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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丧

时间:2023/11/9 作者: 西藏文学 热度: 15232
次仁罗布

  这几年,我一直在等待父亲去世的消息。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父亲要是死了的话,对我的打击会有多大?可以让我产生多大的悲伤?

  当我真的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时,脑子里出现了片刻空白。之后,莫名地镇定,仿佛他的死与我毫不相干,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惋惜。只是想,从此笼罩我心头的这个阴影可以抹干净了。这种想法一旦产生,一阵爽朗的气流呼啦啦地顺着脑袋直往脚底奔流下去,全身骨头被刮得哗哗响,身子轻轻地被悬浮在了空中。

  一

  按理说我的身体应该要有一些征兆,比如,眼皮跳、心口堵、耳朵燥热等等,说实话,什么都没有。而且那天有一阵子,心情好得不能言述。大概推算的话,也就是父亲凝视着自己的第二个老婆说,我熬不过这槛了的时候。

  那时候,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我,正紧握十八年没有见面的李红艳的手阵阵激动。

  那是昨天的事情,是在刘叔七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发生的一幕。我得解释一下,刘叔全名叫刘靖定,跟我父亲同是十八军进藏人员,当时他还是父亲他们那个排的排长。刘叔对我来讲,是一个楷模,是我的一个参照物,他可以让我更恨我的父亲,也让我刻骨地体会没有父亲的痛苦。

  昨天,天蓝得让人呼吸畅快,还有撩人肌肤的晨风从开启的窗户里扑棱棱地飞来,在我裸露的胳膊上轻盈地舞蹈,它的足尖挠得我痒痒,挠得我睡意消散。我靠躺在床头,已故母亲的形象又填满我的脑海。她的音容笑貌,最近时常闪现在我的梦里,而且梦中她瘦骨伶仃,憔悴不堪。母亲在世时自己没能尽孝,没能让她过上几天舒坦日子。我感到愧疚、自责。为了摆脱这种负罪感,第一缕阳光还没有从窗子里溜进来,我胡子拉碴地从被窝里爬起,趴在窗口,望着秋天清冷的街道。

  高原清晨的冷风,渐渐驱散了缠绕我的那份痛苦。我想下午找大昭寺的贡布喇嘛,央求他帮我在释迦牟尼佛祖前点一夜的金灯,不要再让母亲的亡灵这样时刻缠我。

  到嘎玛古桑刘叔家时,已临近中午十二点。

  刘叔家里很热闹。坐在刘叔家的客厅里,旁边有那么多人,可我一个都不认识。孑然孤坐,才觉察自己与这热烈的氛围很不协调。我开始不自在起来。

  刘叔的女儿拉措问,你不舒服吗?

  我晃着头说,没有。

  拉措又出客厅,忙着招呼客人去了。

  时间粘糊糊地越走越慢,过了许久,拉措才跑回来,拽着我的胳膊出客厅。

  你猜,我带你去见谁?拉措在灿烂的阳光下皱着眉头问我。我瞅见了她眼角浅晰的鱼尾纹和浮肿的眼袋,岁月流逝的伤感猛地擂在我的胸口,疼痛让我噎住了。我艰难地嘘了口气,梗着脖子,让疼痛消散。

  猜呀?她全然不知我的痛。她只迷醉于自己出的谜题,且表现得是这般的执着。

  我无奈地咧嘴一笑,摇了摇头。唉,我们都开始出现了衰老的征兆。

  拉措抓住我的胳膊,拾阶而上,嘴里再说,达瓦拉姆。

  达瓦拉姆是谁呀?我飞快地运转脑子,但真的忆不起这么一个人。

  李红艳。想起来了吗?拉措挡在前头,惊讶地看着我。这名字很耳熟。我努力记忆着,慢慢牵引出一个已经远逝的岁月中,曾经跟我们共同生活过几年的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来。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她,经常穿件褪色的红色灯心绒上衣,扎着小辫子,眼睛很大,特别爱哭。

  是李煌俊叔叔的女儿吧?我张着大嘴问。

  这下想起来了吧!李红艳的藏名叫达瓦拉姆,她去年从那曲调到拉萨来了。拉措说完从后面推我进了房门。

  志文,见见红艳。刘叔站起来,笑吟吟地说。

  都认不出来了。我过去紧紧握住了李红艳的手说。细腻、柔滑的手乖顺地躺在我的掌心里,流传过来一阵让人身颤血沸的愉快电波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李红艳和达瓦拉姆,哪个称呼更适合于她。我也知道名字虽然只是个符号,但这符号却能左右一个人的一生。

  我该怎么称呼你?我问。

  叫我达瓦拉姆吧。现在单位里的人都这么叫我。她那连绵雪山之峰似的一串皓白牙齿展露在我眼前。

  刘叔和拉措下楼去,我俩继续热烈地交谈。

  就在我和达瓦拉姆谈得最兴奋的时刻。我的父亲却由一辆的士疾速地送往医院。他的第二个老婆和女儿从左右拥着他。汽车飞速行驶,道路两旁高耸的大楼呼啸着从他们的身旁流淌,恍恍惚惚;阎王支使的收气小喽罗背着皮囊迅速赶来,他无形的身躯穿过林立的高楼和黑压压的车辆,准确地嗅到了从车里飘散出的将死气息。父亲透过车窗看到小喽罗那张狰狞的脸,恐慌、绝望在脑袋里翻搅,浑浊的眼眶不断涌起浪波,溅出硕大的泪珠来。

