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上有许多树木都是先有叶子后开花，而后果子才可举在枝头上。然而还有一些树，是先花而后叶，最后才见秋果粒粒隐在枝叶间，比如盛生南方的木棉、玉兰、魔芋、紫藤和贴梗海棠等；比如北方无处不有的泡桐、梅枝、沙棘和桃李杏。

　　有沒有一种树木是在冬天之后的春暖里，先结果子而后生叶、开花或开花而生叶？

　　有。

　　十多年前我确真比现在小着十余岁，看上去和现在的我是同龄人。因此在北京三联书店的一个活动中，我因为白发萃生而坐在台子上。而庆祥那时年少而瘦小，青年如少年，少年如童生，虽已读博并有诸多的理论在诞生，在八零后的同代人中已如翘楚旗明明地举在一片俊杰间，可到底还是因为瘦小年少被组织者埋没在了台下人群里，如和田玉被裹了一层沙土石皮般。然这被裹被隐被埋没，在他却不怨不燥，不急不慌，仿佛一个孩子深明站在人群最后将头低下的意义样。

　　三联的活动是谈书、谈文学。会议上如我这样的人都仰仗年龄“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着。时间如煮沸的蒸汽一样有温度、有气象地消失着。终于到了一场文学的高谈阔论将要结束时，为了彰显民主和开明，台上的请台下的发言去做幕闭式的拉绳人，也便请了庆祥来拉这闭幕式的幕绳子，结果他从人群站起来，像一颗钻石闪在一群头脑上，论文坛，说文学，评点当日的活动与发言，词语简短，清正有力，理据满塞提纲又挈领，仿若一个法官宣判的短言一样击中文坛的命门让台上台下的哑口无言俱呈愕然状。清晰地记得那次活动的台上人，说的多是什么书的伟大和文学之荣华，将如南方木棉样光泽火红、世代盛开，一如皇帝的玉玺永远威武般。而庆祥那时以他钻石的声音和形体，铿锵地立在台下人群里，简言赅意地表述的三点不同意见是：

　　一、文学文坛对八零后写作的疏忽貌是无意而实是蓄意并将会使本可以更加繁荣多样的文学不得不显出单薄疲惫来；

　　二、八零后写作对市场的占有表面是销量版税和媒体的推波助澜而其实质是读者的转移选择和对上代作家的作品的阅读之反叛；

　　三、全世界所有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都是在时间和历史中承上启下而非孤立的产生和存在所以请大家不要将当代文学一时一地的繁荣过分乐观的颂赞高扬要将它们放在时间和历史的长河中看泛舟漂流和浮沉。

　　庆祥发言完了坐下了，像一个领袖到会场指示以后又走了。那时台上台下的静，忽如空无一人的礼堂里，有只隐昼墙角的蝙蝠鹰一样翱翔在半空嘲笑着光。或说有只鹰，从一座城市的上空掠过去，朝高楼大厦瞄瞟一眼便有节奏、不急慌地扇着翅膀飞远了，留下那座城市永远在那儿颓然坐落而落败着。

