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的奇妙之处是在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新的层级——神仙体系。这个层级在古典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当代小说中却并不常见。开掘这个层级，对于重塑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精神结构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增加了文学的层级结构。在卡彭铁尔看来：“小说是一种需要：展现一个世界。”①正是在“展现世界”的过程中拉丁美洲文学找到了自己最獨特的部分。反观我们今天的文学，曾经无所不在的“神仙体系”却很少被深入开掘，李浩的探索在此意义上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需要强调的是，《灶王传奇》并不是向古典文学致敬，而是意在探究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神仙体系的出现改写了整部小说的精神格局，由此撬动起读者深层的心灵风暴。
为了强化各个层级的互动，小说的历史背景设定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前后的历史动荡时期。惨烈的战争、焦灼的皇权争夺和朝不保夕的生活影响到每个人，巨大的政治漩涡为神仙体系的出演做了足够的铺垫。当历史以灾难的方式降临时，民众最需要的是激发寻找富有意义的生活的信心。时局混乱时出现的各路神仙往往肩负着救世救人、重塑人间秩序和价值体系的重要职责，但是《灶王传奇》中的神仙们却根本无法完成这一重任，他们并没有对历史危机做出任何有效的补救，而普通民众对这个体系也没有太多期待。
关键是，《灶王传奇》并没有在神仙体系的框架内给定一个关于世界总体的真理体系，而是在动荡中撕裂了人们的美好幻想，甚至是对于神仙体系本身的幻想。因为在出现严重危机的历史时刻，神仙体系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或者说这个体系就是历史危机和灾难本身！小说就这样蛮横地阻隔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神奇想象，甚至没有任何文化怀乡色彩。千百年来人们安慰此世的白日梦并没有再次复活，这也是现代小说应有之义，它不是在造梦而是试图打破沉睡者的文化还乡之梦。
卢卡奇说：“作为对走到了尽头的主体性的自我扬弃，讽刺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所可能有的最高自由。”②小说在沉痛中祭出了讽刺的旗帜，令人艳羡的“百叟宴”中的灶王，无非是演绎重大盛世场景的一枚小小棋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的一章中就“查抄了曹府”。刚刚见过玉皇大帝圣颜的“我”一下子变成了“候补灶王”，一切生计眼看都成了问题。一边是盛世繁华，另一边是民生凋敝，由灶王串起的仙界和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和价值的撕裂也一览无余。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讽刺中撕开了主体性的碎片。
在小说所呈现的神仙体系中，龙王是连接天上和地下的枢纽，是能清清楚楚勾画出仙界生态的重要角色。龙王在仙界的权力结构中如鱼得水，对上层的神秘威严和底层的无能为力一清二楚。他表面上看起来知恩图报、不慕虚荣，实际上却是虚伪老练，为了名利不择手段。龙王的形式主义不外露但却极为严重。按照蔚州城隍的说法，龙王依仗父兄的荫护，志大才疏、事事张扬，做了一就一定要吹成十。虽然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功业，但是作为一个老到的表面功夫十足的“仙场”老手，龙王总能在各种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大火中丧生错过投胎的小冠，在灶王的帮助下阴差阳错救了蔚州龙王。没有这个情节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传奇故事。然而这个情节本身是有非常明显破绽的，一个六岁儿童的中阴身如何能够拯下可以上天入地的龙王？这本身是说不通的！实际情况是龙王正在度劫，故意使用奸诈法术让自己脱身，所谓小冠救龙王不过是龙王用的一个掩人耳目的障眼法，是故意表演给大家看的一出戏，只不过刚好被小冠的中阴身赶上而已。为了让大家对自己导演的故事信以为真，龙王甚至指使灰衣河神暗中邀约灶王拍了一出戏唱给大家看。历史真相就这样轻易被龙王篡改了，并且还在一遍遍上演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一历史篡改的获利者，历史真相倒是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小说阻断了人们对“史官”的幻想，因为他们的所有记录都是经过删选和审查的，是权力监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谄媚。
