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那篇小说的成功，也因为它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水运宪当时从事机械电气行业，他所写的便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而过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写《戴花》，仍然起用的是当年他在工厂生活的体验和记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体验和记忆是当年的便将他的“所思”停顿在那一刻，他是一位热切关注着现实的作家，他的思想始终挂靠在急速前行的时代列车上，因此，这部反映当年工厂生活的《戴花》融入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也在应答当下文学的问题。
《戴花》将我们带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一个电机制造厂，这是一家设在洞庭湖南畔的国有企业，我们的目光也跟随着小说中一群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十多位工业学院的大学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毕业分配。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够去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厂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了。
小说主人公之一杨哲民便是其中的一位大学生，作者以杨哲民为视角，带我们走进了电机制造厂。他们拜师于工人师傅，由此融入工人生活之中。虽然小说只是写了他们来工厂后两三年的故事，但这两三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有的已经成为工人中的一员，有的发挥了知识的专长，有的成为干部，也有的葬送了生命。
小说讲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人故事，当年的工厂气氛和工人的做派，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毫无疑问会有十足的陌生感和隔阂感。水运宪忠实于历史，他在小说的开头便将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交代得非常充分。小说是从十余位大学生分配到电机制造厂写起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难掩心中的喜悦，到达工厂后就聚在厂外的餐馆喝酒庆贺。但第二天大学生们正式进入厂区时，迎接他们的便是一条写着“知识青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横幅，直接给他们“降温”。工厂人事科长更是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感受到了工厂纪律的严厉和政治的严肃。小说的这一开头非常清晰地交代了历史的政治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们才具有最优越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处在被改造的低谷里头，必须靠拢工人阶级才有前途。大学生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忐忑去认识工厂和工人的。小说开头的故事让大学生们经历了一场乐极生悲的过山车，非常生动地交代了当时的环境背景。
按以往的思路，接下来大概率水运宪就该要写大学生们是如何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了。这似乎将是一部揭露那段历史中极左政治的作品。也许放在四十多年前的场景下，水运宪还真会这样去写，就像他写《祸起萧墙》一样，那时他的一颗年轻火热的心紧紧围绕着社会思潮而跳荡，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胸襟。其实直到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样一种现实情怀，只不过他关注的重点有所变化。如果说他写《祸起萧墙》时最关注的是牵动着社会神经的事件，那么现在他更关注的是卷入这些事件的人。《戴花》写的就是人。
《戴花》为中国工人雕塑了一组栩栩如生的群像。站在群像最中心位置的自然是主人公莫正强。在他身上具有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典型性。他出身于农村，虽然已是几十年的老工人了，却仍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神情打扮、举止习惯，以及家庭生活，还带有农民的朴素性和乡土性，但工厂的通达让他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工业的伦理让他的胸怀更为开阔，精神更为敞亮。工会主席莫德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工人干部，他有生产第一线的经历，当过劳模，但他成为领导干部后，又保持着工人本色，他以工人的智慧去处理工作中的矛盾，常常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杨哲民、吴启军则是接受了正规知识教育的新工人，他们在一个贬低知识的年代里并没有自暴自弃。所幸的是，尊重知识的传统仍然弥散在民间，他们能够在夹缝中让知识的种子发芽生长。
在这组工人群像里自然少不了段一村这样的工人形象，他是造型车间的技术能手，全车间唯一的一名八级工。那时候，技术和手艺是工人最大的本钱，谁有技术谁就在工厂吃香。作为技术能手，段一村有了骄傲的资本，他藐视车间主任，顶撞厂级领导，我行我素，不把一切放在眼里。这是一组可亲可爱的群像，从水运宪的生动叙述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组群像的体温和表情。他们的装束和言行打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然而他们的神态和举止被水运宪凝结在群像上面，竟能够穿越岁月的风云，让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为之感动。
《戴花》的工人群像给我留下耳目一新的强烈印象。因为小说是为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人群体塑像的，以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工业题材作品，并不缺乏对工人的描写，也正是以往作品的反复描写，似乎形成了關于工人形象以及新中国工业叙事的固定模式。对这一固定模式我无须作具体的描述，也许在大多数作家和评论家的头脑里已经存下了一个模糊的显影。难道在水运宪的头脑里就没有这样一张模糊的显影吗？我估计也会有的，但他并没有以这个公共化的显影为模板去塑造工人形象，水运宪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想到的一个原因是，他能够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他曾与我聊起过写作《戴花》的缘起。他说当年的工厂生活对他影响极深，尤其是结交的工人朋友，他们的身影始终活跃在他的脑海里。当年写《祸起萧墙》，是因为那时候关注的重点在社会改革上，但他更想写的还是那些有着血肉之躯的工人兄弟们。这一愿望一直搁置在他的心上。《戴花》总算让他了却了这一愿望。
