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住过的老房子
父亲在呼伦贝尔盟公安处工作的时候，母亲也曾调到他的身边，我们一家人团聚在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那应该是1962年初冬时节。
组织上把我母亲安排在海拉尔市派出所担任户籍警察，但母亲以奶奶在鄂温克旗为由，要求调到南屯——鄂温克旗南屯派出所工作。
这样，我们与奶奶共同生活了两年多。与父亲也能够时常相聚，不是在南屯便是在海拉尔。每当母亲带着我们姐俩去海拉尔看望父亲时，父亲一定会雇辆俄式带篷大马车，拉着我们娘仨去看电影，下饭馆。坐在马车上，听着大洋马走在马路上踏出哒、哒、哒均匀的蹄声，我们则在车上摇摇晃晃，我感觉这种生活很是美妙。那大洋马屁股下兜着个麻袋包，走着走着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高扬起尾巴开始拉粑粑，那黄灿灿的粪块升腾着袅袅热气散发出一股青草的味道。
可惜，这种美妙的生活并没有保持多久，各种因素让母亲下定决心返回莫力达瓦，她很绝决地让父亲做出选择，或者随自己调回莫力达瓦，或者离婚，二选一。
父亲舍不得我们，选择和母亲调回莫力达瓦。
父亲不能再穿警服了，人事部门把父亲调人莫旗粮油加工厂工作。那时候，国家职工的住宅都由所在单位提供，分房子则以男方为主。搬回莫力达瓦后我们人住父亲分到的房子里。那是一栋长长的共有12间的平房，地处当时的东南街粮库大墙东侧。那房子的户型是一个单元门为三间平房，中间是公共厨房，四个大灶台大铁锅分布于厨房的四角，各家的水缸、酸菜缸、咸菜坛等把这个面积不大的厨房挤得满满的。左右两侧为住人的房间，房间内设南北两面大火炕。每个单元内会住几户人家并不一定的，单位在这方面还挺公道，是根据人口来分配住房的。我家人口少，又是后来的，所以父亲没分到单独一间房，只分到一铺北炕。南炕早已住着一户姓郑的人家。我们那个单元排在中间位置，共住四户人家，西屋北炕住着一对新婚不久的小俩口，经常引起大家的悄悄关注。
大约母亲不喜欢完全暴露出自家日常生活吧，利用空闲时间在室内用木条和报纸隔出一道墙，还设出一个一推就摇摇晃晃的纸门。这道纸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换衣服时不用东张西望，担心被人瞧了去了。
老郑家也是四口之家，他家也有俩女儿，那俩女孩比我和妹妹小些。老郑比我父亲小，我们就唤他为郑叔。郑叔一家人善良热情，郑叔长得人高马大，郑婶干净利落，谈吐直率，有点得理不让人。因郑婶嘴陕脾气急，他俩经常因为话赶话就吵架，郑婶会像放连珠炮似的向郑叔开火，郑叔嘴慢占不了上风就想动手，气得两眼盈满泪水，骂骂咧咧冲过去就要拳脚相加。粮油厂的女人们怎么可能让郑叔打自己女人呢，大家像护鸡仔的母鸡般护住郑婶，拦着郑叔不让他靠近郑婶。郑叔脾气再坏拳头再硬也不会去打同事的女人，于是，一场家庭战争不需多久就烟消云散了。
那会儿，各家有啥事根本别想掖着藏着，你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大家共同来解决。
母亲不太会使碱蒸馒头，王大娘和郑婶知道后马上放下自己的活儿冲过来帮助母亲往发好的面里使碱，然后指导母亲戗进多少干面粉合适。馒头蒸熟了，她们再过来瞧瞧碱使得合不合适，是不是正好。这时，这么一间厨房，几家的大锅共同升起迷雾般的浓浓热气。如果在冬天，外面的人迈进屋内只能凭着记忆摸索着走进内屋，做饭的热气白茫茫地升腾在厨房的每一个角落，人根本看不清东西了。
母亲是个喜静的女人，特别不喜欢随意串门毫无私人空间的生活方式，就经常动员父亲说给自己家盖个小草房吧，独门独院多好啊！达成共识后，没有--A存款的父母如燕子垒窝般开始一点点购置盖房的建材，木方子、檩子、草垡子、土坯子、苫房草等堆放在姥爷家的后园子里。那时候没有房产部门，盖房子无需任何单位批复，建材准备差不多后，父母就在姥爷家的后园子里盖了两间小草房。
