树,我的网兜里竟然有十几只了,除了个别还在挣扎,大部分都非常老实地缩着。事后我问了父亲才知道,原来麻雀在晚上是看不到东西的,手电光一闪就会直接晕掉。
在那之后,我们又在房檐下掏了几处麻雀窝,一顿肉菜终于凑齐了。
3
在外读书的第一个寒假,我提着行李往回赶。汽车终于到站,下了车径直穿过道口,再转出一条短短的街巷,我的眼中便只有一条斑驳的乡路了。
沿路北行,法桐和杨柳树稀稀拉拉的枯叶在朔风中摇曳着。迎面掉漆的脚踏车吱吱嗡嗡地哼唱,夹杂着精神抖擞的乡人们的说笑,一辆、两辆、五辆、十辆……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小四轮也忙得屁颠,大卡车则可以在乡路上横冲直撞。“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个人走着,偶尔对面的来人,朝我笑笑,便很欣慰。大概那时的我满裤角的灰尘和嘴角的胡茬还有一些农村人的遗韵。
加快脚步,也匆匆走去,一时仿佛找回十多年前的自己。路边隔着一条小沟便是田地,时已初冬,稻、豆割毕,有的剩着茬儿,有的翻种上了小麦,麦苗探出了头。一位乡人正在驱牛架犁、扬鞭长号,粗犷的号子及荡逸在半空中清脆的鞭梢响,唤醒我那在烟嚣中沉寂的心。山脚下的一处田埂上燃起了野火。
不觉进了一个村子,路的两边参差不齐地摆着大块的石坯,还有成形的石磙、条石,墨绿色的池塘上浮着两只麻鸭,黄牛就拴在池畔的桩上。枯枝掩着一栋小洋楼,蓝的窗玻璃映着冬日的清光。敞着的院子当中立着一堵用碎石垒成的墙,大大小小的石块,没有精雕的外表,没有泥沙的粘合,没有深稳的地基,就那么直直地裸立在地面上。
出了村,再走一段路便能望见村小学楼顶高扬的国旗,红砖围墙上,白粉刷着“提高全民卫生意识”的标语,教室的门锁着,大概学生们也放了假。离校前栽下的小冬青已不知去向,只有学校后面的医院陆续进出着人。
渐渐深入村子,屠户的门旁守着狼狗,小店的柜侧坐着“西施”,收破烂的满村窜“收破烂!有破烂拿来换钱!”修伞的,修锅的也是高声喊叫。
炸爆米花的老人周围守着一群孩子,炉中的火焰在暮色中跳跃,火焰映红了孩子的脸庞。“开锅了!”终于盼到这一声。小孩们连忙用双手捂了耳朵,胆小的略退后几步,盯住了老人的手。只听到一声巨响,腾起一股青烟。淡黄的爆米花倒进了笼子。小孩们有的忙拿了袋子在笼口接,有的迫不及待把手伸进去,抓出两把塞进嘴里,嘴角有鼻涕的地方粘上了爆米花,于是笑着跃着,追逐嬉戏。
大井台的四周围着一群猫冬的爷们,酱紫色的脸、浓黑的眉、魁梧的身躯,老老少少侃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差点飞到马路上。直到谁的老婆,谁的娘撕破嗓门,远远地喊着他们的小名,才余兴未尽地各自散去。条石便缠上暗纱,兀自闲卧,天上升起了一轮金黄的月牙儿。
到了家,洗了手和脸,坐下便要饭吃,饭后还要做别的事。
4
闹钟依然在睡,表叔已开始敲窗户。我一骨碌下了床,匆匆套上衣服。此时天空灰蒙蒙的,四周一片寂静,邻家的狗低呜了两声后再没了声响。水龙头悠悠淌下的水,仿佛凝聚了一夜的寒气,还没擦到脸上,全身已被激得先哆嗦了一下。
锻炼的路径皆不固定,起点是吴郢十字路口,而终点必定离双墩不远。开始,我在前颠着跑,表叔跟在后面,边走边活动手脚。待遇到稍宽的田硬或坝头时,他才招呼我停下。有几次选在乱坟边上,他的说法是这儿安静。
表叔选了块稍平整的地方打云手,我做了一组动作,活动了膝、肘、腰和颈关节,调了一会胯后,便沿着田埂踢两三个来回的腿。那田硬长约五六十米,几趟下来我身上出了汗,一股股白色的热气从口鼻里往外呼,田埂上的枯草布着厚厚的一层霜面,远处的天空透出一丝光线。
等我甩掉棉袄,表叔教我打动作。我把昨天学的炮拳随意比划了一下。这个动作都练了一个星期了,每天打二十个来回,该教教新动作了吧。这么慢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一套拳呢?他看后却直摇头,说我昨天根本没上心,劲儿不但偏了,而且没打出脆劲儿。见我暗暗撇嘴,他一招手,“来!”
我瞅着表叔前胸空门抢步出拳。他轻松地斜上一步,脚勾住我的前脚跟,右手一压,再向上一靠一送。我只觉得一股大力涌来,却没法躲闪,身体不由自主倒飞出去,从田埂直接惯到了麦田。
十六岁那年,曾在省军区警备营服役的父亲把我推荐给表叔学内家拳。我总觉得自己有些底子,在练习时常常耍小聪明。每次,表叔就用很现实的方式让我增加印象。
从麦田里起身,我拍拍屁股上的土,表叔嘿嘿地笑。
“二十个来回!一个月!”
