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一

　　一个普通的灵魂如何写就一篇自述？这是一个问题。古往今来，自述或者自传大概都属于那些卓有成就或者经历非凡的人，而这两者离我都非常遥远。我常常在掌声中感到羞愧，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经常出于对老师辛勤工作的肯定而鼓掌，我不能阻止他们的热情和好意，每次都是低下头忐忑地收拾讲义。偶尔在外面讲座，主持人的介绍也会让我觉得难为情，总觉得那个介绍的人不是我。有时候即使是作为旁观者，比如参加某个活动，看到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热闹，虽然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会觉得尴尬，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是我经常选择独来独往并尽量少参加集体活动的缘由，并不是不喜欢别人那样，而是自己觉得不适，同时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不适而辜负别人的好意，那就不如躲起来一点，就像我在一首诗里写的：“所以归根结底/我看不到你醉酒的欢颜/你也不知道那些长路有多么喜欢我/所以我们只能是各有所属”。

　　说起来自述或者自传，我也读过不少，印象深刻的是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巴金喜欢的是里面的无政府主义，我喜欢的却是一部自传里面的“无我”，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把自己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减缩——这是让我赞叹之处。克罗泡特金出身贵族，又得沙皇的宠爱，少年得志，本来应该春风得意马蹄疾，却选择了对自己阶级的背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人群，这不是普通人能完成的伟业。我很小的时候也曾经对历史很着迷，对那些能够在历史中留下令名的人与事充满了向往，但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清晰地记得我是躺在大学宿舍的上铺产生了这种恍惚。我在那个慵懒的午后做了一个梦，在醒来的一刻看到阳光如丝绸般从窗户里照进凌乱破旧的宿舍——《枕草子》里面说月光照在穷人的家里是不堪的，因为让人觉得一无所有——但是那一刻，我却体验到了某种庄严的情感，我突然意识到历史的“空性”。我在一篇当时写下的短文《长大成人》里说：历史不记载普通人的故事，红尘将我遗忘。这是我少年时候少有的“冥契”时刻，对我影响至深。在热烈的青春时刻，在破旧的集体宿舍，在万物怒放阳光无私的那个午后，我在一个酣梦后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逃课的不规矩的学生，而是醍醐灌顶般地体验到了某种觉醒。世界孤独运行，而这个少年只是蜉蝣一般的存在，他在心中默念：“我醒了！”是的。那个午后，我停止了长达十年写日记的习惯，并在后面的几年，以每年一本或者两本的速度将前面写的日记全部销毁——今天想来过于决绝，比如其中两大本记录高中时代生活的日记，内容堪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但又如何，在“菩萨的法眼里，人不过是一阵风”，更何况是几页薄纸？