  父亲攥着女儿的手说,罗梅,快给你哥说,爸不行了。

  罗梅掏出手机,匆忙拨了我寝室的电话。父亲的第二个老婆左手枕在他的脖颈下,右手揉他干瘪的胸口,以使呼吸畅快。

  电话一直没有人接,铃声叽里呱啦地横冲直撞在我房间的各个角落。

  公路上堵车了,周围一下虚静得让人恐怖,收气的小喽罗挨近父亲,张开皮囊,要把弥留之际的那口气装进去,汽车哀伤地用马达声为父亲哀鸣。

  父亲枯枝般的手空中乱晃,要把死亡的使者驱赶。

  没人接,过一会我再打。爸你不会有事的。罗梅说完脸贴在了父亲没有血色的面颊上。后来罗梅见到我时对我说,爸爸的眼里充满了恐惧,泪水簌簌掉落,脸湿淋淋的。

  汽车再次飞速地行驶,冲出层层包围,最后驶进了医院。后来发生的很多细节,由于紧张,罗梅记的不是很清楚。她只记得父亲被几个白晃晃的人,手忙脚乱地推进了抢救室,喀哒一声门被关掉。这恐怖的声音,狠狠地揪了一下罗梅的心,使她预感到父亲将会撒手丢下她们母女俩。罗梅偎在她母亲的肩头啜泣。她说那时她感到了啮心的孤独和无靠。

  我上高二时爸爸病故了。达瓦拉姆说。

  达瓦拉姆的父亲、哥哥已经离开了尘世,但他们焦躁、困惑、失意的形象却永远烙在我的心头,以致使我宿命地认为。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继续重蹈他们的覆辙。

  我现在跟一个汉族耍朋友,以后要到成都定居。达瓦拉姆的这句话让我惊讶。

  你回内地能适应吗?我问她。

  这有什么,我想会适应的。达瓦拉姆展着笑容说。

  我却预感到灾难正向她逼近,她却浑然不知。这灾难到底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吃过晚饭我告别了刘叔和泽西阿姨。刘叔坚持要把我送到路口。

  你爸身体怎么样?出了大院的门,刘叔关切地问我。

  我有半年没有跟父亲联系了,但我脱口说出了爸身体还结实这句谎话。刘叔点着头连说,那就好。那就好。

  那一刻我猛地发现,站在夕阳里的刘叔已是一个很憔悴的老头了,刚才他眼神里的那点亮光此时已逃遁,微驼的身上散发出让人不安的茫然与寂寞的寒气来。我望着这幅衰老的图景,惊呆住了。刘叔抬起右手挥了挥,示意我赶紧走。他的动作是这般的僵硬、

  迟钝。我喟然长叹:刘叔老了,老得与我记忆中的那个刘叔截然不同了。

  我车转身子走开。

  横穿马路来到对面夕阳照不到的人行道上,我这才拨了贡布喇嘛的手机,向他详细叙述了最近亡母时常出现在梦里的事。贡布喇嘛说,你除了点个金灯,最好在佛祖前烧斯乙(金字符)。

  我说,好,明天我把钱给您送过去。

  贡布喇嘛笑了,那清脆的笑声通过电波飞人我的耳朵里,心里那些个揪心的念头顿时散开了。

  抢救室的门吱嘎地响了一下,罗梅和她妈的身子僵在那张凳子上,扭腰,神色惶遽地往响声处看齐。那阴森森的门敞开后吐出几个穿白衣服的人来,滚到最前面的面带倦意地说,没能救过来。

  罗梅和她妈相拥嚎啕,湿漉漉的哭声漫过整个走廊。苍蝇般的人们围着伤心的哭声转悠,听饱之后振着双腿匆匆离去,惟有鹅黄色的灯光粘在她们母女俩身上,投下古怪的孤独的影子。

  我从路旁的小商店买了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着火,才想起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鳞次的商店和笔直喧嚣的公路把我的目光牵向了远方,等我的目光落在最尽头时,脑海中哐当一声,小魏便活脱脱地蹦了出来。我掏出手机拨了号。

  你在哪里浪荡?小魏劈头就问。

  在外面。你哪?

  没生意。在店子里。她说这话时还伴着那种哧哧的黏糊糊的笑声。唉——。是一个困乏的叹气。你能过来吗?过来吧,我闷死了。

  西边的太阳从山顶落下,最末的光把山头上的几片云烧得像燃着的牛粪饼。

  现在?我问。

  就现在。我等着。手机给关掉了。我不假思索地拦了辆的士,就往拉萨城的西头奔去。道路两旁的商店、饭馆亮起了霓虹灯,的士像工布人射出的响箭,刺破空气飞速穿越灯光闪烁的街道。

  小魏扶着我回到她的出租房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有些醉意,晃晃摇摇中脱掉了衣服、鞋子,倒在了小魏那张木板搭的床上。

  你先睡。我先洗脸洗脚。小魏凑过来在我脸上吻了一下。

  我翻过身去,床板嘎吱嘎吱地响。墙上那两个赤身裸体拥抱在沙滩上的外国男女跳进了我的视线,那女的腿部健美,臀部滚圆圆的,丰起的双乳似双塔,一下点燃了欲望。爱欲的火星从我的眼球里进溅,火星引燃了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它们刺刺地燃烧着向周身涌去,烧得我血液滚烫,喉咙干燥。我伸出滚烫的双手,把小魏拽过来,压在身子底下。她被我烫得身子颤抖,随后,我听到了她烧焦后急促的呻吟。这呻吟和床的嘎吱声,轻轻把我托举起来,周围的一切荡然不存了。

  醒来天还没亮,屋子里一片漆黑。我开了台灯,摸索着从包里掏出一根烟。

  怎么不睡一会儿?小魏转身过去。我盯着她平展而柔滑的脊背,感到我的生活已是一塌糊涂。她一动不动地侧身躺着,呼吸均匀,显得极其安详,仿佛睡眠可以把尘世生活的污垢全都忘却。

  我用被子把她的脊背盖实,在淡白色颤栗的烟雾缭绕中,独自翻开一些零碎不全的岁月片段。

  灌煤气了——,新疆煤气——

  外面天已经大亮,一片嘈杂声四处狼烟。屋内漆黑一片。

  要走了?小魏倏地坐起来,开了台灯。

  钱放在枕头下。我说着伸手去开门。

  什么时候再来?