　　应该说，我就是在那次活动中，自一个人的才情深处认识了可谓才俊中的才俊杨庆祥。也就自那次活动后，开始相信世上的草木多是先有叶子而后花，或者先花而后叶，这是人生所有的成长之规律。然在一片茂生的林木中，确实也有树木初生而成便举着果子从林地走出来，在文坛的街上和满街的叶植列并在一起。人民大学并不是让人人都仰慕并倾其家产、才华也要走进去的最名校，但你若是那个学校的一员时，你将会深明这个学校内在的运行规律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不可以比拟的。社会上所有对这个学校的理解都含有偏差、肤浅和表层笼统的概念化——至少我在人民大学的人生里，深知着学校的灵便、包容和对一些特殊师生的爱。在三联书店的那次活动结束后，我知道人大、北大、清华都有强硬如法的规定是本校毕业的博士生，不能留在本校任教而且这三个学校对这一规定的落实如一套手扣对一双手腕的落实样。可庆祥在这一腕扣关系中，以他的才华使得学校破天荒地将他留在本校任教了。我不知道学校其他学院还有没有这样破戒开律的事，但在人大文学院，这多少多少年，都是兀自独有的天开窗。这桩天顶开窗而让庆祥留在母校讲坛授课、写作并扬翅飞翔的事，至今看来都是决然的正确和智明。如果没有那次天顶开窗让他从定律的隙缝留在人大当老师，那对我对人大文学院，将会是多么的遗憾如自己身上的肉被人挖走了。如没有生叶就有了果子的树，被文坛和高校的路人摘走后，空留下一树的植叶黄在汪汪洋洋的人大校园里。而这天顶开窗将庆祥留在母校做老师，对文学来说不是大学“纳贤不避亲”，而是说一个人的才华是所有人的光，能照亮许多戒律拐角的门锁和钥匙。而是说，有一种才华不是沿着时季的线路生叶、开花而结果，而是从结果到硕果最后的终地已然是结果和硕果。在文学绿植才华的大街上，有人是由许多叶植的托衬成就其才华和物果。而有人，一走上这条大街就举着无叶的枝果立在街中央。他的立站不是给人看花叶。他知道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果实无论你多么硕大都没有花朵更引人注目更显美。但那果子的存在就是让你去思想。去想世界上确实是有人不需要花朵绿叶就能结果的树。去想为什么在文坛、文学的这条大街上，不结果子的树木随便几片叶子总比榴莲更香贵。而总是举着果子的真实和思想，在这条大街上总是少有人问津卖不出应该有的价格来。

　　二

　　我不知道庆祥是如何走过他的童年、少年而到人民大学读研、读博的，只知道他是安徽宿松县普通人家的人。知道他在中学时，曾经在县城书店的楼梯上，捧读着武侠小说像某一天那个叫张楚的作家在美国纽约的机场捧着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样。

　　他在很早、很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棵树的生叶茂绿期，来到北京、来到人民大学就是为了结果才从那很少有同行去过的宿松的镇城走将出来的。他的导师是程光炜。每每说起导师时，他满脸都是自己想要一锭银子导师却给了一根金条样的光。而我看到他脸生此光时，便也对程老师有种想要一元却得到万元的谢意在心上。因为我调入人民大学时，走过调入的窄小桥梁时，程老师是在那桥上加装了安全护栏的。在人民大学给我的诸多益好中，有一点别人不在意，但对我却是相当重要如一棵干旱的老柳被移植到了一条河边样——那就是在人大文学院，让我的后半程人生能和庆祥、悦然、梁鸿等年轻作家、诗人、批评家们在一起。让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太多的滋养而不至于过快的枯萎而被人丢在路边和荒野。尤其是在八年前的二〇一五年，读到庆祥的《80后，怎么办？》那本十几万字的书，使我再次看见了一代人的光，把他同辈作家几乎所有人生与写作的暗角都给照亮了。都给剪影描绘了。同时也将他前辈作家的保守、迂腐和固步自封的傲然给裸露在了天底下。记得在一天夜里读着那本薄书时，我有点心潮澎湃不时放下那本书，会望着灯光、墙角发一会呆，然后去找寻杯子倒杯水，每看几页就喝一口水，像苦闷烦泼一阵就要喝口酒。且在这多年之后的日子里，去想那本书，还能以我忘性好于记性的记忆力，隐约记得书中有这样两句话：

　　历史的黑箱一旦被戳破，里面原来是嗜血的阴森可怖。但我愿意将这些表述和判断留存，批评的勇气在于：你要戳穿别人的假面，必先将自己的真脸示人。1

　　记住这两句话不仅因为这话上系了鲁迅的严厉和思考，还深感于一个那么年轻的八零后，在一个时代面对历史的承担和勇气。也许今日再读此书这话已不复有当年的澎湃内心了，因为我们时代的变化之快确实没有一个批评家、思想家的思维能够追得上。时代的脚步一如你是飞奔之马也无法追上高铁样，可当我们去回顾“八零后”这一概念所占有、统治的那个时代时，《80后，怎么办？》大约是这一代人中唯一一本能够给一代人的思想、形象剪影存留的一本真实存照书。在那本书出版、争读、讨论的日子里，这样的文字总是不间断地出现在各种报刊和文化杂志上：

