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之下的理智与情感
世界在疫情时代发生了巨变。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的欧洲，具有数千年丰富、博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以来便是疫情文学书写的先驱。自14世纪因席卷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瘟疫而催生了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始，从英国作家丹尼尔·狄福的《大疫年纪事》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等，无一不涉及西方历史上的瘟疫或烈性传染病（如霍乱）。书中的瘟疫或成为故事核心的议题，或成为故事发展的背景，或成为推动故事的驱动力。而20世纪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游走于纪实与虚构之间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以里厄医生为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在因发生鼠疫而被封锁的北非奥兰城，以其医者的特殊身份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逐日逐月地记录下他在被禁锢的奥兰市民中间面对瘟疫的所见所闻。尤其第一章中所刻画的那些奄奄一息还在垂死挣扎的老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不亚于让人看见一幅惨不忍睹的世界末日图。
“2020年这个开春，新冠病毒猛然拉开一个豁口，叫停正常的生活，将人类再次推进灾难之中。”①在国与国封闭、人与人隔离的状态中，欧洲华文作家在疫情时代发出了“在信仰和反思中复活”的心声。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安静，在其散文《疫之欧洲，在信仰和反思中复活》里，“以优美的文学性语言，渲染出一场世纪灾难下的悲剧气氛，一系列丰富的美学意象将哀伤有层次地释放出来。……最后则从历史、宗教、科学的多维视角，理性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由文学性引发出从灵魂深处对灾难进行反思的文章”②。该文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寒夜里的圣彼得大教堂前空无一人的广场上，孤身一人进行“瘟疫时期的非凡祷告”始，联想到欧洲中世纪曾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瘟疫，而身处“封城封国”的奥地利乡下古尔克小村，作者浮想联翩，从为躲避1348年佛罗伦萨“黑死病”瘟疫而催生的意大利“人曲”《十日谈》，联想到当下“全球化的时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新冠病毒就悄悄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一路狂奔，攻城略地”。然而，现实却是东西方不同族裔、不同文化在疫情中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民族性格与生命哲学，更令作者忧心的是，“坦白地说，新冠病毒击中了西方民主体制的短板，像利刃割裂了东西方体制的鸿沟，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叠加正成为人类文明难以愈合的巨大伤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不确定的一个变数”③，此议论显然已跳出身边的具体疫情，而上升到了对疫情时代国家、民族、地缘政治、社会体制及人类文明的思辨，既是形而上的深虑，也是形而下的警示，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在疫情肆虐的当下尤其需要人们予以重视与警惕。当然，疫情虽然严峻，信仰并未消逝。维也纳人在花团锦簇的春天来到欧洲最精美的黑死病纪念柱前，点上了蜡烛。“黑死病纪念柱告诉奥地利人，谨记瘟疫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创伤”；同时，“在教堂的钟声里祈祷祝福，期待欧洲早日复活”。
