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周末节假日朋友老乡相聚，不论谁邀约，都喜欢大老远跑去楚雄城郊乡村的农家乐。有时，也经常往城市的边塞地角钻，专门去那些从乡村复制而来，带着一点点烟火味的“老灶味道”“乡村大锅台”“彝家土八碗”“乡村柴火鸡”之类的鸡毛小店，吃农家鸡、山猪火腿肉、羊汤锅、山茅野菜，痛饮几杯。

　　不知不觉，几口小酒下肚，我身体里的血液被点燃，乡愁在燃烧。

　　1

　　那时，我正值“娃娃屁股里有三把火”的童年，户户人家都有灶房。灶房不大，只是两三头牛能打转身的地方，根据房屋坐向和风向，靠墙角矗立着一座双眼土灶。灶台上两口黑漆漆的大铁锅，一口用来煮全家人吃的饭菜，一口用来盛米汤泔水，煮糠麸菜叶喂猪。

　　在我家，那两眼“双胞”灶，就是母亲料理生活的舞台，全家七八口人每天吃的两顿饭，以及那几头值金值宝的猪每天吃的猪食，几乎都是由母亲一手操持。

　　我每天放学回家，远远地看到自家灶房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就知道是母亲在烧火做饭了。饥饿的我飞奔跑进家门，总是先到灶房里侦察一番，看看是否有东西可以让我先进嘴，垫垫肚旮旯。高兴时，我会坐在灶门前，挥舞着柴刀在木墩上劈柴，用火筒“噗嗤——噗嗤”吹火，不停地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凑火，巴望早点吃饭。不顺心时，我瞄一眼就假装拾粪，提着粪箕溜出家门玩耍。

　　直到母亲扯开喇叭嗓门，站在大门口喊我回家吃饭，我才如那些被母亲呼唤喂食的猪鸡，拔腿往家跑。狼吞虎咽“稀里哗啦”填饱肚子，“哐啷”一声放下碗，转身又溜出家门，消失在上学的路上。

　　慢慢地母亲看出了我的鬼把戏，判断出我放学回家的时间，就会早早地为我捏一个大饭团，或是准备一包苞谷，一个洋芋，让我坐在灶门前，一边帮母亲凑火、洗菜、剝豆米，一边在灶膛里烤饭团、烧苞谷、烧洋芋吃。此刻，火在欢笑，我也欢快。听见火笑，母亲就会冒出一句：“咦，是哪个亲戚要来我家了吧。”母亲的话仿佛是在向我发出预报，家有来客，可以吃肉了。

　　不知不觉，一天天长大的我也从母亲身边学会了很多烧火的诀窍。比如要用一根短的柴做“火枕头”，并且以两三根大的柴为主，附加一些细小的柴，小的柴放在下面，大的柴放在上面，掺着烧。母亲常说：“如果柴烧倒了，小头朝里，大头朝外，生孩子时就不能顺产，会倒着生。”所以，柴，必须一根一根搭茬均匀添加，看锅里炒煮的菜，火苗旺了，火力猛了，煎炒的菜糊了，就要立即减柴退火。火苗弱了，火力不足，锅里的菜也会煎炒成半生不熟的“病菜”，就必须赶快加柴凑火，如果柴火接不上趟，就会煮成“夹生饭”。

　　围着锅边转的母亲常说：“火要空心，人要实心。”火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很多火炭，需要把火炭掏空，再不断地添柴凑火，灶火才会源源不断熊熊燃烧。有时，烧到腐朽的柴，灶膛里火烟弥漫，火力提不起来，母亲就会自言自语念叨：“真是烂柴烟多，烂人心多。”

　　作为小帮手的我，对母亲说的话似懂非懂，等母亲把饭煮熟，摆碗筷、舀菜上桌之前，常常被母亲安排打辣椒蘸水。先要把红红的干辣椒一个一个放在灶火灰里烧，再扒出来，鼓着腮帮把灰吹干净，交给母亲。只见母亲把烧好的辣椒捧在手里，双手合力揉碎，放在碗里加盐、加葱、加菜汤，一碗烧椒蘸水就做成了。端上桌，全家人你一筷子我一筷子，蘸菜吃，个个都吃得吸嘴舔舌，胃口大开。