　　一本最真诚、痛切的反思之书；

　　一本振聋发聩的追问之作。

　　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对那书本、那代人、那个作家的争论、反辩、颂赞和批评，如汛期的河流一样卷着季节的泥土、草木和腥鲜，在时代的潮头跳荡和闪灼，乃至因为我与他人对那本书的爱，也都获收了口水哔哔的争吵和暖人的光。由此可想那个灵透、敏感、充满才华的作家在那个时段是多么的光闪和荣耀，使人感觉一颗耀眼的思想明星将要跃升空中般，可惜那个总是被人借誉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的时代很快过去了，像穿堂风对书页的吹动翻阅般。那本书的尾页很快到来了，封底成为封面扣在了风过处。今天去回想那些年月也才刚刚过去十几年，却使人有了恍若隔世感。因此再从书架上抽出那本书，似乎每一页的文字都有着压手的沉重和生命力，会在再读中时时听到一种来自时间、时代的击打声，会越发地去想那个时候的杨庆祥和今天这个杨庆祥，大约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着的作家、批评家，而是一个时代的光影和一代人的形塑和剪照，是一代人在文学上的思者、跑者、批评者，是个一直都在历史的原野上跳动、飞跃着的时间的鹿。

　　三

　　今天庆祥鲜正的形象是批评家、诗人、博导和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似乎和那个写过《80后，怎么办？》的作家正渐行别离着。激情还在，但愤怒已移。他显得成熟、放松，甚至某些时候还有一些精神上的闲散感。倘若不是他还让我们不间断地读到他的诗，我们已经很难把这个庆祥和十年前的庆祥联系起来了。

　　幸亏还有诗。

　　幸亏他是一代人的批评家。

　　因此无论是在校园，还是会场或者饭桌和街头上，每每看到修饰整洁、穿着得体、言谈爽利的庆祥时，我都无法避开一块价值连城的和田皮包玉被剥去沙石那感觉。我不知道和田玉是带有一些沙石好，还是剥去那些沙石有了雕饰好。没有人不是家庭、自我和社会三者联手的雕塑之结果。台北故宫那棵镇馆物宝玉白菜，如果还是原石将不会成为今天的稀世国宝摆在台北故宫大厅正中央，如蒙娜丽莎不经过画笔不会挂在法国的卢浮宫。所以每次和庆祥擦肩而过或相聚分手后，我多都会默默回头再看他一会儿，其注目之悠长、矛盾并无聊，且那时还会默默念念想，如果时代的脚步能够慢一些，所有的变化都在一定时速上，如上页书和下页书没有隔页而是字句连着字句、情节续着情节样，那么写过《80后，怎么办？》的杨庆祥，沿着那条写道再向前续走几年会是什么样？他读书博览，才思敏捷，口才与文才，都好如台北故宫的玉白菜和卢浮宫的画，那么沿此笔道、思考作为八零一代人中的思想者，他会不会如王小波延续了鲁迅杂文、随笔传统样成为又一个王小波和鲁迅杂文、随笔的精神继承人？成为和他们不一样却又精神相传的稀缺作家和一个时代精神的书写者？然而立刻却又想，他今天作为一个八零后批评家的领衔人物不是很好吗？初中、高中、大学、读研、读博、留校任教，由讲师而为教授和博导，每一步的节奏都比别人快，每一个台阶的起脚都比别人稳，每一篇论文和每一本论著和诗集，都会引起诸多的关注和侧目，乃至去做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也是最为年轻语重的评委和发言人，就是到了自己获得各种如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及去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理论奖，他作为一连串的获奖者，也都是那些获奖者中最为年轻的获奖人。站在大学和文学的立场上，庆祥可谓没有哪一项不是成功者。且没有哪一项不是最为年轻少壮的成功者。出生于一九八〇年，四十来岁就已桃李天下了。