在这个神仙体系中生存的下层仙官无疑于奴隶，为迎接上天来使的检查，灶王和城隍们的地板需要一尘不染，藤条要一叶一叶地擦拭，枯黄的树叶也需要被重新染绿，安排酒席以及送礼都要恰到好处。甚至连装模作样摆谱的龙王也是一肚子怨言，在别人看来高高在上呼风唤雨，而他自己的感觉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被那些严苛的规则捆绑得动不得。底层的仙官，更加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接受安排，而且受到各种束缚。看似只要完成记录一个家庭好事坏事的灶王，每天也是瞻前顾后，需要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和下级。
小说中的神仙体系所呈现的分明是加了一层滤镜的人世间。神仙与人类无论是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还是心理活动上都基本相同，例如曹家厨房的饭菜与百叟宴上的饭菜并没有本质不同，灶王从田家灶王变为曹家灶王时反复提到的“小人得志”的心理状态，都是十分真实的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其内在经验纹理依然清晰烙印着当下生活。仙界的生活就是人间的仿写，仙界的逻辑也就是世间的逻辑。表面繁华背后的真相是令人极为失望的，这里同样看不到可以告慰世间的救赎的可能性，甚至连基本的公平正义都不存在。和《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神魔世界相比，更加让人失望和不满，甚至是叫人愤恨的。
和人间权力结构一样，仙界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层级划分，是一个等级森严、法规繁杂的仙界，灶王需要上天述职，拜访上级需要经过层层登记，遵守各种条例，表面上一些设定与人间官场不同，但本质上两者是相同的。所谓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蔚州城隍，所谓地府里最公正廉明、刚直不阿的魏判官，他们本质上和人间的连吃个饭都要在饭菜的选择中标榜自己清清白白的张大人、见风使舵随风倒的三姓家奴胡经历等官员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两个场域时常交织在一起，人间官场上的变动同时会影响到仙界的官场，仙界和人界看似是两条平行线，实则早已穿插交织在一起，这个庞大的机构掌管着无数底层民众的命运。从玉皇、龙王、城隍到灶王，构成了一部“仙界官场现形记”。人情冷暖、官场幽微都得到真实展现。
二
《灶王传奇》中存在两个“小冠”：前世的谭小冠和今生的王鸠盈。他们一个行善一个作恶，恰好对应着人性中善恶的区分和转化。两个小冠在善恶之间徘徊，直接反拨了灶王们苦心经营的“好罐坏罐”的评价体系。在此过程中，小冠是因为“我”本不该有的“多余的感情”而获得了另外的人生，于是，小冠和豆腐灶王“我”构成一对相互缠绕自我反拨的叙述结构。
投胎转世到富贵大户人家的小冠搖身一变成了“王鸠盈”，完全成了刁蛮任性的纨绔子弟，射杀被捆绑起来的动物训练自己的胆量，锦衣玉食却迷恋上了偷鸡盗狗，想尽办法折磨教书先生……成年后，被爷爷托人安排到浙江都司定海卫任职后声称要做“定海的第一霸王”，从话语方式到行为做派完全是无恶不作的混子。这种从善到恶的转变对于小冠来说就是一种复仇！在谭豆腐家时的小冠是在屈辱中成长的。这就是为什么重新选择出身的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小冠”的原因。他不喜欢和这个名字相联系的前世的一切——缺衣少穿、挨打挨骂、受尽窝囊气，尤其是无法忘记眼睁睁看着父母被大火烧死的惨状。小冠的顽劣不堪源于前世被人欺侮的遭遇，前世被人污蔑偷鸡今生就真的去偷了，在别人的谩骂声中心理得到了变态补偿。与无赖混蛋们在闹市赛马仅仅是因为看不惯他们自以为是的德性。前世遭受委屈的巨大反弹使得化身为王鸠盈的小冠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更为严重的是，今生的小冠并非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命运安排的，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当马面拿了六户人家的新生册子让小冠选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最富有最有权势但是却不得善终的朝中大臣王家。为此，魏判官还保留了他前世的记忆，为了证明不是自己出的主意。小冠不清楚的是，大臣王家是和权力争斗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在权力格局中根本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今生的小冠一出生就有前世六岁的记忆，也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要尽早吃够、玩够、闯够、闹够。小冠很像把命运交付给魔鬼的梅菲斯特，在不受约束的状态下，善恶的转化竟是如此轻而易举。