那个年月，谁家盖房子也不雇工，都是同事或亲戚们来帮忙，男的动手和泥，垒墙，女人则主动聚到一起忙着给出大力的男人们做饭，让他们有力气继续干活儿。好像没多久我家那两间小巧的草房就盖成了。我家盖房子破土动工的前后，那里兴建起一排新草房，新邻居中也有几户粮食部门的人家，记得有姓杜的姓齐的等等，挨着我家东侧的是一户达斡尔族人家，男的叫卓仁巴图，是粮食局副局长，他们家的孩子很多，好像男孩子有六七个，两个大的女孩子都比我和妹妹大，名字叫的挺好听的，一个叫塔诺，一个叫塔娜。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我的一位舅妈。当时好像只有他家的房子是公家出钱盖的，是公房。他们搬走后，又搬来畜牧局局长一家。这些就是后话了。
我家新房子则属私人房产。这栋新房子离原来住的粮食系统家属区仅隔一条街道，挑水还是要去原来的那口大家合用的大深井。上街、上学也必须要途经粮食系统家属区。人是搬出来了，但在生活上仍有许多事还在密切的联系着。
文革中的人与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颗在北京炸响的“原子弹”波及到我们莫力达瓦时好像晚了些时候，中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结伴出远门搞大串连，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很多莫旗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学生纷纷借此机会出去开开眼界，去北京、上海、井冈山等地。坐火车不用花钱，到哪儿都有人接待食宿，何乐而不为呢？中学生那时非常風光，那么小学生怎么办呢，有人在学校开始组建“红小兵”。因家庭出身不好，无论是“红小兵”还是“红卫兵”都不吸纳我，将我排斥在外，每当他们要开会了就会严肃地要求我马上走出教室，那感觉好像我已然是个受管制的另类，在学校不仅没人和我玩，而且都不屑于和我说句话，好像我就是个反革命。那种强烈的受孤立状态，使我如陷冰洞般身心充满寒冷，说什么也不愿再踏入校园一步了，自动休学在家。母亲曾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几次，但看我一提到学校就眼泪汪汪的，她于心不忍，再也没有硬逼我去上学了。其实母亲也知道，学校早已不能正常上课了。所以，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且是没有小学毕业证的五年级。
由于不上学了，母亲便让我在家哄小妹。小妹出生于1968年春，我哄她时，她刚刚露出小乳牙，白白胖胖的，甚是可爱。我时常抱着小妹去粮食家属区玩。大家都管小妹叫人参娃娃。于欣也在外面哄弟弟。她的弟弟已经走路稳稳的了，但她和奶奶都舍不得累着这个小男孩儿，总是轮流抱在怀里，从来不放他到地上玩。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小弟弟上面连着生了三个女儿，这于家的第一个男孩子就金贵得不行。我和于欣就都抱着各自的弟弟妹妹，经常在外面说些话。于欣没有因我家成份不好而歧视我，与我平等相处，彼此也很尊重，所以我像久旱的秧苗突遇春雨般温暖而感动。endprint
于欣的父亲我唤作于大爷，他在粮库上班，没打听过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家三代同堂所以分到了一间半房子。里屋是南北两面大炕，地中间隔开南北炕有一道薄薄的墙，薄墙靠东侧开着一个挂着半截布帘儿的“门”。外屋与另一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于欣的父母住在北炕，于奶奶领着姑娘们住在南炕。
