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亮，汉族，甘肃兰州人，1983年1月生，哲学硕士、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传播学在站博士后、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刊物《Frontiers in Literature Research》主编、西藏自治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协会会员、西藏自治区专家网评员。研究领域：文艺学、中国文化与民间文艺、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化、文学人类学等。目前出版中文专著5部，英文专著1部，参与编著1部，小说1部，诗集1部。发表国外国内学术论文50余篇，发表文学作品40余篇（首），网络评论20余篇；诗歌曾获“野草诗歌”特等奖等文学奖项10余次。

　　所谓文艺的“基元”意指文化与技艺，是人们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达，是陶冶人的人格及其生态关联的重要载体。而文艺思想则是对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的认知体验，分行于以人民为主体的文艺活动中的具体实践，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发展性、时代性、指导性和凝聚性??? 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是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同时亦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文艺铸魂等提出明确要求，形成文艺培根铸魂的重要论述”为习近平文艺思想体系的本体构筑、创序赋义、动态构织，不断“添砖加瓦”和完善增扩。

　　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文艺思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几代党的领导人的文艺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第三阶段的划时代成果”，秉承这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文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文化发展的持续生命力。

　　一、笃行真理与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文艺思想演进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创新过程”。从思想知识的创序结构上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哲学基础”，其创序逻辑模块中的人民是判断者、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生命力结合成为习近平文艺思想中重要的思想“基模”，而习近平文艺思想在“在继承与反思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借鉴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阐释，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更新和范式转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互为表里的双向运行的创序时空中创造性地推演出具有不同理论侧重、问题指向、实践融入的文艺思想体系，在时空叙事中这一纵横聚合的“熔铸”构建，在“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创新”展现出辩证思维的过程情势，深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时空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美学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其一，路径的多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基座”“本元”构素，马克思文艺思想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美的规律与异化劳动；艺术、审美与人的解放；文学艺术的人性价值；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理论；资本主义生产与艺术问题；自由王国与审美等纳含多元、立体的理论座架。

　　这一理论构架从时空构序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文艺思想熔铸是基于马克思原典，并持续以时间/空间述行从多个路径，包含历史上的“苏联马克思路径”“东欧马克思路径”“西方马克思路径”“日本马克思路径”进行批判式吸收，结合本土中华优秀文化和自身境遇，创序性发展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思想体系。

　　其二，历史典籍的创造性吸纳。中国化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生成，创造性的选择与吸纳是一个有机动态的过程，产生了具有历史性的伟大成果，发展至今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自19世纪70年代，我国某些书刊已提及巴黎公社和欧洲工人运动”，1899年2月学界公认《万国公报》《大同学》一文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自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译介全面展开，辛亥革命之后我国出现大部头译著，五四运动前后，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介入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从早期到当下以持续态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译介，从其译介经典思想性传播来看其译介“从日本而来的主要是一般學理方面的，从西欧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从苏俄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而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而来的主要涉及时代多元哲学思想下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实践改革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和互动呈现，这些马克思主义典籍一方面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而且其蕴含的文艺思想持续性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资源。

　　其三，思想熔铸中的不进取与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与苏联吸收马克思文艺思想，执着于“如何努力吸取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不同，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吸收、融合系列性的中国化构筑持续“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从马克思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吸收层面来看，基于早期鲁迅、郭沫若、林伯修、夏衍、何思敬、周扬、任钧等知识学人所译介的“元”经典这一重要“媒介”，早期知识分子又持续进行了多个维向的马克思文艺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资源的构织。

　　“20世纪30年代，留日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出的贡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其主要的马克思文艺中国化思想贡献在于译介基础上的内化文艺论著创序、批判非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对文艺批评理论进行阐释与实践、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阐释与论述。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主体批判借鉴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的“理论斗争主义”、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藏原惟人的“新写实? 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关注东欧马克思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贾泽林、衣俊卿、张一兵等从实践美学、现实主义理论、美学现代性批判、符号美学、以人道化世界的美学研究旨趣、异化现象的美学反思等维向展开对其的整理与研究，使其理论思想进入马克思文学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重新回归公共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中国精神，增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进行系统研究，经历了由否定性的批判逐渐转向批判性的肯定的发展历程”，将其“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中的某些可取之处，作为思想资料改造和补充到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吸收的思想范畴主要包括知识谱系、哲学本体论、现代主义关系，纳含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西学派的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文艺思想；英美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于这些思想的批判性吸收与融合，不仅“开启了相互对话、相互启发、对比借鉴的新阶段”，而且使得马克思文艺思想中国化确立适于自身的理论发展道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指导当代中国文艺美学中国实践的现实意义。