　　当我有灶台高时，星期天或是放假回家，母亲就把煮饭的事交给我，可烧火很烤手脚。烧火前，必须先劈少量引火柴。我挥着柴刀，把柴一根根砍断，又找几根比较直的松树柴，一丝一丝劈开，以便燃火。但是，由于家里穷，舍不得买一盒两分钱的火柴，几乎都是把头天晚上的炭火捂在灰烬里，第二天再扒出来，引火煮饭。可是，缺乏经验的我把灶灰窝里闪着红红亮光的火炭扒出来时，由于没有准备足够的松毛枝叶，反复几次，都难以把灶火点燃。尤其是阴雨绵绵的五荒六月，由于柴回潮，反复几个回合都不能把灶火烧燃，火种熄灭了，就只得到邻居家讨火。

　　那时，我家是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东南西北住着六户人家，虽然每家烧火做饭的时间不一样，但总是有邻居家先烧火做饭，今天我向你家讨火，明天你向我家讨火，人人都讨过火，家家都讨过火，薪火相传，你来我往都不计较，给别的人家火种，别人向自己家讨火，反而是一种荣耀。但是，讨火也有规矩，人家刚刚生起火时，火还燃烧不旺，没有变成火炭，这时是不能向别的人家讨火，更不能把人家燃烧着火苗的火柴头随意拿走，这无异于撤了人家的火，坏了人家红红火火的日子，是不可犯的大忌。所以，讨火，就是讨一丁点红红的火炭做种，拿回家自己引火。

　　每次母亲安排我当“火夫头”，我经常满院子东家出、西家进，甜嘴甜舌去向别人家讨火。有时，用一把火钳夹着一个红彤彤的火炭奔跑回家，有时用自己家的柴到别人家的灶膛里燃烧，再引火回家。看着灶膛里的火被我点燃，“噗嗤——噗嗤”燃烧，我的心也在燃烧。烧水、淘米、煮菜、炒菜，开始自学厨艺，自食其力。

　　可是，煮饭令我最头疼的是端甑子。每次淘米下锅，再把刚煮到米心半熟的饭从大锅里舀起来，用筲箕过滤米汤时，仅有灶头高的我，由于人小手短够不着，只好搬一个草墩垫在脚下，爬上灶台，把空甑子先放进锅里，再把筲箕里的饭倒进甑子，添两三瓢甑脚水加火蒸饭。当饭蒸熟时，如何把满满一大木甑子冒着热气的饭从滚烫的大锅里拔上灶台，常常令我犯愁。只好向隔壁邻居家的叔叔婶婶求援，请人家帮我端甑子。这样，才勉勉强强可以煮一顿饭给全家人吃。

　　后来，政府大力推广节柴改灶，统一组织师傅挨家挨户把“鸡窝灶”“老虎灶”改成了炉条烟囱灶，不仅省柴，而且灶也好烧，煮饭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渐渐的市场上有人卖石棉风炉、铁风炉，几块钱买一个回来，配合灶煮饭，或是烧开水，烧烧煮煮就越来越方便了。

　　邻居四叔是赤脚医生，每年都负责应征当兵第一关的初检，常听他讲，农村孩子大多数因烧火做饭，会被炊烟熏成“痧眼”，体检不合格，验不上兵。半大娃娃的我们，经常缠着他给我们作“预检”。赤脚医生叫我们头仰天，迎着光亮，一个一个翻开我们的眼皮说：“还没有发现痧眼，长大可以去扛枪打仗呢！”

　　过一段时间，我们又缠着赤脚医生看“痧眼”，结果还是那句话：“有扛枪的希望呢！”赤脚医生的话不仅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还给我们打了“镇静剂”。

　　可到了十七八岁当兵的年龄，我们不是因有“痧眼”，就是因脸上、手脚上有火烧伤的疤痕，刀砍伤的伤痕，像一粒粒过筛的种粮，被淘汰了。从此，我穿军装、戴军帽的梦想如秋天的落叶被狂风吹进火堆，化为灰烬。

　　2

　　除了煮饭的土灶外，家家都有一个火塘。火塘一般都在堂屋的东边，靠墙，就地挖一个盆大的坑，四周用石头镶边，或是像石臼一样，雕琢一个石火盆入地。只是不同的人家修造的火塘档次不同，但火塘的作用都是相同的，都是用来供全家人烤火取暖。

　　每天晚饭后把灶膛里的遗火铲出来，转移到火塘里，再加树疙瘩，烧火、烤火。有了火塘，有时因时间紧，或是家有来客，等菜上桌，就在火塘里支个铁三角，用那把黑漆漆的烧水壶烧开水，杀鸡、烫鸡毛。或是在三角上支口罗锅，辅助土灶煮一两个菜，就可按计划吃饭，体体面面招待客人。

