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珍

　　我没有去过西藏，但我正在读余风关于西藏的诗歌，我沉浸在浓烈的西藏氛围里。

　　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余风的诗歌。我了解到，余风的诗歌起步是在大学开始的，师承于著名诗评家沈泽宜先生，是远方诗社重要成员。大学毕业后，余风先后当过乡村教师、机关干部、乡镇领导，在离开写诗十五年之后援藏到了雪域高原，经过神山圣湖、雪域风情的醍醐灌顶，多年冷却、沉睡的缪斯女神突然醒来，写诗的冲动从此一发不可收，而他的诗歌也从此刻有了深深的西藏烙印。

　　在撰写余风诗歌评论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但基本都是关于西藏的诗歌，而更早的诗却寥寥无几。经过多年的蛰伏之后，以西藏诗歌的全新面貌再次问世，余风的诗歌与过去已经完成了切割式的巨大蜕变，与我曾经读过的西藏诗歌风格也迥然不同，就是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主流诗歌相比，也有较强的识别度，带给我的感受是全新而感动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余风的西藏诗歌可说是自成一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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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天空高远，这里的高原寥落，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在我想象的天地间，真切地出现了一个诗人的背影，他行走在青藏高原的天空下，确切地说，那是诗性的天空与高原，诗人的影子是与这些近于绝唱的风景叠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诗人余风，曾有过三年的援藏经历，他和他的诗都被高原神性的风深深地洗礼过，一种重新唤醒的诗意以悟性的姿态站到了我的面前，我被他的诗深深地感染着。在《邂逅藏羚羊》一诗中，余风写下了这样虔诚而襟抱敞开的七行：

　　在高原上我总是陪着小心

　　生怕碰洒了山巅的千年积雪

　　把每一处的海拔高度置顶

　　让头颅与地平线持平

　　这样，就可以把时间摊开在草地上

　　看一只藏羚羊像人类一样

　　优雅地走过

　　面对独特的自然景观，诗人以广角式的抒情和主体感怀，直觉地对雪域高原的风物进行了简笔勾勒。诗人的心跳我们听得真切，在空旷而辽远的画面上，这“千年的积雪”、无边的沉寂，一直保持着天地间足够的肃穆和庄严。“我总是陪着小心”，静默中只有发自胸腔的声音，一种高度的敏感，拓展着诗意和灵魂的域界。就像“生怕碰洒了”的一杯满满的青稞酒，自己的头颅与地平线“持平”，置顶“每一处的海拔高度”，诗人余风的灵魂之眼看见了天地高度、神的高度，此时的大自然敞开襟怀，神的无形之手“把时间摊开在草地上”。忽然静默的画幅中出现了一只“藏羚羊”，这生命之神在高原的视野中“优雅地走过”，而且“像人类一样”，昭示了“人类只有把高傲的头颅放低，才能真正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而这种文明的理念恰恰是许多人所不具备的。诗人以活性和生命的奇观收笔，在一种高度中戛然而止，这极简的诗意加大了诗的含量。

　　读余风这些写西藏的诗，感受到一种生命体验的真切与深刻，从肉体到灵魂都具有超迈的力量和脱胎换骨的觉悟，是刘勰的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之诗，是王国维所概括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之诗，是强大的时间感和空间感成了诗人瞬间的思辨性，进而达成了富有思想含量的形而上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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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的创造过程中，诗人的经历占据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它具有某种先决的、奠基的作用。余风的三年援藏经历决定了他写藏地题材诗歌的质地与成色，这与那些旅游者走马观花的感官浏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的长时间居留是一种有骨血之根的“楔入”，是生命体验者的深度所在。

　　关于藏地高原的抒写与感怀，余风是以援藏的在场者身份作为主体出现的，诗人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一事一物都有铭心刻骨的“痛感”，是心灵的浴火重生而使诗闪烁着独特的锋芒与锐利。他的诗讲究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气场，不是直写内心，却透出灵魂足够的亮色，意象与情境是在生命的律动中变幻出世界人生的五光十色。在《摘一朵白云戴在胸口》一诗中这样描写高原之夜：

