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马丽华以青春的激情和对雪域大地的热爱走上青藏高原，从此她将青春韶华与西藏共，即使是后来回到了内地，她的创作也与西藏密切相关。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审美特征，特别是其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可谓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典范之作，格勒博士称其“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作为“西藏的马丽华”，她对西藏满怀深情，她孜孜不倦地呈现西藏，回馈着西藏。然而文学评论界对马丽华的评价大多只关注到其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走过西藏》系列文化散文，忽略了在此之后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开拓与探求，以及她在学术领域内的深入挖掘。本人试图通过访谈的方式，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回顾与展现这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心路和审美探求。
徐琴：1988年，您的诗集《我的太阳》出版，在诗歌《总是这草原》中写道：“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啊！我们一群就这么来了……在那小小的草原之上，有一部大大的诗集，这诗集中最浪漫的一页，由我们一群执笔，我们写上山野，写上风沙，写上生生死死！”诗歌中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周星为您《灵魂像风》所作序中，称《追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是您创作的浪漫主义时期，可否谈谈您初到高原时的状况和早期的创作？
马丽华：说到早期作品，最早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追你到高原》。现在回看只能算是习作，很惭愧让读者陪伴我成长。诗歌确实是我文学生涯较早的一个阶梯，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我的太阳》，更像是为我的诗歌创作画上的句号——虽然直到1990年代末期还有过零星诗作，但个人的诗歌经历基本就在那时终结。回想这一阶段，反映了两个共性：其一是时代共性。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来临，新时期文学兴起之初，诗歌充当先锋打了头阵;其二是人生的共性。诗歌更多属于年轻人，我也并不例外，然后走过青春岁月就不写了，也属正常。然而诗歌训练是必要的，首先是思维训练，是浓缩的、凝炼的、飞升的;其次，还体现在日后行文中的诗意表达;此外，很重要的是文字训练，节奏感、韵律感，潜移默化在字里行间。我时常感念这一长达十年的诗歌实践，对于后来的写作的良好影响是肯定的。
徐琴：《藏北游历》是您参与策划和拍摄大型人文艺术影片《万里藏北》时走遍藏北所留下的文字记忆，这是您“走过西藏”系列的第一部吧？“今天已进入1989年11月的中旬，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慢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这是1989年您在《藏北游历》后记中的话语，当我读到这段话时，仿佛看到年轻的您在经过一次次艰辛但充满生命激情的走访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藏北的喜悦之情。您说“藏北于我，不仅仅再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意味，一种境界。”可以谈谈您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吗？
马丽华：《藏北游历》还有《灵魂像风》都是因为拍那个纪录专题片，才有了机会走那么多地方。《藏北游历》最初成稿时，并未考虑还要一本一本写下去，没有刻意去设计。只是后来一直在西藏走来走去，正所谓“走过，看过，写过”，渐渐形成了四本书的阵容，规模效应，算是早期代表作。
回到提问，第一本为何是藏北，这是因为进藏后最先熟悉起来的反而是藏北高原，而且藏北的高寒牧场、藏北的牧民，特别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状态，都跟我以往的生活经验反差很大。我生长在山东，那里的乡村是典型的农区，跟西藏的乡村虽有不同，但是春种秋收的农事活动大致差不多，而藏北从自然面貌到生存面貌都是那样地与众不同。我首先是被这种新鲜感吸引了，于是带了一些猎奇色彩的《藏北游历》最先问世。《藏北游历》先是发表在《西北军事文学》，1990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评论家雷达先生在研讨发言中指出，这部长篇散文是中国文坛的稀缺之物，文体上的创新是没有先例的，总之评价比较高。
徐琴：上世纪90年代，您的长篇文化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结集为《走过西藏》出版，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本大书的出版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您如何看待当时的热烈反响？它是您的代表之作，但还是听得出您似乎不甚满意，可否谈一下您的想法？