  我烦的时候。

  放你妈的狗屁。

  外面金黄色的太阳光跳跳荡荡落了一地,我披着晨光,踽踽走在人行道上,被汽车的嘈杂声吞没了。

  二

  曾经我对他的记忆只是那张开始泛黄的黑白相片。那张相片上的父亲很年轻,也很英俊,他把靴子般锃亮的黑发,规整地梳到脑后,胸前三枚奖章肆无忌惮地彰显,灿烂的笑容被凝固在嘴角边。他的英武滋润了缺乏父爱的我,懵懂中我产生过一丝骄傲。后来随着生活的越发艰辛,姐姐的自杀,妈妈精神的一蹶不振,照片里的那张脸,在我眼里开始变得面目可憎,让人厌恶。我曾偷偷用钢笔在那张脸上,画了个叉叉,以表我对他的极度憎恨。直到过了二十多年以后,我和他面对面,谈起过去、谈起我们各自走过的那些岁月时,我才对父亲的过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激烈的情绪稍稍得到了平静。但,这并不是说我原谅了他对我母亲和姐姐所造成的伤害。

  那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后的事了。当时,我是为了去听听给我们造成不幸的那个人的忏悔。我还要当着他家人的面谴责他的不负责任。

  当我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时,看见人群中一个瘦骨伶仃、花白头发的老头。他高举一张写有“罗志文”的纸,挤在迎接队伍的最前头。拥挤的人浪涌动着,推得他汗涔涔的。可老头铁打似地岿然伫立在队伍的最前头。

  我向他走去,说,我是罗志文。

  老头显得异常地兴奋,把纸折叠起来,塞进裤兜里,伸手接过我的背包。那张手像晒干的白萝卜,手背的皮肤皱皱巴巴。看了之后一股愁绪在心头涟漪。

  我是你爸,罗军呢!老头自我介绍道。

  我不知所措,这人与我记忆中的父亲差别那么大,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之间话不多,在公交车上我盯着固执地提包的花白老头,徒然生出这就是那个给我们造成巨大不幸的人吗?这念头一经在脑海里闪现,我经久积累的仇恨之雪峰,滴答滴答地融消。我清晰地听到了仇恨落地时的惨痛碎裂声。

  他说:那是1949年年底,我们打赢了成都战役,部队开始进驻成都。当时上级命令我们十八军进驻川南,我们想再也不用打仗了,许多老战士开始盘算在那里娶妻安家。1950年发表了《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元旦社论,部队里有人猜测这就是要进军西藏或解放海南岛。果然猜中了,2月初,以师为单位,召开了“挺进祖国边疆——西藏动员大会”。散会后部队里弥漫着焦躁和恐惧的情绪。那时,西藏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一块不毛之地,常年被大雪覆盖,又缺少氧气,人很难在那里生存。二十二岁的我跟其他人一样,忐忑不安中度日。后来部队领导给我们讲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还进行了政治动员,使我们的思想顾虑慢慢打消了一些。有很多人写了请战书和决心书,进军西藏的动员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就在临进藏的前几天,我接到了从福建老家辗转寄来的一封信,说父亲病故,叫我回去。我怀揣那封信找到了连长,他用一种轻蔑的目光打量着我,缄默不语;指导员踱着步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晃得我焦躁不安,晃得我全身发冷,晃得我真认为自己是个逃兵,我在他们面前矮了一截。最后指导员冷冷地说,罗军,想不到你这么怕死。这句话的威力真大,“轰”得我身体里流动的血凝固,脸灰白,头脑一下被掏空了。不知这样傻站了多久。许久之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孬种,我揉碎桌子上的信,趔趄着走出了营地。坐在营地后面的一条小河旁,把一包烟快抽没了。直到脑袋昏涨时,我划燃一根火柴把信烧掉,灰色的纸灰在春风中旋转,无声地落到草丛里。我拍掉屁股上粘的尘土、青草,慢慢走回了营房。

  毛主席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3月底

  我们每人背个三四斤大米和干粮向甘孜出发了,走了近一个月才抵达了甘孜。甘孜城坐落在雅砻江东岸,4月底这里整天风沙弥漫,给人荒凉贫瘠的印象。那时候可苦了,由于道路没有修通,部队粮食供应不上来,每日的三餐改为了两餐干饭,后来又改成了两餐稀饭。饿得实在招不住时,常拿缸子喝水,喝得我肚子鼓涨,走起路来肚子里哗啦哗啦地响。只消一会,尿涨,放完水,肚子又瘪瘪的。上面命令部队不准买当地人的粮食,说这样会增加当地人的困难。我们饿得撑不住了,部队里有人开始打麻雀吃,当地一些喇嘛看到后说麻雀是神灵,打麻雀要遭神的报复。部队下命令禁止打麻雀。我们就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了地鼠上,甘孜的地鼠多得不计其数,把它们捉来跟野菜炖,闻那香味让人掉口水,肚子也咕噜噜地叫。忍饥挨饿中熬了三个月……

  父亲说往事的时候眼睛里挂着泪花,仿佛这事不久才发生一样。讲到兴奋处,他有点手舞足蹈。我从旁边瞅着他,坚硬的心在泡软。

  6月底,一五四团的一个侦察排渡过金沙江,迂回到藏兵后面进行侦察。没想到侦察排与藏军不期而遇,经过激战,有十名战士战死了,八名重伤员被擒,后来这八名重伤员被绑在木桩上剖腹杀掉了。当时噩耗传来我们的肺都要气炸,我们拾起武器找连长请战,当时满脑子就是想报仇,报仇。但上面不准我们感情用事,我们只能窝着火度日子。直到10月7日,我们才从邓柯渡江,绕到藏军前哨据点夏来松多的背后,给藏军来了个措手不及,全歼守军约一个代本。那些藏军没有正规的军服,而且年龄悬殊很大,其中有老头也有少年。为了堵截其他藏军逃往昌都,我们十多天都在强行军,昼夜追赶,与藏军的马进行赛跑,直逼昌都而去。到了第八天,李煌俊实在跑不动了,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是我和刘靖定拖着扶着,才勉强赶到了伏击点。