和安静身居封闭的奥地利乡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浮想联翩不同，“在德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刘瑛，亲身经历了由武汉到飞回德国再到因疫情居家抗疫的过程。《何时云开见月朗》一文，便是这一跌宕起伏的经历之记录。原本作者打算在国内欢度“一个热热闹闹、吉祥如意的春节”，却因武汉疫情不得不辗转飞回德国。起先，作者“仍然乐观地认为，新冠病毒会像当年的SARS一樣，随着季节的变化，很快就被抑制住，即便全世界的飞机都停飞，中国的飞机也不会停航”。但新冠疫情的蔓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原以为病毒远在天涯，没想到顿时近在咫尺！”作者“先聚焦个人遭际，富于现场感的镜头陆续推出，私人感怀和环境描写交错。继而变为广角镜，扫描德国一处居民抗疫的种种方式，亦庄亦谐，笑中有无奈，读之如进入现场”④。然而，此文更深入的则是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与深究：“有人说，此次疫情，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近10万人在疫情中丧生，死亡人数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阵亡人数（时至今日这一数字更是远远被突破——笔者注）。《纽约时报》在纪念二战阵亡将士的前一天，在头版上刊登了整整一版在疫情中死亡的人员名单，被称为美国的‘哭墙。德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至2020年底也接近5万。如果这真是一场战争，那么，究竟谁是胜者？”⑤在此文结尾，作者赋诗呼问：“一个小小的病毒/已将乾坤彻底颠倒/自以为聪明的人类啊/将去往何方？”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忧虑溢于言表。
身处奥地利的方丽娜的《理智与情感——疫情下的维尔纳》，犹如一幅疫情时期著名的音乐之都、艺术之城维也纳的生活素描。“2020年3月16日维也纳封城以来，商店关门，剧院停业，酒店咖啡馆闭门谢户”令人想起加缪的《鼠疫》中欧兰城的前后大变：疫情前的欧兰城，“这一带的人平时都在门口坐上一整天，而现在各个大门深锁，百叶窗拉下”。由于欧洲在疫情蔓延初期所秉持“傲慢与偏见”的态度，“致使整个欧洲全军覆没”，眼见得“大敌当前，祸到临头，维也纳人收起了浪漫与激情，回归德意志民族的严谨、理性和从容”⑥。封城之后的维也纳，不仅昔日游人如织的旅游业倍受打击，著名的金色大厅、国立歌剧院等演艺场所门可罗雀，游人清零的后果还殃及鸟雀，广场上的鸽子面临断食危机，在维也纳动物保护者们的呼吁之下，“维也纳街心公园的树上，又见到了人们为鸟们挂在树上的瓜子”。音乐，作为维也纳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疫情中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席：“围困中的维也纳歌迷，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演唱会。世界顶级的歌唱家如安娜、乔纳斯等，面对灯火辉煌却空无一人的剧场，怀着别样的深情，依旧引吭高歌——‘为奥地利歌唱。”这样的演唱会，让处于隔绝中的人们血脉偾张，充满战胜疫情的希望。此文结尾，作者以充满诗意的文字写道：“当死神徘徊窗外，心灵的加固尤为迫切。医术可以拯救生命，而文学艺术则孕育出坚定的力量。迷惘中的勇气和良知被救赎的神曲唤醒，支离破碎的世界，在平静与悲壮中一点点修复。灾难催生出一系列荡气回肠的文字，也考量着每个人的立场、情怀与尊严。苍凉与沉郁，高贵与担当，在严酷的生死考验中昭然若揭。”⑦读者也坚信，在不远的将来，“疫之欧洲，在信仰和反思中复活”。
二、疫情时期的亮色与温情
与安静和刘瑛对疫情的忧心忡忡不同，斯洛伐克的玉扣子在其短篇小说《推婴儿车的女人》中，则让人看到了疫情之下一个异国普通女人对生活、对工作、对亲人、对新冠感染者或密接者的脉脉温情。这位名叫露丝的中年女人，年过五旬，原来在一家篮球俱乐部做行政助理，兼职英语和德语教师。却因“新冠疫情如一场风暴，不仅体育赛事全部被取消了，外事交往也几乎停滞了，带给露丝的便是失业”。靠一对一教学生，“挣的钱连150欧房租都不够交的”。儿子儿媳把她当作“钟点工”，时不时叫她过去看护8个月大的小孙女。屋漏偏逢连夜雨，老父亲此时又住了院，出院后生活无法自理，她每天又得赶去照顾老人。失业半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了市疾控中心的行政人员。每天早晨六点半，她便坐在疾控中心的电脑屏幕前开始工作。“她每天会接到新冠感染者或密接者的各种咨询电话，耐心指导这些疑似或确诊病患者的行动；打印出的疫情表格上也全是感染新冠的轨迹、详情。”同时，她也照旧承担着照顾小孙女的义务，“露丝之所以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工作，是为了下午赶在两点半前下班，这样就可以在下午太阳正好的时候推着孙女尼卡出去遛。她很在乎这一个小时和小尼卡在一起的时间”⑧。然后，她又一路小跑赶上有轨电车，去把老父亲安顿好。乘公交车回到家，“往往还有一两个学生在Skype上等着上网课”。一个为别人而活的平凡而又非凡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小说没有渲染疫情之下人生的悲惨和生活的悲哀，而是絮絮地讲述着一个普通女人带给人间温暖的故事，尤其是她在下午的阳光下推着小孙女的婴儿车在林蔭道上散步的画面，无疑是疫情期间愁云惨雾笼罩着的天地间温暖而又美丽的一抹亮色。