　　因此，为了这篇自述，我只能求助记忆的深海，打捞一些吉光片羽的残简。它们肯定真实，但不能保证一一对应；它们肯定严肃，但也并不排斥反讽。

　　二

　　如果造物主在一九九七年的某个深夜没有打瞌睡，如果那个时候他的视线恰好集中在中国安徽皖西南的一个小镇，他会看到在一所校园的花坛旁边，一群乳臭未干的少年正在群殴，他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甚至拿着马刀，也有的赤手空拳，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在皎洁月色的照耀下，他们辨认着队友和敌人，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分辨不清，因为“敌人”无非就是另外一个班级或者另外一个小团体的同学，有的甚至是晚自习上刚刚向对方请教过一道习题。只不过在一个导火索的引爆下，少年们迅速站队、集合，然后狭路相逢以身相搏。如果造物主的眼神更好一点，好到可以堪比今天AI的人脸识别，那么他会在这一群气喘吁吁的少年中发现一个瘦弱、穿着浅蓝牛仔褂，但看起来很勇敢的人——那个人就是我。“战斗”很快就在驻校联防队的哨声、手电筒强光以及大声的呵斥警告中结束，一大群人鸟兽四散，几个负伤的被送去镇上的医院包扎，几个跑得不够快的被联防队关进小黑屋等着第二天班主任的严厉训斥，甚至要家长来交一点点罚金才能重获自由，其他的则在成功逃脱后若无其事地睡觉、上课，第二天见到头天晚上的“敌人”，还互相微笑着夸赞对方的好运气，如果兜里正好有零钱，说不定还要一起去街头小店喝瓶啤酒。这就是我一九九〇年代中学生活的一幕，这一幕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以为这就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很多年后校园霸凌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校园霸凌几乎每天都在我身边上演。那个时候我们很少求助于老师、父母和法律工具，我们求助自我，并坚信“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暴力成为了一种信仰，校园变成了一个小江湖，白天都是好学生，晚上则上演兄弟情深和快意恩仇的戏份。不过很奇怪的是，特别极端事件几乎没有发生过，一种模仿性降低了暴力的烈度和强度，有时候甚至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我醉心于武侠小说和港台片。武侠小说几毛钱一天就可以从旧书店租借，港台片两块钱就可以去录像厅看一个通宵。在一九九〇年代，我的同龄人们大概都被这两种大众文化形式塑造着情感结构和行为模式，老师和家长们的规训似乎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在懵懂而激烈的青春期躁动症中，那些发生在异时（武侠小说）和发生在异地（港澳台）的故事反而构成了我们想象世界的参考系。我从武侠小说那里学会了正义、任侠和信诺，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要素，我从港台的言情片里习得了关于爱情的基本观念——有情人终究不能成为眷属，真爱一定以悲剧结束。整个青春期我都处在这样一种“独孤求败”的多情英雄的自我想象和模仿操练之中，我喜欢的一个武侠人物是古龙《七种武器之离别钩》中的杨铮——我一度以此为自己的笔名——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我喜欢的另外一个武侠人物是柳残阳《四海游龙传》中的主角展若尘，他绰号“屠手”，内心温柔头脑冷静，擅长精密的推理和寻找一击致命的时机，以一人之力击杀了整个反派组织——我后来读史记刺客列传，又读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才明白这其实是汉文明最重要的元气，虽然渐渐零落，却也一直深藏在文化的根底。这奠定了我对民间、江湖、孤勇的向往和热爱，即使是在港台的现代言情片里，我倾心的也是那些性格豪爽，英姿飒爽的女性，有一次我在一部警匪片里看到一个女警察，觉得真是好看极了，但是我完全没有留意演員的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是知道她是当时的当红女星李嘉欣。

　　虽然“孤单英雄”是我的原始人设，但是因为江湖实在“险恶”，所以我其实拥有一群小伙伴，高中时代我有七个结拜兄弟，我们八个人结成同盟“纵横”校园以及校园外围五公里左右的方圆，一度享有盛名。有一个下午，我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看我，开了一辆红色桑塔纳，那个时候这样的小车在我们那一带还不多见，于是我坐上车，打开车窗，在校园内转了一圈，在众人侧目之后，我的班主任火速找到我，问，你是不是又要发动“起义”？起义当然是没有的，但热血上涌的事情至少做过两次。一次是附近湖区的渔民被殴打，父子双亡，家人在校园附近的街道上拉着尸体跪街喊冤，众多看客围观，我怒火中烧，立即决定赴省城合肥代为申诉；二是在某个学期中，因为无法忍受枯燥的学习生活，我干脆带上几个同学一起离校出走，因为准备得不够充分，在举目无亲的上海街头一处绿化林里待了一个晚上，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位在上海的学長吃了顿饱饭，借了点路费，迅速就打道回府了。无论是省公安厅的接访领导，还是上海读书的学长，对我的劝告都是一样：快高考了，回去好好复习准备考试。

　　武侠的迷梦和江湖的幻象折磨了我好几年，与其他同学稍微不同的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看起来有点反差的爱好，写诗。一九九八年的年底，我的第一本诗集公开出版，不仅仅让我身边写诗的同学大吃一惊，也让我那些江湖弟兄大吃一惊。那本诗集是浅绿色的封面，收录了我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创作的近八十首习作，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当然，我父亲为此支付了一笔不少的出版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估计也是唯一一次的自费出版。我对诗集并不满意，主要是我觉得封二的那张作者照片太难看了，我剪了一个郭富城式的中分发型，充分暴露了我长相的弱点和眼神里的幼稚。据说现在在孔夫子的旧书网上还能找到这本旧作，说明我当时销毁的不够及时——不过我也的确郑重其事地一本本签名，将书送给我周围的老师同学，至少有那么三五天，猜测我的哪一首诗是写给哪个女同学的成为我们校园内的卧谈主题。如果时光可以倒回去，我一定会将送出去的诗集一一要回，然后全部付之于火焰。

