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铖 黄汉平

　　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文学”的重新探讨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一股热潮。中国学者郝岚指出，“全球范围内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主要出现了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一起被称作世界文学理论的‘圣三一体学者群（a“Holy Trinity”of scholars）。他们的研究普遍带有跨学科特征，特别是与系统论关系密切”①。这些学者的研究所构成的“新世界文学理论”，代表了一种新型学术研究范式的产生。此种范式不再局限于单一、本质的概念性描述，而指向了多种关系网络的聚合过程②，以及“世界文学”在新的不同现实语境下呈现的具体样态，因而凸显了多元化的问题意识转向。

　　然而，相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对“世界文学”如火如荼的讨论，这一议题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回应却稍显冷清。究其原因，一是从理论源头来看，“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者大都还是以西方学者为主，其研究也主要指向西方文学自身内部，因而“世界文学”仍受到传统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困扰；二是从中国自身的“世界文学”研究观念来看，正如潘正文认为，中国“世界文学”研究发展源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特征，也即从“民族救亡”的问题出发引进国外文学作品，实际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本体③。然而，新世纪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却从根本上打破了“民族”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认识思维，并且由于受到20世纪末比较文学中“翻译转向”的冲击，21世纪初的“世界文学理论”显现出混杂性、跨界性和多元性特征。因此正如曹顺庆等学者所言，中国学界在为民族文学正名的同时“则反讽性地远离了世界文学的初衷”④。

　　凡此种种，都显现出新世纪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发轫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其在融入非西方世界的文学语境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姚达兑教授的新著《世界文学理论导论》（简称《导论》）⑤，正是为了回应这一状况而作。《导论》聚焦于近二十年来关于“世界文学”的各种讨论，深入辨析了“世界文学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流变过程。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导论》结合了作者本人在新的理论范式下获得的大量研究成果，力求对“世界文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延伸出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与反思。

　　《导论》共有八章。第一、二章首先对以歌德“一个事件”为开端的传统“世界文学”理论及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解释，进而借助对达姆罗什理论的阐释引出其后“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翻译转向”问题。中间三章聚焦于“诺贝尔文学奖”“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世界诗歌”等标志性事件，从翻译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与诗学操控影响等方面深入剖析“世界文学”体系的建构过程。最后三章则以莫莱蒂的“远读”诗学理论为核心，一方面展望数字人文时代“世界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借助其研究的路径方法对“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案进行重新阐发。在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引介过程中，姚达兑始终坚持从其与中国文学主体性之间的对话关系角度切入，既有对“世界文学理论”观照下的新研究范式的整体性把握，又有一种鞭辟入里的本土化语境的理论反思。下文择其要者进行综合评介。

　　首先，《导论》在对人文主义价值基础的回归上阐明了“世界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转型问题。根据达姆罗什（另一中译名丹穆若什）对于“世界文学”的三种界定——“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以及“一种阅读模式”⑥——可以看出，“世界文学”借助对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性观照而形成了自身的关系性主体。《导论》指出，“翻译”所指向的不再仅仅是对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语言功能差异性的表层辨析与追溯，而是将之视为与译者或译文相关的文化改写活动，进而发掘出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种种权力关系”（第46-47页）。这一关键转折标识着传统“世界文学”理论中的二元认识论框架走向瓦解，作为现象学主体的文本翻译研究被推向了当代“世界文学”研究的主舞台。因此，“翻译文本的世界及其秩序构成世界文学的世界”（第50页）。

　　此外，“世界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承担了一种社会文化批判的重要功能。姚达兑援引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乌托邦”理论，指出翻译作为一种具有本土价值的铭写，其差异性的体现将会对于现存的本土文化秩序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冲击。韦努蒂以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为例，指出其对“适者生存”的翻譯成为一种凝聚国族想象的重要符号，为时人广为接受。当然，《导论》同时也提醒读者，翻译的批判功能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可能会对共同体的凝聚产生加强与减弱的不同效果（第69-71页）。

　　正是基于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导论》进一步对照研究了歌德、本雅明和韦努蒂三者的翻译理论，认为歌德所论述的翻译的“第三个阶段”，与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的探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强调通过翻译“寻找构成一个更贴近所有人类语言共有的东西，一个‘文化和语言的中间地带”（第77页）。这与郝岚的观察遥相呼应：在“新世界文学理论”兴起中，蕴含着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两种范式进行超越的潜力，“它重续了被后现代阻断的人文主义的血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⑦。可以说，《导论》对“世界文学理论”中的人文内涵的挖掘相当深刻，它不仅强调了其研究范式在共时性层面具有的多元文化建构意义，同时将其放置在一个历时性的理论史背景中进行比对与反思，进而明晰了“新”与“旧”之间血脉的赓续与流变关系。

　　其次，《导论》关于中国文学诸多案例的分析，展现了对“世界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回应与反思。2000年，意大利裔美国学者莫莱蒂提出了“同为一体，但不平等”（one but unequal）的“文学世界体系”理论⑧，开启了“世界文学”研究新局面，但他也逐渐意识到了民族文学中的本土“叙述声音”可能造成的样本偏差问题⑨。而达姆罗什认为，由于“世界文学”在不同文化中呈现的相异结构，因而要在不同文化体系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对特定作品进行扩展性分析⑩。换言之，新的“世界文学理论”研究范式也需要借助集体合作以寻求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检验与扩充。