　　记得三年前江苏凤凰集团在新冠肆虐的隙间组织了盛大“凤凰年会”，在南京那个豪壮华丽的大厅会场上，云集了众多名家、顶流和学者，而庆祥是作为最年轻的学者代表发言的。幕布、灯光和主席台，台下各路的兵马和人流，尤其在主席臺上被精心置装的演讲席和演讲席上的那束巨大、巨艳、巨美壮的鲜花和鲜花间是时隐时现的麦克风，整个情况都如外国元首在中国举办的“七国会议”“八国论坛”样，然会间到了庆祥发言时，他从从容容走上台，将那束巨花从演讲席上端下来，之后将麦克风扭置在适宜自己的最佳位置上，即兴的发言如念读稿子般，顿挫抑扬，朗朗句句，有观点，有节奏，有疑问，有颂赞，唯一没有的是哼哈多余的字词和句式。

　　一场文化与出版的论坛被他带向高潮了。

　　一场被集团精心设计安排的活动其所有的目光和彩亮，都闪灼在了他临时发挥的单元发言上。

　　四

　　使得庆祥更显才华立命的，还是他的批评和身为诗人的批评家。

　　到今天，他出版的代表性专著与诗集，有《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等，主编了大型青年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小说丛书的“青年科幻系列”，及英文版八零后作家小说集。批评、诗歌、编撰并马不停蹄地组织和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学校的讲坛是他的主阵地，其他全国各地的文学会场是他更为开阔的次讲坛。“写与跑”已经是今天许多作家、批评家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在这个文坛独有的生活方式中，对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似乎没有写也就没有跑。没有跑也就等于没有写。文学的两翼已经从创作与批评的静默两翼变成了写与跑的轰隆翼声了。大约这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给文学、文坛、作家、诗人带来的不得不变吧。但作为批评家，不仅要写、要跑、还要讲。作家在跑中也要讲，但作家在跑中天然的有“讲讲段子”“逗逗笑声”之权力。似乎在今天的网络、微博、短视频统治的文化天下里，不讲段子、不逗笑声，这个作家就不是好作家。可批评家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读者要求他们必须严谨有思考，对当下写作一定要能说出独一无二的一、二、三。而且青年批评家们又似乎个个都有这个的能力和准备。比如杨庆祥。比如张定浩。比如南京的何平等。比如很多我熟悉的青年批评家。眼看着青年批评家对上一代批评家的取代就如眼下的青年作家对上一代作家的迭代更替样。

　　这个时代是文学移交的一个时代移交口。

　　老的不愿交出去，新的到底还是冲上来。因此就特别愿意知道年轻作家是怎么写，年轻批评家是怎么想和怎么说，也就常常在家悄悄地读他们和想他们。庆祥在同代批评家中不是论著和文章最多那一个，但他却是最有观点总是让你听到并记住他的声音那一个。从《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到《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等，一篇篇地读下来，不免会使你发出一些安慰而又有些无奈的叹息声：