于奶奶特别能干，从来不闲着，她老人家是缠过足的，颤颤悠悠地迈着小步忙里忙外。于大爷黑壮高大，威严话少，有时喝点小酒。于大娘大高个儿、大眼睛，头发总是用发夹在双耳后一夹，精干利索。她在公安局工作。于欣上面有个姐姐叫于颖，平时在家几乎看不到她，那时她应该是中学生了。于欣身下有个妹妹叫于宏，平时我们都叫她“三儿”，没人叫她名字。我和于欣不知如何谈起了各自读过的书，我俩的话题就不觉宽泛和愉快起来。有次去她家发现她家居然有个书架子，上面有许多书，什么内容的书都有。我至今不知道于欣家是于大爷还是于大娘爱看书，当时我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兴奋，情不自禁地去摸那些书，翻啊翻啊。那时在粮食家属区有书架子的人家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于家的书架子上公然摆放着一些当时的“毒草”禁书。这使我心花怒放，好家伙，这么多书啊！从此，我经常去于欣家借书还书，她家人特别随和，允许我随意翻找阅读，选好中意的就知会于欣一声，拿回家来读，看完不分时间早晚，什么时候去还都行。
这个小型图书馆使我频频地穿行在她家与我家的前后院之间，感觉日子不再那么令人抑郁了。我常常陷入小说的情节中不能自拔，满脑子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我与于欣的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
因不分早晚常去于欣家，有时正巧遇到她家的饭点，于奶奶颤悠悠地踮着小脚忙着往内屋拿碗端饭，还亲切地招呼我，“丫头，就坐这儿吃吧。”于奶奶一身中式黑衣黑裤，用带子扎紧裤腿，脑后盘着圆圆的发髻，迈着小脚忙里忙外的形象，仍然清晰地出现在我此刻的脑海之中。
有次，我又跑到于欣家琢磨着借本书看，谁想除了于大爷都没在家。在我眼中，于大爷是个不苟言笑，不严而威的那种男人，我有点怕他，从来没敢和他说过话。于是，我立刻转身准备返回了。只听于大爷喊我道，“丫头，是来借书吧？没事，你自己随便找吧。”我喏喏地答应着找了一本书，逃一样地跑掉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于大爷也有和霭可亲的一面。
最近经常想念于欣。我们各自成家之后只在街上匆匆见过一面，得知她参加了筑路队招工，后来在根河定居了。前段时间遇到三儿（于宏）问她，“你二姐什么时候回来啊？”“前几天清明节时回来过，刚刚走。”这个消息让我五味杂陈，特别遗憾，没能见上于欣一面，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责怪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勤问问呢。想要她电话，又不知道分别了这样久，在电话里说些什么才好。我怀念的是小时候彼此读新书的交流感受。说说近况，你好我好，孩子们都在干些什么不是我想谈的话题。没见到于欣的面让我特别不如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时间不再由我们自主支配了，照顾第三代，扶持儿女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希望儿女没有后顾之忧成了我们目前最大的责任和义务。
东南街里的吴大娘
粮食家属区那两栋长长的平房里究竟住过多少人家，我一直不太清楚，邻居里除了郑叔家、于欣家，令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位吴大娘，其他的全部模模糊糊的了。
