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小说包括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私人生活》以第一人称、回忆、内心独白式的叙事为主。“公开性叙事中的叙述者主要以‘我’的身份出现，向某个身份不明、带有读者意味的‘你’说话，这样就显得与非虚构自传体的叙事状态没有两样，促动读者把作者和小说人物合二为一。”④《私人生活》中的“我”（倪拗拗）既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还常被认为是作者陈染本人的化身。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小说更贴合“叙作合一”的传统叙事特点，叙述者和作者的紧密关系和重叠关系，在叙作关系上将自传性特征表现得更明显，读者接受时也更容易将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三者合为一体⑤。相比戏剧性效果极强的《与往事干杯》和包含了第三人称叙述的“黛二系列”⑥，《私人生活》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写法上，更具有自传体小说的特质，也更满足读者对于自传体小说的期待与要求，即使作者否认再三，没有给予态度上的支持。
批评家常认为女性小说的“自传性”源自女性视野、经验受限，无法摆脱自身影子，在创作中有意回避重大的社会议题、宏大的历史背景，这种归咎忽略了自传体小说本身的价值。自传体小说与一般小说最大的不同是，虽然所有小说都需要使用作者的主体经验和生活感受，但一般的小说都只是“比喻性的借用”，而自传体小说不是借用，而是依赖⑦。女性自传体小说从写作者自身出发，切实书写当下的个体命运、女性困境与时代困局，创作背后深层的话语符号与文化隐喻都依赖于作者经验和感受而达成。
陈染说：“中国‘大文学’以往的模式都是写国家的政治革命等大题材，对于很个人化的、生活局部的作品认为是小，所以我的长篇小说叫《私人生活》就是想反对以往模式的一个题目。”⑧《私人生活》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倪拗拗从少女时期到成年之后的生命旅程和内心感受，历经身边人的离合变化后唯有孤独生活。
一、“我”与“父亲”
《私人生活》以回忆开篇，从“我”（倪拗拗）的童年写起，写出了强烈的对抗性。奶奶（保姆）、禾寡妇、母亲都拥有传统女性的特質：善良、隐忍、温柔、坚强，以及不幸。她们的不幸总和男人有关。奶奶曾被她的丈夫打瞎了一只眼睛，几年后又被“我”的父亲赶出家门。母亲一生隐忍、坚韧、果决、善良，父亲暴躁、专制、蛮横，常年压抑着“我”和母亲，母亲在争吵不断的婚姻中屈从丈夫，直到离婚。禾寡妇遭遇了丈夫的出轨和离世，成为寡妇。她们都不曾以激烈的斗争方式对抗，而是选择忍耐或离开。
对于年少的“我”（倪拗拗），“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性别的生理优势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⑨，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⑩“我”曾梦见父亲被警察带走，也曾做出反抗，故意剪碎父亲的裤子，内心对父亲充满了仇恨。但这些反抗都没有溅起太大水花，随着母亲与父亲“文明”地离婚，父亲彻底离去“使我在这一文明战场的废墟上，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起来”11。在这场战役中“我”不战而胜，父系权威也自然而然无声无息地被消解。
陈染说：“我热爱父亲般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思考。”12她在过往的许多小说中都让女主人公与年长的、带有父亲属性的男人相恋。在自传体小说《与往事干杯》中，女主人公“我”和中年男邻居发展出爱恋关系，多年后“我”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男孩，并跟随去了澳洲，却偶然发现这个男孩是男邻居的儿子，“我”带着愧疚离开，同时无法忘怀与男邻居之间的爱恋13。这与《私人生活》中的爱恋情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无知少女懵懂地被年长男性侵犯，又像是自我选择般地坠入情欲之中，离开年长者后与年轻的男孩相恋，并以失恋告终。这是作家主体经验的映射，也许是因着童年父爱的缺失，一面反抗着父亲的权威，一面又渴望一个理想的父亲填补进自己的生命，矛盾而纠结。
