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象级文本”与“经典性文本”“文学史文本”的关系。“文学史上多的是现象级文本经受住时间的汰洗和考验，转化为经典性文本的例子，但绝大多数现象级文本可能只在它刚刚出现的时代发生意义和产生影响。”②比如，“即便读者不熟悉陈奂生形象寄生的‘当时，陈奂生依然是可读的、有文学魅力的。而乔光朴和陆文婷则很难剥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个母本”，时代翻篇过后，当年引发巨大社会影响的《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这样的作品就隐退到了文学史深处，“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最大份额的只是活在某一个局限的时代的文学史经典”③。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周期有短长，甚或延宕、后发（如王小波），如果生命力持续不断（如路遥《平凡的世界》），这类“现象级文本”就可能成为“经典性文本”；如果生命力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逝，这类“现象级文本”就可能退出日常阅读、隐居在文学史角落里而成为“文学史文本”。
其次，“现象级文本”与文学的“经典状态”“一般状态”的关系④。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极富创见地提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命题，我们以前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部“精英思想史”，叙述、罗列的是少数思想天才的成果。葛著举例，一提及宋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往往就是如下一条线索：从周敦颐到邵雍、二程、朱熹，前后加上张栻、吕祖谦，左右加上陈亮、陆九渊，这条脉络似乎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思想精英的思考，往往是“突出”于历史背景之上、与常设轨道“脱节”、与平均水准“背离”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提供给并作用于普通人去应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也就是说，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过去思想史著作一再大书特书且加以编排谱系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一般思想状况相关（其地位确认往往出于“回溯性的追认”）。反过来，有些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或著作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过印迹。总之，“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⑤。有此关怀的实践者早着先鞭，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文学中呈现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关注的就“并非学者的学说，而是综合地叙述了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里鲜活的人生观、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恋爱观等”⑥。思想史中不应该忽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好比文学史中不应该忽略“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我们每常说19世纪40年代是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的时代，可是据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提示：现在留存下来一些当时书店里的畅销书榜和最受欢迎的作家名单，前引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没有一个在榜单上，而榜单上实际出现的作家，今天我们全都不认识，而当年他们的读者，可“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⑦。这些作家盡管进入不了一般文学史，但是如果想要把握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想象与理解，其实离不开这些现在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文学史往往成为英雄排座次的聚义厅，“鲁郭茅巴老曹”建构起文学的“经典状态”；而“现象级文本”向大众读者和社会公共生活倾斜，引入了文学的“日常、一般状态”。鲁迅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及其经典地位无可挑剔，而阿Q作为人物符号也早已下沉到大众日常语用，所以《阿Q正传》无疑是“现象级文本”。这是最为理想的情况，“现象级文本”成为文学“经典状态”和“一般状态”的交集。
重勘“现象级文本”不只是内部研究，更需要还原文本诞生、流通过程中诸种合力的复杂关系网络，考察“现象级文本”周边的遴选因素。栏目各篇刊文显然对此有所会心，读来较为印象深刻的遴选因素比如“文化氛围”，文本自然不是置身于真空之中，2023年第1期栏目别出心裁地将《高山下的花环》与金庸武侠小说并置，二者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各自时代阅读接受中的爆款，重要原因即在于它们“内蕴的英雄主义气质同读者对象心理诉求之间的紧密呼应，而英雄气质的背后则是公众群体关乎公平、正义、自由等命题的叩问与探寻”⑧。彼时对英雄主义的诉求，击穿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所以在“现象级文本”的版图内不存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经典状态”和“一般状态”的区隔与门槛。“现象级文本”自然离不开有效的市场推广。在关于《一个人的战争》《国画》的研究按语中，何平敏锐地提醒注意书商、民营出版和市场经济的密切联系，“研究‘二渠道发行、盗版、书商和民营出版等与现象级文本，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议题”⑨。“现象级文本”是鲜明的时代政治参与遴选的结果。赵普光先生和刘阳扬女士的栏目论文都注意到《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对改革话题的主动接驳，以及“权威读者和文学评奖与现象级文本之间的微妙关系”。“现象级文本”的夺人眼球也可能来自对各种各样禁忌的越界，比如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引起争议，何平特意引及当时《收获》主编巴金与冰心的斡旋，以及作为权威读者的巴老对“现象级文本”的保驾护航。