但是，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只能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功的条件之一，在历史记忆背后还包含着作家对于历史的认知和取舍。如果一个人的历史认知发生了偏差，他的历史记忆有可能变形、扭曲，即使他非常真实地将自己的历史记忆书写出来，但这样的书写显然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认知历史的准确样本。水运宪作为一位历史的过来人，难得的是他对历史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不沦陷在自我的体验，又不会被各种公共化的舆论所绑架。他对那段历史是这样认识的：“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是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激情地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水运宪的写作始终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戴花》同样如此。在一篇《戴花》的创作谈中说：“从那个时代打拼过来的人，曾经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那些峥嵘的岁月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恰恰因为如此，物质贫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后人的竞争、曲折多姿的情感等一切场景，都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可思议的人间传奇。”这恐怕是他创作《戴花》的主要动机，也决定了《戴花》的基本主题。
在水运宪看来，当年工人们最值得今天珍视的精神价值是洋溢着积极进取的“劳模”情结。这也是“戴花”这一书名的喻义所在。“戴花”取自当年流行的一首歌的歌词：“戴花要戴大红花。”其实，写劳模并不新鲜，在主流写作中，劳模形象往往在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文学作品中作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形象来对待的。但劳模形象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也基本上符合主流写作对于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在精神价值上的要求。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往往会被人为拔高，与生活相去甚远。水运宪只是要写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工人形象，但他发现，“劳模”情结是所有工人的共情。他要把在众多工人身上欢腾跳荡的“劳模”情结写出来。因此他选择了一位始终想当劳模却最终还是没有当上劳模的普通工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小说主人公莫正强是这个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他在翻砂车间当了20多年炉工，肯吃苦，经验足。他有着强烈的劳模情结，一心想当劳模，这也成为他行动的动力。但他想当劳模的心愿总是遇到各种坎坷，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英雄般地死在他奉献了一辈子的熔炉前。小说并不是孤立地写了一个想当劳模的工人，而是将崇尚劳模作为一种时代共情来铺展故事，写出了滋生劳模情结的社会合理性和普遍性。新中国不仅意味着推翻了旧制度，而且也在推广新思想。新思想以人民当家作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树立新思想的行为和践行新思想的人都会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劳模便是新思想的浓缩版。莫正强正是在劳模情结的牵引下逐渐让新思想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莫正强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工人，还保留着许多乡村的习性，他质朴，也免不了保守；他能吃苦，却有一些小私心。难得的是，他经常会以劳模的标准来反省自己，鞭策自己。第一次评选劳模时，莫正强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便一大早提前来到车间，还让老婆将早饭送到车间来。但他从大家奇怪的眼神里感觉到这样做不妥，他由此反省到自己在争当劳模上是有私心的，“人一有私心，就会把事情做过头”。他马上阻止了老婆给他送饭的举动，但他仍然提前来车间，并逐渐将早出工晚收班当成了常态。
水远宪选择一个很普通的老工人作为主角，也是颇有深意的。这既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劳模共情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传递出这样一层意思：劳模共情承载了一种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以及反贵族化的精神。过去，像莫正强这样的普通穷苦人，生活在社会底层，根本没有上升的空间，新中国改变了这一切，让人民当家作主，评选劳模就是为普通工人提供了一种上升的途径。莫正强就公开说：“千百万当工人的，哪个不想当劳模啊？那是好光荣的事情呢。”这句话至少是小说中的电机制造厂的实情，大家都觉得争当劳模是非常好的事情。在这里，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劳模梦。电机厂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莫正强渴望着戴上大红花，他说“那是一辈子的荣耀”。争当劳模对于莫正强来说就像是一个不断淬火的过程，铸就了他的一颗越来越纯粹的工人心。当他因为被钱逼得走投无路而鬼使神差地做出丢脸的事情之后，他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劳模资格，要让自己当劳模“当得干干净净”。当他看到年轻徒弟技术革新干出了成绩，又一定要把评劳模的资格让给年轻人。还要看到，劳模情结是与莫正强的工人本质相吻合的，是他工人本质的一种表征形态，劳模情结凝结着他对世界的大爱。比如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工作的车间，这里有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冲天炉，他把冲天炉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当他最后一次在冲天炉前主持点火仪式时，他含着热泪对着冲天炉说：“冲天炉啊冲天炉，莫胡子跟你只成了一次亲，狗日的你跟我结了八辈子仇啊。几十年过下来，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唉！老子恨的是你，爱的也是你啊……”的确，他是将自己的情感都灌注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了。小说通过讲述莫正强争当劳模的故事，展现出一名普通工人如何在劳模情结的激励下，一步步强化了工人的主体性。