　　天空在夜深时最为清醒

　　傻傻地亮着? 仿佛只要痴心等待

　　月亮就会不经意地纵身入怀

　　这样? 夜便很长

　　与清晨混为一体

　　夜的天空“傻傻地亮着”、月亮“纵身入怀”，天地人情互渗，写自然物象，情思洋溢，在幽深的低诉中抒写复杂的心绪：

　　残酒流过河道

　　太阳升起时目光灼热

　　而雪域浅浅的肌肤

　　依然冰冷? 如哭泣一夜的爱情

　　找不到醒来的理由

　　诗人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借残酒、河道、肌肤、爱情等诸多意象，寄托了对于高原历史、未来的高度关切。一如“哭泣一夜的爱情”，而事实上，无论太阳如何灼热，雪域的雪都不会融化尽，因此也不会醒来，但诗人却强烈希望雪域能像沉睡的恋人般醒来，其心性、情感绕梁而来，让人难以释怀。正如清代诗论家李重华所说：“诗缘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蕴含只在言中，其妙会更在言外。”（《贞一斋诗话》）这些诗重视情境，不是流俗之语，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胸藏风云，有情怀有境界。

　　独特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歌精神和艺术的品位与价值，往往关乎诗意的高度和力度。独特感受是以真实的到场，以亲历为基本前提的，不是凭着想象而想当然地假定和构拟，是对“现场”的零距离融入，是与细节的直觉性的碰撞，可以感受到诗人切入肌肤的灵魂震撼。在《黑色的逻辑》一诗中，他这样写高原挥之不去的寂寞：

　　我打开最小的那一朵雪

　　看见雪山在树枝上长出刀片般的凌厉

　　风扶着河流受伤的腰肢

　　每一滴水都听到了寂寞的呼喊

　　所有的心绪

　　没有找到宣泄的出口都一文不值

　　石头在怀孕途中接到了去世的通知

　　黑色的逻辑在雪的迷雾中点亮

　　从宏观的大方向扫描，从自我的小视角切入，进入现场，抓住“雪”以及雪山的树枝上“刀片的凌厉”等细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敞开主体情怀，写自然天地在“寂寞”中不动声色的演进过程，“没有找到宣泄的出口”，石头“怀孕”中所接到的“去世的通知”，在思辨的抒写中归结为一种充满迷茫与悲剧性的“黑色”逻辑。

　　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余风站在心灵和诗的中间，虚化、超迈的心性之维，在历史与现实的域界之内构拟美好而灵动的诗意风景。在《所有高昂的头颅都无比脆弱》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缺少空气阻挡的阳光

　　肆无忌惮地向高原倾泻紫外线

　　给每一张少女的脸

　　抹上高原红

　　如烘烤过度的青稞饼

　　深藏着天生丽质

　　世界上的万千事物都是心性的对应物，诗揽万物，必须尽情敞开心性的大门，世界方能明暗了然，人情人性方能吐之为快。阳光倾泻紫外线，少女脸上的“高原红”成为青稞饼所深藏的“天生丽质”的内蕴。内心与外物的碰撞，催生出了活力充沛的大景观。诗人总是注重从许多地域性的情境中找到抒情与“思”的细节亮点，进而突出其独特性感受的深度，从中挖掘人生命运的本质内涵。比如在“烘烤过度”的微妙体验中，把诗意引向了对生存境遇思考的深度。诗的关键取向不是让人新奇的地域性，也不只是具有多少难得一见的细节展示，而是诗人不同寻常的独特感受。独特感受是诗的行进要径。每次聊天谈到紫外线，余风都会将其喻为“高原杀手”，尤其是对女人皮肤的摧残，“可以让十年美容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高原红掩盖下的，也许本来就是天生丽质，因此感叹“高昂头颅”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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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风西藏诗的优秀之处在于诗思品质的坚实，具有极强的思辨质地和直觉体验深度。其中的博爱精神和悲悯情怀使诗的情感流动着血液的暖意，深沉之爱显示着一种责任与担当。正如智利诗人巴博罗﹒聂鲁达所说：“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些艰巨的使命。”在《面对雪，我无法无动于衷》的诗里，抒写高原之“雪”的独异之思，则标示着诗人从自我出发对一片独特天地的体认和领悟。