在方法论上，重勘“现象级文本”基于历史和当下两个向度展开对话。以“现象级文本”为中心重返历史现场，就是要去辨析在时代氛围、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出版市场、精英批评、大众阅读等诸种合力的复杂关系网络中，文学文本何以产生巨大反响而成为“现象级”。很大程度上，重勘就是进行文学史“考古”。“考古”的态度耐人寻味。鲁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土财主买来周鼎，竟叫铜匠把鼎上斑驳的土花和古色古香的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件让一切“雅士”无不大笑的趣事却促使鲁迅“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⑩。“作为批评家，我们完全可以对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行使分析和评判的权力，而无须顾及当时的术语和标准”，但文学史家必须遵守历史研究的纪律，不能以“后见之明”强求前人11。擦去古鼎上的铜绿，就仿佛剪除附着其上的后见之明，一返原境，重现那现场的锋棱和光泽。栏目刊文中，马兵教授返回《柏慧》诞生的思想语境，“考辨张炜自1980年代而来的‘长长的拒绝如何塑造《柏慧》，进而探讨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它与1990年代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民间话语，以及新时期其他文学潮流错位对话等的多重关系”，此番重勘发现，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中估量张炜的意义，易于将矛头集中指向文学的市场化和理想沦丧，却“隐藏了50—70年代的思想前史”，重返历史现场，张炜的忧愤不但指向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也一剑双刃地指向“此前被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反复叙事过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尊严被践踏的‘极左年代”12。
对“现象级文本”进行考古以标定其文学史位置，同时何平又要求识别文本的“当下”价值，“现象级文本写作时代写作者的问题意识和重勘者当下性的问题意识，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种互看和互见的对话性”13。如果不嫌穿凿的话，有别于文学史考古，“当下性的问题意识”所烛照的是一种“批评性的读法”。以赛亚·伯林认为：“圣伯夫、施莱格尔、马修·阿诺德可能都是了不起的批评家，他们所曾引发的争论，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没人再会为他们动怒了。可是别林斯基，他和柏拉图、卢梭、马克思一样，依然能激起深深的爱与恨，招致猛烈的抨击和狂热的爱戴。在他的看法和方法中，显然有什么东西还活着，让人放不下。一个作家死了一百多年还能搅得读者不能安宁。那只可能是他触碰到了某根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做出灵敏反应的神经。”14当史学家伯林发表上述意见时，他秉持的其实是“批评性的读法”，别林斯基之所以不同于圣伯夫们，是因为前者提供的“看法和方法”依然在触碰“时代的神经”、依然在搅动“读者不能安宁”。文学史自然也需要创新和重写，但也要求在相对长时段内经过沉淀而稳固下来，经典谱系的稳定性本就意味着杜绝现实的频繁刺激，就仿佛珍宝送进博物馆，在湿度、温度等特定条件下珍藏起来。而批评恰恰需要识别、释放作品中隐而未彰的可能性，重新搅动现实秩序。笔者为重勘栏目提供的论文是《悬停状态中的批判潜能：重读〈顽主〉》，写作过程中分明感到批评的特殊性能和意义所在。《顽主》推出的青年主体，热情投入城市化大潮，这一面相因与19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合而得到重视；而顽主青年对“新教工作伦理”的反抗则被屏蔽。在青年人深为“内卷”所困的今天重读《顽主》，正应去激活后一面相中隐含的潜能，“在1980年代奋进的‘蛇口青年‘搞事业的人的延长线上，出现了完全内化‘新意识形态、自觉认领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的‘打工人”，“由今回望，在时代转折点上，‘有所不为的顽主如报信天使一般，提供了一种‘消极的能力，‘不去做某事的能力”15。笔者希望以此来呼应何平重勘“现象级文本”的寄托：一方面恪守文学史的纪律，重返历史现场；另一方面携带着批评的志向与活力，将文本隐含的潜能复活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中。
“现象级文本”是在相当大的读者群引起反响，成为文学公共事件的那部分作品，何平反复提及“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文学‘破圈和‘出圈”。从新时期文学的“破冰”到1980年代前期，以文学界为“第一现场”的作品，能迅速波及圈外，或者说，那个时候，文学与文化、思想、艺术、公共生活同处声息相通的一个圈内。但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写作的形态、发表媒介、评价体系与生产流通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何平初拟的“现象级作品”名单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三重门》《明朝那些事儿》《三体》《间客》等作品的“第一现场”已不是传统文学界，它们的影响力不是“破圈”，而是“倒逼”，迂回、绕开期刊—作协—出版社—批评家组成的主流文坛，凭借市场、新兴传媒等力量积累人气，倒逼文学界的认可。记得白烨先生对“80后”写作有“走上了市場，但没有走上文坛”的评价，恰可见出“第一现场”的转移。何平在《花城》策展的《花城关注》栏目，倡导开放文学视野、重构文学版图，可能是一种因应途径。“现象级文本”的影响力随着时代变迁也有变化，在新世纪文学中，差不多能匹配当年《伤痕》《人生》量级的，可能也只有《繁花》，不能忘了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网络文学的前身。至于《晚熟的人》《文城》与其列作“现象级文本”，不如归因为“现象级作家”，莫言、余华在文学黄金时代积累下的声名资本在今天依然余留吸粉能力。