　　老的终归是老了，没有新芽不催旧枝的理。

　　以《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论——这和它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文学批评奖无关——许多叹息是从这本书的篇章陆续发表悠悠开始的，直至二〇二一年底这本书出来，在家里又通读和复习，那叹息便变得事已至此你不得不承认，“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已经和黄昏无关了。那书中的敏锐、开阔与它的思维和逻辑，像一股风（现在北京正是沙尘暴）正对着文学与文学史，进行着悄然的劲吹、改写、改变乃至为推翻。与其说在“文学移交”这些年月里，新老的交替是新老作家的作品完成的，倒不如是青年批评家们替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完成的。是青年作家们完成了他们的作品后，青年批评家们接过他们的作品视其作品为“上部”，然后他们续写了“下部”后，使这上、下部的合力在推动完成这移交。甚或可以说，在文学接力棒的跑道上，上一代作家并不认为自己完成了自己的跑项、已经力气耗尽正可以把那接力的金棒交出去。而年轻的作家追上来，也并无起跑如冲刺样地去快捷抢夺接力棒。这中间的距离不是空白而是批评家。是有人说的“南有张定浩，北有杨庆祥”——是他们一大批的青年批评家联手在中间，如裁判样的断喝提示声。是他们将起跑接棒的青年作家们助力推了一大把，让青年作家的跑速成为鹿跃了。甚至我觉得，是他们从上代作家、批评家手里抢过接力棒，和青年作家并肩、甚至是领跑青年作家了。

　　回到《新时代文学景观》这本专著上，留意一下作者所有理论的观点和讨论的作家与作品，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的文学交替中，领跑文学和助跑作家了。在《新时代文学景观》的上编中，专论的是“21世纪青年作家”们的“非虚构写作”“新南方写作”“科幻文学”和“AI的角力”等；下编专论的青年作家是，徐则臣、李修文、鲁敏、葛亮、付秀莹、张悦然、孙频、胡竹峰、王威廉等，加之他在《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中提出的“九十年代写作”和“新伤痕文学”以及更多的对七零、八零作家的作家论和作品论，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杨庆祥文学理论的选择和敏锐，以及这些理论的当下性和前瞩性。尤其如《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科幻文学：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及《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等论文，实在是把他选择的视野、敏锐的嗅力和相当前瞩的文学判断力，集中体现到了“招风树”的程度上。记得几年之前读他的《与AI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时，深为他论文中的“焦虑”而不以为然，甚至读到其中这样的文字：“当下一些诗歌写作甚至比小冰（AI）的写作更糟糕，更匮乏。如果我们对这种自动的语言和诗意丧失警惕，并对小冰的‘习得能力表示不屑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也许会发现，小冰的写作比我们的写作更‘真，更富有内在的冲动”1时，会觉得这种判断和论述，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如今再看AI的发展和整个人类面对AI写作之惊慌，去重读他的《与AI角力》，大约除了感叹AI到来的迅猛、快捷与整个人类措手不及的手忙脚乱，就不得不感叹那个青年批评家的敏锐和前瞩了。

　　顺便说一句，二〇一三年六月，余华的《第七天》问世时，是庆祥最先向媒体提出了《第七天》写作中“新闻串串烧”的问题，从此这本我喜欢它胜过《文城》的小说，被推到了争论的风口。后来和庆祥说起这件事，我说“你罪大恶极。”前年余华的《文城》问世时，庆祥又以最早、最快、几乎与《文城》问世同步的速度写了《<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一篇肯定文，之后我见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你是将功补过吧。”这些虽是玩笑话，但对他于文学的敏锐确是可见之一斑的。再说最早在《南方文坛》上读到《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时，就真的是了一声感叹一声赞，觉得无论是“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还是对“新南方”的区域性论断，再到对近年一大批南方青年作家作品的具体思考、辨析和论述，可谓理据满满，逻辑谨严，述说规正，也便再次觉得他这种扑面而来的批评之才华，不在一字一词的新颖和运用上，而是在整体的把握和思维的高于人头上。想起不久前，和比我一个朋友说起文学、文坛来，他苦笑着轻声喃喃道：“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该退了，年轻的该要顶替上来了，而是说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逻辑不再属于我们了。”

　　他感叹：“我们是被逻辑更换替代了。”