　　如果没有雪，天地间再也没有舞蹈

　　为了舞得更高，雪挤干了水分

　　每一瓣的摔下，都粉身碎骨

　　一如壮士一去的决然

　　在“雪”的意象中寄托了虔诚的宗教情怀，隐忍、决绝，大悲悯、大善良，“挤干了水分”“粉身碎骨”的献身精神，为高原激活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南迦巴瓦峰》也是一首情境高远、情感底蕴深邃的优秀诗作：

　　长得再高，在天空的眼里

　　都是平面。因此雄伟的南迦巴瓦峰

　　选择了沉默和谦虚

　　白云深处，河流像一根针

　　从高原远古的内部穿土而出

　　缝出一条峡谷

　　浮云半生的感悟，不及与南迦巴瓦峰邂逅的瞬间

　　那到海的川流，奔袭千里

　　谁能想它的源头，坚硬而柔软

　　一如我离家以后，母亲

　　瘦骨嶙峋的手里牵着的线头

　　相隔再远，也能捕捉到那份咸咸的牵挂

　　痴情如南迦巴瓦峰，白头如雪

　　无数人惊叹于眼前这道百步九折的大拐弯

　　谁又能读懂那永不回头的绝情里的柔肠寸断

　　面对一座山，诗人余风是在一种生命的觉醒中进入了诗意的构建之中，标举天地之心，把宏阔的自然万象纳入人生世界的主体情感范畴。在超越性的大境界构拟中，呈现了人性襟怀的高远与自然伟力的博大气象。南迦巴瓦峰是西藏著名的神山，海拔高达七千多米，无论“横看成岭侧成峰”，都非常巍峨、高不可攀，但诗中的视角是“在天空的眼里”，因此南迦巴瓦峰失去了“高”的加持，与平地并没有区别，因为“在天空的眼里”，哪怕地球也只是小小星球，南迦巴瓦峰“选择了沉默和谦虚”，充分拟人化的想象空间，营造了一种空阔之美的凛然风姿，也体现了诗人对宇宙、人生的一种感悟。河流的针线牵引出历史的时间之维，气度不凡地“缝出一条峡谷”。写到“白云”，写到“半生的感悟”，并触景生情地联想到自己远离家乡的援藏生活，联想到母亲的针线和牵挂，以母亲“瘦骨嶙峋的手”所“牵着的线头”与前面河流的针线形成了宇宙天地与人生世界、大我与小我之间的感悟性融合。诗歌的末段又笔锋一转，南迦巴瓦峰化身为情人守候一生到白头的“痴情男”，“百步九折”的雅鲁藏布大拐弯分明是一位看似绝情却内心痛苦的女子，“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真可谓“天地万物皆有情”，想象雄奇，令人动容。

　　余风西藏诗歌的诗意内核是特殊环境、不同地理和自然风物中人文精神的凸显，人情人性的本质是他诗歌的着眼点，这也正是他追求终极深度的关键所在。

　　《南迦巴瓦峰》是以“山”的高度喻指人的生命高度，借“山与水”的关联喻指悲欢离合、坚贞爱情，而《两棵树》也是以树之困境中的孤绝来象征人的苦难和不息追求的意志和坚忍。诗人对于已濒临世界尽头最后的“树”进行了充分的渲染：

　　这是濒临绝望的地段

　　生与死的分界线，再向北

　　所有生的气息再也撑不起一棵树的份量

　　它们像弃儿

　　孤独得让人心痛，又像是为了信守

　　千百年前的某个承诺

　　它们像灯塔耸立

　　告知前方的路途艰险

　　目光所至，有猛兽残缺的尸体

　　不知道是哪只鷹飞临上空

　　也只有鹰才能到达

　　在缺氧时大口喘气落下了种子

　　依靠一座破土房运筹帷幄

　　四周雪山耸立

　　但它们的翠绿仍成为点燃热血的火种

　　道路以倔强的延伸

　　撕开了生命禁区脆弱的防线

　　从此，远方开始有人走来

　　从此，剧情翻转

　　两棵树成为信仰，很多磕长头的人

　　在破土房里找到了爱情

　　具象的写意中贯穿了强劲的思想脉动。这是从拉萨一路向北到诗人援藏所在地那曲的青藏公路途中的两棵树，再向北就没有树了，因此给经常路过的诗人留下深刻印象。树与人的诗意合流，创造了树、人映照与融通的意象化诗歌情境。这不是简单的由此及彼的拟人与借代，而是彼此推动的思辨性的全新生成。在恶劣的境遇中，这两棵树成为“树坚强”，“像弃儿”又像“灯塔”，不乏对后来者的提醒，他们成了后来者的信仰。写树其实更是写人。“破土房”的意象，就是昭示一种生存的决绝，是“剧情翻转”的物质现场，“很多磕长头的人/在破土房里找到了爱情”，“磕长头”是因为信仰，树的坚守也是一种信仰，不放弃的追求，终使追求者修成正果。