马丽华：1990年出版《藏北游历》，1992年出版《西行阿里》，199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灵魂像风》的同时，索性把这三本书又合成一本《走过西藏》，先后改版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量挺大的，1997年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优秀畅销书。當然，一本书的命运与当时的形势大背景分不开。其时改革开放促使西藏旅游业兴起，西藏也是急于想向外界展示自己，《走过西藏》可谓应运而生啊，然后多多少少承担了导游书的功能。“走过西藏”系列的这三本书，后来包括第四本《藏东红山脉》，分别在港、台出过繁体版，还有《藏北游历》和《灵魂像风》已出英文版。
我表示过不太满意这批作品吗？好像并非如此。就当时的那种条件和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有机会我还是要尽可能完善它们。现在我正在做着这项工作，修订再版这四本书。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就这样慢慢地删改啊补充啊，当然也不能乱改，还是要在保持当年基本面貌的前提下，用加注的方式把后续发生的故事尽量作以提示，以追踪体现连续性，使之既有当年现场的即视感，又可见最近二三十年间生活之流的绵延，甚至翻天覆地的改变。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某些行政沿革，如昌都、山南、那曲都由地区改称为市了，当时的双湖是个特别区，现在又叫双湖县了，这些简单的情况变化要介绍。进一步的工作具有“跟踪”性质，例如2001年在昌都采写《藏东红山脉》，三岩正在进行生态移民搬迁，从昌都搬到林芝。几年后我去林芝顺访了他们，看看过得怎么样啊。再过几年，又去打听一番，把了解到的情况补充进去。
重大改变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最近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藏北高原纵深的双湖县嘎措乡，已然举乡搬迁至山南市贡嘎县，不由得感慨万千。我在《藏北游历》和《十年藏北》中对这个乡多有表现，他们是1970年代从申扎县举乡长途迁移，“开发无人区”，40多年后再次举乡南下，为的是撤离羌塘自然保护区，到气候环境更好的地方开创新生活。类似的改变还有拉萨河畔的查古村，《灵魂像风》第一章，1992年从春耕到秋收，我们跟拍了大半年;2000年我又去那里度过一个藏历新年。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这个村庄却消失了——柳梧乡包括查古村的土地上建成拉萨火车站。2015年我再去走访，恰值望果节，村民虽然都成了城里人，但是望果节依旧歌舞演出三天，以此表达乡愁。这些情况我都改写在最后一章，替换掉原先的文字。
徐琴：在《走过西藏》后，您相继又有《西藏之旅》《十年藏北》《苦难旅程》等短篇散文结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藏东红山脉》，时间跨度有二三十年，您穿梭在文学与人类学之间，将藏地的风情风貌呈现给读者。您的作品既有文学的风采，又有文化人类学的深入探究和融汇归纳，同时显现了学者的智慧通达，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开山之作。您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介入散文创作，这是您有意为之，还是因缘际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文学创作，有什么挑战，能介绍下您的创作经验和感受吗？
马丽华：行走和采写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当年正是在行走过程中，遇见了文化人类学。具体说来，是结识了格勒先生，他是藏族第一位文科博士，出色的藏学家。1990年我跟着他们的课题组去阿里调研，《西行阿里》就是此行重要成果。正是通过他们，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为我打开。我集中阅读了多部文化人类学专著和教科书，是视野的开阔，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有借鉴。所以我经常说，一直以来我尾随了两个队伍，一个是藏学家的队伍，一个是自然科学家的队伍，我都是长期的跟踪，跟着人家学习，受益良多，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学转换。可以说就这样成长起来，成就着事业。我从各个学科里面学习了很多很好的东西，有幸结识了那么多优秀的人。假如我没调来藏研中心工作，是写不出《风化成典》的;假如不跟随自然科学、青藏科考这支队伍，《青藏光芒》也无从写起。
徐琴：在《西藏之旅》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且歌且行》中，您这样写道：“是为激越之情击节而歌。这种激情引领我走向高极，并伴随了我整个的西藏岁月。它或许随生命俱来，但在早年狭窄窘迫的生活格局中，它被挤压，被淹溺。”追踪您的创作，可以看到您的创作与思考渗透着浓厚的激情，这样一种激情可能和您身上儒家文化的进取精神有着很大的联系，能谈一下吗？您在西藏27年，那么藏族文化对您有哪些影响？
马丽华：当然有影响。早年在山东完成了基础的三观塑造，装备了积极入世的精神，而藏文化自成体系，又是另一风格。其中有些内容我喜欢得不得了，你看《风化成典》中我选用的内容就知道，有多少诗意和浪漫。写作中有时能感觉到吸纳了某些藏式表达，挺有意思。某一年我曾与画家韩书力老师有过交流，发现心路历程居然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由于对西藏文化的欣赏，一度遗憾自己怎么不是藏族呢？就是说，仅仅参与还不够，还想要融入其中，作为其中的一员。后来算是想明白了，做个客座成员也不错，那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并美美与共吧！
徐琴：在于小冬的《干杯西藏》中，您与其他22位西藏文化名家庄严而肃穆地出现在油画里，重看这幅画作，了解西藏80年代文坛的人难免感慨不已。在您的诗歌中也吟诵道：“兄弟，我们一群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上世纪80年代，是西藏文学的一个辉煌年代，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见证者，能谈下这个充满理想激情的时代吗？画中的人物早已风流云散，您再看这幅画作时有何感想？