《私人生活》中父亲离开的同一时期，T先生像父亲的替代者，无缝衔接地填补进了“我”的生活，当“我”反抗的权威消失时，“我”让另一个权威进入“我”的生活，再次与之抗衡，这种父权下的挣扎成了“我”被动承受却又主动选择的宿命般存在。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亲和老师的身份，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男权与父权在父亲身上合二为一，老师T先生更是男性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双重叠加，社会性的身份地位是大众权威的集合，他们的话语权力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权力，而是在社会公众领域具有权威性的话语与权力，“我”只是在这个权威力量之下的渺小的个体。“我”与父亲和老师之间的抗争与拉扯，不仅是女性与男性、子辈与父辈之间的反抗与拉扯，也是个体与权威之间的抗衡。
在和T先生的男女博弈中，T的权威性在对“我”的侵犯性的爱恋、低姿态的纠缠中已经被弱化了，又在“我”的自我意识觉醒与欲望的掌控中，被彻底消解掉了。“我”看似无处可逃般地被他占有，实则却带着“想要看他因肉欲的痛苦备受折磨的样子”的报复心理。他空有父亲的权威的外壳，却没有任何能把控和压迫“我”的实质。当T不再是“我”的老师时，他的身份权威就消失无踪了，而也不再具有掌控“我”的权力，两人成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抗衡从个体与权威之间的抗衡回到了男性与女性之间。
在离开了T之后，“我”与同龄人尹楠相恋，他不再带有任何“父”的特征，相反，他是权威的颠覆者，热衷学生运动，是诗社创始成员之一，这个诗社起初命名为“颠覆”。就这样，在一次一次对“父”的迷恋和反抗之后，“我”选择与权威颠覆者站在了一起。
二、残缺时代里残缺的人
《私人生活》中出现的男性具有承担创伤记忆的载体作用。“我”的父亲、T先生的父亲、伊秋的父亲在“文革”中受牵连或被牺牲，时代的伤痛造成了父亲暴躁和压抑的性格，扎根东北建設兵团的伤痛经历在T先生之后的生命中暗流涌动，无法消弭，如T先生嘶哑的嗓子是“历史强加于他的残酷纪念”14。“我们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凡是他们（或以他们为多数）聚集的地方，都是斗争的手腕最为高级、尖锐而残酷的地方。”15男性不仅代表着社会中心的、主流的声音，也承受着主流的、核心的、集体的文化创伤。
如果说在《私人生活》中“文革”这段历史给男性带来的伤害是直接的、残酷的、赤裸的，那么给女性的伤害就是间接的、隐喻的、遮掩的；如果说时代记忆集体性和社会性地存在于男性群体中，那么女性则是边缘的、个体的；《私人生活》中的女性似乎在主流的文化中不曾出现，因此仿若逃过了“文革”一劫，但“创伤后遗症”却以另一种方式让她们无处可逃。
一方面，晚辈的伤害来自长辈，女性的伤害来自男性，“文革”给男性精神上带来永久的创伤，男性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将伤害转嫁到女性身上，在长辈对晚辈（父亲和T先生对少年的“我”）、男性对女性（父亲对母亲、奶奶，T先生对成年后的“我”）之间延续着“权威性”压制。伊秋和T先生一样，因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而受牵连，她受到的身体伤害是最直接的，她的父亲带着伊秋母亲自尽前，在伊秋身上捅了数剪刀将她扔入湖里，伊秋因有幸得救而活。而“我”、母亲、奶奶（保姆）受到的伤害是精神上的，这种伤害绵长持久，更为隐蔽。T先生发动全班同学孤立年幼的“我”，对“我”母亲说“我”脑子残缺，甚至对“我”性骚扰。父亲暴躁地对待“我”、母亲、奶奶，把奶奶赶出家门，让“我”和母亲长期在惶恐与压抑的精神压力下生活。父亲和T内心的怀才不遇、愤愤不平都发泄在了身边的女性身上。《私人生活》不写女性受“文革”的迫害，却用迂回的方式呈现了女性间接地承受了来自男性中心文化的、集体记忆的精神创伤。
另一方面，与精神相对应的“身体”成了象征性隐喻。《私人生活》中的女性没有陷入残酷的“文革”阶级争斗中，长久地受到过往的精神折磨，但她们都带有身体的残缺，承受肉体的损伤：奶奶瞎了一只眼睛，同学伊秋因小儿麻痹症瘸腿长期忍受嘲笑，邻居葛家女人身患乳腺癌，母亲最终因左心功能不全诱发急性心率衰竭离世，禾寡妇美好的胴体被大火灼烧成模糊的人形肉身。如果说精神创伤是时代、社会、历史强加于人的历时性记忆伤痛，那么身体则归属于每个个体，由个人的主体意识掌控，具有个人化、私人化的内核。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思想、个人生活、私人空间享有独立操控的权力。
随着女性的自我成长，“我”、母亲、禾寡妇都离开了男人独立生活，争斗戛然而止，没有输赢，随着对抗关系的结束，男性的个人权威被消解。女性躯体的残缺和损害不再由男性，尤其不由男性个体对女性的压迫造成。然而她们肉体却依然不可避免地遭受摧残，这预示着她们个体的权威遭受了来自外界的侵犯。如果说男性的失控是群体性的，是主流的话语对中流砥柱们的权威性摧毁，那么女性肉体的损伤就象征着女性个体在个人的生活空间的主体性失控，即使没有记忆的创伤，也无法享有不被挤压的个体生命和私人生活。