　　那么他说的逻辑是握在谁的手里边？是谁的思维创造出来的逻辑让整个文学、文坛、读者都欣然接受了？看到最近《南方周末》《文艺报》《文学报》和属于文学圈的那个手机“朋友圈”，都在发文、转文讨论“新南方写作”的起兴和不可挡阻的旺势与蓬勃，这其中肇始者杨庆祥的声音更是正清和嘹亮，占根占据的论说、阐述和挥發，使人听到看到的，不仅是这种阐释和阐释中的作家和作品，还有杨庆祥们在发现、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在这种新文学史中组织新的文学秩序和逻辑。这对于那些志向高远的作家言，是你的作品最终被纳入这种理论去阐述，让他们的理论、逻辑领带着你的写作向前走，还是你的写作不断跳超这种理论领带着他们的批评向前走，倘若这不是一桩东风压倒西风的事，也是你的文学到底有没有创造性、有多少创造性和恒久远的事。

　　在这儿能否说一句朦胧、私房、似乎不该说的话，是不是现在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真的被批评家牵着鼻子了？当年自八十年代中期至二〇〇〇年前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先声是小说。是小说先自有了轰鸣声，而后才有各种评论的声音和经典与经典的可能性。而今天，尤其是新世纪后的最近多少年，无论谁的小说出版之后都无“先声”了，都必须有批评家的站台、唤喝、颂褒之后才会有那些作品发出声音来。

　　换句话儿说，一部作品问世后，首先发出声音的，不是那个作家和作品，而是批评家。是批评家替代了作家和作品发出声音那部作品才可以被看到、听到、记起来。这种声音秩序的颠倒除了我们可以从作家和作品自身及今天的媒介、网络的变化找到不可逆的原因外，还说明、证明的，就是文学的逻辑与秩序正在悄然变化着。今天文学的主板块似乎正朝着批评滑过去，它属于或即将属于批评家，似乎不再属于那些作品的创作者。明天的文学，作家如果没有在创造上与批评家撕裂、矛盾和一比高下之努力，那么你所有的作品都会是批评家观点和理论的注脚和阐释码。而那要让你的作品成为阐述码和注脚的人，就是今天如杨庆祥样一大批的出生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青年才俊批评家。

　　他们今天是文学声音的代言人，明天可能就是文学的主唱和导演。

　　感觉属于文学批评的一个文学时代似乎真的到来了。

　　五

　　没有能力写出“批评的批评”那种文章来。倘若有，是真的可以捊理庆祥这代人作为批评家，他们和上代批评家的关系是什么、差异在哪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批评观的独有在哪儿。似乎知道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又无法理清为什么是这种独有和才情，而不是那种独有和才情。一如总是断续不止地去读庆祥的诗，却又无法落笔去论说他的诗。然不知该怎样去说他的诗，却又每每读起多有感慨和心潮起自心底涌上来。从他的第一本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到《这些年，在人间》，再到两年前的《世界等于零》，对于他诗歌的爱，在我是胜过对他的理论批评之爱的。这里没有谁好于谁的权衡在，而是说他的批评是理性的、冷静的，经过辨析选择的。而他的诗歌是感性的，本真、率真的，乃至不失天真——那怕他经常在感性、本真中经过突来的词语、诗句将那种具体的感性和本真，转带入一种过滤了情感的抽象和表达，你也还是止不住被他的诗句引起内心的澎湃和激荡。

　　我以为，在诗人和批评家的身份上，庆祥的内里是诗人，即便他以批评家的身份立于文坛、高校和这个充满物实的现实世界中，他也依然是一个诗人批评家，而非批评家的诗人和作家。尤其到了《世界等于零》，这种感慨膨胀得如气球将要飞起来——那怕读了他为这部诗集写的《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的后记文，知道他明确拒绝人们对他诗歌的某种过于具体、实在的解释和理解，你也还是忍不住那种只有诗歌才能引发的感慨和冲动。

　　一首具体的诗歌当然可以被分析、讨论和教学，但是作为“曲线”的诗歌却不能，它逃避一切的阐释，因此也拥有无穷的阐释。1

　　在《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中，读到这句话时，《世界等于零》所引发的澎湃在我内心如同破了的气球一样碎落了——诗人与小说家的区别到来了。目下小说家都渴望别人阐释如长途汽车需要加油站，因此批评家都是小说家的亲人和朋友。而作为诗人的杨庆祥，对阐释的警惕、拒绝和不以为然，道出了诗歌这种文体的清冽和傲然，也多少道出了庆祥作为诗人那种内心的“不可言说的痛”。

