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小说理论研究。先后发表学术研究论文、文学评论两百多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摘录，有二十多篇论文被选入各种文选。有论文被译为英文。出版著作五部，多次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艺论文奖等多种奖项。
期刊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为何如此？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两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向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种研究范式虽然能起到筛选文学经典的功能，其遗憾也比较明显。它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窄化为作家作品研究，其他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被弃之不顾。已有不少学者论述了相关问题，在此不赘述。其二，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流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社会赋予文学的重要特征。而且文学出版本身就和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意识形态、读者接受等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期刊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文学期刊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也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然而，现有文学期刊研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一般说来，文学期刊研究大概有以下几种路径。一是研究文学期刊和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文学期刊作为流通环节的功能价值。三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研究。上述三种类型是现今文学期刊研究的基本模式。这样的研究路径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问题也很明显，这几种研究模式是把文学期刊作为“他者”来研究的，而不是把文学期刊作为本体来探究。文学期刊研究发展到今天，从本体视角来观察与研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选择。适逢刘醒龙主编、刘富道编撰的《芳草志》问世，为文学期刊本体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展示了文学期刊本体研究的多维价值。本文尝试从文学期刊本体研究的视角来谈谈《芳草志》的意义、价值。
一
方志本是中国历史著作的一种传统体式。它是主要记载一地情况的史志，后来也有机构出版了志书，使志书的范围更加宽广。虽然志书的范围扩展了，但是，专门为杂志写作的志书还是很少见的。《芳草志》的问世，应该说是给志书的写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芳草志》顾名思义是专门为《芳草》杂志所编撰的志书。以志书的体例来研究文学期刊，是一条有新意的路径。文学期刊研究本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显学，已经问世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不过，如何着眼于本体来研究文学期刊，恐怕是一个亟需突破的学术问题。《芳草志》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芳草志》在体例编排上突破了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文学期刊研究的范式。文学期刊研究本是为了突破既有文学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中心论的局限。但是，事实上现有文学期刊研究又从另外一个维度上陷入到文学作品中心论。一般的文学期刊研究的重心还在文学期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上。只不过在传统的文學作品研究上植入代入了文学期刊这样一个媒介而已。事实上，除了文学作品之外，文学广告、文学活动、编务活动、改刊等等，都是文学期刊本身就应该有的内容。其实除了这些与“文学”关系比较紧密的内容，还有诸多内容，属于文学期刊和文学关联性不大的部分，例如，组织机构的变化、期刊印刷等相关内容。由此可见，文学期刊研究如果还是走老路，把精力投入到关注期刊上刊载的文学作品，显然是无法呈现文学期刊整体的历史面貌。难得可贵的是，《芳草志》最为突出的是全面呈现《芳草》杂志的历史面貌，是从本体而不是载体的角度来叙述《芳草》的历史面貌。
《芳草志》由“沿革卷”“编年卷”“编务卷”“编辑人卷”“文论卷”“文学奖卷”“名家足迹卷”“读者卷”“附录”等几个部分组成。这几个部分既有和文学创作联系较紧密的部分，例如“编年卷”卷。这部分以两卷的形式录入《芳草》杂志历年发表的文学作品的题目名称，以显示《芳草》在文学作品刊发上的强大实力。其他如“编年卷”“文论卷”和文学创作关系也比较紧密，这是文学期刊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编务卷”所包含的内容，例如，“稿约、公告”“座谈会、研讨会、笔会”“广告、有偿服务”等，也是和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关系。“编辑人卷”“读者卷”也是文学期刊研究常有的内容。上述内容是体现文学期刊特色的部分，是文学期刊的重要内容，也是学者研究文学期刊用力最勤的部分。而“沿革卷”的内容是一般文学期刊研究最为忽视的部分。这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芳草》“版本、版权沿革”“机构沿革”。这一部分属于期刊远离文学创作的部分，也因此常被忽视。但是，这一板块又是文学期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一个部分，文学期刊何以成为文学期刊呢？对这一部分的观照，是文学期刊研究摆脱文学作品中心论的重要抓手。因此，它具有重要意义。