  藏军很懒散,没有组织纪律,他们稀稀拉拉地沿着山脚窄小的道路过来,一点都显不出大敌当前的紧张。有些甚至停下来,准备呆在草坪上支起灶烧茶。这些藏兵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打仗。那天,天气晴朗,太阳很大,烤得身体都快要烧焦了,下面传来的江水声和马的响鼻声清晰可闻。就这么一个宁静而美好的日子,一声令下,四处枪声乍响,一些藏军倒了下去,命归黄泉;有些藏军掉转头往回跑。我们冲锋了,这架势震住了藏军,他们傻兮兮地站在原地缴械投降。那次战斗我获得了一枚奖章。

  我想我开始渐渐地熟悉父亲了。

  这是你阿姨。这是你妹妹。进屋后父亲给我介绍。

  我望着陌生的妹妹和父亲的第二个老婆说,你们好。

  父亲的第二个老婆忙着做饭去了。我和父亲、罗梅坐在背阴的光线昏暗的客厅里。

  哥,你能住多久?罗梅问。

  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觉得别扭。我说,十天。

  不能多住些日子?接着罗梅又问。

  不能。我冰冷地丢下了这句话。

  我看到她无暇的双眸里掠过一丝惋惜之情,绞着手指头不再言语。

  父亲点燃一根廉价的香烟,吐出灰白的呛人的恍惚的烟雾来。

  1950年10月中旬,昌都以南的宗驿山下2700余名藏军投降,昌都解放了。来年的7月底部队开始向拉萨挺进。为了快速行军,我们除必须带的军需物品外,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由于几个月都不能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身上养满了虱子。这些可恶的东西吸饱血后,就会繁殖虮子。几十张嘴把全身咬得遍体是伤,满身痒痒,伸手一抓。就能抓四五个虱子来。途中我们没有吃的了,就吃病死的骡子肉。到拉萨附近的德庆时,我们个个面黄肌瘦,黑不溜秋,嘴唇发乌。

  这年的10月底,我们从拉萨的东头渡过吉曲河,当晚睡在了河滩边。许多跟我们一样面黄肌瘦的藏族,穿着破烂的衣裳,围着我们看稀奇。天黑下来后,他们用松枝点燃一堆篝火,继续围观我们,还不时地发出喷喷的声响。这些藏族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出饶有兴趣。

  那时,还搞了一个部队入城仪式。记得,那天上午郄晋武团长骑着一匹雪青马,威武地向检阅台上的张经武报告,然后在《解放军进行曲》的音乐声中,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人会场,双脚踏得地皮呵呵响,威风凛凛,口号声震天动地。

  随后,我们的部队扎营在了拉萨河畔的一个荒地上,一排排绿色的军营帐篷错落有致,一出帐篷,迎面就是红山上耸立的布达拉宫。夜晚,躺在简易的行军床上,哗哗流淌的吉曲河灌满耳朵。

  缺粮缺柴成了部队最大的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为了赶我们走,拒绝向我们卖粮食和柴火。我们砍伐河滩上的荆棘当燃料,噶厦政府说那是神树不准砍;我们拣兽骨头当柴用,他们又说烧骨头的臭味把神佛熏走了,百般刁难我们。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负担,部队开展了大开荒。我们忍着饥饿,在乱石荒滩上进行开垦。上午太阳把体内的水分全都蒸发掉,皮肤炙烤的烧焦般疼;下午起风,风夹着沙砾狠狠地抽打脸庞,直往眼睛和嘴巴、鼻孔里钻,嘴里沙土嚓嚓地响。当时拉萨河滩上到处都是鹅卵石,铁锨刺嘎嘎地在石块间嘶鸣,锄头掀着尘土哄叽哄叽地叫,我们播下种子,一心盼望着收获。

  我发现父亲跟我谈及过去时,总挑那些艰苦的岁月来讲,我揣测他这是为了给自己寻找离开西藏的借口,这样一想,不免对他有些不屑了。

  吃过晚饭。父亲陪我在他们单位的院子里转悠。我们两人都很少说话,只是他遇到同事时,介绍说这是我儿子。那些人惊讶地盯着我看,最后客套地说,福气啊,有这么大的孩子。晚上我睡在那张硬邦邦的木床上,汗水浸透全身,无法入眠。我真想跟父亲大吵一场,把心中积郁的所有仇恨都宣泄出来。要是我不跟他大吵一次,我就觉得我对不住死去的姐姐和一生苦难的母亲。

  醒来,罗梅已经去上学,父亲的第二个老婆也去买菜了。我看到父亲身子沉在竹椅里,脑袋低垂着。我想他现在衰老得早晨都要在椅子里打瞌睡。凑近一看,发现父亲藏着老花镜在看一张照片。我的脑袋越过他的肩头,看到一张我们全家人的合影,我在拉萨从未见过。父亲没有发觉我已站在他身后,那苍白、松弛的手紧紧捏着照片的右角。我的心又一下软了下来,先前吵架的想法如香炉里的桑烟在空气里消散、冲淡。我把手搭到父亲的肩头。父亲缓缓地抬起雪球似的头,老花镜下流淌出两行湿漉漉的泪珠。

  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合影。他说。

  但姐姐已经死了。

  他把照片往胸口上一贴,抖着肩膀呜呜地哭了起来,花白的头晃得似那暴风雨中摇曳的白海棠。

  我们终于赢来了收获,那时刘靖定已经升为连长了,我也被提拔当了排长,只有李煌俊依然当着小兵。但我们常聚在一起,感情相当得好。随着康藏和青藏公路的开通,我们的日子开始好起来了。1959年3月初拉萨发生了武装叛乱,叛乱很快被我们平息下来,接着开展了民主改革,藏族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人了。

