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岁月无波澜，余生不悲欢。

　　提笔挥毫，浓黑的墨汁在宣纸上流淌奔走，很是洒脱。我自认这笔孬字还行，还能拿得出手。圈子里有一些专做文人字画收藏的文化商人愿意出大价钱收购。只是我从不卖，有朋友喜欢看上就拿走了。字画最后流落到了哪里？在谁的手里？会不会升值？我并不关心。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都离开我了，何况一幅字画！

　　佛说，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如果可能我想永远地删除一些记忆。

　　墨汁在水里飘荡成一朵朵云，云朵又幻化成一只只鸟。鸟儿扑楞着翅膀挣扎着跃跃欲飞。我把笔洗干净，挂在笔架上。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

　　巨大的橘色的落日挂在窗前，似乎再使一把劲儿就要从窗子跳进来。不远处就是黄河，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风景近在咫尺。回头看一眼投在书桌上的影子，大脑袋细长腰身的毛笔在架子上轻轻摇晃。像一个小人在悠闲地荡秋千。

　　无处可逃。

　　多年前在北方煤矿的一个小院里，也有过这样的一架秋千。

　　秋千架是父亲打制的。父亲会做桌子凳子等简单的家具，他年轻时跟着村里的一个师傅学过一年手艺，招工走时师傅送给他一套工具，刨子锛子锯子斧子墨斗盒，算是半个木匠。休息天他耳朵后别着一根红蓝铅笔，操着斧子锯子锤子，叮叮当当地忙活。先把两根刨光的木头深深地埋在土里，上面浇上水泥稳定加固。最后搭起门字形的架子，两头拴上结实的绳子，中间铺一块小木板。我和姐姐们坐在上面，两手挽着绳子，上半身向后仰，下半身往前冲，借着绳子的惯性，脚下用力一蹬地面，整个人弹射在半空中。

　　我家这架独一无二的秋千，吸引来很多邻居家的小孩子。他们在院子里排队等着吊悠悠圈儿，对了，在矿区，孩子们把秋千叫吊悠悠圈儿，很绕口的一个词。我像个小大人指挥着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轮着来。不过一个人只能玩十分钟。十分钟是多久呢？就是从我嘴里数出十个数的时间，语速有时快，有时慢。遇到喜欢的人就慢下来，不喜欢的飞快地数下去。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纳兰才子的词，倒是符合我现在心境。

　　六岁的晓儿坐在秋千架上，扭回脸奶声奶气地喊我，小哥，小哥。细眉长眼，唇红齿白。粉团团的脸，喜盈盈的笑。她母亲偏爱绿颜色，便给闺女做了很多绿衣服。葱绿，浅绿，黄绿，嫩绿，人们都叫她绿姑娘。对于晓儿，十分钟当然是延时加长的，我可以把一整个下午都叫作十分钟。这是我自己规定的时间。

　　小哥，小哥哥你推一下我嘛！推一下下！晓儿在叫我。我伸出双手在晓儿后腰眼上轻轻一送，借着这股力她一下子就飞起来，越飞越高，如一只翠鸟从空中掠过。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长着翅膀的绿姑娘，这画面像一幅油画镶在我的脑子里。

　　晓儿比我小一个月，她不仅吃过母亲的奶，还认了干妈，我自然就是哥哥。大一个月也是哥哥。大人们相处得好，几个孩子们也常在一起玩，哥哥姐姐妹妹混叫着分不出是两家人。独生女的晓儿好像是长在我们家里一样，吃饭时不走，睡觉也不回家去。北方睡炕，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孩子把摆在炕角的被子垛掀翻，摆家家玩。

　　晓儿头上顶着枕巾，身上披着大花被单当我的新娘子。我们唱，新媳妇新媳妇快开门，你男人担水回来了；我们唱小羊儿乖乖，把门开开；我们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三瓣嘴又张开，爱吃萝卜和青菜；我们唱刮大风下大雨，里头坐个白毛女。白毛女就是你。