对于陈染而言，这是个残缺的时代，这些都是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16。女性的身体损害，隐喻着男性权威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压迫，隐含着公众权威对个体的主体意识的侵犯。男性精神的损害，所呈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中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忆，被开放与繁盛的市场文化、多元话语所消解，但其背后的政治与权力关系却不应被忽视。
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关注，通常围绕着90年代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背景展开讨论。然而陈染、林白、虹影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70后的卫慧、棉棉不同，她们不仅有意地回避了市场开放的在场描写，而且更多地带有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记忆，她们看似“私语化”“个人化”的书写背后，离不开流淌在每个个体血液中的生命创伤与文化记忆。虹影、林白曾在《饥饿的女儿》《一个人的战争》等自传体小说反映五六十年代的贫穷饥荒、生存困境。这些来自个体的创伤回忆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他们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寻找对曾经遭受的精神创伤的疗愈方式，然而却终究逃不出“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命运。
三、叙述者与信中的“我”
《私人生活》的最后出现了一封信。父亲、大学同桌、邻居、心理医生祁骆认为“我”患有“幽闭症”，把“我”囚禁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外力强压下节节败退的“我”，出院后不愿复查，只能用一封反叛的信进行回击。在这封信里，叙述者塑造了一个“我”的形象，这个“我”以谦卑和低贱的姿态感谢医院，为自己曾经在医院的不良表现深深抱歉，详细汇报了出院以后“我”的美好生活状况。信里语言客套、谦卑、重复、夸张、激情满溢、清晰流畅，构造了一个全新的“我”，一个谦卑、恭敬、积极、顺从、语言清楚、逻辑清晰的“痊愈者”形象，一个在生活和工作中游刃有余的强者身份，信里的“我”自我总结：“我的思维是多么的清晰、缜密和富于逻辑啊。”17
但是，这仅仅是文本通过表面语言塑造的表面形象，之下隐藏着截然相反的隐含形象。从信中细节可一目了然信中的“我”是个笨拙、愚蠢、马虎、疯疯癫癫、志存高远却又无法胜任简单工作的弱小者。隐含形象之于表面形象的巨大反差和矛盾，让那句自我总结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性，表面清晰流畅、积极乐观的语言，也愈发显现出夸大其词、逻辑混乱、毫无自知之明。而“我”这个信中的形象，也就呈现出一个毫无逻辑、谎话连篇、头脑笨拙的“病人”形象。不管是表面上谦卑感恩、积极乐观的“痊愈者”形象，还是愚蠢笨拙、思维混乱的“患者”形象，都共享了同一个弱者的声音，也就是该信叙述者（写信者）的声音，即小说主人公倪拗拗的声音。写信者故意在信中采用弱者、顺从者的语言、姿态、立场，暴露自己的谦卑、服从、笨拙、无助等具体细节，来夸大这个所谓“痊愈者”的病态特征，从而获得颠覆性的效果。
信中的“我”把周遭一切描写为对自己的善意举动，而这些遭遇实际是周围对“我”的恶意，这种明褒暗贬的否定意味着写信者对“我”所处环境的谴责与愤怒。信中的“我”不管是真的无法分辨，还是假意视而不见，总之都不曾在现场予以反击，反而在信中满怀感激。这种不管是可称之为“隐忍”，或该直言“颠倒黑白”的语言态度，反倒成为写信者对“我”，对社会环境，对全心治疗“我”、喜欢“我”的所有人的嘲讽与批判。这既是写信者即主人公倪拗拗，也是小说叙述者，更是作者的態度。就像作者说的：“外面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毫无意义。”18