有着前世记忆的小冠成了自我放逐者，无论是仙界还是人间的价值标准都在经受着严峻考验。小冠对前世所遇之人仍然心存善意，无论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豆腐灶王还是交集不多的过客，比如给高经承送三马车鸡爪回报其对自己去地府时的帮助。这种善意并不能阻止小冠今生的恶行，他的恶行并非只是出自个人道德品质，还是扭曲的权力传递和复制的结果！小冠憎恶侮辱自己的人，但却不是对曾欺辱他的人进行报复，而是转向那些无辜之人。他虽然也教训那些无赖，但是也会毫不留情伤害无关的路人。他的报复性心理补偿很多时候是无差别的，其实是内在权力逻辑的重演。他完完全全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成为连自己都讨厌的人。而他最终为百姓说话，并因百姓而死，是完成了一次新的轮回，终点回到了起点。
小冠的“双面人生”是对规则的挑战，同时也是对规则的利用。“好罐坏罐”的区分不仅不能左右死生，还体现出极大的不公正。仅仅出于灶王的个人判断，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就被定格，可实际上记录在好罐中的事情有可能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坏事。例如，小冠时常被父母责骂，灶王基于理性视角，看到的是事件背后的原则从而记录在好罐中，可是小冠却因此一直活在童年的阴影中，这也导致他投胎到王家后不顾一切享乐终成纨绔子弟。“我”和小冠之间构成的张力关系，恰恰说明“好罐坏罐”判断标准的不完善。小冠前世今生的悲剧直接暴露了整个权力规约和伦理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小冠的“变形记”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豆腐灶王“我”同样具有双重身份。“我”的今生是灶王，前世却是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书生，有一个和小冠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也是在六岁的时候出了意外。相同的际遇，让“我”格外看重和小冠的感情。甚至连小冠都承认，灶王更像自己的“父亲”。李浩小说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父子关系改头换面再次重现。小冠错过投胎为“我”提供了一次展现恻隐之心的机会。当小冠的恶行不断传入“我”的耳中，“我”甚至不住地流泪。没有任何法力的“我”在谭豆腐家的七年里，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小冠的家人。本来灶王最基本的职责是对所在家庭进行“真实的记录”，即使有恻隐之心也不能参与人间秩序，但是在目睹谭豆腐家的悲惨遭遇之后，灶王为了小冠的事央求龙王、高经承、城隍老爷、魏判官，由旁观者到“一家之主”的认知转变，使得灶王这一角色发生了错位。关心担忧家庭的人和事本来应是人应有的情感，而在灶王身上人的情感明显大于神的责任。在双重伦理规约的挤压之下，灶王几乎不存在“慎独”的可能性。
如果说小冠是行动者和体验者，那么“我”则是见证者和思考者，可是小说却让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转。过多的情感因素介入，使得豆腐灶王在面对小冠时缺少了理性判断力，显得进退维谷、疑虑重重。这时的小冠反而成了一个衡量“我”的所作所为的“罐子”，一个好坏不分的罐子，他的存在让一切变得不清晰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发生了错位和颠倒，小冠的一切行为变成了对“我”的质问和考验！原本应该公正无私的灶王，因为自己的恻隐之心便动用关系让小冠打破轮回规则，但从伦理规则来看，这明显是个体伦理超越了群体伦理，实际上在这里豆腐灶王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悖谬之境。人性本就复杂，而加上人情就会使得价值判断陷入泥潭之中，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良知系统”对神仙的理性价值体现进行了非理性的“涂改”③，这里暴露的恰恰是几千年文化结构的深层问题。李浩通过历史记忆的当下化呈现了这种文化结构的痼疾，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试图开拓当下经验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灶王“我”和小冠之间的精神动力结构被包裹在了父子关系的温情之中，具有了某种感伤浪漫主义格调。在笔者看来，小冠这个人物原本应有的极大冲击力，被作家投入的过多感情所限制，从人物角色的意志力來说其实是淡化了，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小冠的“恶”带给人的情感冲击力，也因此减弱了本应激荡起的精神爆发力。
三