　　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过：“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诗意的生成绝非诗人的生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天机”即机遇、机会有关，尤其那些妙得、浑然之境不是闭门苦求所能成就的。余风对于西藏生活、环境以及人生境界的深切体察，是他诗歌创造的高质量所不可缺少的。《南迦巴瓦峰》《两棵树》等诗篇的成功，其中当然不无“天机”赐予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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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现实的大地上，诗的来路不能缺少历史。余风的诗有着饱满的历史感，他注重从根性构建诗意情境，诗思开阔，襟抱舒展，加大了心性意蕴的厚度。读这些诗就不再停留于生活和自然事物性的表层，而是进入多维的天地，形成悠远的文化空间。《宗山古堡》是缅怀西藏人民抗击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一处遗址，英勇的藏族同胞用十分原始的弓箭、长矛与拥有洋枪火炮的英国强盗殊死搏斗，最后跳崖殉国。诗人看到的是鲜血染红的牺牲，看到的是“比高原更高的尊严”，看到的是历史疤痕深处的隐痛，看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骨子里的信念：

　　两个多月。无数血水

　　染红宗山古堡的白墙。无一人被俘或投降

　　可以证明，悬殊的抵抗比胜利更加伟大

　　宗土崖就是青藏高原的狼牙山

　　跳崖，在这里找到了传承的血脉

　　农奴没有姓名，但英魂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在纪念碑前，我看到比高原更高的尊严

　　看到最卑微的生命

　　被信仰点燃后的虔诚和不屈

　　农奴的血染红了历史，染红了不可征服的意志，没有一个人投降，没有一个人被俘，宁可一死，以死证明必然失败的抵抗的伟大。诗中的历史感强化了一种伟大的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弘扬了一种人类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和正义。在高原神性的风中，诗人关注一粒青稞，关注一位在青稞地里劳动的藏族妇女，关注时间深处的唐朝，把高原上的现实人生与悠远的历史联系起来。在《你就是那粒青稞》一诗中，山野里的青稞已与劳动的藏族妇女进入了一种幻化之境：

　　挥动最简陋的木镢

　　以最娇嫩的力气

　　掀开世界上最厚重的泥土

　　雪水灌溉的土地贫瘠无比

　　胃口比贵族还要挑剔

　　除了青稞——这个唐朝公主带来的种子

　　所有的作物

　　都无法打开雪域的芳心

　　你就是那粒青稞

　　一千多年坚守青藏高原

　　从麦子轮回到青稞

　　从未后悔舍弃长安的圆月和荣华

　　诗意中走出了风姿绰约的文成公主，她被誉为历史上“最早的援藏干部”，她带来许多种子，深植了对雪域高原的永恒之爱。从“麦子”到“青稞”的“轮回”之路，饱含着华夏儿女真挚而沉重的家国情怀，诗人抒写的人文深度具有独特而悠久的感染力。

　　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在《飞于空阔》一文中，关于“历史”之于文学和当今时代的作用曾做过这样的阐释：“在这个时代，通过大众文化和视听媒介，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介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历史作为精神的、想象的资源正在有力地参与当今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人反复讲，因为历史讲述的真正起点恰恰是逆时间而上的，顺流而下那是纯粹的时间，那不是历史。”深刻的历史感是诗意想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自我精神彰显的必要的文化积淀。在余风的诗歌中，历史的物象是情境构拟的一个端口，“逆时间而上”也是文化和人的自我精神长成的“轮回”之举。