　　阴雨天，泥泞路滑，菜园里的菜拿不回来，火塘中黑漆漆的三角上，铁吊锅里经常煮着干红豆、干板菜、干蘑菇之类的风干菜，和腊肉骨头一起“噗吐——噗吐”烀。灶和火塘就像是一对夫妻，夫唱妻和，配合默契，温暖着全家人一年到头的生活。寒冬腊月的土黄天特别冷，就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摆在火塘边当饭桌摆饭菜，一家人在火塘边，坐的坐，蹲的蹲，一边烤火，一边吃“地席”饭，既暖身又暖心。

　　那时没有电，火塘是一家人晚上的依靠，晚饭后全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借着火光，有的吸水烟筒，有的纳鞋底，我看小人书。火塘陪着人，人陪着火塘。一支水烟筒吞云吐雾轮流吸，一罐热气腾腾的茶，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吹牛聊天，天下事、国事、家事、身边事，侃侃而谈，无話不讲，家庭成员之间平时心里的疙瘩不知不觉就此解开，没有了“隔心墙”。一家人围着火塘烤火，仿佛是抱团取暖，其乐融融。睡觉前，母亲有时会在火塘里埋进两三个红薯，或是洋芋，第二天黎明，扒出来，吹尽灰，用菜叶包好，塞进我的书包，催促我赶快出门上学。奔跑在上学的路上，吃着香喷喷的洋芋、又甜又脆的红薯，心底对火塘总是有一种如对母亲一样的敬意。

　　后来，我放学回家，也经常模仿母亲，用火塘里的“辣火灰”烧蚕豆、烧苞谷粒、烧黄豆吃，一不小心就偷吃了来年的种子，惹得母亲一顿斥责：“饿死老娘，莫吃种粮。”可是，饥饿的我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次又一次明知故犯，最后落得个“米老鼠”的外号。

　　有时放学回家途中，被雨淋了，跨进门不是跑到灶门前，就是坐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烘烤湿淋淋的衣服、裤子、鞋子。下雨了，下雪了，家里的鸡狗猫也会跑到火塘边，各自占领一块阵地，挤在人缝里，钻进人的胯下，烤火取暖，仿佛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谁也不嫌弃谁，我时不时伸手摸摸狗，摸摸猫，摸摸鸡，和睦相处。

　　火塘上方的墙壁上，钉着几根木桩，有时挂着几块腊肉，或几只鸟干巴、貂鼠干巴、几条小鱼，储存着招待客人，或过年过节才舍得吃。木桩上拴着一块方形的篾篱笆，上面有时是吃不完的红豆、茄子片，有时是野生菌，待烤干后收藏起来，像风干菜一样慢慢吃。

　　土灶、火塘最神圣的那一刻，是每年除夕。吃年夜饭前，母亲有三件事必做。第一是祭祖，准备好茶、酒、肉、菜，先到楼上的家堂烧香磕头，请逝去的先辈回来一起吃年夜饭。第二是祭灶，感谢灶王爷一年到头保佑全家人炉火不熄，蒸蒸煮煮、煎煎炒炒，顿顿有饭菜吃。第三是祭火塘，感谢火塘为全家人生产了温暖，热乎乎地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接着是放鞭炮，吃年夜饭，人人都恪守大年三十晚上不串门子的规矩，围着火塘守岁。

　　那时，没有电视机，全家人在火塘边总是你一言，我一语，有许多说不完的心里话，娃娃会在这时得到盼望已久的岁钱。母亲早已准备好的南瓜籽、葵花籽或是饵块糍粑蘸蜂蜜，就会在漫长的守岁时光里亮相。一家人吃着聊着，暖融融的，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火塘，捂火，上床睡觉。

　　年复一年，乡村的人离不开火塘，祖祖辈辈围着火塘乐，围着火塘吃，围着火塘繁衍生息，我闻着火塘的烟火味一天天长大。

　　3

　　那时的乡村，不论哪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要做豆腐。

　　母亲做豆腐的第一道工序是从分拣黄豆开始的。母亲把收上的黄豆端出来，坐在院子里，又是筛子，又是簸箕，又是盆。先把黄豆过筛一遍，然后再一撮、一撮舀在簸箕里，用膝盖顶着簸箕，双脚配合，一高一低，双手摇晃着簸箕，黄豆就会听从母亲的指令，“骨碌——骨碌”往簸箕最低的一边滚。转眼间，那些被虫吃的黄豆、霉坏的黄豆就会规规矩矩站到一边，饱满的黄豆就会按照母亲的意图被分拣开来，攒动的黄豆被母亲赶羊进厩一样赶进了另一个铁盆里。