　　歌声从门缝儿挤进来，还有咯咯咯，嘻嘻嘻的笑声，记忆像棉花糖一样塞满整幢屋子。我在笑声中寻找一个叫泉的孩子，我想拉着他的手，一起荡秋千。

　　二

　　谁念西风独自凉。

　　按着华福影视公司的策划，主办方这次新书发布和签名售书会的活动安排是从同城开始，一路南下到广州后再折身北上，一个省会举办一场书展活动，最后在京城最大的三联书店结束。整个行程是一个V字形。这年头卖书并不挣钱，他们要的是这个噱头。

　　华福电影公司买断了我的版权，我还担任了特约编剧，我当然有义务配合着做影片前期的宣传。说实话我很佩服毛导手下做策划的年轻人，這样的宣传肯定事半功倍，同城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搞这么大的动作出来，观众的胃口会被吊得足足的。人们有一个执念，吃了鸡蛋还想认识下蛋的母鸡。

　　四周怎么如此安静？那些坐在秋千架上的孩子们去了哪里？

　　我是一位科幻小说家，兼职编剧。九年前我的小说斩获了国际科幻小说大奖，六年前由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孔雀鱼》，一下子卖出了十八个亿的票房。

　　说实话当时大家对《孔雀鱼》没抱太大的希望。前期的投入只有六千万，六千万用在拍电影上的话，简直就是在大沙漠里倒了一杯水。基本没什么作用。但是毛导凭着多年电影人的经验，判断出这部电影会火。后期拉不到广告赞助，他个人投入资金，甚至把他家祖上留给他的一套老洋房抵押了出去。后来影片大火，短短几天内票房破亿。简直是一匹黑马杀了出来。这个电影成为很多影视学院的教学案例，一个典范和传奇。最少的投资，最大的收获。

　　我的人生因为遇到毛导而改变。毛导是我的贵人，对于贵人除了崇拜，就是听话。我现在写出的每部作品都先过毛导的眼，他挑剩下的本子才给别人。

　　一夜成名的我并没有太多的野心，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卖字为生的书生。根本没有那些商业头脑，背后怎么操作都是别人的事，我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而已。我并不以为写作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一种记录生活和情感的方式罢了。而科幻更多的是加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人们的生活处处需要虚构。

　　我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喜悦。如果可能我想永远逃离那个地方。

　　同城那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布置完展厅，并把展会前期的效果图传了过来。如果我不满意，他们马上改正。我的新书《爱的纪念》摆出各种新颖可爱的造型，还有我个人的大型海报张贴在那里，我双手抱肩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据说到时还会有各大新闻媒体到场助兴。最后还有一场和读者粉丝团的互动。用摇一摇找人，现场海选出二十位网友参与直播。就是同时和二十位粉丝同框对话。对于不太愿意出头露面的我来说，这个稍稍有点难度。现在的人刁钻得很，有的是来捧场的，有的就是来砸场子拆台的。

　　闪亮的铁轨，长长的铁路线，喷吐着白烟的火车，眨动着蓝眼睛红眼睛的信号灯，缄默不语的煤块，自燃起火的矸石山，低矮的自建房，肮脏的街道，黑脸的男人，白脸的俏女人，捉蚂蚱的孩子，饥饿的猪用力拱着门板，小母鸡心事重重地在墙头上散步，关在笼子里的兔子猩红着眼睛随时准备越狱……

　　谁在哭泣？

　　十点的火车，我开始收拾东西。往行李箱里放换洗的衣服时，四月跑过来，淘气地躺在衣服上，大有不服就从身上压过去的滚刀肉做派。当初收留它时只有巴掌大小，现在已经是只大腹便便的肥猫了。我耐心地从它的身下一点点把衣服抢回来，它向前一跃，又扑在身下，在拉拉扯扯中，四月仰面摔了一跌，它索性四脚朝天地躺在那里耍赖撒娇。

