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千里江山图”，南北山水壮阔雄浑，构图横收“三远”而破时空局限，敢将此画作冠作标题，想必小说也具有相当气势。一边是“孙甘露”，20世纪80年代击水于先锋文学的激流之中，以“绝对化的先锋精神以及贯穿于这种绝对中的文学赤诚”①始终进行着实验探索。时隔多年，孙甘露携二十四万字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返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当已熟悉孙甘露的读者们翻开《千里江山图》，不免感到意外。《千里江山图》的叙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瓦解与破坏，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临时中央拟将有关领导、人员及物资资源由上海转移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为确保撤离成功，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从上海绕道到瑞金，三千多公里，故有“千里江山图计划”之称。小说中以陈千里为首的临时小组，实为诸多行动小组中的一个。且不论具体情节，谍战、智勇相搏、青年革命理想……这与孙甘露往日的创作题材截然不同。在既有的关于《千里江山图》的评论中，批评家大多提及孙甘露本次创作的转向。从毛尖的“懵”，潘凯雄的“好奇”，阎晶明的“兴奋”，王春林的“咋舌”到张新颖的“意外”乃至“所以《千里江山图》，也不是孙甘露第一次让人意外。而常常让人意外的人，他自己未必是意外的”，并由此指出孙甘露的不同外化形式下具有内在统一性。
小说家化其身为显微镜，镜中流淌而过的只是视角所及的图像，那么关于梦境的神游或是重大革命历史的探究，此间的主题差异实则并不值得惊讶。而从“显微”的角度切入，《千里江山图》究竟呈现了什么，如何呈现，这是需分析观察之处。小说家又是怎样精巧地藏身文本中，注视着容纳他所有热望的城市，感慨着城市故人们的信仰，这是需感受之处。
一、多重身份的“游荡者”，或诗人
自1984年在《三月》发表《情感化石》以来，孙甘露已以各种身份于众人面前登场过。一个热衷于先锋实验的探索者，踮脚走在通往混沌未来的钢丝上，他的耐心与技巧由同行者的离场而愈发显露。当潮流消退，钢丝隐形，他所做的几乎是腾云驾雾。一个具有敏锐艺术嗅觉的邮递员，弹钢琴、唱歌剧，骑自行车在上海的街巷之间漫游。另一些时刻，在邮局的折叠椅上，他读书。一个文学策展人，成功举办了每一年的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又建立起面向公众的“思南”文学品牌。偶尔摇身一变，登上T台走秀——这不奇怪，孙甘露的海派风度广受称道，见过的人都可以为之背书。
当然，上述多种身份，不过是基于人物行为而简单抽象出的标签，想要借此复合出一个“孙甘露”无疑是投机取巧的。我本科专业并非中文，加之年少时读书多少带点叛逆，想避开思潮读一些冷门之作，难免错过了孙甘露名噪一时的实验文本。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孙甘露的认识也只是这些光鲜而扁平的贴纸而已。
真正对孙甘露产生印象，还是近几年的事。机缘巧合，源自一位稍长于我的文学前辈。该前辈工作后定居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新来客，他的语言、习惯、行事风格、生活方式更多仍依循于其在乡镇时期所形成的模式。但没有一个罗马的定居者不想成为罗马人，既来此地，个体尽其所能“都市化”不仅仅是一种雄心，也是必须完成的转型。据前辈说，关于如何成为一个都市人的课题，他几乎都是从孙甘露身上学到的。从穿着、谈吐到每一次重要场合的应变方法，在他看来，孙甘露堪称都市参照系中的一个完美范本。在这段叙述中，使我动容的并非“完美”所焕发的一种由于虚幻投影而产生的丰赡性，不是那些虚渺之物；而是那质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的人照亮，一个新来者在最初惴惴不安的时刻，因主人的温厚、慷慨所受过的庇护，而这些光照甚至可能发生在二者都无意识的情形下。
及至《千里江山图》问世，我已读了大量孙甘露的作品。假如非要修剪冗枝般裁去孙甘露的其余身份，只留一种，我最愿意留下的是“诗人”。时至今日，论述孙甘露语言的诗化倾向早已成为陈词滥调。仍然构成问题的是，当一个人被称为“诗人”时，可能指向的是何种文学品质。
在《我爱我不了解的事物》一篇里，孙甘露谈到自己早期对晦涩事物的爱好，追溯至其青少年时期的阅读谱系，“我最早接触到康德的一本有关宇宙起源的著作……，就使我陷入了（注定的）感知而非分析理解的‘歧途”②。小径分叉，“感知”与“分析理解”各通一路，前者通过感官存储尚未被透析的信息网络，整体空间内的事物抛开独立的意义，借助感官载体得以漫无秩序地流动，相互渗透、关联，呈现出暧昧的样态；后者追求清晰与确定，事物如被安置于一栋建筑之中，承担其所在位置对应的秩序。每一步信息的搭建，都指向单一方向的高处胜于辐射方向的广阔处。诗人往往流连于前一阵营。当他们使用语言编制一件作品时，除了用词精准，也多留下感觉的余裕。孙甘露用于《千里江山图》的语言较之过去有明显变化，而熠动于语言中心的火苗，始终是感觉的余裕。
以老方行將牺牲前的一段为例，当时老方的剃头店已暴露，嘱咐怀着一腔革命热情的儿子小方带陈千里逃跑：