与劳模情结相伴而行的则是技术崇拜。劳模肯定意味着要比平常人多出力，但劳模如果还是技术上的能手，就更加受到人们崇拜和尊敬了。莫正强并不是一个光会出大力的工人，他的技术同样也是一流的，熔炉班的每一道工序都得他说了算，生产中出了问题，也是他沉着稳健地一锤定音。他一开始反对自己的徒弟杨哲民在熔炉上搞技术革新，就与他的技术崇拜的小私心有关，他担心技术革新成功后，他就不能在技术上说了算了。有意思的是，水运宪特意设计了一个“反面”形象来表现技术崇拜。这个“反面”形象当然不是平常我們在给小说人物分类时所说的反面形象，他其实是一名非常地道的工人，只不过他的言行在当时看来有些出格而已，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段一村。这人“吃大肉喝好酒。穿白力士鞋，抽黄金叶烟。钱壮英雄胆，万事不求神，从不把人放在眼里。瞧不来的敢讲，看不惯的敢骂”。其实这些行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那个追求统一化的社会里这些小事情都会被人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段一村是全车间唯一的八级工。他的技术令人佩服不已，他本人也是把技术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本钱。虽然他的言行有些出格，但他在工作中是非常认真的，因此他也曾被工厂领导提名当劳模，但他根本不把当劳模放在眼里，认为“有本事的人就不会去当劳模”。段一村是一个有个性、有想法的工人，技术崇拜的思想也深入他的骨髓，因此他会精心钻研技术，认真对待工作，同时技术崇拜也使他有了敢于坚持自我的勇气，他的很多出格言行，其实恰好是他仍然保持着工人主体性的表现。当然，段一村的工人主体性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技术崇拜可以说是劳动者的朴素伦理，它在当时不像劳模情结那样得到主流的充分认同，但它同样也是形塑工人品格的精神要素。水运宪选择段一村这样的出格工人来表现技术崇拜，就凸显了这一精神要素的民间性。他把段一村也写进工人群像之中，不仅让这组工人群像的历史感更加深刻，而且也对工人精神内涵的表现更加丰富和完整。
水运宪在《戴花》中着重表现工人的劳模情结和技术崇拜，这应该是他面对今天的现实问题而作出的选择。工人作为工业文明最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在迅即变化的时代面前有着许多不变的精神内涵。水运宪正是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越来越感觉到他记忆中的工人与今天的关系。工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曾是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呼，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转型、国企改制，工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件模糊不清的事情，其结果便是工人主体性的模糊。
中国其实还处在工业文明阶段，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日益险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工业对于中国的意义不言自明。但现在有一种趋势，谈到工业，仿佛只是在谈论企业家，谈管理，谈市场经济，即使谈工人，也只是将其作为劳动力来对待，因此人们不再用工人这一称呼，一概含混地称为“员工”；至于“打工仔”这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广为流行，则充分说明了社会舆情中工人价值失落和工人身份贬低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从工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减弱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马尔库塞在分析西方社会现状时就认为，由于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蓝领工人也失去了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那种革命性，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作用已被工人阶级以外的亚阶层所取代。尽管马尔库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描述，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中出现相似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具有某种通约性，因此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工人的主体性为什么会丧失。然而，我们不能以为这就是绝对合理的。特别是对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工人主体性的模糊其实意味着我们忽略了“中国特色”的权重。
既然如此，我们完全有必要提出一个重塑工人主体性的问题——这既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文学问题。
在文学的世界里，在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里，应该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体者。事实上，工人文化应该是城市中市民文化和平民文化的主体，是与白领文化、资本文化并行不悖的一种文化形态。由于对经济的过分强调，我们只注意白领文化、小资文化、资本文化、权力政治文化，而忽略了市民文化和平民文化，其中又特別忽略市民文化和平民文化中的工人文化。尽管随着民主意识的升温，文学创作中出现比较普遍的平民化倾向，但我们还缺乏工人文化的自觉意识。首倡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威廉斯就特别重视工人阶级文化的成就，他说：“工人阶级文化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根本上是社会化的（从它创造了制度的意义上），而不是个性化的（从创造精神或虚构作品上看）。当从内容来看，就会发现它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性的成就。”重塑中国工人的主体性，就是为建设新时代的工人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非常需要工人文化提供新的“创造性的成就”。而在这方面，文学应该大有作为。这些年来涌现了一些像《戴花》这样具有鲜明工人意识的小说，这些小说诠释劳模情结，倡导工匠精神，表达工人的尊严，书写对劳动的尊重，逐渐让工人以主人的身份庄严地站立了起来。
水运宪还是当年写《祸起萧墙》的水运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年写《祸起萧墙》，他为冲破改革巨大阻力而呐喊，今天他写《戴花》，则是通过塑造一组生动的工人群像，来表达重塑工人主体性的心愿。同时，水运宪在对历史进行甄别和反思的基础上，梳理出工人文化中特别值得发扬的劳模情结和技术崇拜，为重塑工人主体性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板。显然，《戴花》对于如何拓展当代文学的工业叙事和城市叙事，具有启示性的现实意义。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