　　我手下的动作停下来。我也曾这样在母亲的面前撒欢打滚。北方冬天寒冷的早上，玻璃窗上结着一层漂亮的冰花。母亲已经生着了火炉，不一会儿炉盖子烧成一块桔红的饼。同城的煤炭全国闻名，灰分少热量高，也算是一种特产了。家里炙得热热的，母亲柔声说，小四儿，起来了，吃饭了。你爸下班要回来了。母亲坚持把我的小名儿叫做小四，是为了早夭的三姐。三姐生下不久得了百日咳，病没有治好，没了。幸好后来又怀上我，母亲才从丧女的悲痛中缓出来。所以家里人对我的宠爱多些。我那时有个绰号叫“二级工”，为了我，母亲做了绝育手术，父亲被单位免掉区长的职务还降了二级工。在当年这是最严重的计生处罚。

　　母亲说话时习惯在每句话的后面加个“哦”的后缀，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她柔声地教我唱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三瓣嘴又张开，爱吃萝卜和青菜。母亲好脾气，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孩子。我赖皮不肯起来，躲在被窝和母亲捉迷藏。我在被子里钻地洞，母亲先是假装四处找不到，后来忽然悄咪咪地揭开被子的一角，惊喜地叫捉住你了，捉住你了。我像一条鱼从母亲的手里溜走，光着屁股蛋从炕头窜到炕尾。又从炕尾窜到炕头。我咯咯地笑，白晃晃的日光刺眼，小米粥的香气扑鼻而来。

　　成年后，在宾馆豪华的大床上我一个人也玩捉迷藏的游戏，用被子把头蒙起来，在黑暗里静静地等待耳边有脚步声响起。谁家的孩子在远处唱，老猫，老猫快回家，家里有个大西瓜。这是一个捉迷藏的暗号，相当于平安没事。我告诉自己耐心点，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感到呼吸困难时我自己揭开被子的一角，我的眼睛暴露在刺眼的空气下。日光白亮。

　　没有西瓜，没有兔子，也没有母亲。

　　旧梦冗长而繁杂。母亲早已经忘了我吧！

　　四月用毛茸茸的身子轻轻蹭着我的手臂，依依不舍。我当然不会把它带到同城。带着一只猫旅行有太多的麻烦。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会把四月交给桃姨照顾，桃姨是我雇用的小时工，我嘱咐桃姨隔天过来放一点猫粮，换一换猫砂，三天给它洗一次澡。有空的话陪它玩一会儿，我从网上买了新玩具，里面有几只四月最喜欢的电动老鼠。

　　四月喜欢追老鼠玩，抓住叼在嘴里，过一会儿放掉，再抓再放掉。写东西累了时，我静静地看四月玩“生死”的游戏，一个下午就这么溜过去了。

　　母亲穿着素花布衫趴在小炕桌上教我写字，四儿，记住了，上边一个白字，下边一个水边，加起来就是泉水的泉。边说边把那个字写在纸上。她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给我取名叫泉。后来我翻遍了所有字典也没有破译母亲留下的这个秘密。

　　母亲是前永平街的才女，聪明好学的她考上了高中，只是姥姥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她不得不辍学。母亲喜欢看书还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时她经常帮邻居们写家信。“见字如面，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小哥，小哥，古灵精怪的晓儿躲在秋千架后面叫着我。

　　我不愿意回头看。小羊把打门后，外面有一只凶恶的大灰狼等着它。

　　书展的活动期拉得很长，一个月。相当于一次度长假。而且除了几场推行新书发布会，基本没有具体的工作，这一趟出行很轻松。时间充裕，愿意的话找个人谈一场爱情的时间也够，工作室的人员还安排了一位摄影师们跟拍我的日常生活，然后剪辑成类似于访谈纪录片。主办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为后面的影视制作做足前期宣传。当然后期制作的广告投入更大。