　　分拣好的黄豆要先用石磨简单磨成碎豆瓣，这个过程叫“辣豆子”。然后，再把豆瓣放进水桶里浸泡四五个小时，就可以磨豆腐了。磨豆腐的那天晚上，鸡叫头回，我被母亲从梦中摇醒，一骨碌摸黑起床，点着煤油灯，又是烧火烧水，又是马不停蹄开始磨豆腐。簸箕大的石磨，母亲在前我在后，母亲手握一根磨扁担，我握一根磨扁担，一步一个脚印跟着母亲推磨。我像一匹刚上架学拉车的小马驹，开始觉得很好玩，豆腐刚磨了一半，就想偷懒，刚偷懒，拴在磨上的索子松了，推磨的扁担头就打盹似的滑落到磨槽里吃豆沫。母亲回头望我一眼，问我豆腐好吃吗？我知道母亲话中有话，只好闷闷不乐地跟着母亲继续推磨。天麻麻亮时，白花花的几大桶生豆沫就磨出来了。

　　磨好的豆沫还需要过滤豆腐渣，这个过程叫“滚豆腐”。一个大铁盆上面放着个井字形的豆腐架，架子上面是筲箕，筲箕里垫一块纱布，母亲把豆沫舀进筲箕，然后慢慢收紧纱布，加适当温水，和面似的用力压，巴不得连身子都扑上去。反反复复挤压，白花花的原浆就“哗啦——哗啦”往下流，豆腐渣也就自然而然分离开了。

　　然后再把过滤出来的原浆倒入大锅，开始熬豆浆。熬豆浆，火候是关键，如果火候掌握不好，豆浆就会涨潮般溢出灶台，一大锅豆浆转眼间所剩无几，村里人都把这种现象叫“鬼拿豆腐”。所以，必须寸步不离守候在灶膛边，一边凑火，一边慢慢熬。熬啊，熬！熬到豆浆泛着涟漪，一层又一层起皮，满灶屋豆浆飘香，豆浆就熬熟了。

　　点豆腐很考手脚，石膏多了，豆腐不嫩，石膏少了，豆腐不冻。母亲用火钳把灶膛里红红的石膏夹出来，先在盐臼里舂细、兑水、沉淀，然后胸有成竹地与豆浆搅拌均匀，盖好。冷却后，就变成了嫩生生的豆花。如果豆腐点坏了，就不是好兆头。

　　除了吃新鲜豆花外，母亲把豆花舀入垫有纱布的筲箕，收紧，手握圆圆的木甑盖，由轻到重，由慢到快反复压，硬磳磳的豆腐就做成了，可做豆腐圆子、油煎豆腐、麻婆豆腐等等。或是用刀一砖砖打开，也就可以一块块做成霉豆腐、腌豆腐、油腐乳了。还可以把一砖砖豆腐当作礼物，顶门立户，送给有红白喜事的亲戚邻居。

　　每次做豆腐，母亲都要用腌菜点制腌菜豆腐，酸嫩爽口，开胃下饭。有时，母亲也会用类似做豆腐的方法做米粉，不同的是点米浆时用的是石灰水，做魔芋豆腐点浆时，用的则是一种叫玉米芢（不是苞谷）秸秆燃烧后的灰烬沉淀过的水。那时，虽然穷，一年半载吃不上肉，但母亲总是用她做豆腐、做米粉的手艺把全家人的日子装点得有滋有味。

　　豆腐好吃，母亲常让我猜这样一个谚语：“尿急豆腐涨，娃娃滚下床，前门遭贼抢，后门被水淌，田里还有牛踏秧，到底顾哪样？”

　　能背诵几十首古诗的我，两眼抹黑，摸不着头脑，到底顾哪样？什么都重要啊？母亲便说我怕是豆腐吃多了，变成了豆腐渣脑筋了。

　　后来长大读书学哲学才明白，别看小小一块豆腐，还蕴藏着母亲的很多智慧和哲理呢。

　　4

　　童年的我们衣服单薄又褴褛。每年冬天，黎明上学读书，人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烂洋碗或是烂洋盆做的小火盆。出门时，火盆里的火炭刚刚点燃，火不旺，我们一边走一边甩，火盆甩过头顶，倒立过来，一圈又一圈加速甩，如果用力不均匀，节奏不合拍，火盆里的火炭就会洒落一地，部分火炭还会落在身上。其实，那是我们童年一次次玩火的杂技表演。放学后，多数人火盆里的火已经熄灭，少数人的火盆里还有遗火，我们一边走，一边拾些碎柴烧火，三五成群蹲在路边烧蚕豆、苞谷粒吃。此时，就有人提议猜谜语：“我家有个老妈妈，天天坐在灶门前，腿张腿张，伸进锅洞里，大口吃火炭，从来不怕烘。”猜来猜去，谜底原来是我们熟悉的火钳。猜着吃着玩着，一不留神，嘴上无毛的我们却成了胡须黝黑的小老倌。