……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方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的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③
晒台是上海老弄堂派生出的一个建筑单元，因生活空间过于紧凑，为满足洗晒需求而由居民自行搭造的露台。一栋楼通常共用一个晒台，各家堆放杂物，适于隐蔽。危急存亡之际，两人凭生存本能爬上晒台，小方却似乎变了心意。“两枪”“一阵乱枪声”传上来，俨然是对小方作出最终决定的催促。继而“安静下来”，映衬之下无望而决绝。接着，孙甘露写到“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鸽子依惯例是和平、友谊、圣洁的象征，此时以惊慌的形态匆匆逃离，在感觉上产生反差的张力。与此同时，这种艺术感觉之外，鸽子飞离屋顶也是上海弄堂常见的一幕，与小说置身的日常生活感觉相协调。
狄德罗在《论画断想》中对表达与感觉之间神秘的落差地带作过陈述，“人把他感觉到而无法表达的东西看作他的秘密”④。这种“秘密”观念的转化相当幽微，却一语道破了我读孙甘露小说常感其语言带有天然悬疑色彩的原因。即使在他先锋派时期创作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忆秦娥》等小说里，同样有悬疑的力量引领人潜向文本深处。以谍战为主题的《千里江山图》，则更贴合地适配了这种诗化的语言质地。
至于将孙甘露视为诗人最关键的原因，显然出于私心——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孙甘露的诗歌不似其小说作品光怪陆离，甚至鲜少摇曳。他多以回望式的疏离姿态藏匿于语言之中，读来使人平静。《千里江山图》写凌汶与易君年初见，在一家书店里，凌汶拿起柔石的小说《二月》。正仔细思量封面上木刻图案的含义，尚未正式相识的易君年忽然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由此，我找了《二月》最初版的封面，那幅木刻画看上去很抽象，易君年诗意的翻譯里则带有一层怅惘的隐喻。每读到此，我便想起孙甘露诗作《安魂曲》里意境相似的一句：会有许多日子来与我辞别，就像流水浮去那些落叶⑤。
二、大历史与个人史
《千里江山图》始于“一九三三年农历新年前后”，新年未过，实则还属壬申年。天气理应寒冷，卫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口时，想必穿着厚实的冬衣。这一天，戏院门口张贴着海报，开映的电影是《海外鹃魂》。看起来漫不经心的一笔，一如卫达夫路过时无意间的一瞥，初读极易从信息流里逸失。学者祝淳翔据的《新闻报》考证，证实历史上的当日下午，浙江大戏院确实要放映《海外鹃魂》⑥。祝淳翔为小说与史实的精细扣合而惊叹，我注意到的却是另一件事。
卫达夫旋即冒出一句心理活动，“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三个主要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孙甘露对事物之间的抽象联动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这种敏锐落入纸面，呈现出一种多意性的叙事形态。在《千里江山图》的长卷中，承纳双关叙事的元素如高纯度的石青熠熠闪烁。例如，柔石的《二月》的封面，卡尔登大戏院上演的《图兰朵》的经典唱词“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毛尖与张新颖均分析过的一段金先生购买仇英画作的轶事，凌汶与易君年在广州后街遇算命老头所得的签辞……不胜枚举。当我第二遍读到卫达夫这句心理活动，察觉到《海外鹃魂》亦契合了双关。它障眼法似的高悬在小说的开篇，对人物的命运进行一种遥远的、恍惚的、微弱的隐喻。当我们在材料二《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里，读到那场秘密会议的十义士（已除去崔文泰叛变，易君年为间谍）均在谍战中牺牲或丧命于上海龙华监狱，不免对这些千里江山背后的缔造者肃然起敬。
在与评论家黄平的对谈《“小说家有点儿像个间谍”》中，孙甘露自述了标题“千里江山图”与当年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这段历史的关联性⑦。迢迢三千里江山，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在这长途跋涉之前，有无数无名者投身于开辟路线。其中，有些人功成身退，变了身份，沉默地存于世间，如小说中叱咤风云的陈千里；更多是为宏伟事业献出生命的人，“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号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⑧。至此，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与中共转移的“千里江山图计划”的另一重通合之处亦浮出水面。王希孟的生平经历如谜，画史无所传叙。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卷后蔡京题跋，可知政和三年（1113年），十八岁的王希孟以传统青绿法敷彩出一幅名垂千古的《千里江山图》。