实际上这样一种夸大其词、思维凌乱的语言，削弱了叙述者的权威。同时，这种谦卑的姿态，加之以对周遭人、事、物的赞美，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表达，可看作是效忠权威者的“病人”语言，掩护了对权威不满的颠覆意图。如此，来自弱者的、病人（被迫治疗者）的、女性的声音，也成为规避现实威胁、权威压迫的有效途径。这封信并不是女性限制在私人的圈子里的窃窃私语的私人书信，而是公开的面向权力话语中心的回击，只是采用了虚假的赞美式的语言，通过庇护掌权者遭到弱者的反抗和攻击，来保护自己不受钳制与进一步的压迫。
这种显而易见的虚构性，让弱者声音成为混淆权威者的公众视听的迷雾。虚构不仅仅体现在写信者对信中的弱者声音“我”形象的虚构，在此之前，写信者主人公倪拗拗已被作者/小说叙述者虚构。层层虚构形成的张力是作者对权力关系造就的场域规则的回应，也是在“个人的”与“公众的”话语之间形成对权威话语的挑战，这封信只是这次挑战的组合出击中的最后一个关键有力的字符密码。
在信中反复出现“男人”和“女人”，“男人”总是善良、热情、高尚的形象，正直的职业身份在固有印象中也是男人担任，而“女人”则是低下的、不堪的、狡猾的、罪恶的。此信的表面语言逻辑是为了营造一个让医院的权威者们喜欢和信服的虚假世界，因此极力地创造出符合主流中心文化的人物形象，抬高男性而贬低女性，这种带有故意为之的刻意痕迹的构造，加剧了文本的夸张和荒诞，荒诞得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其中的有意迎合，也直白地表明了权威的、主流的话语由男性中心占据，表露了作者笔下的男性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作者对权威、中心、男性话语的讽刺与挑战。不仅是弱者对权威的挑战，也是女性对男性的挑战，甚至是弱势的边缘女性对权威的男性中心的挑战。
陈染曾说：“余华，他也经常写‘我’，‘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之类的，他的很多小说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全是他个人当时青春期那个时候的一些内心经验的写照，但是没有人说他的‘隐私’什么什么的，就是说我们依然是男权文化中心，那是他们共通的成长的经历，成长的话题。但是一个女人要这么写的话，就会说，哎哟，暴露隐私啦。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男性视角的问题。”19男作家的小说也不乏与作者真实生活相似之作，也依赖作者经验进行创作，然而却总是女作家的作品被冠以“自传体”称号，并引起读者将主人公与女作家相联系，实现对女作家隐私的窥探。
苏珊·S.兰瑟说：“女性作家如果发现读者把第一人称叙述者混同于作者本人，则理应视其为当然。”20“女性个人型的叙事如果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讲故事建构自我形象诸方面超出了公认的女子气质行为准则，那么她就面临着遭受读者抵制的危险。如果女性因为被认为不具备男性的知识水准，不了解‘这个世界’而必须限于写写女性自己，而且如果她们的确这样做了，那么她们也就会被贴上不守礼规、自恋独尊的标签，或会因为展示她们的美德或者缺陷而遭到非议。此外，由于男性作家已经建构了女性声音，在争夺个人型叙事权的竞技场上又会增加一场新的争斗，以决定到底谁是合法正统的女性声音代言人。”21个人型叙述往往被当作自传体，“女性小说家之所以避免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可能就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的作品会被误认为是自传作品”22。
陈染在《私人生活》的最后的信中，有意挑战了这种对于女性叙述者的不公。既然读者总是不愿将作者、叙述者、主人公分离，那就再创造一个荒诞的“我”，但却用第一人称将她们混淆，若读者依然将第一人称“我”混同作者本人，那么就让他们坚信信里荒诞的“我”，或者写下这封谎话连篇的信的“我”就是作者本人，以完成对他们的讽刺。
四、私人生活与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市场活跃、物质丰富、生活自由自主，整个时代从一场文化政治伤害中苏醒恢复，繁盛又热闹。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逐渐遗忘十多年前的伤痛，城市的开放与浮华遮掩着记忆深处伴随着50后、60后成长的巨大动荡。讽刺的是“90年代初年的中国文化跌入了一份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它来自于现实的政治压力与再度涌现的政治迫害情节”23。在《私人生活》中，“我”的初恋男友尹楠被迫逃亡。“我”这个无辜者也受到波及。“我”对“你热爱政治吗？”的回答是：“除非允许我说谎。”24陈染也曾在访谈中做过完全一样的回答25。这是经历了从“文革”到9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提问：那么还有谁能在历史中独善其身？