　　那时的我们最喜欢玩火，经常悄悄把家里的火柴、打火机装在身上。没有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我们，有时去撵貂鼠，看见貂鼠进洞，我们就拾些松毛、枝叶塞在洞口，一边烧、一边把浓烟往洞里吹，把火苗往洞里压，貂鼠焖不住，昏头转向逃出洞口，就入了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中。

　　有时，去捕石蚌，牛腰深的一潭水被我们一桶一桶打干，却搜寻不到石蚌，我们就用与捉貂鼠的同样办法，往石头缝里烧火熏，一会儿工夫，石蚌惊慌失措窜出来，被我们轻易 拿下。

　　更有趣的是烧蚂蜂。每年秋天的山野，蚂蜂把巢筑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上，或者密匝匝的树丛中，我们都叫它“葫芦包”。由于蚂蜂毒性大，如果蜇了人，会全身红肿，甚至丧命，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早早地准备好足够的松明火把，趁着天黑，几个小伙伴全副武装吆喝着进山。到达目的地，分工合作，有的爬树，有的点火，六七米长的火把熊熊燃烧，直插“葫芦包”。此刻，蚂蜂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倾巢出动，如飞蛾扑火，全军覆灭。迅速摘下“葫芦包”，放进口袋，匆匆扑灭遗火后，我们如打了一场胜仗返回家，把蜂巢饼里那些如一个个熟睡婴儿的蜂蛹抠出来，用热水一烫，要么平分秋色，要么有福同享“打牙祭”，让好久没有吃到肉的我们解解馋。

　　每年放暑假，我们读书娃娃回家的主要任务是放牛羊。一群孩子互相邀约，把牛羊赶到山上，一边放牧，一边挖中草药，一边找菌子（蘑菇）。捡到青头菌、谷熟菌、牛眼睛菌，我们就会拿出偷偷从家里带来的火柴生火，然后往菌子骨朵里撒一点盐，用火烧菌子吃，又鲜又香。可是，由于菌子不像粮食一样抵饱，吃得越多，饿得越快，仿佛自己是一个饿死鬼，巴不得像那些牛羊一样，见草就吃。也有時，因没有经验，烧烤菌子时，盐放多了，吃后口干舌燥，加之身上没有带水，山泉水吃多了，就会遭到肠胃反抗，肚子“叽里咕噜”哼鸣，仿佛是传说中的孙悟空在大闹天宫，害得我们为口伤身，拉稀摆带，好几天都不敢吃菌子。

　　每年大年初二，忙碌了一年的大人常常安排我们“出牛行”。言下之意，人在过节，却也不能亏待牲畜，放牛的事就落到了孩子身上。我们一群娃娃同样会互相邀约，斗米、斗肉，背着锅碗瓢盆和油盐肉米菜，把牛赶进山。分工合作，有的放牛，有的捡石搭灶，有的拾柴烧火，在山泉水叮咚的山箐边，七手八脚“打平伙”煮饭吃。

　　一会儿端锅，一会儿凑火，不知不觉，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的我们大多成了“画眉脸”，你看我笑笑，我看你笑笑，乐趣无穷。

　　那种自己动手在山野做的“隔锅香”柴火饭，一直凝固在我的身体里，香到现在。

　　5

　　上世纪70年代缺医少药，每年夏天，气候炎热，学校里都要临时砌一眼大锅灶，以劳动课的名义发动我们上山挑柴，用来烧火煎熬“大锅药”，一碗一碗分给老师学生喝。而且人人都要喝，一个都不能漏掉。据说，那种“大锅药”可以预防脑膜炎。总之，有病治病，无病预防，因为每个人的碗里还加了一小调羹白糖，苦甜苦甜的。

　　我们“咕咚咕咚”喝个底朝天，不少同学还像围着主人要食的小鸡，缠着老师讨药喝。可是，老师总是说：“是药都有三分毒，不行，不行，又不是喝糖开水。”一边摇头，一边挥手，催我们赶快回教室准备上课。其实，当时的我并不想喝药，看中的是那一丁点珍贵无比的白糖。

