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分析、框架分析与戏剧分析
幻想文学特别是科幻文学的研究相对而言理论比较薄弱，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被人们关注的时间也较短，理论积累当然就相当缺乏。有研究者认为，科幻文学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科幻故事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人类在19世纪全面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后，一切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文艺题材，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未来的科学技术，科幻文学即是这种表现未来科技的文学形式①。但实际上，科幻文学属于幻想文学乃至奇幻文学的类别，在与纪实文学、写实文学相对的意义上说，幻想文学是古老的文学种类，与我们的神话原型思维联系在一起，它应该是非常古老的文学传统的一种现代发扬。这就是说，从文化传统和构思特性方面看，科幻文学有两个重要资源，一是科学技术资源，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古已有之的幻想文学资源。幻想文学与人类文明最早的记忆——神话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关幻想文学的理论应该有较为厚重的积累。但在文学理论的历史和现状证明，文学理论的积累主要偏向于纪实文学、写实文学这一传统，幻想文学在理论上一般不受重视。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相对于纪实文学、写实文学传统发展起来的理论系统的是关于抒情文学和浪漫文学的传统，但这样的表述还是绕开了幻想文学。
幻想文学特别是科幻文学理论的薄弱体现为，文学理论家和美学理论家都没有系统地提出过幻想文学的理论框架，更不用说科幻文学的理论框架，中外理论界对科幻文学的研究还纠缠在科幻文学到底是科学还是文学的文本这样的问题上。而且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科幻文学理论还在通过刘慈欣、宝树等科幻文学作家自己来阐述和发布，而且他们来自创作体验和创作经验的理论往往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同样说明科幻文学理论的稀缺以及积累的薄弱。其实幻想文学也是这样，金庸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位历史学家，无论是在英国申请历史学的博士学位，还是在浙江大学兼任历史学教授并指导历史专业的博士生，这样的自我定位自然无法明确幻想文学的文学本质的问题。当我们把科幻文学与幻想文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这些文本应该是典型的文学文本，文学是本体，是本质，而科学仅仅是文学幻想的材料和文学思维的某种手段。
一方面，科幻文学和奇幻文学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在比较文学意义上展开的科幻文学、奇幻文学研究又特别需要理论的研究，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关系。克服这种悖论现象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量化分析弥补、强化幻想文学的理论，在中西幻想文学的比较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大类上的幻想文学和具体的科幻文学都更依赖于传播，而框架分析理论（Framing Analysis）是最早用于验证新闻报道较为具有实证性的理论（Severin & Tankard，2001）②，因此用于幻想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分析更加具有针对性。可以设想一下，人类从早期的幻想文学开始，也就是神话文学的源头，有关于自然的想象、幻想都必须诉之于一定的传播手段以求得社会的关注，它不像后来的抒情文学，可以只是写给少数人甚至只是写给自己看，可以在理论表述上不強调传播效益。一切幻想的成果其实都比其他思想成果更需要投入传播，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幻想文学更加适宜于框架传播理论的阐述。科幻文学则是在科学发展以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它更有条件依靠近代传媒进行传播，事实上，如果不是电影技术以及电子传媒技术的加入，科幻文学不可能产生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研究中西科幻文学、奇幻文学必须借助于框架传播理论进行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的重要原因。
在框架分析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根据幻想文学，包括奇幻文学和科幻文学的高度个人化思维的特性，应该充分注意到量化分析以及框架研究中的“偏见现象”。这主要体现为框架分析理论减少了传统理论研究范式中对媒体研究的“偏见”。与传统文本分析相比，框架分析立足于实证，使得内容分析变得切实可证可知，同样该理论也可以运用在幻想文学之类的文学分析上。
框架分析的构建至少会涉及三个领域。根据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论，影响文学特别是幻想文学的创作和运作因素的一般是三种因素：角色定位、角色与故事情节的关系、故事情节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③。戈夫曼是一位美国社会学理论家，第七十三任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精神病院》和《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等。戈夫曼的理论深刻影响符号互动论的发展，通向拟剧论的研究途径，这些理论强调媒介自身定位、政治的影响力，以及文化语境，引申到幻想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内容分析，便可视作为：角色定位、角色对剧情的影响力，以及故事世界观背景。一般认为，戈夫曼的理论在框架分析中架设了不同媒介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同样可以实证出东西方幻想文学中的差异性，这种竞争关系可以体现在文学对同一主题文本的不同创作倾向上，不同的创作倾向会产生不同的文学世界观构成，因为文学框架暗合了中西方幻想文学作者对现行文化、社会认知的立场，以及创作实践时的态度。