　　谁在风中等待？

　　三

　　叫了滴滴，上面显示還有七分钟才能到。近来出租司机和滴滴司机又掐起来，正房的出租司机联手起来围攻小三身份的滴滴。几十辆出租围堵滴滴，连客运办的人都暗中帮着出租司机。滴滴便有点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其实不过是其中利益问题，出租车吃了几十年独食，怎会让滴滴横插一脚分一杯羹。而滴滴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乘客，不乱涨价，计价表也不会自动跳字。车又干净，司机的素质似乎也高一些。

　　等车的时间里，我听《天空之城》：

　　有人路过那里，

　　回来告诉我，

　　天空之城在哭泣

　　无法呼吸的你，

　　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

　　刚刚出门时四月把前爪搭在我的鞋上，试图挽留我。我快速地转身离开。关上门的那一瞬间，我听到四月嘤嘤的哭声。猫会哭吗？我考虑要不要带一只猫回来，我不能太自私。四月芳菲，五月春尽。另一只猫就叫五月吧。

　　离别，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离别。

　　人生识字忧患始，读太多的书果然不是好事。猫也是，日日伏在我书桌旁的四月，受了文墨书本的熏陶，有了七情六欲也有了烦恼。

　　深吸几口空气，从里到外的舒畅，没有想到H市的夜景这么美，这个城市的灯光工程做得越来越漂亮，漂亮得以假乱真，让人误以为是天上的仙境。很久没有在夜里出来了，手头的这部小说写了差不多有半年，这半年我过着日夜颠倒，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出来吃饭，几乎没有参加过朋友们的任何活动。作家就是这样，那些快乐都是给别人创造的。

　　车子是一辆黑色的现代，都这个季节了，司机竟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羽绒服，虽然H市的昼夜温差大，可这位也太夸张了。我说了“火车站”三个字便闭紧嘴巴，司机健谈，试着引出了几个话题，我都没有接。我还是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时聊天时容易说出真心话。司机从后视镜暗暗观察我，然后自言自语起来。他可真是一个饶舌的男人。司机讲他的儿子，在重点一中读书，今年高考，每天都要学习到凌晨，一模考了六百三十多分，估计重点大学没问题……能感到父亲对儿子很满意，我明白他是想表扬自己的儿子。

　　下车我给司机多扫了一百块当小费，祝贺他儿子取得优秀成绩。

　　我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联系了，此时他在做什么？弓着背撅着屁股伏在高高叠摞起的枕头上，嘴巴张得大大的喘气。像一条垂死挣扎的金鱼。我的父亲刚刚光荣退休就查出了矽肺病。他的肺渐渐变成一块石头，肺里面的每一个毛孔塞满了又湿又冷的煤粉。无法治愈，无法手术。这个病国内没有任何手段，活一天忍受一天。

　　二姐电话里说，阴天下雨下雪时爸的病就会加重，睡觉不能躺平，躺下就喘不上气来。买了吸氧机，每次吸一个小时。爸特别粘人，水杯就在手边也要她端过去，她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我转一笔钱过去，让二姐找专业一点的护工。一个不够，找两个。我骂自己花几个钱，就可以心安了吗？

　　不能顺利地吸一口气。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感觉不出。我曾试着把自己的口鼻堵起来，几分钟内我就憋得大脑一片空白。我喜欢做这样的游戏，只有当我呼吸不畅时，才觉得离父亲近了一点。

　　父亲曾说他的工作是在巷道里逛大街。从这个巷道跑到那个巷道。我又问下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父亲说有电影院有商店有公园有饭店，我让他带着我去看电影。他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哈哈大笑。

　　后来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工作面真正的样子。他们都是说谎的高手。很多次，我梦到父亲头顶着一盏灯，在长长的巷道里捉自己的影子玩。抓到一个就放在矿灯盒里。鬼影幢幢，他和看不见的死神躲猫猫玩了半辈子，父亲还算是幸运的，在煤矿工作的三十五年里，只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小伤。他的一节手指没有了。是左手还是右手，我忘记了。

