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亚洲的传播自成格局，与欧美的传播颇有不同。由于亚洲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更为广泛与深入。可惜，除了日本、韩国，其他国家的传播情况，我们所知不多。本期发表的路文彬与张秋琳（HTAY HTAY MYINT）的《鲁迅作品在缅甸的传播及其影响——以貌廷〈鄂巴〉为例》就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及其作品在缅甸传播与接受的精彩面向。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学生涯及其影响范围都超出了一国之境，无论是其人留学日本的经历，还是其作品在整个20世纪东亚、南洋以及南亚等地区的文本旅行，都有一个清晰的“亚洲”的向度。对于这一点学界早有关注，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到伊藤虎丸的《魯迅与日本人》，再到藤井省三主编的《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朴宰雨主编的《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王润华和潘国驹主编的《鲁迅在东南亚》等，都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为这一课题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作品在亚洲地区的巨大影响力，除了源自其文学与人格的魅力，更与近现代各类思潮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例如拉锯于中日之间的“亚洲”论述，二战后的民族独立与解殖运动，冷战背景下的左翼革命与文学革命等，在在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话语场域。不过在这当中，日、韩、新马、印度等经济大国仍然占据论述的主要位置，而像缅甸这样相对边缘的小国则往往乏人问津，本文的一个重要意义便在于拨开迷雾，填补空白。文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鲁迅作品在缅甸的翻译情况，包括十二位本土翻译家的不同版本，及其所对应的不同的出版条件与历史语境。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深受鲁迅《阿Q正传》影响的缅甸小说《鄂巴》，作者通过比较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章节设置、主旨思想上的异同，来论证鲁迅小说对于缅甸本土小说创作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个案例特别有趣的一点在于，《鄂巴》的出版时间其实要早于缅甸文版《阿Q正传》的问世，如本文作者所言，貌廷是通过英译本而率先接触到鲁迅的，在这个转译/转写的过程中，一种“世界文学”的意义于焉乃现。这也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对于亚洲文学的影响，有时并非如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单刀直入，而是有着更为迂回的路径与脉络。

　　本期发表的另一篇是龚浩敏的《移民文学与字面性：论哈金的“翻译书写”》，龚浩敏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比较文学博士，在美国任教多年，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论文以哈金的小说《池塘》为例，探讨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如何成为其书写的一部分，又透露出怎样身份认同和美学追求。哈金跨地域的生活经验以及跨语言、跨文化的写作实践，一直以来就是其最显著的标签，在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中，这种极度边缘的写作固然不受重视，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为当下流行的各种边缘理论和“后学”热衷分析的对象，进而推导出一个自相驳难、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概念。在这一派热闹之中，我们不免心生警惕：这些研究的落脚点究竟是哈金作品的文学性，还是反过来，用哈金的作品来证明西方理论的普世性？在质疑的声音中，最大的问题来自语言。王安忆便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哈金在美国的成绩主要来自他使用的语言（英语），抛开这一点，他的作品是相当普通的。而在厄普代克那里，哈金的英语没有成为他的优势，反而因为诸多谬误而成为阅读的障碍。这看似一次失败的“一鱼两吃”，背后却有着两种语言和文化间巨大的张力，很容易令人想起周蕾和宇文所安围绕北岛诗歌的“可译性”而展开的激烈论争。龚浩敏的论述也正由这一张力处入手，在他看来，哈金的语言也具有一种翻译性，但这不是指一种更加符合英语习惯的语言，而是仿佛从中文生硬直译而来的，中国式的英语。龚浩敏认为，这种语言所具有的“字面性”（literalness），在带来陌生化和幽默效果的同时，也展现出一种被困于某一特定语言之中的荒谬感，这种书写方式被他称作“翻译书写”。很显然，“翻译书写”是一种后设的书写方式，其效果类似于周蕾所说的战术，它通过对自我的边缘化、卑贱化，来疏离我们有关“家”“中心”或者“稳定”的经验。它在语法上的缺陷，恰恰“揭露了特定语言的文化和政治限制，凸显了语言的迁移和去辖阈化的重要性”。如此一来，“翻译书写”无疑对一些通用的概念造成了干扰，例如我们用于界定作家身份的“移民”（Migrant）、“流亡”（Exile）和“离散”（Diaspora）等术语，又或者是民族文学或民族认同的标准。通过分析小说《池塘》，龚浩敏指出小说中矛盾冲突的焦点恰恰来自语言的“字面性”所蕴含的暴力和限制，与哈金的书写语言恰成对照。通过“翻译书写”或者说一种自我指涉式的写作，哈金揭露了语言的媒介性本质，提醒读者作家写作所经历的语言、文化和话语上的跨越过程，这让他成为移民作家中的特例，并在中国文学这一多元的谱系上建构出一个特殊的位置，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写作的本质。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