画作传世，斯人不知所踪。民间传闻鹊起，有人说王希孟最终入画而走，成为江山图中的一位渔夫或船客，与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笔下的王浮有同工之趣。假如以中共成员成功撤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为孙甘露重现的“千里江山图”的完成，那么我们今天仍可以看见这幅鸿篇巨制：刘少奇、聂荣臻、林伯渠、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任弼时、瞿秋白、博古等诸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历经艰险由秘密交通线抵达瑞金，翌年开始长征路线。这些名字振聋发聩，其中不乏新中国成立后受封元帅与将军的诸多军事将领。而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梁世超、田非、秦传安……这些参与绘制“千里江山图”的籍籍无名之辈，这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为红色行船护航过的平凡舵手，他们的生平也如王希孟一般神秘、无迹可寻，但他们的作品惊艳问世了。当我们凝视今日恢宏的江山图景时，我们理应也记住他们付出过的心力，或是生命。
《千里江山图》以书写宏观历史的一枝为人称道。但小说不是概念与精神的直接产物，而需落实到细部，通过人物的行动、思想、感受、彼此间的博弈、与外界环境的互动来拓张空间。写一场飘摇在历史中的腥风血雨，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人物之上。小说开头，孙甘露以定格式的镜头串联起每个来参加秘密会议的人，与人物个性相关的细节不时从文本中突显。秦传安“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的交响曲》”；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私人的爱好，细小而世俗的生活需要，人物即在此微妙之际攥取一种真实的存在。即使我们已经知晓与会人员最后安身的地方：烈士陵园，这种人之存在是不可抵牾的。重读《千里江山图》时，我时常感到，在为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列传之余，在描绘陈千里等地下工作者通权达变的素养、智勇兼资的工作能力、视死如归的意志力之外，孙甘露还原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些消逝之人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唯有多少体察到这一点，“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在望着眼前大好江山时才会“心怀感念”⑨。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似乎有意构建一种“个人历史”的观念，形成对逝者无名的境况的补充。洪波涌逝，个人如卵石沉没于江流的底部，但卵石亦有外部肌理与内部乾坤，并与江流处于跨频率的交汇场域之中。
“我们也快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⑩
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11
陈千里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12
前两处均摘自对话。第一处，陈千里在剃头店见老方，老方猜到陈千元与陈千里的兄弟关系，即便如此陈千元也在他的“考察”的范围内。长期从事地下谍报工作所积攒的经验，向陈千里揭示一个人外在面貌的不可靠，而构成那个人的历史更有迹可循。第二处，出狱以后，易君年与凌汶说起组织里可能有泄露情报的间谍。在白区做秘密地下工作的人员，为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存个人历史档案，一个人的历史只有他自己知道。当易君年说出“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除了对当下情势的推导，也有几分自白的含义（无论这背后的动机是狂妄、自負还是压抑的宣泄）。第三处发生在陈千里灵感乍现的时刻：去世的广州警官卢忠德，白区中共情报组织的易君年，或许是同一个人。两人都爱好抽冷门的茄力克香烟——茄力克，几乎成了“西施”谜题的关键线索，使分裂的形象统一于这一段个人史名下。
易君年百密一疏，之所以暴露真实身份的瑕疵，归因于他个人历史的残留痕迹。撇开人物的立场不论，个人历史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是人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人的路径与原因。信仰如何被选择，理想如何被坚守，片面的人生是无从论证的。唯有放置在个人历史的视域下，图像才会完整，个人在历史中的力量亦由此彰显。
三、重返三十年代上海
