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沛萍

　　吉米平阶不但是一位颇具才华的作家，还是一位具有实干作风的文化领导者。从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去大都市求学，到大学毕业后进入知名的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做编辑，再到西藏文联担任文联副主席，吉米平阶走过了一段曲折却风光奇异的人生历程。在这段人生历程中，沿途的风景随着岁月的风蚀早已物是人非了，但有一种情怀却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保持着鲜活的生命气息，这种情怀就是少年时就从心底升腾而起的文学梦。多年来，不管学习、工作的空间发生何种变化，吉米平阶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学梦想。无论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还是以自己的笔触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抑或是走上领导岗位，文学艺术始终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以文学编辑者的身份从某些侧面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定历程，他以创作者的身份描写展现了生活在陌生的都市里的藏族人的生活情态，他以行政领导者的身份身体力行地去推动民族地区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2013年8月，我有幸在美丽的圣城拉萨遇见公务繁忙的吉米平阶，借此机会我向他提出了与他进行一次对话的要求，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夙愿”。平易随和的吉米平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一、文学情缘：事业与灵魂的归宿

　　胡：您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大概是十七岁左右，就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现在还能回忆起初次别离家乡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吗？到一个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与人际关系十分陌生的地方去读书学习，有没有觉得不太适应？这种最初的感受对您日后创作《北京藏人》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吉：我十七岁时就离开家乡康定去北京读书，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康定那个小城市，没有见过火车。记得在火车的硬座上，我怀抱装着录取通知书和二十元钱的小黄书包，用生涩的汉语与周边的乘客应付时的那种艰难。那时候，我的哥哥正好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读书，他从火车站接到我，带着我坐地铁来到了北京西郊的民族学院。刚到北京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感到有些迷茫，甚至在宿舍去教室的路上会迷失方向。好在学校和哥哥帮我安排了一切，就这样我开始了大学生活。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小，除了感到有些不适应外，并没有产生什么文化冲突之类的感受，但随着在北京生活的长久和深入，才渐渐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北京都市文化和藏区乡土文化的确存在着一些鲜明的异质。这些感受对我日后创作“北京藏人”系列小说自然是有影响的，这在我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比如《绿波带》《生命是在别处》等，都反映了处在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夹缝、冲撞中的藏族青年的生活处境，这可以说是对我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北京生活体验的一种形象展示吧。

　　胡：我注意到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还获得过奖项。您的文学创作梦想是从大学开始的吗？大学里创作尝试的成功是不是增强了您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您认为大学里的学习生活在哪些方面对您从事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吉：虽然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是很偶然的，因为在高考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写中央民院，但能到首都北京上学还是感到格外兴奋。大学生活让我眼界大开，那些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书籍大量出现在眼前，真的是应接不暇。大学四年，除了体育之外，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尽管这些成绩不值得夸耀，但也是对我认真刻苦学习的一种回报吧。在大学期间，我就对文学专业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那个时候，在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一些古典作品比如先秦到唐宋的，还能够完整地背诵下来。至于国外的一些作家作品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对象，比如18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同时还阅读一些时髦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然对此我了解的不是很深入。大学里的阅读与学习虽然显得有些散乱，但还是可以说，大学时期的知识积累，对我的创作產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我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写东西了（那时候曾经写过一些诗歌，引起了学校老师的注意），但进入大学之后我的创作欲望似乎更为强烈，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不少作品都发表在家乡的刊物《贡嘎山》上，并加入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会。由于年龄偏小又懵懂未醒，那时候除了读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我后来才发现，到大学毕业时，我没有一个对外联络的电话号码。

　　胡：大学毕业后您选择了留在北京，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这对您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吉：应该说是被选中留在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不错我被分配到了《民族文学》杂志社，可以说是专业对口，所做的工作与我的兴趣相吻合，这对我日后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编辑工作是一件非常严肃、辛苦，但却能够训练编辑阅读能力、审美能力的工作。在《民族文学》杂志社，我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编辑工作的。记得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老编辑给了我一篇稿子，让我写一篇读后感，其实就是审稿意见。这倒也难不住我，因为在大学里还是打下了一些基础的。但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好在那是一个安静的时代，我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承担这项工作，能够认真审阅每一篇稿子，这对提升我的文学审美能力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日后能够比较顺手地创作与编辑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您不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但您却说自己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西藏。西藏这块高原厚土以怎样的魅力让您如此意动情深？在西藏生活的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有影响吗？如果以后离开西藏，您还会创作有关西藏的作品吗？

　　吉：大学毕业后到1986年来西藏之前的几年里，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生病到家里休养过半年，不太适应都市的生活，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困难，那个时候情绪比较低落，感觉到生活没有方向。1986年来到西藏后，情况有所转变。西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使我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似乎有了生活的依靠。西藏的生活方式使我感受到了自己情感深处的那种本真秉性，那是我内心最为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喜欢上了西藏这块独特的地域。西藏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作品的题材还是精神内涵都包含着我对西藏的感受和体悟。如果以后离开西藏，我依然会创作有关西藏的作品，因为西藏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