吴大娘是郑婶的亲姐姐，比郑婶脾气还急，走路急冲冲的，个头比我母亲稍高些，梳着齐耳短发，为人干练热心。在我们这一片担当街道小组长，负责通知各家各户集中时间到谁家去换粮食本户口本，取布票棉花票和肉票等事宜，承担上传下达的任务。吴大娘家孩子多，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最末儿，在家里比较受宠。吴大娘脾气像炮仗，基本上点火就着。她的几个儿子既淘气又常惹事儿。经常能看到吴大娘捉住哪个儿子咬着牙一顿胖揍。孩子大了，谁愿意老老实实被按住挨削啊，惹事儿了才不让老妈轻易得手呢，听到妈妈的吼声，他们就撒丫子开跑，吴大娘气得边跑边追边骂，只要听到她的骂声，我们一帮小孩子就跟在她屁股后面撵着看热闹。前面跑着她儿子，吴大娘跑在中间，一帮小孩子在她后面跟着长串，浩浩荡荡的一串人马。她儿子跑得飞快，经常是跑上几条街她也抓不到，吴大娘怒火攻心，有时会一下子气抽筋了，扑通就摔倒在地……她儿子见妈妈摔倒了，立马转身返回来，也不言语就想把他妈妈抱起来，他一个小孩子能整动大人吗？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和他一起把吴大娘抬回家。都这样了，我们还觉得不过瘾，还要等吴大娘醒过来，看看她还会不会再打自己的儿子。吴大娘常常是刚一清醒就一跃而起抓住那个惹事后逃跑的儿子又掐又打。顿时杀猪般的嚎叫响彻我们这个区域。我们一拥而上拉开吴大娘放跑那个臭小子，可那个“奔跑健儿”不忍心再让妈妈撵他满街跑，就由着让妈妈出气地暴打一顿了。
吴大娘虽然对自己的淘气包们脾气暴躁，但她有门绝活，能给小孩子们用土方法治愈地方病。那时，我们这里时常会有人患“攻心翻”“起下寒”或者“起洋毛丁”的地方病，这种病的症状像患了感冒或肺炎，发高烧或者上吐下泄，心难受。不過一天患者就会折腾得气若游丝，体质差的很快就死掉了。我小时候体质差动不动就“起下寒”，发现得早时往肛门里放个蒜瓣就能缓解，万一患了重症就必须得吴大娘上手给治疗了。虽然她并没有赤脚医生的名头，但从来是谁家叫她，她立马人到。在她心目之中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吴大娘进门会把高度白酒倒入小碟子里点燃，把缝衣针泡在火酒里烧，凉一凉，然后要求我褪下裤子，四肢着炕，露出屁股，她要往肛门里行针。小姑娘哪个愿意在外人面前褪下裤子呢，哭着嚎着死活不肯。吴大娘就和妈妈在旁边说话，谁家谁家的孩子“起下寒”，一眨眼的功夫就断了气，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容你不信。羞耻和求生之间我只能选择妥协，选择求生。于是很不情愿配合吴大娘用土方法来治疗。吴大娘用手扒开肛门迅速挑泡放血。还边挑边说，“看看，看看，看看这血泡，都黑紫黑紫的了，一会儿皮硬挑不动了，把肛门堵死了，再过一会儿你必死无疑。”那薄薄的嫩皮经缝衣针一扎一挑，痛得我惊天动地地大哭大嚎。如果赶上我发高烧，吴大娘就会从后背的大椎处开始扎针放血，然后用个大罐头瓶子拔火罐。她边扎针放血边拔罐子，一直弄到腰的位置才停手。她边忙着边说，“你看这火，你看这寒，这滞在身上能不得病才怪呢。不扎鼓，人是说死就死了。”endprint
后背有时会拔出好多好多大水泡，好几天都不能平躺着睡觉。我对扎针放血有了深切的体会，针扎下去放出那乌黑颜色的血时，一瞬间真是头清目明，浑身都透出轻松感来。那种立竿见影的疗效，我到现在还是感到惊讶。
后来到地方病办公室工作，才知道我们这个地域是个严重的缺硒地区。缺乏硒对人体的心血管伤害是极其严重的，在我旗1960-1970年之间死于克山病的人很多很多。太平乡曾是严重的高发区。有的人刚刚说心脏难受，就会扑通撂倒死过去了。有的真是一家一家的死人。
国家曾经派出医疗队常驻我旗，经广泛化验调查后，找到了抢救的办法。就是给病人大量注射葡萄糖和維生素C，还有强尔心注射液。听说医疗队工作人员由于葡萄量和维生素C注射液的剂量少，为了快捷抢救病人，医护人员只好把这几类药混放到脸盆里砸碎，直接用注射器从脸盆中抽药注射给病人。经过这种抢救后，避免了很多人的死亡。从此，克山病这种病得到了攻克，现在几乎听不到克山病这个词了。
柳罐水井