1685年，清政府首次设立上海海关，上海成为东方一只初展翼的雏鸟，国际性商埠就此开始发展。1843年11月17日，紧随《南京条约》与《五口通商章程》的签订，上海正式开埠。海纳百川，各国文明、现代生活的多种设施蜂涌而来，使上海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及至《千里江山图》故事发生的1933年，上海的城市人口已达313万余13，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4。
对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书写，文学史上不乏经典作品。如今看来，对于海派文学的两种书写传统基本已有定论。一种侧重于借“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绘现代都市的复杂性以及都市人沉溺于感官欲望所引发的病态心，以施蛰存、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为代表；另一种则以左翼文化为立场，对现代都市结构下的贫富不均、阶级差异等弊端进行人道主义的批判，以茅盾的《子夜》为代表。
《千里江山图》虽涉及沪、宁、粤三地，究其叙事主场与文本精神，依然是写上海的作品。在孙甘露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与上述两种书写模式都不同。无论施蛰存还是茅盾，与时代的关系都过于紧密，他们处在一场文化大爆炸的核心，与现代性的猛兽相撞后仍有惊讶的余韵。论其弊端，一时难以脱离时代的局限。孙甘露所生活的年代，天然拥有一个回望历史的视角。通过材料，他所见的是一个祛魅后的上海，一个更确切的、返璞归真的30年代的上海。并且，他把它写出来，使它存在：“我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一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如其分地描述过，它几乎就是不存在的。”15
《千里江山图》充分见证了孙甘露广纳史料的苦功。在与黄平的对谈《“小说家有点儿像个间谍”》中，孙甘露自陈历史素材的三种来源。这一步功夫之上，孙甘露对于历史素材的运用也极为严谨，除了少量依据情节需要的微调（如将卡尔登大戏院上演的歌剧改为《图兰朵》），基本遵循历史旧迹。这些无须由我赘述。
史实栩栩如生，精细的考据自有其功，而缜密、周到的历史细节排布同样添彩。《千里江山图》的主线是一场跨地域的殊死谍战（主要集中在白区），副线则追溯了一个男人如何失去他的所爱。双线并行，间以诸种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生活细节，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的上海缓缓生出它的“灵韵”。
海派格调，衣食住行，小说均有所涵盖。大年初一早上，陈千里乔装混入天津路的中汇信托银行，穿的是“一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袍，貂爪仁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宁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这一身着行头从估衣铺租来，是上海当时“大富人家”的装扮。此处另提到一个细节，估衣铺的老板对陈千里租赁贵重衣服的行为不以为怪，因为近年颇有些人来租扮富人——他们装扮富人有何动机？繁荣的上海究竟有多少虚浮？1933年的世相在此可见一斑。小说的时令设在冬季，陈千里与易君年穿的是大衣，属于洋装；而贫民阶级的卫达夫、田非均身穿棉袍，卫达夫甚至“每年冬天都捉摸着买一件大衣……这才像样”。女性的装扮物门类则更多，游啸天为搜查凌汶的信打开了陶小姐的箱子，也让我们一饱眼福：旗袍、衣服、口红、镜子、衬裙、丝袜、袜带、短裤……那信便藏在“宝蓝的，呢绒料子”的旗袍里衬下面。
同一位陶小姐，即使在监狱里也要吃瓜子、花生、麦乳精，这位典型的摩登女郎对零食的贪饕亦即对现代生活的消遣娱乐属性的追求。1933年农历新年的年夜饭，令秘密会议小组的成员聚于同福里弄。陈千元和董慧文提来五仁年糕，秦传安从小德兴馆叫了菜，“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钵斗”。德兴馆创建于光绪四年（1878年），是上海本帮菜的老字号，当时总店位于十六铺附近的真如路，小说中写到的同福里斜对面应当是一家分店。糟钵斗系德兴馆的名菜之一，典型的上海传统菜。“糟钵斗”的菜式命名取自烹饪方法，菜料实为猪内脏、猪脚爪、鲜糟卤汁以及其余小配料，上笼蒸制而成。下文中崔文泰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即是对这盆糟钵斗馋虫大动。餐后甜点，“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糯米豆沙八宝饭与前文提到的五仁年糕，在上海食谱中寓意团圆，是逢年过节必配的甜食。小说中另有一场大宴，为董师傅宴请上门的准女婿陈千里。“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醉鱼，再加上一叠什锦菜。拌炒的咸菜，里面倒有香菇、木耳、竹笋、豆腐干、芹菜、豆芽十几种，都切成丝淋了香油。”一道凉菜的调制都如此考究，作为重头戏的三头宴（五味猪头、拆烩鲢鱼头、砂锅狮子头）更见匠心。董师傅是淮扬菜名厨，一度以扒烧整猪头闻名于扬州南门宴业公会。小说虽未交代，但可知董师傅后移民至上海，其手艺亦随来，且是外来中国移民中境遇颇佳的人士。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历经了鼎盛时期，当时的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即指中国的各个地方。