　　童年的我体弱多病，火塘里的药罐几乎不断。有时，不知饱足的我，东西吃杂了、吃多了，肚子胀、肚子痛、肚子拉，母亲就会用大麦芽、地棠香、芦苇根、蛤蟆叶、隔山消等几味中草药配方，让我守在火塘边煨吃。有时，家里杀鸡吃，那片黄黄的鸡内金，母亲总是放在灶门口让我烧吃，说是消食。有时，我感冒发烧头痛，母亲就会用龙胆草、黄芩、黄连、臭灵丹等给我一道汤、一道汤煨了喝。那是我童年吃过的最苦、最难吃、最害怕吃的一道汤药。

　　为了让我吃药，母亲曾用过很多招数。先是吓唬我，說村里的某个孩子就是怕吃药，后来被病魔背走了，某个孩子不吃药，长大以后，脚瘸、眼瞎、耳朵聋，娶不到媳妇。第一次，我磨磨蹭蹭喝了药汤。第二次，我见到那碗黑黄黑黄的药汤就害怕，母亲拿着一根牛筋条吆鸡棍，不停的往地上甩打，向我亮出了黄牌。我喝一口，看看母亲手里的棍子，再喝一口，又看看母亲手里的棍子，无奈地紧闭眼睛，一口见底。第三次，母亲拿来一块红糖，督促我喝药，我二话不说，端起药碗一饮而尽。当我伸手去抢夺母亲手里的红糖时，母亲迅速缩了回去，只让我大大的咬了一口，我后悔又中了母亲的圈套。第四次，母亲还是拿着我上次咬过一口的那块红糖，作为我喝药的筹码，让我喝一口药，舔一下红糖，我故意小口喝药，慢舌舔糖，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花招，按捺不住闷笑起来。最后，药喝了好几煨罐，小碗大的一块红糖被我吃光，病也慢慢治好了。

　　夏秋时节，有时烈日当头，忽然间就“唰啦啦”下起了太阳雨，上学路上的我经常被雨淋，晚上，不知不觉就会脑门发烫。母亲找来几个苞麦骨头（玉米棒），丢进火塘烧成红红的炭，夹出来，放在大碗里，上面反罩一个小碗，迅速倒上开水，“嗤”一声腾起一团雾，再把碗里黑油油的水倒出来，让我趁热喝下，钻进被窝，蒙头大睡。满身冒汗的我一觉睡醒，全身轻松。第二天，又活蹦乱跳上学了。

　　一年四季，脚不落地奔波忙碌的母亲，遇到天气变冷，就会手脚麻木，关节疼痛。每年冬至杀年猪，母亲都会煮一两次草乌吃。传说草乌是一种大毒药，村里曾有人心里的疙瘩解不开，故意吃草乌自己把自己毒死。也曾有人为了治风湿病煮草乌吃，因时间火候不到，结果命丧黄泉，血淋淋的教训已屡见不鲜。可是，为了治病，母亲煮草乌与众不同，先把上山挖回来的草乌晒干，要煮之前，先用水泡，然后再放进熊熊燃烧的火塘里，用热火灰捂着“噼里啪啦”炮制之后，再用水清洗，才下锅与几寸猪蹄一起慢慢熬煮，一天一夜炉火不熄。开吃之前，母亲总是自己先尝试吃一点，三四个小时后，没有不良反应，才让其他人吃。年年吃草乌，年年都平安无事。

　　母亲常说：“煮草乌吃，就是以毒攻毒，柴火不能熄，汤少了，一定要加开水，不能加冷水，吃的就是火候。”当然，吃草乌并非就能让母亲药到病除，风湿病严重时，还是少不了要去请“草太医”打银针、拔火罐，综合治疗。遗憾的是积劳成疾的母亲，到了晚年落得满身痨病，这头按下那头翘，身体里那些烟火味的土药方已无回天之力，最终还是成了病魔的俘虏。

　　6

　　每年腊月都有人来炸米花。炸米花的老师傅就像那些走村串户的货郎，一头挑着“小钢炮”米花机，一头挑着炸米花的工具，歇在村口，找块平坦的地方摆开阵势。来料加工，两角钱一炮，谁家炸米花，就由谁家提供苞谷粒和柴。

　　很快，村里的人就像接到通知似的跑来凑热闹，依次排队炸米花。只见老师傅胸有成竹地盛一小碗苞谷，随手撒上几滴早已准备好的糖精水，“哗啦啦”倒进“小钢炮”，压盖扣紧，然后架在熊熊烈火上面“骨碌——骨碌”摇转。