　　生命如草也如芥。我发了一条微博，立刻收到无数的回应，朋友们纷纷留言问候。成都那个叫松潘的网友，还说要来H市和我切磋小说。我没有同意。太亲近太热闹了，我有点不习惯。这个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一种关系，现实中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面，说过话的人，他们却出现在你的另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关注着你的一言一行。热心地评论着，有骂的，也有赞的。H市的朋友们知道我出关了，纷纷电话约我喝酒。我说自己近期不在H市。

　　不用解释去哪儿，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我的行踪。每天更新一条微博也是我要完成的任务。

　　一年里我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独自待在一幛小别墅里写作。草原上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我把自己放逐在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大姐曾讲过人世上有一棵叫建木的树，神仙和凡人可以借它的路往返天地间。草原应该是神树最佳生长的地方。这里离太阳最近，也离人心最近。

　　我进入写作状态时朋友圈关闭微博禁言。工作室里的事交给助手黛安，手机每天只开半个小时，处理必要的一些事。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一般人找不到我。朋友们也习惯了我的这种自我放逐。闭关之后，必有作品出来。寺庙里的僧人在山洞里冥思苦想，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为。我苦修的结果就是一部书稿。当然我只负责写，剩下的事是他们的。他们最后把它包装成什么样出嫁，我不知道。不过总是有意外惊喜。

　　有国际科幻小说家的光环罩着，我的书不愁卖，作品只要写出来，就有影视公司争着购买版权拍电影。我本人很勤奋，差不多每二年就有新作品，用我们的行话叫趁热打铁。作家和演员一样，也有过气一说。几年内没有新书上市，读者就会忘记你。观众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而对我来说每一部作品也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

　　我死后会不会烧出几粒舍利子，不知道。但是肯定会留下几本书。

　　长路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四

　　月浅灯深，梦里云归何处寻？

　　小哥，小哥，晓儿在遥远的澳大利亚呼唤我。现在的通信发达，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就能看到对方。我拒绝了视频邀请，我一般不愿意电话视频。就是感觉怪怪的，有一种私生活被窥视的感觉。

　　可晓儿一再邀请我。我只好点开，画面跳动了几下，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黄头发，大波浪卷。穿着一身泳衣斜躺在海滩上。双乳高耸，甚至能看到她深V的乳沟，这是我认识的晓儿吗？肯定不是。而我也不是她的小哥。我害怕和她面对面。

　　晓儿聪明，从小读书好，从同城一路读到北京，又从北京读到国外。我知道她发展不错，但从来没有联系过她。我和她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晓儿从网上看到我获奖的消息，主动联系上我的。我礼貌地问候几句，说一说各自近些年的生活，她祝贺我的作品获大奖，我表示感谢。然后我便没有话说。说什么呢，熟悉的陌生人。

　　她是我过去的一个证人。而我不愿意和过去发生关系。

　　过去就过去了。这句话说说容易，可真正做到很难。如果硬要把自己从过去的壳里剥离出来，结果只能是伤已伤人、血肉模糊。

　　故乡是作家们逃离和回归的母题。活动的主办方就是要利用起这种疼痛的效果。一个出生在煤矿的人，一个矿工的儿子，靠着自己后天不断努力，成为著名的科幻作家。多么励志的故事。这里面要发掘展示的东西太多了。作家本人的经历、故事越传奇越好。有的媒体甚至直接把我写成曾经是一线矿工。

　　事实上我虽然在煤矿长大，却没有进入过生产一线，出于安全的考虑，矿井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父亲工作的地方，我只能通过电視画面想象。巨大的割煤机，一排排的液压支架，长长的运输皮带，一群面目模糊不清的男人。还有他们头顶上微弱的灯光，探照灯一样在黑暗中一束束地扫来扫去。