“现象级文本”的提出，为各种“读法”平权。比如围绕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这样的作品，研究者自可出具专业读法，而大众读者的“浅读”——类似将《妻妾成群》读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宅斗”——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文学会以自己的方式迎合、巧合或无意识触及大众心理，“现象级文本”不仅担负文学探索，也要实际地抵达、参与国民心理与精神建构。“《妻妾成群》在相对匮乏的时代，满足了一部分读者‘隐秘的梦想”，而恰恰是这种“浅读法”组织起作为“现象级文本”的《妻妾成群》的读者基本盘16。同样，王小波《黄金时代》作为“现象级文本”地位的奠定，离不开不同地域传播的“创造性误读”，“台湾精英社会解读以‘政治性反抗文本，香港的出版则着眼于‘性的消费。而在大陆，‘误读则表现为九十年代异端文学在政治批判性和经济消费性两端的‘摇摆”17。专业性的细读之外，“现象级文本”研究更关注的是构成读者基本盘的“浅读”“误读”与时代风气、社会心理的错综联动，以此而论，传播学（以“现象级”为关键词检索知网，大多数学术论文来自传播学领域）、社会学、历史学（阅读史）与文化研究等，可能更匹配“现象级文本”的研究路径。文学研究如何兼顾跨学科视野而又保持自身专擅，确乎任重道远。
按照何平的设想，“文学史研究所说的回到历史现场，一定意义上，只有以现象级文本做样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现场感和整体性。当我们将现象级文本还原到它们各自的时代，就会得出一张清晰的改革开放时代国民阅读史和审美史的路线图，这张路线图同时可以作为我们文学史建构的重要文学档案”。那么，以“现象级文本”为建构逻辑的文学史，如何处理潜在写作？“现象级文本”必须引发阅读效应与社会影响，且效应与影响必须是历史的、实际的，而不是来自文学史的追认。那些锁在抽屉里的作品有可能重见天日，我们一般是将其放到公开发表后的时代背景下来讨论，但是“潜在写作”的研究者陈思和教授主张将这些作品还原到创作年代（作品依然处于抽屉状态）来考察，“尽管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也没有产生客观影响，但它们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是那个时代精神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18。当然，“重勘现象级文本”目前的文学史断代暂拟为改革开放以来，直面潜在写作的压力并不大；但是除此之外，有些公开发表但并未“被国民广泛传阅”的作品，很可能恰恰体现出时潮喧嚣所淹没的独立风骨，代表文学图谱乃至时代精神的多元与丰富性。这样的作品需要文学史家的发掘、阐述与还原，而不是迁就销售额、关注度与影响力。它们会在以“现象级文本”为建构逻辑的文学史中居于何种位置？
以上二三推敲或许正可见出“重勘现象级文本”的学术活力所在。从“花城关注”、“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现场文丛”、《青春·世界青年文学选刊》到“重勘现象级文本”，何平的学术实践版图正展现出多方联动、生机勃发的景象。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时代，英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教条主义模式中，而雷蒙德·威廉斯别具一格地提出了“情感结构”这样的概念，“作为把自己与被污染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如‘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区分开的手段，他建立了自己的词汇表”19。能够提出携带着自身印记又被同行所认可的“词汇表”，是学者、批评家的荣耀。从“文学策展”到“重勘现象级文本”，何平正在向上述理想境界迈进。
2023年3月13日
【注释】
①②何平：《主持人语：时间之流的文本浮标》，《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③何平：《主持人语：现象级文本的生命周期》，《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④关于“经典状态”“一般状态”，改写自笔者旧文《文学史的“经典时刻”与“日常状态”，“早期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
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9-16页。
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载《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第360页。
⑦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64页。
⑧何平：《不是所有文学史的失踪者都是失败者》，《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
⑨何平：《“陕军东征”、文学市场化和文学空间的扩张》，《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
⑩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第442页。
11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第29页。
12马兵：《“长长的拒绝”——〈柏慧〉与“人文精神大讨论”》，《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13何平：《主持人语：“过去”之现象级文本的当代性问题》，《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14以赛亚·伯林：《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G.别林斯基》，载亨利·哈代编《现实感》，潘荣荣、林茂、魏钊凌译，译林出版社，2022，第362、363页。
15参详拙作《悬停状态中的批判潜能：重读〈顽主〉》，《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
16何平：《主持人语：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的欲望表达》，《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17房伟：《混沌状态·空间裂缝·异質生产的可能性——文学史视野之中的〈黄金时代〉》，《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18陈思和：《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载《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第62页。
19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129页。
（金理，河西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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