　　“小钢炮”在骨碌转，我们的眼睛在骨碌转，心也在骨碌转。转着转着，老师傅看看手表，火候已到，把“小钢炮”从“炮架”上拎出火堆，脚手配合，迅速打开扣盖，把“炮口”对准一只篾编的尖底竹篮口，“嘭”一声巨响，刚才放进去的一粒粒黄灿灿苞谷魔术似的摇身一变，像从天而降的雪花，成了一朵朵香喷喷的爆米花。一炮接着一炮轮番炸，你家炸完，我家跟上，先炸的先尝，都是嘴头上的零食，见者有份，人人都可以抓几粒米花尝尝。

　　我们一群娃娃，个个都是忠实的小看客，围着“小钢炮”，看不够，吃不饱。直到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呼喊催促，甚至发火，才一个个屁颠屁颠去做拾粪、找猪草之类大人安排的事。

　　炸米花的那几天，贪吃米花的我们就像一群小老鼠，个个衣袋里总是装着米花，互相炫耀，直到吃得满口上火，鼻孔流血，咽喉肿痛，咳嗽不止。

　　尽管如此，爆米花却也始终是乡村父母当作糖果奖赏孩子最好的零食。

　　长大以后，我们才渐渐明白，自己吃进嘴的不是爆米花，而是“小钢炮”里喷出的火花弹射进了身体里。

　　7

　　乡村人身体里的烟火，不仅来自食物，而且来自吸烟。

　　我们那山里，男的几乎都会吸烟，少数女的也会吸烟，村里四十几户人家，家家都有水烟筒，户户都备有自产自销的黄毛烟。可是，谁家的烟筒都没有我家那只大，靠在火塘边的墙角，像个三四岁的娃娃站在那里。儿时，我一个脑袋伸进烟筒，唯有黑黝黝的头发露在外面。就连父亲，也要歪着脸斜插进烟筒，才能把水烟筒吸得“咕嘟——咕嘟”响。

　　不知为什么，从我记事起，村里的人从来不叫父亲的名字，只叫父亲“烟龙”。为此，我们全家便成了“烟龙氏族”。人家叫阿妈，便叫“烟龙的婆娘”;叫姐姐，便叫“烟龙的姑娘”;叫我和哥哥，便叫“烟龙的儿子”。

　　有一天去上学的路上，我和伙伴们怄了气，伙伴们就这样骂我：“死烟龙，烂烟筒，黄烟要吃一大捧，羞！羞……”当我哭着回到家里，把这话告诉父亲时，父亲没有发火，只是“嘿嘿”地笑了两声，一边帮我揩眼泪，一边说：“别哭啦，要是没有爹这条烟龙，村里那些黄灿灿的烤烟恐怕还种不出来呢！好好读书，以后莫学我只会吸水烟筒，去拿工资，抽那黄屁股烟，让骂你的人羡慕羡慕。”

　　后来我才明白，过去村里的人不会种烤烟，是身为队长的父亲把供销社请来的一位玉溪烤烟师傅迎进村里，起早贪黑地指导，才结束了村里种不出烤烟的历史。就这样，父亲被乡亲们视为一条给山里人带来吉祥幸福的龙。龙与烟的外号，一直伴随着我们长大。

　　记得我参加工作那年，回家过春节时，给父亲买了两条有过滤嘴的“春城”烟。父亲每吸一支，总要把过滤嘴掐掉，才插进烟筒哨子“咕嘟咕嘟”地吸。父亲一边吸，一边对我说：“这黄屁股烟以后莫买了，多给爹买几条‘淌水（金沙江）牌的。”在父亲的眼里，似乎唯有金沙江烟才合他的口味。

　　后来，在山里煎熬了一辈子的父亲，被我第一次领进城里，无意中我拿了几包“桂花”“蝴蝶泉”给他抽。过后，没跨进学校门槛的父亲便打破砂锅问到底地说：“桂花是不是外国卷的？”

　　我说：“楚雄。”没去过楚雄的父亲目不轉睛地盯着我说：“楚雄，噢！想不到我们楚雄也能卷出这么香的烟，胜过‘淌水牌呢。”

　　我说：“这烟还出国呢。”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急忙抽出几支烟，小心翼翼地捏了又捏，闻了又闻，凝神了半天。

　　临走时，父亲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下次回来，别忘了给爹买几包这种烟，楚雄卷的才要。”