　　一九九〇年代就这么过去了，政治的变革，经济的转型，一切变化似乎都在加速。一九九七年，我为香港回归写了一首诗，发表在我们校报上；也是一九九七年，我在校园的礼堂里观看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的悼念仪式；还是在一九九七年，我站在小饭店的门口在一台破旧的彩电里看完了《泰坦尼克号》。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在某一个时刻从懵懂的叛逆少年成为了心智冷静的青年人，我们几乎同时意识到，流动性已经降临，而并没有江湖大佬来拯救我们，作为出生于乡村或者小镇的一代人而言，我们只能选择“做题家”的命运。我们八个人——其实也有点像八个小矮人——的状况如下：老二博士毕业，开始任职于四川省某机关，后辞职转去一所高校任教；老三本科毕业，在安徽一所县城担任中学老师；老四专科毕业，在上海开了一家新能源公司；老五本科毕业，在广东一架大医药公司担任高管；老六本科毕业，在云南省某机关担任中层；老七没考上大学，一度在广东打工创业，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在各自的城市过着最普通的生活，偶尔联系，偶尔见面。

　　三

　　自一九九九年大学本科开始一直到二〇〇九年博士毕业，正好十年时光。如果要给这一段时间命名，我可以称之为我的“图书馆岁月”，这么说并非指我每天生活在图书馆——即使博尔赫斯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我也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天堂。我的意思是，我进入一个持续、毫无目的性、带有精神操练和灵魂洗涤的自由阅读时期。如果要为这个阅读开出一份书单，那未免就太俗气了，也大概率是千篇一律。我至今时刻警惕的一点就是给别人开书单——这和充当人生导师是一样的行为。人只能自己寻找自己的阅读，人也只能自己完成自己的人生。但一种灵魂与另外一种灵魂的相遇却各有不同，在我漫长的阅读史中，这种灵魂碰撞的火花也是生命中惊艳的时刻。比如第一次读尼采，被他的强烈意志和酒神精神震撼——虽然必须惭愧地承认我是先读了周国平煽情的尼采研究，然后才去读的尼采原著；比如在大三的某一天读到一本破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几乎塑造了我对世界认知的辩证法——“眼泪和小便都是体内的废水，为什么眼泪就更高贵？”；比如有一天我从叔叔那里获得一套朱生豪翻译的六卷本《莎士比亚全集》，瞬间被莎翁的才华征服，如痴如醉地读了几个月，至今依然是我最重要的枕边书；比如第一次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听《牡丹亭》，“皂罗袍”的曲子响起，“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如遭电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深地活在汉语的传统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书当然是伟大的正典，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识的读物，在后来我越来越细地从事某一专业工作，比如当代文学史研究或者当代文学批评时，我越发意识到这种通识阅读的重要性，它提供的不是某一理论的武器，可以立即投入生产和使用，他提供的是一种宽厚的人性之思——这是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起源。这一时期我自由且高效地使用着我的时间，大量时间用来阅读，一小部分时间用来社交，很少花时间去上课——我也曾经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辗转听课，但几乎没有什么收获。我的收获是自由阅读后心智的升格以及认真思考后的一本本的读书笔记。那时候我毫不关心生活费、课程成绩和奖学金，也从不担心老师课堂点名，我更喜欢的是让自己消失在那些有趣的书里面，就像“水消失于水”。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我从博士一年级开始参与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那是我的导师程光炜先生主持的一个类似于工作坊的课堂，我几乎每堂课都不落下，热烈地参与资料的收集、论文的撰写和课堂的讨论，我每每侃侃而谈，毫不顾忌自己的漏洞百出。受益于程老师的宽容和耐心，我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式的学术训练并“生产”出了一系列的论文，我很少思考这些论文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我只是觉得它们就是手边之事，做完即可，阅后即焚。我也在这种心态之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依然是关于一九八〇年代的文学史选题——虽然我可能再也不会去写一部如此规范的学术著作，但是必须毫不矫情地承认：这并非我想要的完美之物——虽然完美之物从不存在。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每每有学生出于尊敬夸赞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都还给他们一个诡异的苦笑或流汗的表情包。

　　四

　　我并没有彻底摆脱江湖儿女的出厂设定和任侠为诗的反差萌。如此种种构成一种强烈的诱惑，让我时时提醒自己的切身性——对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注，对能够与生命进行互动的人事的热望，对地火一般运行的内在激情的渴求。这不是另外一种幻觉吗？青春已远，但我还活在少年的心象里。