　　二、长期探索与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艺思想的创序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和有效的作用”，不仅承续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思想结晶，而且“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这一重要的思想理论传承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重视人民文艺，在传承赓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精神，续接中国共产党人民文艺理论实践，“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同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当今时代文艺人民性问题，创造性地建构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民美学的思想体系”，形成重要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而这一理论成果新境界的创序较为鲜明的显现出习近平文艺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文艺发展进程中的传续动态过程。

　　其一，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初始建构。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同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浪潮中，以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主导作用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一批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不仅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中国必须要走的新道路，完成了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中国有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传播者；而且深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凝塑为最早的中国文艺共同体，拉开了中国化马克思文艺美学思想的幕布，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思想辩证性创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伟大创造的“基始”领导了中国革命，使得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左联文艺，亦成为中国文艺共同体的核心指导思想，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序构式，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进步文学情势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产物。

　　其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范式的奠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文艺工作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文艺工作的科学认知和结论，包含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是整个抗战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和理念”，同样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范式的奠基纲领性文献。

　　这一纲领性文献探寻现实境遇中持续性发展中国革命文艺思想的规律，即“艺术规律——革命的艺术规律——中国的革命艺术规律”，这一开创性的文艺思想逻辑创序构式出了中国革命文学艺术规律的两个根本“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一基础性的构筑展现出“文艺实践中‘为什么人‘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评判为基本话语脉络”的发展与? 演进。

　　其三，邓小平文艺思想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新活力。回顧历史十七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曲折中进行发展，一方面采取文艺领域意识形态的斗争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研究领域指导地位，另一方面“是从文论的某些方面的苏联化逐步走向对疏离苏联化的中国化理论特色的探索”，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并指出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即“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主体框架逻辑，首先表现文艺的政治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其次将文艺思想规律从一般规律中分离，“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最后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虚设中分离，“在艺术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明确文艺作品的商品化属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模式中，构筑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

　　三、古为今用与观念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艺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时间构建的构筑过程中涵盖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域、精神域以及制度域的多元立体式的凝塑、连续性、跨越式发展，也囊括了“思想、文字、语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艺术、医学、武术、节日、民俗等方面諸多内容”，这些由中华民族文明体演进过程中创造的成果，“在文学语肓、文艺风格和文艺思想等方面，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度”，蕴藏着博大精深、体系完备的文艺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新时代的文艺思想，要从传统文化的“血脉”中“一是学习古人文学语言，二是借鉴古典文艺风格，三是汲取优秀文艺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和发展之魂，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中国优秀传统为基础，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宽泛的角度看，文化是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多元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国家或民族中所存在的多种文化的总称”。其本质内涵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构，亦囊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人化”（创制文化产品）与“化人”（塑造人自身）共性交互的主客实践而为文化生成的“基点”。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积聚于中国地理、政治、文化交汇场域的共同体融合与演进所产生的物质、精神景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横纵交织又博大精深，展相为技术系统（物质文化）和价值系统（精神文化）交互融合演进；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层次情势以及精神领域中华民族品格中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基层意识与高层次意识形态，定与变、显与隐、内与外博采兼容，辩证生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景观。

　　首先，地大物博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域构素。物质域构素意指“人化”“化人”交互过程中所依存以及所创造发明的一切物质持存。从文化生态的意义上讲，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媒介、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综合决定论其文化的生成走势和“民胞物与”的生态文化智慧。

　　“中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侧，俗称东亚大陆。其东南濒临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则深居欧亚大陆的中心，可谓陆海兼备，是一个‘西高原，东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属于大陆——海岸型民族”，四周天然阻隔、地势西高东低、季风气候显著成为中华民族赖以依存自然环境的三大主要特征。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物质域中以勤劳勇敢的劳动“介质”创造出了不同于世界他者文明的优秀文化，包括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汉字文化圈、丝绸之路、东方智慧等。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域构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一则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由来已久，其在前轴心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人与自然关联密切的认知，从基础上构筑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座。汉代董仲舒更是将天人合一与道家、儒家文化整合，从而令其体系化，打通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与理论实践，从而生发构建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个体与群体关系。