在我们这儿粮食系统住宅小区，有一口一到冬天井口就冻成厚厚的冰层，变得溜滑溜滑的带辘轳把儿的深井。那口井打在两栋平房中间，它不但满足粮食住宅区居民用水，就连我们这条街上的所有住户也去那里挑水。这水何止是人用，还有每家的菜园子，每家养的猪、牛、鸭、鹅、鸡等，都需要这口井来供水。这井，无论天气多旱，无论这么多人家怎么天天挑水用它，井里的水永远保持在同一个水位，从不干涸。
大柳罐子，辘轳把儿，下井粗麻绳一旦坏了，就由组长到各家集钱，每家也就交上几角钱，钱集齐了，那井马上旧貌换新颜。
早晨起来，家家的男人们排着队去挑水，交流着街闻巷事，回到家再把这些信息说给家人。
我不记得自己是从十几岁开始挑的水了。第一次是姥爷怕我掉进井里，跟过去帮我摇起辘轳把儿，把大柳罐从深井里摇上来，又把大柳罐里的水倒进水桶大半桶的样子。他怕我人小腰软，满桶水会压坏了我，姥爷把扁担的链条绕在扁担上一圈，才让我挑起来往家走。我像个醉汉似的晃悠着走回家。
姥爷去世后，就二妹陪我去挑水了。那深井中的大柳罐被水长年累月地浸泡着，吃足了水，死沉死沉的，要用大柳罐把满满的井水从深井中摇上来，对于我们俩这么小的姑娘，那可真是不容易啊！我俩用九牛二虎之力合力摇起辘轳把儿，嘿嗨地喘着粗气，把小脸儿都整走形了，费力地把井绳绕上中轴一圈后，快速用肚子压住辘轳把儿，喘口大气攒足了力气再摇起一圈……我俩打满两桶水会花上好长时间。我都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挑起满桶的水，颤颤悠悠地转回家。父亲下班一看水缸里满了就乐得合不拢嘴。被父亲夸奖了虽然很高兴，但每到冬天去挑水，我从心里往外打怵，总怕站不稳，滑进深井里。
现在，这些小时候的经历如同影视剧似的时常回放在脑海里，那些人，那些事，不知为什么一想起，顿时会唏嘘不已。那些邻居们也不知道都搬往何处了，大家见上一面都成了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听说于大爷、于大娘、吴大娘他们都早去世了。一想，自己已是甲子之年的人了，他们又如何会活到现在呢。
最近获悉东南街要彻底拆迁了，这个位置以后不知道要有多少楼房拔地而起呢。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尼尔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小时候住过的粮食家属区早已变成华侨园小区，粮食大院的位置变成了宽阔亮丽的伊兰广场，成了居民娱乐健身的最佳场所。以后的东南街就再也看不到一栋民房了。当时梦想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变成了现实。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在电脑前看新闻、电影、电视，便捷随意，点点鼠标就可以实现。
但我还是特别怀念住民房的那些生活经历。那种推开了外屋门直接就到大院里的酣畅，那种开春后翻院子，种上豆角、黄瓜，栽上茄子、柿子、辣椒的满园绿色，那种想吃什么拿上篮子随手摘回各种青菜的惬意……然而，这些原生态质朴的生活方式都要消失殆尽了。等我们这一代人告别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些记忆还会以什么方式留存呢？后代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眼光回望我们的生活呢？细想一想，每代人的生活轨迹都是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后辈人如何去看去评价是他们的事，只要把我们的记忆留存下来，不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就可以了。
责任编辑 乌琼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