　　也许他是因为那种不可言说的疼痛才寫诗。

　　也许他要拒绝的，正是我这种不懂诗也要读诗和对诗人、诗歌有自己理解、曲解的人。好在在《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中，他还那么明确地说，“它逃避一切阐释，因此也拥有无穷的阐释。”那么就把如我般不是阐释的阐释，当作无穷阐释中最简单、曲解那一种。当作一首诗成为“曲线”之前总还有“直线”和直线向曲线过渡的弧线那一段。我是属于直线和直线延伸出去的弧线那一段，因此才会把《世界等于零》和《80后，怎么办？》联系起来去理解。不是说《世界等于零》就是《80后，怎么办？》的发展和延伸，而是说同一个作家、诗人在这两本截然不同文体中的蜕变和某种精神之联系。在《80后，怎么办？》中，你读到的是“少（青）年中国”的杨庆祥，而在《世界等于零》中，你感受到的杨庆祥虽然是青年，但却是被时间、时代洗礼过的青年了。他们作为新起的知识分子，为所处的时代焦虑、担忧而不安，而表达的方式却成了一种抽象和曲意。他们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填充词语和诗句，或在现实和词语之间填充抽象和想象。于是诗歌流淌出来了，作家蜕变了。那个写出《80后，怎么办？》的作家成了“人和世界怎么办”的诗人了。现实成了他隔有距离的凝视物，也成了他诗歌的想象之源头。《疫的7次方》作为一部诗集的开头篇，读来让人从震撼中跌落又从跌落中扬起，它合同着诗集中所有作为“诗的地理”存在的“北京”及与这诗的地理相联系的“君王”“权杖”等等意象如《时代病》《黄昏的起义》《我唯一确定的》《看<流浪地球>遇大雪有感》与《远征》等诗歌，不仅维系着《80后，怎么办？》的精神，同时又修筑了从安徽宿松那个阅读少年到北京名校的博导、批评家和诗人的成长与成熟的路道。将诗集中凡写家乡的“诗的地理”与凡写北京的“诗的地理”的诗歌放在一起阅读是笨拙的，但也一定又是有趣的。我们从这诗的地理中看到的是现实、地域和激情，但也隐约看到诗人的成长、成熟和存在。而就收录诗人一百一十余篇诗歌的《世界等于零》的诗集言，这种具有“现实和地理”的诗歌，单从数量说，如果不为诗集主阵的话，那么爱和爱的绝望相关的诗，就几乎是这部诗集的主调舞台了。没有人会把诗作和诗人世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但没有诗歌不和诗人的精神处境相联系。不能说“爱与绝望”是《世界等于零》的主音符，然在自始自终都栽植、举枝在诗集中的爱、孤独和绝望，及在绝望中又对爱不息不止的吟唱的诗歌里，那些反复跳荡的音节和音律，却总是让人听到、看到诗人在孤寒中的叹息和歌律。“一条鲸鱼放弃了大海，一只贝壳放弃了泪/一个春天放弃了花朵。而一颗心的坚冰/心的坚冰已经放弃了人类的解冻。”（《他对自我实现毫无兴趣》）“我只会给你一个冬天。我反复点燃，/雪，雪——大雪自火中沸腾。/缀满纽扣的卡其大衣。随手拾起的，/小小宪章。萝卜缨子。和背叛”（《我反复点燃雪》）。这样的诗句和短章，不需要去诗集中勾勒和翻找，你随手打开《世界等于零》的任何一页，映入眼帘的都是这样的诗句和情绪，都是满带着绝望的爱和充满爱的孤独。乃至于你可以想象，一个诗人白天在世俗、繁闹中忙碌的奔波和纠缠，而在独处夜晚的孤寒中，又如何寂寞和冥想。甚至让你去感觉，他的孤单与绝望，不是他的无奈和不得不如此，而是他自己的营造和渴求。