《灶王传奇》是李浩对自己以往此类先锋写作的超越。如果说先锋小说中叙述人的喋喋不休是为了告知读者虚构本身的重要性，那么这篇小说叙事人的喋喋不休则是以类似说书人的方式给读者呈现一个“好故事”。不过，李浩并不满足于仅仅讲故事，而是自觉不自觉忍不住跳出来说几句，这一过程恰恰是将“故事”变成了“思想”的展开形式，变成了对时代和自我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作为观察者和书写者的“我”，在神仙系统中的实际地位不过是个“仙奴”。如同城隍说过的，他们影响不到人世间，人世间也影响不到他们。作为灶王的上司，城隍曾经大义凛然地说：“我们灶王，是仙界、冥界联系人间的最紧密、最细微、最敏锐的至关重要的关键，离开我们灶王的辛苦认真，离开我们记下的真实记录，那我们对人世间的是非功过的了解、对每个人的奖善罚恶也就无从谈起，天道也就难以维持。”④这套说辞是灶王们的最高职责和存在依据。他们虽然职位低微，但是在伦理价值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我”则是这样信誓旦旦地表明：“还有更重要的关系，那就是天条的维护，规矩的确立，善恶的赏罚。如果我们都觉得事事不关心不关己，那要我们灶王们又有什么用？要城隍、土地、山神有什么用？”⑤可见，对于勤勤恳恳的灶王们来说，这是支撑其日常工作的价值基础，也是他们赖以存在的仙生信条。
问题是，这套说辞仅仅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幌子，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毫无法力的灶王们无法干预任何人间事物，他们没有任何行动的力量，也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进展，甚至还不如一个世俗中的普通人更有行动力和影响力。铁匠灶王曾经直截了当说：“我们灶王，就是些没用的东西！”⑥谭豆腐家灶王“我”则说：“我这灶王，真是个无用的东西。”⑦在旁观者土地公公看来：“最多你就是拼命地往坏罐里塞东西，但那起不到什么作用，人家有他的命数，你们灶王说好说坏未必能顶个屁，屁还能臭一阵儿呢。”⑧在地位低微的土地公公眼里，没有任何作用的灶王唯一剩下的就是“闹心”。
让“我”最难以忍受的“闹心”发生在广灵直峪大槐树任董姓田家灶王的时候。“我”的无能为力和董氏父子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对比。这段在恶毒的咒骂声中度过的岁月让“我”简直无法忍受，甚至也违反了灶王守则禁不住“无端咒骂”。董顺儿是当过土匪的地痞无赖，可以说干尽坏事，后来两个儿子被杀，老婆跳井而亡，其间作为中间人帮儿子董小苦卖掉亲生女儿。晚年卧床不起的他一直生活在困苦、恶臭和咒骂中，每天都在积攒力气对身边人进行发疯式的发泄，不断消耗着人们的仁爱之心和怜悯之心。就是在这样的人间地狱中给他送饭和收拾的儿媳董徐氏，还要遭受丈夫的无端暴打：
他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他还在咬牙，切齿，挥动自己的拳头朝着女人的身上打，头上打，仿佛他击打的只是一块塞进了棉花的破布，一个由稻草和木棍支成的难看的人偶。“叫你不听，叫你不听！老子说话你也不听！”我拉他，打他，咬他，然而根本没办法制止他的任何动作，他体内的某种野兽，阿修罗，在那一刻已经完完全全地控制了他。⑨
暴力和面对暴力的无能为力，如此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尽管胸中有几十个惊雷在不断翻滚，可是豆腐灶王只能不断对自己说克制、克制、再克制，不然自己真的会疯掉。可是，不管是理智还是不理智，对于整个事件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整个神仙体系斯文扫地，整个知识系统斯文扫地。最终结果只是被打的媳妇跳井自杀后被黑无常强行带走而已。这一切都是在灶王的“观看”中完成的，灶王充任了无所不在的“上帝之眼”，可是看到的仅仅是黑无常所谓的命数。对于当事人来说，毫无法力的灶王是个不存在的存在者。对于读者来说，他的存在仅仅是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一份证词。
小说的着力点并不在暴力本身，而是如何面对暴力的问题。这种情形下叙述者“我”就显得非常重要。“多年之后，在经历了同样是那么多那么多的事件、故事和起伏之后，我决定写这本属于我的《灶王传奇》，我在广灵直峪读过的传奇、志怪和笔记竟再一次一一地浮出水面，它们在我的耳朵里喧哗争吵，希望我的这部书能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⑩如果是这个不可信的狡猾的叙述者“我”在写《灶王传奇》，那么“李浩”又是谁呢？这是需要进行追问和讨论的。笔者认为，在小说的“时间变形记”中是有一个“当下”时间的，这才是叙事者的自我暴露所具有的文本价值，同时也是读者自我反思的一个路径。书写，如果不能化成行动，那么书写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读者如何面对自身经验的分裂和现实指涉的无力感呢？这些都是叙述者“我”邀约读者一起进行思考的。
明明无力解决眼前任何问题却整日兢兢业业工作，说明灶王们的内心是有一种确定性的。他们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会在未来显现，会在天道轮回中发挥巨大作用，到时候他们的记录就是天庭和地府维护秩序、惩恶扬善的依据。然而，小说摧毁了灶王们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实际上，认认真真地记录是只有自己才看的记录，层层送检的程序仅仅是机械的程序。那些被灶王们当作经国之大业经营的记录簿，耗尽了他们所有心血，经过繁文缛节的程序和一丝不苟的查验，最后被杂乱无章地堆积在山崖之下任由其破碎腐烂。面对此景，铁匠灶王愤然喊道：“我们尽心尽力地记下的这些，他们没看，他们多数只字未看！我们灶王，在他们眼里是臭狗屎，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在他们眼里同样不过是臭狗屎。”11罗汉崖下被风吹日晒、雨淋虫蛀的灶王记事簿彻底撕碎了书写的价值，也否定了灶王的价值。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记录与书写，在无孔不入的权力结构中无非是废纸一张。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扒下了灶王神圣性的外衣，同时把书写者逼入了“无意义”的绝境！