　　或许历史感就是一种空间，是一种精神空间，诗意的创造即是艺术空间的创造。余风的诗是凭着想象对于现实的物质性的一种整合，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的秩序，在虚化中成就了诗意的全新气象，走进了变形和写意的陌生化状态。比如在《我被黎明的第一片雪花吵醒》中，诗人先是避开“雪”去写“一只鸟”，而“鸟”又是经验中的虚拟之物，是“衔来日出，打开沉睡的夜/用斧头般温柔的声音/唤醒森林”的“鸟”。作为在江南长大的诗人，由于生态环境优越，黎明时听到鸟叫是很寻常的，而在藏北寒冷的草原，很少看到鸟，下雪却很常见，强烈的对比反差，唤醒了诗人对“鸟”的念想。诗中的“鸟”是对“雪”的一种喻体化描摹，是诗意生成的新途径，是通过曲折的方式呈现了“雪”的境界，即所谓的曲径通幽，都是典型的虚化之笔。即使是直接写“雪”的部分，诗人也是强化想象，以隐喻的方式来加大思辨性的力度：

　　雪花砸在窗子的玻璃上

　　发出脆裂的声响

　　仿佛夜的裙子被撕碎露出的洁白

　　雪花前赴后继

　　一片一片压在雪花上

　　在雪花没有到达之前

　　寒气就堵住了所有翅膀进入的通道

　　而网开的一面，光亮如鸟鸣

　　让黑暗中醒来的人不再绝望

　　诗人写雪花“脆裂”的声响，写雪花“洁白”的颜色，与“鸟”的内蕴联系起来，“翅膀进入的通道”以及“光亮如鸟鸣”的比喻，造成了彼此通神的效果。一片一片、前赴后继的“雪花”，正是诗人把希望寓含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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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风表现西藏高原的诗歌有著鲜明的抒情特色，他是一位在艺术表现上富有个性精神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直抒胸臆的那一类，但也不是云里雾里难于理解的那一类，他善于在深度的意义取向中化繁为简，让你进入情境之中，接受感性的引领与暗示。不是一览无余，力求“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讲究含藏，不把话说尽。在《无法形容青藏高原的那一抹洁白》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高原沉重的历史：

　　当然，雪域这片土地适合沉睡

　　山脉、冰川，白塔，还有寺庙

　　在香雾弥漫的诵经声中

　　睡着了都不愿醒来

　　诗的境界澄明通透，情感悠远深邃，唯美而又充溢着不尽的意蕴。如写大自然的白色来象征人心的纯净：

　　这里方向已经迷失

　　举目皆白

　　干涸的河床是白的

　　山峰、草场、鹰的翅膀是白的

　　所有的空间都是白的

　　身影也是白的，如同虚空

　　连黑夜也是白的

　　所有的生命在白色的子宫里孕育

　　所有的距离都已消失

　　相爱的人

　　相隔千里

　　也能看到比冰川还坚固的爱情

　　诗人强化了主观性，白色是积雪覆盖的雪域基本的表象，以白色涵纳了自然与生命的深度，“所有的距离都已消失”，神性高矗，天涯咫尺，爱情是否坚固，在高原可以得到最好的验证。如《雪魂》中所说：

　　你看到的雪

　　其实不是雪

　　那是洁白得如虚空般的

　　一抹灵魂

　　由于情感被抒情主体所着色，自然之物水到渠成地具有了思辨性和某种终极的深度。这是余风作为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诗意创造行为的一种自觉。

　　处于仰望高度的青藏高原，流荡着一脉神性之风，无论是春去秋来，还是当下往昔，诗意的精神始终是一种无言的启迪，一座高原为此昂起了头颅。诗人余风作为援藏者，深切地感受着凸显了历史与现实的生命气象，瞩望与反思的触角拓展了独特卓异的生命境界，他的诗涵纳了足够的想象力和剖视幽秘的敏锐，给人以豁然敞开的命义与启悟。这种深刻的感悟和思想升华，没有对援藏神圣使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的深沉热爱，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余风的诗意创造有深度、有张力，他的诗畅达而追求思辨、追求对于生活实在层面的超越。余风表示，他正在探索一种感情的真、思想的善和诗意的美有机融合的表达方式。读他的诗，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浩然正气，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一种不媚俗的品格。在诗人的笔下，青藏高原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精神呈现着生命的活力，从容地营造了富有形上之思的诗意天地。在神性的风中，诗人感受大自然的伟力，同时也感叹人的生命的脆弱，但是在天地之间，是灵魂与诗在神性的风中行走，神奇的高原也因此而更显神圣。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