生活在荷兰比尔德小镇上的梦娜，在《疫情下的特殊生日派对》中，通过小镇上与人为善的邻居们，以各种不同的浪漫而又温暖人心的方式，为年满18岁的Tom举办令人难忘的生日派对，表现了病毒无情人有情的睦邻友善的人文精神。疫情之下，“想不到的事情时有发生”，往往“悲伤来得快而突然”。然而，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虽然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但Tom在他生日的这一天，与其父母一起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喜庆也来得“快而突然”：邻居们开着各自的私家车，载着送给Tom成人的礼物，依次行驶经过他家门口，打开后备厢，“礼物都是由一个人搬出来后轻轻放在Tom家坡沿上，转身回到车里，车里的其他人不出车，只在车里透过车窗向Tom和他父母挥手大声说生日快乐。……省却了先前那套社交礼仪，互道珍重时各自眼里都含着泪光”⑨。这一疫情中温暖人心的“生日派对”场面，不仅使Tom热泪盈眶，难以平静，而且使所有现场目睹者无不动容。正如作者在结尾处所感叹的那样，“世界上有很多豪华的生日派对、浪漫的生日形式、温馨的派对场面，而今天，Tom的18岁生日礼物和感人的场景，更是特殊而独具风格，震撼而无比美好”⑩。
如果说，玉扣子和梦娜皆从细微处落笔，显示出人性善良而美好的光辉的话，定居于奥地利的杨丽的随笔《阳台，欧洲历史与艺术之窗》，则将阳台这一“第三维空间”，“把室内的心思和室外的事件熔铸在一起”，展现出抗击疫情的人类的艺术细胞与抗疫智慧。她写道：“疫情中，一场快闪音乐会，出现在意大利家家户户的阳台上。从南到北，同一时间，人们拿出乐器，展放歌喉。无数的钢琴家、长笛演奏家、吉他演奏家和敲击各种乐器的孩子们，舞动身体，共同用歌声乐声驱赶恐惧、担忧、寂寞，抗击孤独中的无奈。”11浪漫的意大利人把疫情期间的阳台变成了有着空间间隔、不用戴上口罩的天然大舞台，比起方丽娜笔下那场在灯火辉煌却空无一人的剧场里“为奥地利歌唱”的演唱会，意大利人的阳台音乐会更带有全民参与度的群情振奋和共情效果，正如作者所说，“也许阳台上的歌声，比意大利总理给各国国家首脑的求救电话，更能创造奇迹”。接着，作者抚今追古，由疫情期间的阳台音乐会，追溯欧洲不同国家的阳台建筑历史，其中既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维罗纳小城阳台聚会的浪漫故事，“这阳台的故事告诉我们，泯灭仇恨才会幸福”；也有阳台是欧洲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见证者与承载者的史实。可以说，阳台的历史，是一部欧洲建筑艺术史的缩影。所以，“阳台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局部，它因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叙述着灵魂的故事而动人心魄”。此文以“小”见“大”，从阳台的独特视角，反映了“在这场旷世抗疫的危机中，阳台又一次见证了历史”的主题意蕴。
有意思的是，无独有偶，身居德国柏林的倪娜，其短篇小说《舒乐夫妇的阳台》也选取了阳台作为观察人心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窗口。这篇小说以一对笃信基督的华人老年夫妇为主人公，描写了疫情期间久困家中的舒乐先生，打开阳台门的刹那，见到了久违的阳光，他唤来舒乐太太，她大喊那是“耶稣光”；邻居们也闻声到阳台上观看，虽没见到“耶稣光”，却和舒乐夫妇一起目睹了两道彩虹共现天穹的神奇景象：“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像人工彩绘执笔，栩栩如生，触手可摸，距离他们又近似远，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12舒乐先生对邻居说：“彩虹是上帝的一道签字呢！”得到邻居赞许后，他又自言自语：“上帝留给我们电话号码啦！如果有什么话想对上帝说，就不要憋在肚子里，尽可能地直接打电话给他呀！”而邻居认为他是“生病、糊涂了吧，被新冠病毒赤红数字攀升吓怕了，是不是在说胡话”，纷纷离开了各家的阳台；就连同为基督徒的舒乐太太，也质疑他“你是不是疯啦？”