叙事人“我”和小说家李浩之间存在纠缠互动的关系。作为一个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的角色，灶王“我”和文本中的作者视点基本接近，有着比较明确的知识分子特征。书写记录簿的豆腐灶王，同时也是书写《灶王传奇》的灶王。记事簿和真实的世界并不发生直接关联，仅仅是为了记录而记录。正是这一发现，使得小说中的灶王开始转而谋求艺术创造，书写《灶王传奇》。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灶王自况”，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否定了“灶王实录”，从而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承认了艺术本身的价值。在一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怀有恶意的世界里，“艺术承担起对整体的责任，以便这个整体变善。只有这样它自身也是善”12。这或许是艺术在一个“恶”的世界里的自我辩解。正是带着这种自我辩解的欲望，“灶王”决定回到景泰七年九月，对城隍、龙王、铁匠灶王、饭店灶王和小冠家一一造访，把他们的故事编织进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小说中的灶王自述是一种召唤，一种对艺术能动性的追认，表明了以艺术创作救赎历史创伤的内在渴望。
和“灶王”不同，李浩的书写发生在当下，比“灶王”的处境更为复杂。如果世界如“灶王”所感知的只有一个真相，那么生活其实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然而在网络媒体时代，现代人被信息碎片围困，世界丧失了总体性和整体感，碎片化的自我和总体世界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很多时候人們生活在信息谎言中而不自知，更加隐蔽的问题是，人们还经常被所谓的“真相”误导。那么被网络媒体搅动的内心不宁的现代人该如何面对？麦克唐纳通过对“后真相时代”的深入分析给出了一条路径。在他看来，信息碎片化的世界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而是蕴含着新的机遇，人们“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真相来影响现实”13，也就是说所谓“真相”是在信息竞争中呈现出来的，人们可以通过“竞争性真相”来表达自己体验到的“现实”。在此意义上，小说的言说在“真相”的竞争中能够开掘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对“真相”的呈现。小说书写也成为人们在信息黑洞之中追求意义的一种方式，一种在心灵与世界的不断互动中对生存窘境的回应。
小说在对灶王的分析与辩白中探讨了当下写作伦理，同时也在不断提示拯救的可能性是在行动中生成的。如果没有行动，那么这个可能性只能蕴含于语言的纠结冲撞之中。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无力感的蔓延是改变自我的契机，“灶王”的双重书写正是一次自我修正。在此意义上，与其说作品出离了现实，毋宁说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贴得太近了。
【注释】
①阿莱霍·卡彭铁尔：《小说是一种需要》，陈众议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49页。
②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84页。
③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2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李浩：《灶王传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69、103、16、22、90、115-116、119-120、197页。
12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恶，或自由的戏剧》（修订版），卫茂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221页。
13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第21页。
（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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