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运用戏剧分析模式来解读平日习以为常的互动秩序，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并将社会互动比喻成一连串的表演或戏剧，人们在观众面前扮演各种不同角色，一切的行为举止都试图符合他人期待，因此人们会随着不同的情境或观众的要求，通过自我改变而呈现多种面貌，并调整形象来强化演出。在剧场演出中，除了舞台上的表演，剧场前台接待观众的区域，亦是属于前台工作人员的一个表演舞台，表演着如何为观众服务，而在表演团体人员组织中，前台经理便扮演着剧场前台重要的角色，其不仅要带领前台工作人员进行服务观众的工作，还要负责前台与后台之联系，更要顾及观众的感受，使观众从进入剧场那一刻，感到前来观赏演出是如此舒适享受，有值回票价之感。我们现在将借助于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思想，以其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为主要参考架构，探讨社会文化运作和文学运作、传播的模式，揭示奇幻文学、科幻文学创作和社会运作中的“拟剧”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幻想创作依然能够非常认真，并且一度很受现代读者欢迎的原因。事实上，“拟剧”理论将所有的人生活动的组织者，包括幻想文学的创作者，比喻为剧场中前台经理的工作，亦同是一种表演，如同舞台上的演出，完整且精彩，不容忽视，这样的比拟思维已经从社会学扩大到文化学、文化，乃至应用到餐饮服务业的研究④。
二、幻想文学的创作与影响发挥的社会制约
在幻想文学及相应艺术类型的原理论框架中，会展示出三个方面的社会性甚至是政府媒介管理的原因，使得相同的文化源在不同媒体上产生差异，从而影响幻想文学与艺术形式的传播框架，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大环境下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在幻想文学中的合理体现；政府媒介管理政策对媒介产生的必要的限定作用，以及相关利益者，新闻当事人可能对媒介产生的外部压力或政府在报道政策上的管控，也会影响这种依靠想象的文学和艺术社会价值的发挥。
作家所处的大环境下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是幻想文学包括科幻文学社会文化价值发挥的主要依据。关于中国幻想文学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些理论歧误的现象，需要进行学术甄别。一位很有成就的研究者对金庸的仙侠文学抱有保留和批评的态度，这很正常；他认为金庸奇幻文学中饱含着封建宗法社会的某种价值观，即所谓“宗法制的阴魂”，这应该是见仁见智，而且也不無道理。不过，他的理论出发点则将奇幻文学的幻想放在否定的价值判断上，用“妄想”这样一种负面的价值词语进行概括，认定金庸的小说存在着“五大妄想”症：“山林妄想”“邪教妄想”“仇杀妄想”“妻妾妄想”“国家妄想”。其中对“国家妄想”的阐释是“金庸的小说大多以历史的动乱为背景，将想象建构在国家动乱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历史的勾勒，传达出人文知识分子对‘天下兴亡的责任的承担”⑤。这是一种肯定的评价，但实际上包含着美学和文学理论上的负面审视，基本前提就是，“国家妄想”是一种强加给作品和人物的作家个人的特定心理和意识形态。其实，这五种“妄想”有部分属于正常的幻想，并不应该冠以“妄想”这样否定性的称谓。如“山林妄想”应该是“山林幻想”，这是幻想文学包括仙侠文学最能够长袖善舞的想象空间，尽管到了《鹿鼎记》的山林幻想已经大大减弱，但可以承认这种幻想是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金庸小说中的“国家妄想”可以同样表述为“国家幻想”或者“国家想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承担结果。其实这样的承担在西方奇幻文学和科幻小说中也同样存在。有的学者做了这样的分析：
文学和历史遵循着不同的“创作”规则，创作文学作品需要想象力，而历史研究则需要严谨的考据和逻辑推导。但是文学又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比如当代名著《冰与火之歌》中的情节套路，就与英格兰的历史，特别是红白玫瑰战争颇为相似。⑥
其实，尽管西方文学界时常会以一种趾高气扬的方式否认文学融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强调艺术和文学的纯粹性，但在科幻文学或者奇幻文学中，意识形态和家国关怀、人类关怀的伦理因素往往是特别强调的内容，甚至会充当文学写作的主要精神内容。无论是兼顾科幻和奇幻的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还是后来的奇幻电影《超人》，再到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其实都有这样的历史关怀，家国情怀和人类情怀，体现着正宗的、规范的社会价值观。也许在一些现代派甚至后现代的作品中，作家会尽可能淡化这样的社会价值内涵的表现，有时甚至会出现背反于通行的社会价值观的倾向，但这样的情况在奇幻文学和科幻小说中往往并不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奇幻题材和科幻写作在构思上往往以特定历史背景，或者特定的科学话题，一个特别种群的集体，甚至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某种危机为表现对象，奇幻构思中的英雄，或者科幻叙事中的科学因素，都会以拯救人群或者人类，克服种种危难和科学难题，以此建立自己的功绩，在这样的叙事策略下，共同的社会道德倾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伦理叙事，都会得到彰显和张扬。这样的一种必然性因素使得奇幻文学、科幻文学会自觉地皈依正常的社会价值观的表现，会正常地传达通行的社会伦理观念。这是东西方幻想文学共同的规律，也是金庸的仙侠文学与乔治·马丁的奇幻文学之间具有可比性的关键点。