试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在封闭隔离中靠祈祷度日的老人，“整天隔离在家，夫妻不敢亲密、家人不敢接吻拥抱，彼此像防盗贼、防敌人一样躲藏远离、保持距离，屏住呼吸，行动上受限、不自由，情绪压抑、紧张，精神上、心理上的平衡很难自我调解，加上每天看到那么多海量的负面新闻，医院死亡、传染数目信息的刺激”13，在此情境下，舒乐先生似乎找到一丝精神与信仰的寄托：给上帝打电话倾诉，并想把这种倾诉方法善意地告知周围的邻居，却被人当作“是不是在说胡话”，令人想起鲁迅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灯下漫笔》中所说，人心的隔膜，“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舒乐夫妇的阳台》，透过疫情时期唯一能让人呼吸新鲜空气的阳台，写出了即使有“耶稣光”的灵光一现与彩虹高悬的美丽景象，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隔绝与人的精神上的孤独，犹如各家各户孤悬窗外的阳台，既是“隐秘的空间、私人的领地”，也是“个人的爱好、心灵的窗口”。倪娜其他反映疫情的微型小说，如《逆行者的背影》《你好与再见》《口罩》《疫情中的跨国爱情》等，虽略感粗疏，却也同样“折射出特殊时期的思考和精神风貌”。
三、“老树”的启悟与“幽灵”的忏悔
舒乐夫妇，一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人老夫妻，他们是怎样踏出国门，又是如何在陌生国度生存至今，为何说一句给上帝打个电话便会让邻居疑惑其精神有毛病，小说并没有给出交代，因而难免使读者感到些许遗憾。其实，自20世纪60年代始，就陆续有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留学生前往欧洲求学、定居，瑞士赵淑侠的《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反映旅欧华人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曾风靡一时。此后又有吕大明、朱文辉、杨翠屏、颜敏如、丘彦明、池元莲、绿骑士、麦胜梅、林湄等，以不同体裁描述西方文明与各国风土人情的作品在欧洲华文文坛上各占一席之地。从20世纪80年代始，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以及新移民、“外嫁女”等移居欧洲各国，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打拼、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也有了众多华文文学作品的书写与描绘，如关愚谦的《情》《缘》、章平的《红浮萍》三部曲、谢凌洁的《双桅船》、余泽民的《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狭窄的天光》、穆紫荆的《情事》《归梦湖边》、方丽娜的《蝴蝶飞过的村庄》《夜蝴蝶》《蝴蝶坊》、刘瑛的《不一样的太阳》、朱颂瑜的《把草木染进岁月》、老木的《新生》、安静的《萨尔茨堡有张床》、阿心的《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昔月的《两乡情悦》等。然而，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生活在塞纳河畔、多瑙河边的欧籍华人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担任《欧洲时报》采访中心主任和法华作家协会副主席与秘书长的旅法华文作家黄冠杰，曾出版过散文集《果園与歌者》和诗集《黑夜敞开》14。他的诗苍劲深沉，画面感十足，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比如《巴黎 从一杯咖啡开始》写“我”这个漂泊者在巴黎咖啡馆与周围环境（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我坐在那个角落/面对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有点不知所措/咖啡 香得这么张狂/一点都不顾及/我籍籍无名的身份。”15把一个从中国乡间跨出国门，来到“花都”巴黎后异乡人的陌生感与孤独者的无措感，抒写得格外真切：“我习惯了茶的沉静 对咖啡的张狂/就有些坐卧不宁”，“剩下的时间，足够我把咖啡的苦涩喝成厚重”16。茶的沉静与咖啡的苦涩，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意象，成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不同隐喻。今年初，黄冠杰发表了散文新作《老树》，该文一开头写作者夫妇为了给三个孩子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搬至郊外一座带院子的房屋。屋外有一棵老樱桃树。“由于平时采访忙，我对这树也基本是熟视无睹。真正让我注意到它，还是法国新冠疫情的第一次封城。一封城，我们改成居家办公，侨社活动全停了，现场采访要都改成电话采访。足不出户，我忽然‘发现了这棵树。”于是，“从它发芽、包蕾、分蘖、开花、抽叶、落花、坐果，到叶子渐渐丰盈，果实慢慢长大，由青渐红，直到让孩子们惊呼的那天。那时候，听着揪心的一日日不断感染、死亡的数字，看着黑黝黝的枝条，盼望着赶快点开花。