  父亲跟我聊这些时,广汉的天空一直阴

  着,还有雨珠稀稀拉拉地掉落,在路面上积了一滩水。我在竹椅里尽量坐得舒服一些。父亲和我的目光偶尔相撞,他便张皇失措地别过头,忧忧郁郁地望着远处。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的眼神总是怯怯的。那忧郁的天气最能体现我们的心情。那种天气适合于回忆,适合于让痛苦注满我们的心。这是我在离开广汉的前一天跟父亲在茶园喝茶聊天时的一幕。

  后来,我去看过他两次,每次在广汉呆的时间只有七天,最后那次离现在也隔了四年多。

  他说,我在内地等了你们三年。这是父亲最充足的理由,这三年的时间给足了他底气,可以使他赎回良心的谴责,继而堂堂皇皇、口口声声地称我为儿子。我用冰柱般寒冷尖利的目光迎接他洋洋洒洒的热烈,我的寒气咀嚼、细咽他的那份热烈,使他感到了不寒而栗,使他感到这一生父子之间存在的那道鸿沟,使他感到了今生无法弥合的伤痛。

  三

  这个文件你翻译一下。尼玛科长把一摞汉文稿放在了我的面前。时间是九点四十分。一缕阳光从窗子里照射进来,照在办公桌上那盆行将凋谢的吊金钟花上。

  我抬头冲他笑了笑,问,上午必须要翻完吗?

  我们先去喝甜茶,明天下午交上去就成。

  尼玛科长和我欲要离开时,电话嘀呤呤地响,我伸手接住,对方要找尼玛科长。我坐在凳子上翻看今天的西藏商报。

  过一会儿去喝,现在有个朋友让我到交警支队去,帮他把车子弄出来。尼玛科长说完就从门里游了出去。

  西藏商报上说,昨天有个年轻人在朗玛厅被人捅死了,还有一条消息说昨晚一名出租车司机遭到了抢劫。我一下来了情绪,摊开报纸仔细地看。咯噔咯噔的皮鞋声中央啦进来了,这脆亮的声音每天都要无休止地强奸我的耳膜。科长都没来的吗?她把包撂在桌子上,继续说,臭,昨晚的手气真臭,我输了一千多。

  青年朗玛厅昨晚捅死一个人了。我说。

  就死了一个?真臭。央啦开始往她的茶杯里倒水。

  昨天晚上查封了一个网吧。接着我又说。

  这有什么,今天关掉,明天又让他们开,都这个样。人家有后台!这段时间我手气怎么这么背。

  我点燃一根烟,悠悠地躺在办公椅里。又是电话铃嘀呤呤地响,它掐断了我的思绪。

  志文,你的电话。央啦把电话筒伸到我面前,神神秘秘地说,是个汉族,女的。

  小魏不至于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吧,她一般都是中午才起床。

  喂?

  哥,爸昨晚去世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片刻之后,开始镇定下来,没有悲伤也没有惋惜。只是觉得,从此笼罩我心头的这个阴影可以抹干净了,我的身体轻轻地悬浮,直到央啦推我一把,我才从虚空中跌到了硬邦邦的现实里。我真切地听到电话那端的嘤嘤啜泣声。

  我说,明天赶回去。

  我姐姐临死前的那天也是这么说的。她没有多说一个字,也没有少说一个字。

  罗宏在她们电厂里被公认为是个美女。加上她的洁净和入时的穿着,电厂的男人们私下里都在说:汉妞就是不一样。罗宏成为了电厂所在那片郊区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一道风景,男人们江河般的目光涌着浪涛在她身上翻滚,她就这样趟过他们浪涛汹涌的目光走到了生命尽头。

  那天,泽西阿姨跑到我妈上班的地方,要我妈叫罗宏回来,说第二天有个什么领导的侄儿要来见罗宏。我妈和泽西阿姨屁颠屁颠地走了十多分钟,到刘叔的单位打电话。罗宏说她只有换班,换成上半夜的班。我妈很高兴,一再嘱咐不要忘了。

  罗宏最后说,明天赶回去。

  回来的路上泽西阿姨露着发黄的龇牙,溅着唾沫大讲特讲那领导的好,我妈听得声声入耳,神采飞扬,笑声不绝,两人的步伐轻捷而流畅。

  罗宏交接完班,透过玻璃往外看。夜浓浓的,似一堵厚实的墙壁挡在面前。她对来换班的那女孩说,明天我要回拉萨。那女孩羡慕地看了一眼罗宏,说,路上黑,用我的手电筒吧。罗宏接过手电筒后表示了谢意,一头扎入到化不开的黑暗里。

  罗宏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她要走过一片杂草丛生的开阔地,横穿公路,再下个斜坡就能到宿舍区。罗宏走到公路上时与一个赶毛驴的农民不期而遇。在手电光的照耀下,罗宏看清了赶毛驴的农民和他的两头驮着牛粪饼的瘦弱的毛驴。农民在毛驴铃铛丁冬、丁冬的伴奏声中,说,哦,是电厂的呀。他的声音在寂静的黑夜里向四处散开。

  是的。你去拉萨卖牛粪?罗宏说完目光落在了农民的脸上。

  是呀。早点去就能早点回来。他回答。罗宏看到他手里攥着的牛皮鞭子。

  一路要走好。罗宏说完沿着斜坡下去。

  唉!农民刚一应,瞬间被夜幕吞噬掉,只听到脆亮的丁冬丁冬声在飘荡。

  不远处亮着灯光的宿舍区,催促罗宏加快脚步。她走下那条斜坡,接近了大门。这时一个黑影噼里啪啦地踩碎寂静的黑暗从罗宏身后飞来,伴着粗粗糙糙的喘息声,一把将她摁倒在地。罗宏回过神来,看清压在自己身上的人是刚才那农民,她开始惊叫起来。