就拿《芳草志》的“版本、版权”这一部分内容来说吧，其价值不可忽视。《芳草志》共有“刊名”“刊号”“广告经营许可证”“定价”“承印厂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芳草》杂志的“物理性”，是《芳草》的“皮”，“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芳草》这张“皮”，文学作品的“毛”又能黏附在哪里呢？如果要从更宽广的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部分体现《芳草》物理性存在的内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仅将“刊名”部分内容录在这里，借此窥见其价值和意义。
刊名
《武汉文艺》双月刊，1974年至1979年，出版36期。
《芳草》文学月刊，1980年至2004年，出版298期。
《芳草·网络文学选刊》，2005年至2007年，出版36期。
《芳草·小说月刊》（网络文学选刊），2008年至2010年，出版36期。
《芳草·小说月刊》（网络文学选刊）上旬刊、下旬刊，2011年至2012年，出版48期。
《芳草·经典阅读》（网络文学选刊）上旬刊、下旬刊，2013年至2015年，出版72期。
《芳草·潮》（双月刊），2011年至2019年，出版54期。
《芳草》原创版，2006年改为季刊，2007年至2020年为双月刊，已经出版88期。
刊名是期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有学者注意到刊名的变更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芳草》刊名的变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文学变迁史。《芳草》的前身《武汉文艺》创办于一九七四年。《武汉文艺》诞生于特殊历史时代，这个时代能正常出版的文学期刊本身就很少。它的创办带有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印记。一九八〇年一月起，《武汉文艺》改刊为《芳草》文学月刊。这次改刊旨在“迎接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到来，使我们的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革新，以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改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整个国家重点工作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有紧密的关系。而《芳草》改刊为《芳草·小说月刊》（网络文学选刊）、《芳草·经典阅读》（网络文学选刊）显然是受到了中国网络文学迅猛发展大势的影响，体现了纯文学刊物为迎接网络文学挑战所做出的调整。《芳草·潮》的创办，是中国农民工群体兴起与壮大的产物。《芳草》原创版的创办，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后，中國人对文学作品、文学精品有更高要求的一种反映。从《芳草》前身《武汉文艺》创办到今天《芳草》原创文学版，多次改刊，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学事业发展的侧影。由此，可见，刊名作为文学期刊本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其实不可忽视的。这一点理应引起学者的注意。
二
体例创新是《芳草志》的又一重要特色。中国历史著作编撰繁荣，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重要的历史叙述体例。三种体例各有优长。纪传体重视突出人物活动整体性与连贯性，能凸显人物在历史上的价值和作用。编年体贴近历史本身，以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能突破空间限制，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纪事本末体则侧重事件自身的本来面目。这三种历史叙述方式在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也留下了传世之作。纪传体历史著作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等等。编年体代表性史书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等等。纪事本末体代表性历史著述有《五纪事本末》《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宋朝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等。
编年体的文学史叙述一般认为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写于一九三七—一九四七年，一九八五年出版。这是较早成型的文学编年史著作。此后，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熊笃编著《天宝文学编年史（1987）》等，陆续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领域的编年体史著以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为发端。此后不断有学者在这一领域精心耕作，留下了一批优秀成果。卓如、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1949—2007）》、刘勇和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文学编年史》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年体著作的代表性成果。分体编年文学史近些年也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例如，欧阳友权和袁星洁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陈思广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刘福春著《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李遇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