马丽华：于小冬先生的这幅画作已成为那一时代的标记。让我记起改革开放初期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那么短的时间里，拉萨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啊，算得上奇迹的年代。后来大家就各奔东西，散伙了。我在写《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现象。因为我在《西藏文学》做了8年编辑（1981—1988年），接触到好多作者，有些在藏时间长一点，有的很快调走了。由于那时拉萨的文学氛围浓郁，大家相互感染激励，写小说写诗歌，但是待他回到内地，马上仿佛被“淹没”，就好像只有西藏这个地方，适合文学艺术生长。80年代西藏的物质条件相对要差，当时有句比较矫情的话吧，就是说物质生活很贫困，但大家好像都是精神贵族，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作家们热情洋溢，居然在较短时间里营造出一片新时期耀眼的文学风景，之后我去北京大学读作家班（1988—1990年），还有教授在讲坛上讲授扎西达娃和马原的西藏新小说，确属现象级别。不过当原先的阵容解体，留下来的是本地生长的作家，真正脚踏实地。所以《干杯西藏》捕捉到了那个瞬间，算是“立此存照”吧！
徐琴：您在西藏生活了27年后，又回到了内地，您的工作和写作有过哪些改变吗？
马丽华：2003年我调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当总编，其實仍然做着面向藏区和西藏的工作。那么多年的西藏经历和多方面的积累，对于出版业务工作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置身于藏学界顶级研究机构，对于我来说也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工作和写作的条件都好，随时可以向专家请教。尤其是在《风化成典》写作过程中，需要的参考资料都可能找到，能够请教的老师也很多。初稿完成，是历史所前后两任所长陈庆英老师和张云老师帮我审看书稿，从结构到内容都提出许多高见，由此成就了本人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本书。
徐琴：回北京后您还写作长篇小说《如意高地》（2006年出版），对《艽野尘梦》进行了新的文学想象，个体心灵与历史有着真切的碰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自如转换，作品史料繁复，视野开阔，艺术上也有着创新和突破，作品获得了老舍文学奖。能谈下您的这部作品的创作缘由吗？写作这部作品，有何挑战？除过对《艽野尘梦》的新的衍化，还有什么您独特的思考和意图传达？
马丽华：《如意高地》意在尝试小说写作，但其实仍旧写成变相的纪实。虚构部分也不够理想，以至于发现我自己可能是被规定了、被特化了，纪实于我更加得心应手吧！正所谓真实往往比虚构更精彩。好在小说练习也很有必要，正好这之后写作《风化成典》，于是有意无意地借助了小说笔法，还有春秋笔法，每一章节往往以具体的人物、事件等等动态化开头，较之平铺直叙明显生动了。另外一个收获是写《如意高地》过程中，查阅了西藏从清末到民初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由此加深了对这段重要历史的了解，有利于知识储备以及《风化成典》等后续创作。
徐琴：除过文学创作，您还进行了跨界写作，将西藏科考历程和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以文学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传播，相继出版有报告文学《青藏苍茫》和《青藏光芒》。特别是新作《青藏光芒》影响巨大，被认为是一部非凡的“青藏之书”。这项写作需要大量采访调研，再加上多学科背景，难度相当之大。对您来说，写作《青藏光芒》难度最大的是什么，记忆最深刻的事可以谈一下吗？
马丽华：《青藏苍茫》《青藏光芒》一脉相承，让我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和时间。首先，这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地球科学，且是涉及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前世今生，对于这一领域进行文学化的科普转述，廣义而言，符合我的理想，那就是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示西藏。1998年一整年的采访写作完成了《青藏苍茫》，表现的是老一代青藏科考队员的风采，接续到本次采访，认识了一大批年轻专家，了解到青藏科考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印象深刻的是，回想20多年前最初接受采写任务开始，我就被青藏高原的科学魅力所吸引，为探索者前赴后继的努力所折服。通过多年的追访和跟访，从《青藏苍茫》到《青藏光芒》一路看过写过，不意间成为一项事业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记录者，何其有幸。格外幸运的是2015年那次西藏之行，跟随年过八旬的青藏科考队老队长孙鸿烈院士，重返他阔别了42年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我被安排与孙先生和姚院士这两位从前和当前的青藏研究领军人物同车而行，一部伟大历程就仿佛被浓缩在狭小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富有寓意的时刻。