　　离开同城时我和父亲激烈地大吵一顿。父亲威胁要断绝父子关系，我大声吼，断就断，谁稀罕做你的儿子。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马上给自己起了一个陌生的笔名。以此发出无声抗议，我不是你白富贵的儿子，不使用你传给我的姓氏。

　　现在带着几本书和几部电影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是想和父亲和解还是宣战？我一直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邀请。鬼使神差吧。我已经不用为钱强迫自己做我不想做的事，只能说明我内心还是渴望回去的。

　　书展要在同城举办的消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相逢不如偶遇，信息时代，如果他们碰巧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这个消息，作为故人来捧场还是欢迎的。其实，我也想见一见那些在秋千架下排着队等着我来安排时间的小伙伴们。多少年过去，他们早已错过了秋千架下约好的时间！不过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认识我了。我现在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时间很充裕，我选择了绿皮火车，当年离开同城时就是坐的绿皮火车，没有买到座位，整整站了十二个小时。害怕要去厕所更换尿袋，一路上我滴水末沾。下车时，我的脚肿得像发面馒头。我去投奔远嫁在H市的大姐。

　　大姐离开家时，也和父亲吵了一架，她要走得越远越好。远得让父亲心疼后悔一辈子。我们几个孩子一直认为一家人的四分五裂都是因为父亲的背叛，他背叛了母亲。作为惩罚，就是离开家，离开他。

　　晓儿的爸爸赵叔帮我找了工作，开学后在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收发报纸，闲了扫扫院子擦一擦玻璃。赵叔现在是副校长，他答应父亲只要学校有一个转正的名额也给我留着。可我觉得让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做这种工作简直是羞辱。

　　父亲觉得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也就解决了他的一个心病。父亲一直害怕他有一天老了、死了，留下我一个人怎么活。姐姐们虽好，人家也有自己家的小日子要过，不能照顾我一辈子的。现在放心了，我有一份正式工作，就能养活自己。父亲千恩万谢包了一个红包，又买了高档的烟酒带着我上门致谢。赵叔他们一家早已搬离了永平街这个贫民窟。

　　赵叔家在人人羡慕的北街住，那里都是这几年新盖起来的楼房，我们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敲门时，是晓儿来开的门。我们只是看了对方一眼，谁也没有说话。赵婶还说，孩子们长大懂得害羞了。晓儿，你忘了小时候天天吃在小泉家住在小泉家，你最爱吃你白婶包的饺子。吃完了拿着小碗还去要。……哎，可怜你妈走得早。那么好的一个人说没了就没了。

　　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邻居见到我的第一句还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如果你妈活着……。赵叔不在，我们稍稍坐一会儿，把东西留下就出来了。直到我离开，晓儿也没有出来。晓儿复读了，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高考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

　　工作难找，竞争很激烈，到学校的门岗上班要有残疾证。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这个证我们家一直没办。现在不得不办了。办下残疾证的那天，父亲很高兴，我以后每年可以领一点补助金。国家对残疾人还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的，最实惠的是坐公共车可以免费。可是我一个残废天天坐着公交车去哪儿浪？

　　我最终没有去学校的传达室报道上班。我和父亲说我想当一位作家。他说，在学校的传达室也能当作家。那么大的一间屋子，那么大的一张桌子写多少小说也够用了。可是学校每天进进出出上千人，我面对着那么多人写不出来。写作是一件很私密的事。这个道理和父亲怎么也说不通。

　　车轱辘话已经说了几天，脾气暴躁的父亲逼问一句，你到底去不去？不去！我斩钉截铁。父亲扬手抽了我一个耳光，鼻子流血了。自从我出车祸以后，父亲再没有打过我，哪怕是我把徐阿姨的新裙子烫了一个大洞。他也只是说一句，以后不许这么淘。阿姨在旁边劝着父亲，有啥话和孩子慢慢說，别生气。并拿了一团卫生纸给我，我没有擦流出来的血，我用手指沾着血在家里雪白的墙上画了一枝梅花。愤怒的梅花，如剑一样，开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逃走了，可我没有可去的地方。我试着在同城找工作，因为身体的原因都被拒绝了。后来我去了希望书店，我和老板说，不要工钱，给口吃得就行。白天工作，晚上我把桌子拼起来，睡在店里。夜深人静时，架子上的那些书小声争吵着，为了安抚它们，我一本本的打开。读懂一本书，就如同读懂一个人。