待我全部打完,远处的乡道上陆续传来人和机车的声音。天空中的夜幕尽皆揭去,一个崭新的隆冬早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5
龙华寺的门虚掩着。山门前开出一条路,积雪被安置在了墙边。
初遇龙华寺缘起半年前的一次闲逛。夏天,围墙外的庄稼地郁郁葱葱,连同村落里的知了声,紧紧包围着这处安静所在。
大殿只打了个地基就搁下了,大池塘边上堆满建寺的砖石竹木,池塘西面没有墙,可以望见村舍。山门的左边是几间红砖凑成的临时佛堂,兼寮房。山门的右边是铁皮和石棉瓦混搭成的香积厨,在里转个身都困难,背面连着另一个棚子,棚子外面的菜地直抵南面围墙下。
腊月初,我自海南回乡,约了表叔来龙华寺转转。不期一连数日大雪,雪停恰是腊八。
推开山门,大殿依然没有建成,地基和建材上的塑料布上仅在凹处存着些许积雪,池塘里封着冰,几截枯枝结在上面。三三两两的居士聚在院子中间的雪地上攀谈,人群中没有上次接待我们的老师太。
拜了菩萨顶过香,循着隔壁寮房话语声,我们见到了老师太。她已卧床多日,精神亦不复半年前。数九寒天,房内却没有任何取暖的电器,也无火盆。见我们来,她连说惭愧。凭她一己之力保住千年古寺遗址,不被破坏,不被强占,已属不易。建寺自是困难重重,况年老多病。周边村民半年前就已在盘算门票收多少钱了。
不一会儿,老师太唯一的徒弟端着几碗热气腾腾的粥进了房。我接过一碗煮得红彤彤的粥时,微微一愣,粥里只有米和豇豆。没有红枣、花生……这能算是腊八粥吗?
老师太连忙招呼我们喝粥,“这是腊八粥,吃了增福德!菩萨保佑!”我轻轻吸了一口,却有一股清香和暖意直抵心间。待我几口吞完粥时,发现老师太一直合十微笑地看着我们。
6
天已暗下来,灯幕下的风挟着微寒,火车站不远的钟楼上显示已是六点半。才一小会儿的工夫,身后就续了十多人,而我仅仅向前挪了两步远。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啊?
接了几个长途电话,用完手机上最后一格电,我的一只脚踏进了售票厅的门。这售票厅每一道进口都是两队人同时进入,再合为一队。
与我并排的那位大哥约四十来岁,个头约一米六五,腰腿却比我这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粗壮许多。披着一件北方冬天常见的黄大衣,汗水慢慢浸透他嘴边的短髭。右肩上的包几乎与上身一样高,一截绳子系在蛇皮袋的上下两端,鼓鼓地往后坠着。他的右手从绳索下掏出,紧紧攥着钞票和身份证,左手提着一只大号的塑料桶,里面搁着几个桶面。
像他这样装束的人在车站里一抓一把,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在南方随处可见,像他这样寻常的男人在农村是常常要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出于同是农村出来的这份感情,在进门的刹那我没有上步,他向前一步的同时吃力地扭过身体向我点头示意。待我们到窗口时,换班吃饭的售票员已回来接岗了。
“一张这个月27 号的硬座!明天下午有趟车的。”
售票员查询了一下后,告之没票,我面前的这位大哥有点意外。
“那就28号的。”
“没有!”
那位大哥听了有点急了。在售票员连续告之29、30、31 日的票全部没有了时,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叫起来,有些人建议他坐汽车,有些人要他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当他几乎用吼的声音说道,“那就32号的票!”整个售票厅突然静了下来,喧闹的人群仿佛中了魔一般全部闭嘴盯向他。
一秒,两秒,没到三秒钟,哄笑声如潮水一般,立刻淹没了这短暂的沉默与寂静,就连售票员也笑得伏在台面上。
当他扯着布满青筋的脖子退出售票厅时,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道来,随即迅速合拢。
7
瞅准一个风不是很大的上午,母亲带着我们到老宅附近的一处集市闲逛。集市隔壁原有一个保温瓶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刚刚兴起时,这个厂的产品已销到国外。在建厂伊始,父亲便和他所在的工程队参与厂区规划和建设,厂区投入运行后,父亲和他的一部分同事们又留在厂里搞基建和维修,前后持续了近十年。1996 年我去市区读书时,每逢周末都会赶过来,跟着父亲舒服地泡个热水澡,再拿上下一周的生活费返回学校。
弹指二十多年过去了,透过车窗远远地望着物是人非的厂子大门,依稀分辨出了原来的轮廓。当年那个用自行车载着半大小子,进出厂门的中年汉子却永不得见了。
跨入集市,我的心思渐渐活络起来。母亲在前引路,妻紧跟其后,我抱着侄女走在最后。我慢慢地走着,细细地捕捉着飞入耳朵的每一个词汇。这些乡音如同大漠里的甘霖轻轻地慢慢地滋润着我的身心。一种蔬菜的名字,一个水果的叫法,甚至连炉边炸的面食,外地的名称与家乡的叫法,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如划过夜空的流星,那么灿烂而美丽。
母亲挑了一捆青菜后,把菜放在菜贩那,领着我们继续往里走。老远瞧见卖鱼的边上摆着一堆芋头。那芋头就堆在摊开的旧蛇皮袋上,样子有些难看,有的还有疤痕。
小时候家人在黄泥山西面的开荒地种着芋头,每年秋末,我都跟着大人刨芋头。芋头拉回家就窖藏起来,我们小孩一个冬天的零食就不用愁了。
母亲过去问价钱,卖芋头的说,这是徐郢的芋头,山根边上长出来的,甜,一块钱一斤。母亲便笑了,说我们也是徐郢的。见那人愣了一下,她便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卖芋头的连忙说是一个庄子的,收你们八毛一斤吧。最后,我们大汗淋漓地提着整整两大袋芋头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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