　　有鉴于此，《导论》列举了一些中国案例进行了检验、回应与反思。莫莱蒂以18世纪左右划分了前后两种“世界文学”，此前主要是以“树”为特征，而此后则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主要呈现出“波浪”的“冲击—回应”式影响。《导论》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为例，指出诺奖委员会无视其创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影响，而将其纳入福克纳以来的西方小说诗学序列，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矮化”（第99-100页）。换言之，诺奖赋予莫言小说的一种“伪普遍性”是通过将其创作的中国文学“本土性”偷换成西方文学“本土性”所达成的11。《导论》还通过对1901年至2019年诺奖获奖作家使用的语言及其国籍的数据统计（第108-109页），探索百年间诺奖以北欧和英语为中心向美洲、亚洲等边缘地带和其他语系不断辐射的轨迹，显示了“文学世界体系”强大的同质化影响过程。

　　《导论》关于中国文学对外来影响接受过程的考察，凸显了中国文学本土“叙述声音”潜在的主体建构性。例如，在对拜伦的接受中，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本土需要，有意将其塑造成“豪侠”的形象，表现了对于西方文化接受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大量中国文学本土“叙述声音”处在一种遮蔽状态之下，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发掘。《导论》第五章对“世界诗歌”事件的纵论极具代表性。在这一事件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一方面中国新诗极易被翻译的原因来自其受到欧美现代文学的同质化影响，诚然切中了北岛等当代汉语诗人创作的弊病。不仅如此，《导论》指出，无论是宇文所安还是在其后的如奚密、周蕾等批评者的逻辑中，都忽略了翻译背后“一个在不平衡的世界文化体系中语言之间的转换和跨文化理解的问题”（第171页）。

　　从翻译角度切入“全球化与本土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所涉及的各项议题的讨论，充分显示了姚达兑敏锐的洞察力。当宇文所安将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的译诗等同于北岛诗歌原作时，实则忽略了翻译的文化改写功能。《导论》认为，对北岛诗歌的翻译，西方译者往往侧重于其政治表达，却忽略其诗歌的审美和历史价值维度（第172页）。而这恰好在宇文所安关于新诗“好译”的评价标准中制造了“断裂”，其指向的是一种在翻译过程中被有意忽视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过滤功能。而如果在《导论》的批评之上再抬升一点视角，可以发现其根本症结在于“世界文学”理论中新旧两种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换言之，尽管宇文所安本人强烈批判了新诗背后一种伪造的“民族性”，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偏爱却又遮蔽了作为“他者”的中国诗人在当代现实语境中进行自我表述的可能性，从而再次陷入“民族”与“世界”二元对立的旧范式框架之中。《导论》对“世界诗歌”事件的论述，说明新范式的运用可以成为重新观照中国文学本土“叙述声音”的有利途径，从而深入辨析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权力结构关系。

　　最后，在“世界文学理论”的新研究范式之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个案研究实践和新的批判性视角。《导论》第七、第八章探讨大数据时代世界文学的写作、阅读和研究的新路径，并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对“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案进行重释，反映了姚达兑作为中国学者自有其独到的研究视域。

　　结合莫莱蒂等学者对1740—1900年间的英国小说类型的大数据分析，姚达兑对中国近代文学外译情况进行了缜密考证，发现歌德所读到的两部中国小说《好逑传》《花笺记》英译本来自广州、澳门与欧洲的文学贸易市场，小说的译者不满于当时西方文学中存在的不道德倾向，有意识地对中国小说进行了改写，歌德读罢小说译本后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姚达兑接着进一步解释歌德为何阅读了中国文学中的二三流作品而引发了“世界文学”事件之前因后果，并且指出这一事件印证了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跨界流通和再生的描述，以及莫莱蒂所说的18世纪后世界文学/文类的波浪形扩散特征。

　　《导论》通过实际案例，对数字人文研究世界文学方面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展望了这一研究方法的未来前途，以及探讨了人工智能写作等相关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一种“翻译”的计算机语言是否可以重构人类语言的“巴别塔”。借用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星云》中的说法，计算机理论上可以通过算法而穷尽所有的诗歌写作，当然也包括“好诗”和“坏诗”，因而又牵涉到如何认定诗歌优劣的“标准”问题（第232-233页）。关于数字人文技术运用于文学中的可行度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数字数据永远不能与实例化的物质语境相分离，更无法对人文主义的‘个性进行‘超越”12。这说明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主要不是来自语言符号的技艺和数字运用，而是取决于是否有作家本人现实经验的支撑。毕竟，一个没有亲历人世间悲欢离合的作家，其文字很难引发人类之间的共情。经验主体的缺失，或许是人工智能写作真正要面临的难题。

　　總而言之，《导论》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从中国语境出发对当代“世界文学理论”研究新范式进行全方位探讨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学术普及本或教科书，对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颇具参考价值。

　　【注释】

　　①⑦郝岚：《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系统论倾向》，《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②郝岚：《“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③潘正文：《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逆向发展”与“正向发展”》，《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④曹顺庆、齐思原：《争议中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⑤姚达兑：《世界文学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下文简称《导论》，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

　　⑥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309、31页。

　　⑧弗兰科·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猜想》，诗怡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⑨赵薇：《从概念模型到计算批评：数字时代的“世界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期。

　　⑩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31页。

　　11姚达兑：《诺贝尔文学奖与制造世界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12张露露：《数字人文时代“差异”与“边界”问题的新思考——评〈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3期。

　　（周铖、黄汉平，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