　　天一天比一天冷，我没有御寒的衣服。老板把他的旧衣服拿给我，还有一床被子。可我还是病了。发高烧，几天不退，好心的老板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如果高烧引起肾炎我的小命就不保了。老板问我家人的联系方式，我说我是孤儿。老板替我交了住院押金。可老板店里的生意不好，也没有多少钱。我让老板不要管我，听天由命算了。老板从我的一个笔记本上找到了二姐的电话，打给她。电话那头传来二姐撕心裂肺的哭声。

　　家里找我已经找疯了，二姐抱着我哭。我不让二姐告诉父亲我的情况。如果她说出去，我就死。以死威胁家人，是我那时常用的手段。他们希望我活下去，而我不想为他们活着。

　　不是我赖皮，没有在生死边缘挣扎过的人不知道活着有多么痛苦。

　　病好后，为了报答老板我又在书店做了一年。事实上书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后来老板不得不把店盘了出去。老板送了我一堆书，我在学校门口低价卖掉，然后拿着不多的卖书钱去投奔大姐。她和姐夫在H市开了一家粮油公司，公司缺人手，一直想让我过去帮她。管财物，说是钱财上的事自己人用着放心。我去了才知道，姐夫的公司规模很大，有专门的会计。

　　我转身去了首都北京，全国文化娱乐的中心。这一年我的作品开始在外面发表。纯文学的稿费并不高，最主要的收入靠当枪手。不署名完成一部作品，有几万。运气好的话会有十几万的收入，就是帮一些大老板写自传。

　　除了当枪手，我还写自己喜欢的科幻小说。《孔雀鱼》写了不到半年，正好有一个国际性科幻小说大奖赛，责编推我，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拿去参奖了。然后一夜成名。

　　五

　　记忆的马走了吗？守一件东西给一个故人，心静也不会难过。

　　多久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了？

　　这些年总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速度快了，感觉却迟钝了。车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拥挤，也许是因为夜车，整节车厢里也没有几个乘客。一个穿着大花衬衫的大妈躺在我的座位上不肯起来，我便坐了后面的三人位，相当于卧铺的待遇。

　　在小餐桌上把手提电脑打开，我打算写一些非虚构作品，也就是讲一讲自己的故事，我越来越像一架码字机器。

　　那些坐着慢车续命的日子似乎就在昨天。车厢里混杂着泡面味，脚汗味，男人的打牌声，女人的呵斥声，孩子的哭闹声，还有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咔哒咔哒。拥挤的过道，摩肩接踵的人流，甚至厕所里也挤满了人。大姐央求有座位的人让我躺在他们的座位下面，她熟练地把报纸铺下，再把一块小毯子铺好，然后让我躺下去休息，我的眼前都是鞋，皮鞋，布鞋，男人的鞋，女人的鞋。所有人都狼狈不堪，所有的日子都狼狈不堪。

　　从六岁到十三岁我和大姐坐着绿皮火车来往于北京和同城之间，七年间我做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手术，一次次死而复生。最后一次手术，医生从我身体里取一段十五厘米左右长的回肠来作为尿液流出的通道，在肚子上挖一个洞从右腹壁送出体外。那位慈眉善目的大夫说，这已经是最好的治疗结果。从此我的腰间挂着一只尿袋。透明的塑料袋子装着我的排泄物，无论我怎么更换衣服，清洁自己，身上总是飘着一股淡淡的让人厌恶的尿臊味。