其实，当代中国杰出的科幻文学家刘慈欣的观点很值得借鉴。刘慈欣在2019年科幻事业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对科幻文学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科幻文学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科幻文学与现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科幻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如技术进步中社会的变迁、环境保护、太空探索、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已经发生的现实，科幻文学则描写我们将要面对的现实，后者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点上看，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同样适用于科幻文学的创作⑦。在这里，刘慈欣提出科幻文学要像现实主义创作那样关注现实，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现象，提出了科幻文学必须执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理念。这当然仅仅是对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和现实关怀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幻想文学一定须走向纪实文学或写实文学。
三、幻想文学作家的社会意识与文化素养
幻想文学包括科幻作品无论在任何时代都特别仰仗媒介的传播，因为这样的作品与藏之名山的自我书写没有太多的关联，其产生的基本动机和动力就是诉诸广泛传播。因此，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充分考量不同时代媒介在文化生产中采用的专业流程，以及媒介所处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取向的影响程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作者在创作角色、赋予角色幻想能力时的专业熟知度等都是学术分析的必然内容。
科幻文学以及奇幻文学需要一种特别的作家素质，这样的素质决定了科幻文学、奇幻文学并不是任何一个有文学素养的人都可以轻易涉足的。这一点上，科幻文学家宝树深有体会，而且他的见解也非常深刻且富有启发性。宝树认为，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有些似乎是现实背景的，但是很快会揭露出其基本运行规则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现实）。因此，作者需要面对一个特殊的问题，必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相信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真实性。需要塑造的首先是世界，然后才是故事、人物和其他。在《基地》中，阿西莫夫首先得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几万年后的银河系，那时候所有的星球都被一个庞大的星际帝国所统治，在阅读中拒绝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一切故事都无从谈起；而对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文学来说，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作者和读者已经共享了世界的真实性，比如在《傲慢与偏见》里，奥斯汀并不需要去向读者介绍什么是英国，什么是贵族，什么是继承法和婚姻，可以直接进入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这就是说，科幻文学家需要在一定的专业熟知度中完成自己的作品构思，而对于其他作家而言，这种专业熟知度并不重要，有时甚至可有可无。
在创作实践中，一般科幻小说要比主流文学更难追求某些高深莫测的文学技法，比如魔幻主义。主流文学因为植根现实世界，故而可以有各种手段，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颠覆、断裂和重组来产生陌生化的叙事效果，但幻想文学，特别是科幻，本身要传达的即是完全不同的超现实经验，所以尽管也可以采取一些新奇的叙事手法，但必须保证其真实感的顺畅传达，不让形式的新奇喧宾夺主。宝树在这里给读者打了一个比方：让画家画一个少女，他固然可以用古典主义的方式画得惟妙惟肖，宛如随时会从画中走出来，但这已经毫不新鲜，他更喜欢运用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之类的画法，画出现实中没有的变形肢体；但如果让画家去画某种本来就陌生怪异、匪夷所思的外星人，再以诸多现代后现代主义的画法加以抽象夸张，观看者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时候，画家只能以传统方式尽量真实地画出自己心中的面貌，因为观看者想看到的正是这种前所未闻的存在本身。
寶树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幻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思想的科幻文学的研究者，他的上述阐论代表着当代科幻文学理论的一种创造和成就。沿着他所构想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发现，金庸、乔治·马丁这样的幻想文学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科学知识的准备会远远超出一般的作者，这就理解了为什么金庸在写作他的仙侠小说时，需要超出一般作家多得多的历史学知识积累，以至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把他视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我们还可以沿着宝树的见解，进一步发现幻想文学要求的作家素质，一种不同于一般文学创作的幻想和科学的素质。