　　二则，中华文明中的“崇德”思想是为生命个体与群体完成修身的重要统摄，既包括独善其身的学习，又包括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这种源自西周“天民合一”的思想除了“崇德”还分异出“贵民即重视人民的愿望”思想，这一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强化，并融入中国的治国核心之中。不仅在轴心时代得到知识分子的不同阐发与实践，而且以积极入世为遵旨的儒家文化不断异延其思想，将个体修德与治国贯通刚健与自强，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

　　三则，“厚德载物，贵和持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最初建构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普遍深远的影响”，“德”与“中和”的中华文明核心内置实际上从轴心时代、后轴心时代以及新轴心时代一直成为中华民族不断理论构建与现实实践的“核心”。

　　最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朝历代的时空发展中一直以较为集中的“根性”，不断围绕核心发展出体系庞大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形式，布展出了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宗教、教育、艺术、风俗、服饰、饮食、医学、建筑、科学技术等枝干。而其历史时空的构式发展奠定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动态????? 情势。

　　这一连续性的文明基始于中国史前文化从采集到农耕，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形成过程中物质域、精神域的“元”基座构建。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后轴心时代，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国思想文化表现出对人文世界的强烈关注，形成了一些稳定而独具特色的特点，其构式内涵包括了秦汉之际皇权建极和学术一脉定于一尊；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准封建——汉胡、中印文化融合；中唐至清中叶文化的转向、三教共弘以及文化一统下的多元走势。晚晴以降的中国现代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互为体用”完成了古今中西文化、文明交汇的停顿跨越式总结与转向，器物——制度——观念变革逐级推进全面构筑，全球化使得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如何与其他文化共同繁荣，互助共进，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所不得不讨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迎来中华文化真正的“新轴心时代”，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四、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文艺创新

　　作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本体构素，实际上在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纵向与横向等方面布展为极其丰富的构素节点，一方面这些构素本身在辩证与矛盾思辨中“承传与开拓的矛盾运动大大拓宽了艺术的表现领域，逐步展开了艺术形式的独特发展史……在这种矛盾对立统一中臻達更复杂、更充分、更丰富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审美主体的本质力量现实化为过程性的现实，过程性的现实又成为审美主体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者，它同时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同样具有共时空的片段性。三种构素，三个时间域，三个空间维度的交织变幻，构成了审美的共生的复杂的存在状态”。

　　这种创造性的文艺思想构素，一则为思想基元，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艺思想，“习近平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来阐述文艺工作，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文艺思想的积极因素，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艺思想”，时空纵横中的中华文化以继承和创新为核心，凝聚成了具有“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坚实基础。二则理论基础，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结合的生命力等。三则理论渊源，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的文艺观是习近平文艺观的直接理论来源，习近平文艺观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在文艺创作方面高度重视再到江泽民、胡锦涛文艺思想的引领，“习近平文艺观吸收了中国共产党人文艺观的核心思想，并加以创造性的进行时代化发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基本逻辑”。四则时代情势，即当今文艺发展语境及实现伟大事业的时代现实需要，“习近平深刻反思当今文艺现状，深切回应了当今文艺界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国家文明、社会民生、人民主体、主流价值四向维度构筑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平民文艺时代”。

　　第一，文艺与国家文明。习近平将文艺置于国家民族战略层面，认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文艺的媒介性与功能性就在于“文艺是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文艺实践构序中的重要功能与价值。

　　第二，文艺与社会民生。习近平认为“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其叙事方式、陈述根源、作品内容皆与国计民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既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又要超越现实，“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主动承担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作用，文艺可教化人心、传递正能量、为国计民生服务”。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唯一源泉”，续接这一传统与根基，习近平认为文艺需要“扎根人民，扎根群众”，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016年，文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这就更为明确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新时代文艺工作方向是以人民为中心。

　　第四，文艺的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即最广大人民群众所信奉的或各种价值取向大体一致的价值观”，习近平在论述文艺思想与主流价值观时，明确指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所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其承载的思想对中国精神集中体现，具有明显的“铸魂”功能，这种功能纳含了追求真善美的永恒文艺价值、开拓育人格局的灵魂涵养以及“阐扬时代精神，凝聚国魂”风尚的文脉铸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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