因为有研究者说，等天气暖了，疫情就会过去。但是花开了、花谢了，疫情仍没有停止的意思。直到看到果实一日日膨胀，数字才一日日瘪下去。所以，这一次的收摘果实便有了别样的意义”17。这颗老樱桃树无疑成了承载疫情期间作者一家悲喜交集的寄情之物。“落红不是无情物”，自然景物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意义。作者的妻子格外垂怜这棵由前房东老夫妇留下的樱桃树，不惜花钱请来果枝修剪师为其修整。可是，修剪师说，树已经开始慢慢死亡了。“我们更惊了。树明明长得好好的，怎么就说要死亡了呢？技术员把树枝锯下来后给我们看，它还在努力地生长，也还能结果，可是从里面看，它已经开始死亡了。”类似这样的描写以往很少见到：一棵表面上繁花似锦、果实累累的樱桃树，竟然已渐渐步入死亡。这似乎本身就含着某种隐喻：某些看似繁华、让人仰羡的东西，表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谁料到已是大限将至，走向衰亡？“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身世，去国离乡的一群，正像这棵老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向下伸展我们的根须，我们只能抓住浅浅的一层。我们的养分还是来自内心。”18作为华夏子孙，无论身处何地，必须要使自己内心强盛，才能将“养分”供给全身，不致生命枯萎。这或许正是无情的疫情所给予作者思考海外华人及自身命运的最坦率、最鞭辟入里的命题答案。
疫情对于海外华人的生命及其命运之影响的思考与深究，更为严肃也更为无奈的或许是在异国他乡被病痛折磨，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花落去；做鬼魂却又放心不下人间情。身居匈牙利的余泽民，在其中篇小说新作《天笼》19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致，展示了一位在布达佩斯不幸染上新冠病毒而死亡的华人移民“我”的亡灵，在离开肉身后对前世今生的追忆与忏悔。小说秉承了作者余泽民由《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等作品一贯的对于东欧华人移民尤其是社会底层普通打工者在异国他乡生存和生活现状以及生命、爱、欲望、命运及其情感世界的关注与描述，但不同的是，此篇更为注重的是对他们客死他乡后的“灵魂”归属的叩问与生命意义的审视，因而更具有震撼力与颠覆性。
首先，《天笼》对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由活人进来亡灵出窍的致死病情做了真切描写与反映：已病亡的“我”的躯体尚留在布达佩斯F区圣约翰医院病床上，而“我”的灵魂却已溜走，第一个念头是“我自由了”，即“那种不被禁锢、不被控制、不被指使的自由感”。自由的“我”的灵魂弃绝“我”的皮囊而去，“说老实话，我并不留恋那副囚禁了我四十年的旧皮囊，尤其在中年危机的恼人阶段，我开始对它生厌”。于是，溜出病房的“我”看到了新冠时期圣约翰医院的实景：“贴着墙壁立着一排高低不等、颜色不同的氧气瓶……想来已经调集了医院所有的储备；要知道，在新冠病房里，氧气就是最救命的灵丹妙药。”联想起“我”自己几天前戴着吸氧面罩、抱着氧气瓶被急救人员送进医院时的情景：“当时我烧得晕晕乎乎，咳嗽一下整个胸廓都疼得发紧，随身带的除了手机和证件外，外套口袋里还揣了一支圆珠笔和几张皱巴巴的白纸，那是准备写遗嘱用的，但是最终没有用上，因为人在清醒的时候，总会觉得时候未到。”20曾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而后弃医从艺的余泽民，犹如弃医从文的鲁迅那样，“所仰仗”的医学知识同样给了他对新冠患者的病态、神志与心理以精细准确的描述，无论是不断被送进医院需要抢救的病患，还是兢兢业业对病人乃至亡者悉心照顾的医护，都有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作为叙事支撑。
其次，《天笼》中“我”的亡灵对于不幸的个体命运以及华人的伦理悲剧做了回应与叩问。疫情期间海外华人移民的现实处境，到底有多艰难？《天笼》通过“我”之亡灵告诉读者：“回想这一年多漫长的、令人绝望的隔离，餐馆被迫停业导致的一系列难以应付的危机，我就会感到不安。你想啊，政府下令封城，宵禁，强制性停业，可房租水电费仍要照交，公司税和个人税分文未减，人家的大饭店多少能得到些政府支持，但我开的那家‘棕榈山快餐只能自生自灭。我花一大笔钱从国内办出来的大厨唐师傅去年冬天就自谋出路，跟越南人联手，倒卖起口罩、消毒液等硬通货，并挖走了店里匈语最好、最讨客人喜欢的跑堂小范，因此，即便是明天疫情结束，恢复营业，我的小店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张。”21“我”面对生存困境已属不易，更遑论伦理道德上的不孝：先是躺在病床上眼睁睁看着也受新冠病毒感染的老父亲咽气而无法动弹，后想起躺在医院太平间的老父亲，对他留下将其骨灰带回福建老家安葬的遗嘱，生前无法执行，死后如何做到？“我和父亲最后都没能归根。”父子两代人双双命丧异国他乡，落叶无法归根，这恐怕是重视人伦亲情的华夏子孙痛彻心扉、最难以接受的伦理悲剧，无论他是否入了别国国籍。余泽民用手术刀一般的犀利笔触，挑破了结在许多身居海外的华人胸口最为疼痛甚至死不瞑目的厚痂。小说中不仅仅是父子间的伦理悲剧，还有夫妻、亲子之间生离死别的家庭悲剧。