徐琴：您还有学术著作《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在这部著作中呈现了您对西藏文学发展的独特思考，既有学者的审慎考察，又有蓬勃的才情和个人精神的展现，是研究西藏文学的必读之书。能谈下您写作这部学术著作的缘由吗？这部著作显现了您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著作中您说“西藏的文化大而厚，西藏的文学小而薄”，能具体地谈一下这句话的意蕴吗？
马丽华：上世纪90年代写作出版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涉及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历程，更多新时期文学的介绍。作为一线参与者又是写作者，掌握的情况较多，可说是如数家珍。但是我非学者，文学化、随意性强了些，所以算不上严谨的学术论著。类似“西藏的文化大而厚，西藏的文学小而薄”的提法，可见足够随意，实际上是在上溯历史时期，寻找纯文学而少见时，即兴发出的感慨吧！总之这类问题可以探讨。
徐琴：您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掘，《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这部著作文采斐然，有着浓厚的史学背景，将历史和传说娓娓道来，已臻化境。您在后记中说，这本书的写作从内容到写法对作者都是新经验，能谈一下吗？
马丽华：《风化成典》这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从内容到写法对我来说都是新经验。内容上需要考察一些之前不熟悉的地方，写法上也因业余为之，时断时续，经过一个化入化出的过程。雷达先生认为这是一本“集历史、传说、散文于一体，把知识与考古，宗教史与人情，远古与现代性杂糅到了难以命名和分类的书。”
徐琴：您的文学创作从总体来看，有着一种雄奇、悲壮和苍凉的审美风格，这一切与您的写作内容有关，也与您个体的生命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您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我对幸福未曾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惊醒。我始终认为，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第一百零一次我仍然选择苦难。”走过苍茫的岁月长河，您现在如何看待您作品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您又是如何看待生命中的苦难呢？
马丽华：渴望苦难，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我就觉得特别矫情，这篇文章里谈渴望苦难，后来不知道有多少家刊物都在反复的收录这个。后来我都急了，我就说渴望苦难的这个题目现在看就是多么矫情吧，尤其到了这个年龄，经历了很多，你还说渴望苦难，那不可能吧，苦难都被淹没了，渴望幸福是我现在的主旋律。“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嘛，那个不算什么苦难。
徐琴：您的才情与努力都与西藏相关，您也往往被称“西藏的马丽华”。回首往昔，您认为您与西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丽华：说到与西藏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通过《走过西藏》了解了西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当年去西藏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很多人去过西藏，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西藏，写的都不一样，也更加地多元了。但是我认为时间跨度是很重要的，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场”者的书写，自有其价值。“西藏的马丽华”，的确是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对我多年西藏工作和写作的褒奖，我也以此为荣。
徐琴：您目前还有什么文学创作计划，能介绍一下吗？
马丽华：暂时没有新的创作计划，当下手头正在进行着的，就是《走过西藏》四本书修订版文字部分的扫尾工作。
徐琴：马老师，针对这次采访您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读者谈的吗？
马丽华：针对这次采访，我想要谈的主要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很多人都说我在西藏待了很多年，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在西藏其实是待了27年，而不是写《走过西藏》那个时候说的18年。我先是在西藏待了27年，然后从西藏回来，还是为了西藏的工作，总共40多年吧。到退休以后其实还是在做着西藏的工作啊，也都写着西藏的文章。所以你说的这个青春啊，这个一生的交付啊，都有些夸张了。我觉得其实青春不管你在哪里，青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青春都是要被挥洒的，关键是要有价值，我觉得在西藏这种付出是很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方面，我自己回顾和归纳了一下，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我力图呈现西藏乃至青藏高原的方方面面，在各种体裁和文体的尝试，各种题材的发掘，写作领域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探求。我觉得在西藏纪实文学创作方面，是没有像我这样尝试那么多的。
徐琴：十分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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