相比较文学史著作广泛采用编年体例，文学期刊的编年体著述则很少见到。《芳草志》是借鉴编年体例来呈现《芳草》杂志本体的成功尝试。这是文学期刊在研究体例上的重要创新。文学期刊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新青年》《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新月》《新潮》《创造》《现代》《礼拜六》《人民文学》《文艺报》《小说选刊》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关照和深入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著述基本上采取的是常见的论述体例。这种研究体例，最大的好处是能从某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深入揭示文学期刊的性质和特点，包括它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也能有效地揭示文学期刊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研究思路确实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文学期刊的创刊、编辑出版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乃至主编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紧密。
但是，文学期刊有其自身的存在，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主编的关系一旦确立之后，就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例如，栏目的各种设置、刊物定价、广告、编者的话、读者来信等等，也是文学期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呈现一本文学期刊的复杂面貌，如何呈现文学期刊的自身历史特征，这是当今文学期刊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芳草志》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关口应运而生的产物。顾名思义，《芳草志》是一部关注《芳草》杂志自身特点的志书。但是，它所采用的体例，不是常见的论述体，而是编年体。一般编年体以年为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但是，《芳草》作为杂志，难以像一般文学现象、文学史那样，有复杂的历史状貌，在时间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作为文学期刊，《芳草》出版日期是固定的，这就需要编撰者来改造习见的编年体。因此，我们看到，它把《芳草》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按照“沿革卷”“编年卷”“编务卷”“编辑人卷”“文论卷”“文学奖卷”“名家足迹卷”“读者卷”“附录”等几个部分，依年排列。编撰者有意打开《芳草》的空间，把时间系列中相对简单的内容，分割出比较复杂的空间。再按照每一个部分的内容，来做系年排列。这种排列的最小时间单位是月（期），常见编年体的最小时间单位“日”就不复存在了。客观讲，这样的改造的确释放出了《芳草》杂志的复杂性。《芳草》除了文学作品发表的丰富和多样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在文学组织上的重要特点，它不仅仅是一本刊发文学作品的杂志，还是编辑部举办文学活动的“延长线”。这是《芳草》与一般文学期刊的不同之处。例如，《芳草》注意到，中国有接近三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那么，如何反映他们的生活？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芳草·潮》这本杂志。为何把这本反映农民工生活的杂志命名为《潮》？《芳草》编辑部有过这样一段话来加以解释，他们认为《潮》“一是反映了农民工近些年一些大的事件，如农民潮、失业潮、返乡潮等；二是反映了农民工在‘都市放牛‘都市创业‘潮起潮落的实景；三是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新潮、开创未来的美好憧憬；四是也反映了今年网络热炒的语言‘很潮的意思”。以子刊的形式切入到当下社会生活现实，这是《芳草》的一大特点。这样的特点显然是论述体较难处理的对象，因为《潮》有文学作品，但是，更有大量的非文学性文字。就文学作品而言，这些出自农民工之手的文字，恐怕难入作家们的法眼。《芳草》还在文学组织和文学出版上做过重要工作。例如，《芳草》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好文学的本质工作，向全国作家征稿，出版《绿是青山红是生活》。向全国作家组稿出版《美丽乡愁2015》《美丽乡愁2016》《美丽乡愁2017》《美丽乡愁2018》《美丽乡愁2019》《美丽乡愁2020》。此外，还出版了《芳草文库》。文库包括《刘益善文集》《唐镇文集》《刘富道文集》《绍六文集》《李传锋文集》《刘璋仪文集》《周翼南文集》《陈美兰文集》《李华章文集》《叶梅文集》《王新民文集》《萧国松文集》《善良文集》《叶大春文集》《胡大楚文集》《何存中文集》等。上述文学活动的组织和文学作品出版活动是《芳草》编务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这些工作显然是难以纳入到论述范围。但是通过编年体的形式，上述文学组织活动、文学出版活动都被纳入到叙述范围，也就给《芳草》的完整历史面貌留下了宝贵的一笔。
三
《芳草志》作为一本为文学期刊“立传”的著述，除了在文学期刊研究范式革新上的价值和意义之外，也为《芳草》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树碑立传”，立此存照。作为一本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芳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芳草志》收录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史料。这些珍贵的文学史料能为文学史书写提供非常珍贵的材料。《芳草志》收录的有些史料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些史料为一般研究者所忽视。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狂热的时代，文学培训活动十分火热。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发掘这样的史料。《芳草志》有一份史料，比较珍贵。不妨抄录如下：
关于开展“笔授、面授有偿服务”的重要启事
为满足广大文学青年、业余作者的要求，本刊决定从1988年8月1日起，开展阅稿“笔授、面授有偿服务”。
服务项目分阅稿后的笔授和面授两种。门类暂只限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纪实文学、诗歌、评论、美术。
笔授每稿必复。必须按下列标准向编辑部缴纳服务费：
笔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纪实文学、评论万字以内每篇10元，万字以上按每万字10元标准计算。诗歌三首以內（或总数不超过150行）10元，三首以上（或总数150行以上）为20元。
面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纪实文学、评论万字以内每篇20元，万字以上每篇30元。诗歌三首以内为20元；三首以上为30元；美术作品暂不做规定，服务办法可经与本刊编务组协商后进行。