　　对生命和生存的疑问如影随形。有一次在人大诗歌节上，食指过来读了一首诗，然后说：同学们对不起，我要先走了，再晚就没有公交车了。还有一次我在蓝旗营的过街天桥上遇到一位当时非常著名的学者，他孤单的背影让我觉得黄昏黯淡。向生的力与向死的力在搏击，生命和生存互相质疑，有时候生命占了上风，有时候生存占了上风，在它们势均力敌的某一个时刻——对我来说是二〇〇九年博士毕业，留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种更切身的思考向我逼来。这就是《80后，怎么办》这本书的发生学。从二〇一〇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二〇一三年成文发表，再到二〇一五年成书出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长达五年。实际上，这本书从来就没有完成过，这个提问也几乎没有答案——它并非是一本需要答案的提问，但是这个提问我认为依然是重要的，这本书也远非准备充分的成熟之作，只是在二〇一〇年，我的身体和心灵都遭遇到了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种狭路相逢，但却无所谓勇者胜还是懦者败——在历史面前，我们还远远谈不上勇敢。不过是在二〇一〇年代，八〇后还是一个正向的代际指认，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势能和可能的希望，因此，长辈们如北岛、李陀、阎连科、欧阳江河等等鼓励我大胆地表达，即使这种表达可能会带有冒犯性。一晃就过去了十年，在大众的舆论里，八〇后不再是热词，即使偶尔提及，也带有更多负面的阴影：人到中年，青春颓败，上有养老压力，下有育娃焦虑，谢顶白发啤酒肚，似乎一代人就这样零落成泥碾着尘。不过在我的私心里，总觉得有些东西还远远没有结束，也许才刚刚开始。

　　在二〇一九年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专访中这么说过：“我们有权力去想象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在我这里很朴素，我认为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多元化会进一步得到尊重，建立在多元化之上的社会发展形态也会得到尊重，大家不会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方向，过去对全球化的方向的理解就是欧美文明的方向。东亚地区这次的表现确实在提醒我们，建立在多元文化、区域文明基础上的多样性的选择会受到尊重，但是这种尊重的前提在于我们依然活在整个文明体系之中，必须满足充分的文明尺度——生存权和发展权。不管任何一种制度，必须保证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充分的就业，社会福利……等等，这些没有，要以一个文明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竞争或博弈是不可能的。”这里或许有一种浅薄的历史乐观主义，但是，今天我依然坚持这种“浅薄”。

　　在二〇二三年春天的几次演讲中，我在北京、上海、长沙三地遭遇到了同样的提问，提问的已经不是八〇后，而是〇〇后，其中上海图书馆的一个长相俊美的男生几乎是哭着提问，他说：“我觉得自己只是历史的材料而已，我不想这样，怎么办？”

　　我其实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含糊而笼统，但却是真诚的，我说：“我恳请你们相信历史的辩证法，并兴高采烈地忍耐和生活。”

　　五

　　是的，一切似乎结束了，一切又似乎刚刚开始。我在二〇一八年的一首诗里写道：“我只向菩萨低头/我满月一样干净的心呀/四十年家国/如此骄傲如此难过”。满月一样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最好的结局是少年万里屠龙，归来依然明月皎皎，清风徐徐。最坏的结局也不过是屠龙少年变身恶龙。也许还有另一种选择——“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龙和龙都是假的，这是中国古典的智慧还是遁术？我无法判断。在疫情结束后，我好像从一场梦中醒来。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冬雪皑皑；二〇〇四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杨柳依依；二〇二三年我生活在北京，有阳光、玉兰、蔷薇和沙尘。在四月的一个中午我参加完“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大会”，然后走上过街的天桥，我要去对面的超市买一份明天的早餐面包。天桥上有匆匆而过的人流，还有三位带着红袖章的治安员，他们神态自若地看了看我，我也神态自若地看了看他们，我记得我要穿过他们的目光去对面的超市买一份明天的早餐面包，我毫无愧意的深心中突然响起一句箴言：“Ataitu——我来了——”

　　是的，Ataitu，二〇二三年。

　　Ataitu，十点九元一包的面包切片。

　　Ataitu，那些消失于地平线的屠龙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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