　　是他要用这种绝望的力量去对抗虚无的庞大和武断。

　　对微微颤抖的尘埃说：我来过

　　对尘埃上颤抖的光影说：我来过

　　对光影里那稀薄的看不见的气息说：我来过

　　……

　　对比深井还深的眼睛说：我走了

　　对眼睛里比细雪还细的寒冷说：我走了

　　对比寒冷的晶体更多一分的冰凌说：我走了1

　　不难理解《世界等于零》这首诗，为什么被诗人选来用作一部诗集的书名。我们不会将“世界等于零”视为这就是诗人的精神概述，但其中所表达的人生观和哲学观，在相当程度上，也许正是这部诗集最深处的根土和种子。而当将现实、不安、忧虑、绝望的爱及爱至绝望视为路径走入这部诗集时，屏障、奇妙的地方却在这儿产生了——诗人不让读者沿着此道走下去，他总是让你在一首诗的情感高出站立瞭望时，将你的目光从绝望和爱的地方引开来，引至一种抽象的寓意和多义，如同他领带你从现实起脚走过激情、愤怒、黑暗和绝望，看到的不是虚无和死亡，而是充满光的抽象的门——一扇抽象的门窗和覆盖了黑暗的语言的光。如《我唯一确定的》《他对自我实现毫无兴趣》《九月的第一首情诗》《尘世间的事》《大首领》和《我把你也给你》《壶口墓志铭》等等诸多诸多的诗，诗人都用他的诗句、段落将我们领带入激情和想象，然在这想象的尽头，他却又给我们竖起一道抽象的屏障，既让我们在这儿住脚，又让我们在这儿凝望和思想。尤其如《现代聊斋志》《王冠》《蓝》和《箴》等——因为自己是以叙述为业的小说家，读到这些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叙事、段落性句章和拒绝情节指向的诗歌（篇）时，可谓喜出望到如同阅读鲁迅非诗非小说的《野草》样，觉得又一次读到了非诗歌的诗歌了。读到了“新诗中的新诗”——尽管这样体式的诗歌并非首源于《世界等于零》，但这些诗却让我想到了某一种小说的可能性。

　　——倘若有一天，我寫出了那样的小说来，我将恩感于这部诗集中的《现代聊斋志》《王冠》《蓝》和《箴》等诗歌。

　　六

　　我以为《世界等于零》的诗歌“曲线”不是诗人说的“逃避阐释”，而是在有意对抗“一切的阐释”。杨庆祥作为一代人的光和影，事实上也在拒绝、逃避着许多的描述和注释。他是教授、诗人、批评家，同时又是博导、副院长。工作上的风生水起、声响涛涛和他写作上的成功和光亮，成塑了一个熠熠生辉的人。然若你能真正对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也许也才可以更进一步地体会他的矛盾和丰富。一面是对文学与写作的挚爱和信仰，一面又是一个高校行政职务的未来和可能。也许这就是中国有太多才华者的光明与烦恼。作为庆祥的同行和同事，我为他的才华感到心嫉和骄傲，一面渴望他可以向上走上去，另一面又渴望他彻底地成为纯粹的教授、博导、诗人和批评家，把自己的天赋才华集中到一点上闪烁和聚爆。然又说到底，生活中又终是有人在一点、两点、三五点，或一面、两面、三五面上都成就业绩、都是成功者的人。既然是一代人的光，一代人的光和影，那就光影同在，让光照亮影、让影托衬着光，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光。

　　（责任编辑：宋小词）

　　1.杨庆祥：《80后，怎么办？》第11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杨庆祥：《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第8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1.杨庆祥：《世界等于零》第1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1.杨庆祥：《世界等于零》第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阎连科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三十余年共创作小说、散文、文学随笔等作品一千万字，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兰、挪威、瑞典、捷克、塞尔维亚等三十余种语言。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