“旋转门”一节，写葉启年来沪，入住华懋酒店。外滩20号是闻名中外的“远东第一楼”，由英籍犹太人维克多·沙逊出资建造，据统计耗费近170万两白银。沙逊大楼的五至九层，属华懋饭店，叶启年的房间位于七层。游啸天进门汇报时，见到“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16。古时豪侠常登高眺远，而在这座现代化高楼内部，遥望着烟波浩渺、人流起伏的港口，这位特工首领又有何种心境。他是否觉察到，这幅城市画面中隐藏着大量的情报。在外滩、在公园、在戏院、在管弦乐队与帷幕中间、在史考托杯赛的观众席上、在跑马场外围……无数秘密信息以相当隐蔽的方式被传达。值得注意的是，情报网络只有在现代化城市空间中才得以广布。将此结论倒置后进一步推导，一座城市以何其复杂的方式储存着远远高于人们接受程度的信息，不论历史的或个人的、有益的或无用的、人所爱的或被人遗忘的。
当一切随波逐流之物消逝，最珍贵的往往才水落石出：
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记取。17
终章：蝉与翼
《蝉与翼》是孙甘露小说《忆秦娥》中一则虚构的标题18，小说中的叙述者拟以之为题写一篇评论。我很乐意见证虚构与现实或虚构与再虚构的重逢，便以此为本文的结语。
《千里江山图》问世以来，作为骨架的叙事地理空间常被评论者提起。有评论者追随孙甘露的脚步，依照小说中“被盘活的上海地图”进行一日跨时空的漫游，感受孙甘露在《时间玩偶》中写过的外滩黄浦江19。回到小说《千里江山图》中，我们发现那些情报工作者对上海多么熟悉，或许因为在城市信息游击战中逃亡过太多次，或许——多多少少地，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无论如何，掌控上海的每一条弄堂脉络，不在其中迷路，是一位情报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我读《千里江山图》时，常常想起青少年时代的孙甘露。他对上海无疑是非常熟悉的，小说里陈千里的弟弟陈千元的地址就来自孙甘露读书的路线。然而，我更倾向于相信的是，孙甘露不似小说人物受限于对地图的“熟稔”。在被不确定性所支配的真实生活中，我想象孙甘露如同本雅明一样，无数次试图在城市中迷路，以期通过迷路的艺术同城市的每一种构成元素对话。这种“迷路”之心即与小说人物对地理空间的“熟稔”形成一种蝉与翼的关系。
在“人民文娱”对孙甘露的专访中，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孙甘露烫着时髦的卷发，肢体松闲。一手插裤袋，另一手扶着摩托车的把手。他看起来由衷的快乐，脸上洋溢着笑容——那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并不充分但并不妨碍热忱憧憬的笑容，是我们年轻时才会有的。他的背后有一根竖直的落水管，一扇关着的窗户，窗下的墙有淡淡水流印迹。他有一辆摩托车，牌照是“08-11379”。我本觉得这个编号无关紧要，但当我重读完《千里江山图》，又翻出这张照片，忽然觉得这一连串数字是有意义的。不知为何，它使我动容。
【注释】
①吴义勤：《在沉思中言说并命名——孙甘露〈呼吸〉解读》，《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②孙甘露：《我爱我不了解的事物》，载《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③⑩11121617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67、64、87、247-248、2、378页。
④狄德罗：《狄德罗论绘画》，陈占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⑤孙甘露：《安魂曲》，载《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⑥祝淳翔：《细节满满的佳作：为孙甘露〈千里江山图〉做笺释》，《海上思南》2022年秋季刊。
⑦孙甘露、黄平：《“小说家有点儿像个间谍”》，《文艺报》2022年7月13日。
⑧⑨孙甘露：《感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13李欧梵、毛尖：《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书城》2010年第5期。
14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5页。
15孙甘露：《向上海致意》，载《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18孙甘露：《孙甘露经典作品：忆秦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7页。
19邓倩倩、孙甘露：《在上海的屏风上》，《新民晚报》2022年9月25日。
（三三，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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