  叔叔,别这样。

  汉妞,别喊。汉妞别喊。农民的手开始扯她的裤腰带。

  救救我,救我——有坏人——

  救我——

  罗宏与农民撕打起来。农民一使劲,罗宏的裤腰带砰地断裂了,裤子的纽扣劈劈啪啪散落一地。那把手电筒将一柱亮光泄在他们的头前,照亮着几颗不规则的鹅卵石和惨白的大地。

  救救我——

  农民那张钢锉般的手摸到罗宏柔滑的大腿,她的全身像被霜冻一般冷却下去,开始瑟瑟发抖,眼泪簌簌掉落下来,手却无力地捶打农民。一根硬邦邦的木橛子扎进了罗宏的体内,她感到下身一阵撕心裂肺地疼痛。

  别,别,别这样。

  救救我,救救……

  有人打着手电,循着声音向这边跑来,脚步声嘈杂。五六个手电筒的光齐唰唰地照在扭结在一块的人身上。农民抬起黑糊糊的屁股,从罗宏的身上爬了起来,那孽根却笔直地挺拔。

  突然,农民很悲凉地喊了一声,骗人,一样的嘛!那声音在黑夜里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伴有空灵的回音。

  他光着下身往前走了几步,就被电厂的男人们摁倒在地,一阵毒打。末了,用草绳捆绑得结结实实,扔到一间废弃的房屋里。

  罗宏被女工们扶了回去,最后留下两个女工陪伴。罗宏坐在床沿一个劲地掉泪,临近天亮时说,我困。她们三个就睡了。

  翌日,太阳从山脊冉冉升起时,电厂的一个女工尿急,她从被窝里把手伸到床底摸罐头盒,罐头盒里尿已满,才很不情愿地下床,提着罐头盒向厕所走去。睡意使这名女工迷迷瞪瞪,她眼睛也不睁,嗅着厕所里飘来的尿臊和粪便的臭气,笔直地向厕所走去。砰的一声她撞到了什么东西,手里的罐头盒尿筒掉到地上,泼了一地。她刚想骂声见鬼,那东西迎头又把她给撞翻在地。

  该死的。女工骂完。躺在地上睁开眼。她看见一个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女人,在厕所门口来回晃荡。

  你……她刚一叫,又马上停住,然后

  哇地一声,翻转身子,手脚并用奋力往回爬。

  死人了,死人了——

  罗宏上吊自杀了。

  我们接到消息时,已临近中午。电厂的一辆解放牌破车把我们接了过去。我看到罗宏静静地躺在她睡过的那张床上,人们给她穿上了她最喜欢穿的白底碎花上衣和咔叽布做的天蓝色裤子,脖颈上系着红色的纱巾。妈妈一见这场景,趴在罗宏身上昏厥过去。

  下午我见到了强奸罗宏的那个农民,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指甲的划痕,全身被麻绳捆绑得紧紧的。

  你为什么要强奸?现在人都上吊自杀了。电厂领导拿着赶毛驴的鞭子抽打他。

  骗人,一样的,没有区别。他自言自语地说。

  听电厂的人说,他一上午都这么唠唠叨叨。农民的脸是土灰色的,头发干黄,目光呆滞。

  什么一样的?后来赶来办案的公安不停追问。

  我们村里有个复员回来的人,他叫嘎玛,他说汉族女人的下面是冰凉的,藏族女人的下面是热的。这是骗人的,都是一样的热,我昨天知道了。农民终于道出了原委,眼里清澈的泪水哗哗掉落。

  有人一脚踢在他的小腹上,农民哼唧了一声,然后双膝着地,痛苦地倒在地上。

  把他铐起来,带走。说完就有人架着他走了。

  从那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农民,他的可怜相使我的仇恨没有那么强烈。他的女人我倒是见过两次。

  我们到电站的那天黄昏,她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背着一岁多的小男孩来求情。她穿的氆氇藏装很破旧,草绿色的球鞋已经破烂,洞口处露出脏不唧唧的脚指头。

  阿妈啦,饶恕我的男人吧,求求你了。她的额头吧唧吧唧地磕在地上。她见我母亲只是一味地哭,并不理会她,才想起什么似地,从藏装的怀兜里摸索出一个脏兮兮的头巾。她解开结,把十几个煮熟的鸡蛋呈上来。这鸡蛋能抵得了人命吗?电厂的人替我们说话。妈妈的眼睛向她瞧也不瞧,她只活存于失去女儿的痛苦之中。

  阿妈啦,饶恕我的男人吧。我们家里还有四个小孩,没有了男人我养活不了他们,求求你。她又吧唧吧唧地磕头,那小女孩抱着他的弟弟缩在墙角,一脸的恐惧。

  养不起,那生那么多干什么?有人责难道。

  那女人扬起脸,说,两个小孩的父亲都不是他。清晨我去背水或下地料理庄稼时,被别的男人摁在地上搞,怀了小孩只能认命呀,哪能寻死寻活的。她要是不去死,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啪地往她的脸上送去一记响亮的耳光。鸡蛋骨碌碌地滚到了我们的脚边,蛋壳碎裂了,甚至能看到金色的蛋黄。那两个小孩吓得哇哇哭起来,一并跪在女人的身旁。

  真不要脸,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

  怪不得你的男人像个畜生。

  ……

  后来农民的女人来拉萨找过我们一次,那一次她什么都没有求,因为她的男人被毙掉了。她来只是给我们送些鸡蛋,我在她的脸上找不到悲伤、苦难的影迹,惟一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农民的女人很衰老了。

  要是罗宏坚持读书,就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我们家的日子这么艰苦,罗宏才要去工作的。