　　其实，村里的每一个男孩子都是伴随着水烟筒长大的。亲戚朋友登门，泡茶、提水烟筒，敬茶敬烟是待客的头等大事。不论是下田干活，还是集中开会，人到哪里，水烟筒就带到哪里，只要有男人的地方，就有水烟筒，你“咕嘟——咕嘟”吸几口递给我，我“咕嘟——咕嘟”吸几口，接二连三再往下传，就像是轮流接力的吸烟比赛。

　　于是，就有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男人不抽烟，白来世上混。”“人闲烟受苦，酒醉话遭殃。”“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更有趣的是有这样一个谜语：“大姐夫，你真坏，小姨妹，抱进怀，亲亲嘴，搂搂腰。小姨妹，受不了，咕嘟叫，屁股上，冒白烟，大姐夫，还不饶……”谜底就是男人酷爱水烟筒。

　　我们小孩子也不例外，大人不在家，就偷偷吸水烟筒，还互相比赛，看谁的鼻孔里能不能冒出两股白烟，吸水烟筒不知不觉就会上瘾。在吞云吐雾中长大成人的我们，即便戒了烟，身体里的烟火早已变成肉和骨头了。

　　8

　　火很有脾气性格，比我们小孩子还顽皮? 捣蛋。

　　有一次，我和二姐在火塘边烧苞谷吃，各吃一包。我老鼠似的“咔嚓咔嚓”啃完，却说母亲偏心，大的苞谷给了二姐，让我少吃了苞谷。我不甘心，要求二姐再分一点给我，二姐不肯，我就去抢，二姐一闪，我被草墩绊倒，左手栽进了火塘里。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飞速跑来，一边责怪二姐，一边牵着我跑遍村子讨要坐月子产妇的奶汁搽抹伤口。后来用我自己的“童子尿”反反复复洗伤口，好长一段时间，耷拉着的左手“蛇蜕皮”后，才可以渐渐端碗吃饭。

　　村子里除了我，也常有人吃火的亏。有一年麦收时节，骄阳似火，村里有个妇女收割麦穗时，图省事，放火烧麦秸。因风高物燥，火势控制不住，眼看辛辛苦苦种的麦穗就要被凶猛的火势吞没，急中生智，孤军奋战扑救，不料一阵狂风眨眼间就把她卷入了火浪中。尽管她呼天唤地跑出火海，裤子已经着火，她跑得越快，身上的火就烧得越大，仿佛成了一个“火人”，无奈之下，只好跳进河里保命，后来留下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柄。

　　但是，我们村里有个玩火技艺高超的毕摩，据说玩火秘诀是祖传的，火在他的驯化下，就像个乖巧听话的小孩子，任由他使唤舞弄。他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光着脚板，踩着红彤彤的炭火，热辣辣的灰烬飞速走过，脚从来没有烫伤过，真可谓是一个敢“下火海”的人，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时，毕摩还可以当众表演“踩犁头”。那犁头从火炉上取下来，红彤彤放在地上，他光着脚板在犁头上反复踏试，脚下清烟直冒，一股焦糊的烧猪脚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围观的人都以为脚被烧伤了。可是，他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始表演“舔犁头”。犁头同样是他刚才踩过的那个，只是又重新复火，重新加温。红彤彤的犁头尖朝上，他喝一口老白干含在嘴里，然后喷吐向犁头，瞬间一条火龙腾起。火龙消失后，他竟然敢伸出舌头反复舔透红的犁头尖，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更精彩的是“捞油锅”。面对一大锅滚滚沸腾的油，毕摩撸起衣袖，把手伸进油锅，一次又一次抄起白花花的油沫，当众挥洒，油星飞溅。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毕摩简直不是人，而? ?是神。

　　岁月流逝，把火玩得神乎其神的毕摩也变成了老毕摩，他有关“火”的祖传秘诀更加弥足珍贵，每年举办火把节、左脚舞文化节、查姆文化节之类的民族节日，都少不了要请他去耍火戏。只要老毕摩出场，民族节日又多了一盘压轴菜，出神入化，津津有味。

　　直到如今，我仍然没有想明白，老毕摩的身体里究竟有多强大的烟火？究竟有什么样的魔法？能把火玩到极致，玩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火是山里人的灵魂。我从群山里走来，蜗居在灯火阑珊的楚雄城里，早已被城市翻版复制。而令我欣慰的是走出火塘这么多年，每天晚上在彝人古镇，还能看到从故乡火塘转身进入城市的祭火仪式闪亮登场，点燃歌舞，点燃激情，点燃狂欢。

　　责任编辑：徳典白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