最后，《天笼》中“我”的幽魂对于自己抛家别妇闯东欧，25年来“当一台挣钱机器”做了反思与忏悔。少时的“我”在福建老家，因母亲冤死，父亲另娶，造成了“我”性格上的偏执与叛逆。走出校门，工作几年后娶妻生子。之后，骨子里不安分的“我”抛家别妇，赶上赴东欧淘金的大潮，跨上了横穿西伯利亚的K3号国际列车。“到了布达佩斯，我发现挣钱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复杂”，靠福建同乡的指点和帮忙，“先贷货练摊，然后跟摊友凑钱拼柜，百货店的钱不好挣了，就改开餐馆，中餐馆开不下去了，改做快餐，生意虽然几起几落，算不上成功，但汇回家里的钱也够阿芳母子盖一栋小楼，多少弥补了心里的愧疚”22。“我”心里的愧疚掩藏着对结发妻子的背叛：赚了钱，“我”不但有了异国情人伊伦娜，生下了混血儿子托米；还把在布达佩斯购置的首套房过户给了她，用托米的名字替他买了辆新车，“是我提前为他准备好的成年礼”。不过后来因“我”已有家室事发，伊伦娜大怒，说受了欺骗，把“我”和老父亲赶出家门，自己不久又有了新欢，托米也只能隔两三周跟“我”吃一顿饭。为了能保住福建老家之“根”，对于发妻始终隐瞒实情，“我担心到头来我会鸡飞蛋打，落得一个两头不是人”。只有成了幽魂，命丧黄泉的“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我的所有努力到头来都是自欺欺人”，为自己“曾经犯浑和残忍感到懊悔”。迟到的忏悔已于事无补，走出“记忆的隧道”后的“我”，与“由无数镂空的剪影组成的魂灵大军”一起被昊天帝收入“天笼”，“成千上万的魂灵在寂静中被压缩成沙丁鱼罐头，他们不再是独立的，更无所谓自由”，最后放出天笼变成了一朵飘荡的白云。余泽民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诗意浪漫的笔调，揭示出了无情的人生归宿与残酷的生命意义。既是异国移民的警示，更是华人生命的哲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泽民的《天笼》不仅仅是一部疫情时期饱含海外华人血泪的忏悔录，更是一部叩问人的终极生命意义的“道德经”。在哲学和伦理层面，它超越了一般书写海外华人命运的大多数作品。
2022年3月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③安静：《疫之欧洲，在信仰和反思中复活》，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70、72页。
②黄雨欣：《作家解读》，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69页。
④刘荒田：《作家解读》，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167页。
⑤刘瑛：《何时云开见月朗》，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171页。
⑥⑦方丽娜：《理智与情感——疫情下的维也纳》，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150、153页。
⑧玉扣子：《推婴儿车的女人》，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271页。
⑨⑩梦娜：《疫情下的特殊生日派对》，载《匍匐前行》，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244、247页。
11杨丽：《阳台，欧洲历史与艺术之窗》，《欧华文学选刊》2021年第1期，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
1213 倪娜：《舒乐夫妇的阳台》，载《海外之路云和月》，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第3页。
14黄冠杰：《果园与歌者》，作家出版社，2012；《黑夜敞开》，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17。
1516黃冠杰：《巴黎 从一杯咖啡开始》，载《黑夜敞开》，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17，第13、14页。
1718黄冠杰：《老树》，载2022年1月《欧华文艺》第56期。
19202122余泽民：《天笼》，《江南》2021年第6期。
（钱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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