  你们爸爸要是不回去,我们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苦,罗宏也就不用辍学。

  自从罗宏死后,妈妈常在蜡烛底下自言自语。由于妈妈精神恍惚,单位把她从原先的工作岗位上撤了下来,从保管员到收发员再到打扫卫生者。罗宏的死把她折磨得痛苦欲绝。不久,单位让她提前退休了。我们靠着她微薄的收入生活。

  我买好了第二天去成都的飞机票,然后从民航局门口给刘叔家打电话,告诉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泽西阿姨接到电话非常紧张,要我暂时别告诉刘叔。泽西阿姨说,老刘上了年纪以后,心里老念着家乡,让他去他又不去,整天忧郁得很。

  为办理手续我花掉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想想真叫人恼火。从民航局出来。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我拦辆三轮车直奔大昭寺去。

  贡布喇嘛在房间里给三名藏医学院的学生上声明学课,他们每个人盘腿端坐,膝盖上放着装了一层薄土的书算板,随着贡布喇嘛念的口诀,竹笔飞速地把土里写的字去掉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然后添加字。

  志文,你来了。

  我弯下腰恭敬地说,是的。

  课快讲完了,在外面等等,那里凉快。贡布喇嘛说。

  好的。我应道。

  在回廊里的确凉快,这张旧沙发很柔软,我陷在里面。

  贡布喇嘛的徒弟给我倒了杯酥油茶,然后匆忙去听课了。

  茶很酽,浓香喷薄欲出。我喜欢僧人熬的茶,有股苦味,喝完余香在舌尖驻留。

  我的目光落在迎面黄色的墙上。

  小的时候那面墙上写满了语录,红色的字,很醒目的。当时只认得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这几个字是罗宏教我的。那时罗宏牵着我的手到这来拣过雪拜(藏币的一种)。我们是偷偷地钻窗户来到里面的,从木箱里抓一把雪拜,装进衣服兜里就跑。满是灰尘的佛像前我们倏忽过去,留下尖利的叫声萦绕。罗宏还带我去看壁画,说壁画上画着鬼。我们俩站在墙边仔细地找,可是当时没有找到。一缕阳光照射进来,岩石板的地面反射着刺眼的光。我们又从窗户里爬出去,来到八廓街里。唉,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

  贡布喇嘛的课已经讲完,学生走出来,提着包走下了楼梯。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贡布喇嘛的房间里。我向贡布喇嘛讲述了母亲最近时常出现在梦里,以及父亲昨天去世的事。贡布喇嘛说,既然有生,就有死,你不必太悲伤,这一切是自然现象。你还是为死者多布施,这样对他很有益处。贡布喇嘛已经八十多岁了,是那种瘦弱、精干的老者。我在他那里呆了一个多钟头,除了安慰,他还教导我抛弃对父亲的嗔怪、怨愤,要设身处地想父亲以前的处境。末了。贡布喇嘛说,你父亲是个很好的汉人。他跟我关系很好!这句话让我不知怎地,开始对自己以前的行为自责。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总想埋怨、责怪、仇视,到头来人一去世,又为自己的气量和心胸狭窄开始悔恨。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心里装的恨太多了。

  离开贡布喇嘛家。我走到了街上,搭辆三轮车,匆匆回家收拾东西。一切收拾停当后,我坐在沙发上,头脑里涌来纷乱的念头,这些念头让我烦闷。我打开啤酒瓶,让酒麻醉我的思想。

  我认识益卓拉姆,是参加工作三年后的事了。那时我母亲身体很虚弱,时常要住院,这样我也就把闲暇的时间全耗在了医院里。益卓拉姆是那家医院的护士。对我母亲印象不错,我不在的时候常照顾我母亲。为了向她表示感谢,母亲会让我送些水果、奶粉之类的东西,表示我们母子的感激。由此,我们相互间熟悉了,一直保持朋友似的关系。直到母亲去世,我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时,益卓拉姆来到了我的身边,她帮助我把母亲的后事办得井井有条。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向前迈了一步,我对她的依赖愈来愈严重。

  母亲的周年一过,我和益卓拉姆领了结婚证,我们成了法律所承认的夫妻。那种生活是多么地甜蜜、幸福,一切都那样的清新,

  那样的让人憧憬。我和益卓拉姆从八廓街搬到了单位的房子里,房子虽然破旧,也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但是我们挤在里面。温暖四处洋溢。后来,益卓拉姆的舅舅给我们支援了一些木板,我们用这些木板在房子前搭了个小木屋,把厨房安在了那里。益卓拉姆上下班都由我来接送,我时常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坑凹的土路上飞驶。益卓拉姆搂着我的腰,把一股浓浓的爱意通过手指的轻微蠕动传递给我。爱情中沉溺的我,更加卖劲地蹬自行车,把我的喜悦也提速起来。为了让益卓拉姆多得到些休息,每天我早起到食堂打饭,回来再叫醒她吃早饭。她睁开眼睛,用一种感激的目光凝视我,从被窝里伸出白亮的胳膊,箍住我的脖子,脸颊贴得紧紧。此时,我的内心里荡漾甜蜜,为爱情的生活而喜悦。我们有时去舞厅跳跳舞,或到卡拉OK去唱歌,那时的生活缤纷多彩。

  结婚一年后,益卓拉姆有了身孕,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当父亲。妊娠期的反应较大,益卓拉姆时常呕吐、瞌睡,显得很疲惫。我把家务活全部揽了下来,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也不知道辛苦。夜晚我们躺在床上,把每月存上的钱数一数,想着再过几个月能买上收录机,或电视机。虽然那时工资很有限,但生活的质量很高,每天都充满希望。