陈染说：“物质贫穷的国家是大家拥挤在一起的群居状态，拥挤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消灭个人，只有群体，这是一种物质的贫穷。而没有精神个人化的国度，它的文化是贫穷的。”26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回忆小学时代是把自己掩藏在丧失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群体欢乐之外，而恢复高考后，分数决定一切，不需要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创造，集体主义的观念正在被强大的个人主义死角一点一滴地吞没，陷入毫无集体温暖的个人主义盛行的牢笼。早年忽略个人的集体主义，正是孕育当今冷漠而狂妄的个人主义的温床27。20世纪90年代是恢复高考后个人主义的时代延续，而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就是当年集体主义的反作用力。
为了对抗个体之外的权力，陈染的《私人生活》构建了一个反映自己人生态度和心理状态的私人的空间，试图在一个个的私人空间中完成女性各自的理想与人生，在女性脱离了男性独自生活时，她们将一个个空间建立，慢慢坚固，当男性的权威一点点被削弱、消解，他们也不再成为对女性空间侵犯的主要威胁。
父母离异后“我”和母亲因拆迁搬进了新房，新房有两套，“我”与母亲各住一套，独立生活，并未像陈染此前创作的自传体小说“黛二系列”中，虽然黛二与母亲矛盾重重，但始终长期一起居住，有着母女之间的相互依靠与亲密无间，也并未像现实中陈染与母亲在废弃寺庙居住多年，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快速转入新房生活，是为了营造每个女性个体的私人空间，深谙伍尔夫“一个人的房间”的道理，先有了物理上的私人空间，才能有精神上的私人空间。当男性被驱逐出女性生活的空间之外，性别之间的冲突，转变成了个体与权威之间的矛盾。
男女之间的性别立场的对立也不再鲜明。女性与女性之间虽然有千丝万缕生活的连接和情感的依赖，但各自也建立了私人的空间，时而亲密时而疏离，她们并未彻底地因性别相同而成为一体，而是一个个独享空间的个体。当她们拥有独自生存的空间之后，她们的精神却仍无法真正自由。
禾寡妇的房间，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有一种更衣室的感觉，四壁镶满了无形的镜子，你一进入这样的房间，就会陷入一种层见叠出、左右旁通的迷宫感。这里只是女人的房间，一个女人或两个女人在这里无休止地穿衣服和脱衣服，她们不说话，她们使用暗语，似乎房间里那些无形的镜子后面躲藏着男人们的眼睛，眼睛们正在向她们窥望，用目光触碰她们手势中的窃窃私语。这里的女人害怕被人披露私密，害怕时光的流逝，害怕与外界相处，同时又害怕红颜退尽、世界将她们摒弃。这里的光线总使人产生错觉，女人的影响亦真亦假。她们经常感到窒息，氧气的存在似乎不太真实，她们感到不安，远处的地平线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种种传说，她们隐约感到自己永远处于危险的境地。28
外界对女性的窥视无处不在，公众对个体的控制也是不可逃避的。陳染说：“‘破坏’，的确令我着迷！因为它是‘建立’的另一种说法，它们几乎是同义词，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慢一秒钟而已。”29她将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生活、群体协作的普遍社会规约打破，在一个个个体周围修补好一面面墙，再亲手将墙一一拆毁。自传体小说表面上是作家对女性的私人生活的自我暴露，实则女性自我暴露的多少都无法避免公众对任何细节无孔不入的窥私欲，女性想要远离男人、远离政治、远离公众，然而真正的私人空间并不存在。
当女性从男性的话语权威中逃离，弱者从强者的权力压迫中逃离，走向更广阔多元的年代，进入更自由奔放的时代时，全球化带给知识界的“是一种远为深刻的失落：急剧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带来一个知识分子入住中国社会的时刻”30，知识分子重新进入无处言说的时代，不管是因为多元的话语和浮华的城市影像消解了话语的权威，还是因为政治压力再次涌现，个体都在公共的话语体系中失语，在公共的权威中失声。
《私人生活》的最后，写完信的“我”，只能退回到给“我”安全感的浴室中，反击自然不会得到回应。“我”不仅无法享有私人的生活空间，也无法拥有个人的精神空间，甚至无法拥有自我。这是个人心理诉求与公众认识之间的裂隙，而个人必须只能屈从于公众的权威。“我”站在阳台上无奈叩问，究竟应该走在人群中吸收雨露滋养却不可避免地卷入纷争承受摧毁，还是应该恪守在孤独的私人空间里。答案并不重要，这个问题，这份无奈，这份犹豫，已然是对现实的妥协。