一律谢绝直接向个人交寄稿件，私下接受“好处费”者将予以追究。
（一九八八年第八期）
这样的史料尽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荣光，虽然带有非常强烈的商业气息，但是，浓烈的商品气息也是那个年代文学“价值”的体现。这份启事的价值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芳草志》所收录的“名家足迹卷”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卷说明”对本卷内容做了清晰的说明：“本卷记录芳草地上的名家足迹。所搜集的文章，或为大家、名家在《劳草》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摘录，或为在《芳草》杂志上发表的写大家、名家的文章摘录，其中尤为珍贵者，是写一些大家、名家曾在武汉活动的历史片段，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武汉不断有一些大家、名家聚集，还有国际友人在这里为前线特士效力，他们在武汉留下的足迹，将成为武汉永久的纪念。”有些恐怕是难得一见的史料，极具价值。例如，有一则作家徐怀中给诗人顾乡的信，所谈论的是小说创作，即是难得的一见的史料。不妨抄录如下：
徐怀中致顾乡
顾乡：
你好！我最近在参加学习，还真够紧张的，抽空读了《失眠者》（载《芳草》1980第12期——原刊编者）。把这篇小说深沉的思想和写作上的成熟和我熟识的那个瘦弱的小姑娘联系起来，总觉得有些神奇，不可想象。你的文字也是我很喜欢的，短句式，读来有一种质朴的铿锵有声的节奏感，这一点印象很突出，在目前许多作品中语言达到这种水平的不多。这种语言的好处，还在于有时代感，符合现代生活的节拍，既有些欧化，但又是民族的，恰到好处。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这篇小说结尾部分有点外露了，主要是做梦的那一段，直白地写，实在大可不必。这里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在前文都已经有了明确的恰如其分的表达吗？如同你在舞台的各个角度，设置了可以产生各种艺术效果的灯光，虽然有些朦胧，但是创造了一种意境，不想你把大灯打开了，将一切照得惨白，一览无余，这种破坏作用太大了。我想，上帝不能把一切最完美的艺术素养同时给予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从弟弟（顾城）那里匀出一点朦胧的色彩给姐姐，姐弟两个都会是了不起的。
徐怀中
三月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除了文学史料价值，《芳草志》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芳草志》在“文学奖卷”里记录了《芳草》一九九六年第八期的一则消息：
《芳草》荣获大奖部分作品篇目
王振武《最后一篓春茶》（1981年第3期）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喻杉《女大学生宿舍》（1982年第2期）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苏叔阳《生死之间》（1984年第8期）荣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何祚欢《养命的儿子》（1987年第2期）改编为同名楚剧后获文化部“文化奖”。
唐镇《不能远行》（1990年第8期）荣获湖北省第二届“屈原文学奖”。
注：在本省的市以下以及在外省市获奖的篇目未予收录。
《芳草志》收录的这条材料，为《芳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四年时间，一份地方文学期刊，三次获全国大奖，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至少有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是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二是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这两部作品都是反映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前者以对知识的褒扬，加入到那个年代对于知识拜物教的书写之中。《女大学生宿舍》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作品。它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学的开放、包容、活力的书写，为中国当代文学书写改革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校园、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文本。
《芳草志》所收录的史料的文学史价值，还表现在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了《芳草》这样一份地方刊物，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进入到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也因为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如何发出中国自己的独特声音，如何展示自己独特的身影，成为中国文学思考的问题。于是，文学领域出现了写“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经验”的声音。难得可贵的是，在这场中国文学从资源、路径等方面转向自身传统与自身历程的呼吁之中，《芳草》也没有缺席。《芳草》“中国经验”栏目首次亮相于二〇〇七年第二期。主持人汪政提出：“应该关注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关注文学与国家现代化、在当代文化启蒙中的作用。也因为这一点，必须特别关注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从这一期开始，历经五年，“中国经验”栏目共发表了三十余篇相关讨论文章。这些文章既有从宏观角度来阐发“中国经验”问题，如汪政主持的《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也有对具体问题的探究，例如，於可训撰稿的《“中国经验”：存在与可能——评新世纪文学的一种文化理念》。无论是何种角度，《芳草》刊发的“中国经验”讨论的文章，毫无疑问应该进入到中国文学史视野。
作为一部文学期刊志书，《芳草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为文学期刊研究找寻到了一条有价值和意义的方法和路径。从这个方面来说，《芳草志》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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