  益卓拉姆要回老家一趟,我们坐在东风车顶,经川藏线去昌都。深更半夜,司机把人载在货物上,乘着夜幕行驶。我和益卓拉姆紧靠着,用一件军大衣挡风遮雨。天一亮车子就停下来,让我们在路边生火煮茶。认识的不认识的分成几组,有些去拣柴火,有些去提水,有些找石块搭灶,人们盘腿围坐在一起,享用茶和糌粑。一杯清茶,一碗糌粑,它的香味无法用文字来描述。两块石头搭建的灶,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劈啪燃烧的干枝,席地围坐的场景,到现在都让我怀念,这一切成了我最温馨的记忆。那一路上,我们经历了山体滑坡,看到前面的汽车从我们的眼前掉下山崖。当时,和我同车的那些农牧民,就站在车子滑下去的地方,念诵经文,为死者祈祷。有的甚至拿出风马旗来,找个木棍树立在那里。这趟探亲的路,我们足足走了五天,到达目的地时,脸上的皮肤掉了一层,人也消瘦了很多。好在益卓拉姆和她肚子里的小孩平安,这让我很是欣慰。

  昌都——一座位于大山之间的城市,一座两条江水拥抱的城市,她使我有了很多的遐想。我想在这里重拾父亲年轻时的一些岁月片段,让我重温他的一些感受。可是时代变迁,心境不同,我无法体会父亲曾经的那些个感受。

  益卓拉姆的家在昌都西头的一座山坡上,这里的民房层层落下,很不规整。益卓拉姆家的墙壁是灰色的,窗子上刷了漆,大门的门过梁和门扇上并没有刷漆,看去缺少了些生气。

  我的手机响了,铃声有些迫不及待。我急忙看号码,是小魏打来的。

  你在干吗?我烦透了,你过来。她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习惯了她的这种说话方式,这是她的性格使然。

  我爸昨天死了。明天我要回去奔丧。

  你又喝酒了!过来,我陪你喝。死了,你不就解脱了嘛。这是你说的。小魏的语气柔和了些。我肯定她自己为刚才说的话有些后悔。我沉默了一会。是你说的啊。死了,你也别太伤心,过来和我说说话,你会好受些。她又补了一句。

  屋子里的确冷清且沉闷。我说,等着,我马上过去。

  十多分钟后,我站在了“亮丽美发室”门口。里面五六个女的依次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有的抽着烟,有的往脸上擦粉,有的梳理头发。我看见小魏从座位上站起来,把铝合金门吱吱地拉开了。

  上楼喝酒。小魏说着转身上楼梯。我顺从地跟了上去,进到临窗的小包间里。

  老板娘撵上来问,要什么酒?拿几瓶?

  十瓶拉萨啤酒。我说。小魏嘴里喷出了一缕灰白的烟雾,圆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啤酒上来后,小魏将全部开启了。她说,今天我陪你喝,我不想让你伤心。

  我没有伤心,只是觉得有点懊悔。当初,我该对他好一点,不该让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世界。我说。

  世上没有后悔药。喝酒!小魏劝道。她把酒杯递了过来,我一口干完。

  谁都不说话了,小魏把酒杯斟满。这时有人上楼梯来,说话时听出是一男一女,钻进了隔壁的小包间。我们听到两人脱衣服的声音,接着传来床板吱嘎的声音。我伸手从小魏的烟盒里抽了根烟,她把点燃的火机送到了我的嘴边。我们端起杯子又喝了。

  你明天的飞机?

  上午九点二十的。

  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咧嘴笑笑,脸上的肌肉却硬邦邦的。她看着我笑,把一口白牙露了出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拉萨吗?说出来也没有意思,还是喝酒。我发现她的眼神一下暗淡了下来,脸上挂着痛苦的表情。

  为了痛苦干杯!我建议。这时隔壁的人开始穿衣服,下楼去了,脚步声慢慢地消失了。

  前些年,我的老公有了外遇,他不顾家了。更让我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的工厂运转不了,我下岗了。家里有两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等着我挣钱养活呢。可我找不到活路,那时我们同厂的一个女工说,去拉萨好挣钱。她的一个姊妹在拉萨开了餐馆,现在正缺人。她问我去不去?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可是这路费怎么办,我把我的难处向她说了。她说你可以立个字据,钱那个姊妹会寄过来的,到时从你工资里扣。我非常感激,还一再表示谢意。到这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那个女的开的是一家饮厅,后来为了还钱为了养活家人,我不得不走这条路。小魏自顾自地说。

  我的心冰冷下去,被霜冻了。我端起酒杯独自干了一杯,酒有点苦。她的脸上有无奈的苦笑,这种表情挂在这张美丽的脸庞上,只能让我心痛。

  我初到拉萨无依无靠,经常一个人坐在路边,晃动着脑袋,然后两手抱住头,抵在膝盖上。我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过路的人们看我稀奇,看一会他们又没了兴趣,转身走开。他们肯定想我是个疯子,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样弄。小魏停顿了一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吐出一圈烟雾来。这烟雾从我面前飘移,渐渐变形,后头支离破碎了。小魏也如同这烟雾,慢慢地变质了。

  啤酒一瓶一瓶地减少,心头的痛却一点一点地增加。

  益卓拉姆和那个康巴商人来到了家里。要我跟她离婚,我被彻底粉碎了。我可怜兮兮地求她回心转意,说我不会再伤害她,说我可以原谅她的过错。益卓拉姆说,你不是我想要一起生活的那种人,你一无是处。我还能说什么呢!益卓拉姆把家里的东西分了。雇来的人把她的那一部分装进了汽车里。益卓拉姆说,后天上午我们协商离婚,你一定要到。我为了顾及最后一点颜面,回答,好。益卓拉姆和康巴商人走了,望着屋子里一片狼藉,我的泪水哗哗流淌下来,我悲惨的哭泣声飘满屋子。我一时无法从感情的挫败中解脱出来,整天浑浑噩噩,嗜酒如命。

  你在想你父亲?小魏问我。

  想也白搭。我说。再要酒吗?

  当然要。你我的心情都不好,醉了什么事都可以忘记。小魏说。

  那时,我天天喝酒,有时连班都不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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