个人的与集体的，记忆的与当下的，交织在一起，是作家经历的岁月的时代记忆，是作家的经验书写，也是她在私领域之外抛出的一个公共议题。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开放、繁荣、多元的时代，改革的春风吹散了沉痛的记忆，嘈杂的声音冲散了对权力的恐慌，多元的话语似乎消解了绝对权威，人人都认为个体是自由的、平等的。从而忘却了隐藏在底层的时代的创伤，以及永不会消失的政治与权力。女性自传体小说一方面满足了读者对女作家的窥私癖而备受热捧，另一方面却常因其私密个人内心与生活的展露显示了女性视野的狭隘而遭受责难，陈染的《私人生活》回应了自传体小说对女性当下困境的真切反映，深层揭露了时代记忆带给90年代的文化隐喻。最近，美国女性堕胎权的废除问题闹得如火如荼，三十年后的今天，女性身体依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女性处境又回到了原点。如此看来，陈染的创作议题不仅是当下的，也是永远的。
【注释】
①陈染：《陈染大事年表》，载《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2004，第205页。
②如陈染本人的真实经历：高考前父母离异、与母亲在废弃寺庙生活、赴澳洲、热衷并擅长写作等，都在多部小说中出现相似情节。
③陈染曾在访谈里反复否认自己作品的自传性：“我不太同意‘自叙式’这种说法。我喜欢用第一人物写作，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小说完全是我个人生活的‘自叙’。人们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经历现实的，有的是真实的经历，而更多的是心理的经历。”“如果你谈到真实性的存在这一问题，那么我的小说最具有真实性质的东西，就是我的每一篇小说中都渗透着我在某一阶段的人生态度、心理状态。而其他的都是可以臆想、伪造、虚构的。”（陈染、萧钢：《附录：另一扇开启的门》，载《私人生活》，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288、293页。）“《私人生活》，与我的个人私生活根本不搭界，不沾边，百分之九十的细节都是虚构的，真实的只是一些心理体验、一些情绪而已。”（陈染、张英：《物质生活》，载《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第22-24页。）
④202122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64、164、21、21页。
⑤参见申洁玲：《从叙作关系看第一人称自叙传小说》，《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⑥“黛二系列”主要包括《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嘴唇里的阳光》《破开》等以“黛二小姐”为女主人公的小说。
⑦参见赵毅衡：《论“自小说”》，《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
⑧陈染、许晓煜：《我的成长》，载《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第231页。
⑨⑩111415161718242728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2004，第19、19、89、23、20、5、194、2、118、79、38-39页。
1229陈染、萧钢：《附录：另一扇开启的门》，载《私人生活》，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296、286页。
13陈染：《与往事干杯》，作家出版社，2001，第1-81页。
1926陈染、苗野：《性别的人》，载《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第148-150、162页。
2330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53-54、57页。
25陈染、萧钢：《个人即政治》，载《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第198页。
（温咚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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