幻想文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社会文化背景亦可以成为建立框架的标准，学者戈夫曼就曾假定了文化框架的内涵隐含着深层次的文化根源，这里面就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与相互间的呼应，可以产生“文化协振”。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实证研究中西幻想文学的异同。
刘慈欣强调科幻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或者文学构思原则，是承认并主张科幻文学作品表现一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有人这样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社会想象的两个重要维度。意识形态是政治、哲学、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当今学术界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乌托邦则是西方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西方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形成了一条少有间断的传统。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关系的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乌托邦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⑧。这里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存在于文学中的一种否定性思维。其实，文学未必表现乌托邦境界，即便是幻想文学，也未必是展现作者心目中的乌托邦，但在一定的文学创作中展示一定的意识形态，几乎是一种必然。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现实主义科幻文学论的刘慈欣，应该更能说明问题。有人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刘慈欣对人和宇宙关系的理解出发，发现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冷静而近乎冷酷的文字背后，持有对人类生存的反思和焦虑，以及在他情感信仰支持下提出的解决相应问题的方法。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再去考察刘慈欣小说在异变时空中的形象书写，对其使用的创造科幻世界的艺术手法进行解读研究，充分揭示出刘慈欣科幻创作的个性气质和独特意义。研究者最终得出结论，刘慈欣个体创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及其研究的今后发展探索一些可能的空间；刘慈欣对人类命运的思考首先开始于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最终，刘慈欣在紧张地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等人类关怀的问题⑨。
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喜欢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科幻文学，研究的结论是：“大半部科幻文学的历史，其实是被压迫者企图发声的历史。日本科幻文学在唤起日本民族振兴理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建立，科幻小说一直担负着振兴民族精神，激发国力赶超的重任。对现存国际关系和秩序的不满，改变当前自身的羸弱状况，是现代化进程中落伍者最关心的意识形态主题之一。日本、苏联和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中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抒发民族落后的愤懑，唤起民族振兴的情感，谋划国力赶超的未来为中心的。”⑩这是从中外科幻文学的普遍性上确认科幻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特色的学术概括，虽然这样的分析将我国与另两个国家的“民族的愤懑”作过于笼统的揭示并不妥当。
【注释】
①周治：《前言》，载《世界经典太空海岛科幻故事》，辽海出版社，2011。
②Werner J. Severin，James W. Tankard. Communica-tion Theories，Origins，Methods，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Longnan，2014.
③王湘雯：《由高夫曼的戏剧理论探讨剧场中前台经理的工作表演》，《台艺戏剧学刊》2008年第9期。
④黄建生：《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⑤方维保：《金庸的五大妄想》，载《文明的鸡零狗碎》，东方出版中心，2014。
⑥波音：《视财如命的岛民》，载《航海、财富与帝国：从经济学角度看世界历史》，群言出版社，2017。
⑦《刘慈欣：科幻文学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http：//www.cspbooks.com.cn/content/701。
⑧王小菲：《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乌托邦文学——理想社会的整体构想》，《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⑨许洁人：《新型人类生存诗学的演绎：刘慈欣科幻小说论》，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8。
⑩吴岩：《民族振兴与国力赶超——浅析后发达国家科幻小说中的意识形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朱丛迁，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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