　　大姐在我所有的上衣缝了暗袋。她想帮我把这只袋子掩藏起来，而我更想把自己藏起来。我时时能感到身边人异常的眼光，如一根根钢针扎在我的身上。我变成一只刺猬。

　　活着是罪。

　　我十五岁时，医生当初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我左侧受过伤的肾坏死，换肾需要一大笔钱，因为医药费的问题我们和运输公司打起了官司，没想到几年过去肇事方的运输公司倒闭了，而司机本人已经离职，根本联系不到他。

　　和运输公司的官司倒是我们赢了，只是法院判了也没有用，一句账上没钱，又能怎么样。父亲到处找人借钱，支付我看病的费用，我的病把家里拖垮了。二姐为了给我治病，没有去读她心仪的大学，而是读了免费的师范学校。大姐更没有好好读书，隔三差五地请假在医院照顾我。连高中都没有读。父亲为了多挣点钱，申请到一线工作。一家人为了续我的命拼尽所有。

　　换肾的排异反应过去后，我的病情稳定下来，医生告诉我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今后可能没有性功能。他们觉得性和命比起来，活下来更重要。

　　高考无望，父亲开始为我以后的生活考虑。他一直想让我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先是把我送到韩梅梅的理发店学理发，天天洗头扫地，学了半年，韩师傅一次也没有让我上过手。因为长期接触烫发的化学药水，我手指蜕皮红肿过敏了。韩师傅趁机让我回了家。我后来又学过厨师鞋匠汽车修理等等在父亲眼里可以养活自己的手艺。

　　父亲总是忧心忡忡地说，我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我心里说，也许我比你死得还早。

　　车厢对面的两个男孩子穿着样式一样的蓝背心。私人定制的那种，图案抽象看不出画得是什么。他们一个胖些，一个瘦些，戴着相同的耳环。男人戴耳环也很美，有阴柔的神秘感。我是不是也要打个耳洞？只打左边，耳环戴一只才有情调。

　　两个男孩子动作亲昵得有些过分，互相喂东西吃时，那个胖点的男孩子毫不避讳地亲了一下另一个男孩子。这是一个充分享受自由的时代，两个男人的爱也是撕心裂肺的。我看电影《断背山》，看到死去的杰克把恩尼斯衬衫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不自觉地抚摸着如虫子一样疲软的下体。

　　火车在每一个小站停留，夜色漆黑，前路迷茫。在站台，有些人神色匆匆地离开，有些人一脸心事地上来。那些离开的人去了哪里？上来的人又是从哪里来？

　　一段骨頭讲着美丽的谎言。

　　几只蚊子密谋着杀死所有人？

　　死神在这里欢唱……

　　空中漂浮着一个个不安分的灵魂。每一个灵魂都守护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科学家说灵魂的重量只有几克，像羽毛一样轻薄。有一个灵魂翘着二郎腿坐在一个女人的头发梢上冷漠地笑着。

　　头疼得像要炸开了。如果把我的头做成定时炸弹，我会选择在午夜爆炸。砰的一声，金光四射。

　　合上笔记本，拿出一片药喝下，想强迫自己睡一会儿。我已经喝了三十多年的安眠药，开始是因为手术后伤口疼得睡不着，后来是失眠。可能是大夫的手术刀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某根睡眠神经，我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这是坏事也算是好事，这样算来我就比那些正常人多活了一倍。上帝是公平的，取走一些东西，又会额外赠送一些。

　　四十岁是当年医生给我的最后生命期限，多家医院的医生预言我最多活到四十岁，我缝缝补补的脏器只能运行这么多年。我今年四十三岁，照这样算，我已经超额完成活着的任务。当年大姐二姐哭得眼睛都肿了。而我却觉得四十年太漫长了。在和医院打交道的十几年中，我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躺在病床上那么多的日子用来做什么好呢？用来玩死亡游戏最好了。生是什么？死又是什么？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每一个长夜，我在灯下敲击着键盘时是愉快的。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去了，也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很多朋友都说，我是最勤奋的青年作家，我笑笑不语。如果你提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你一定会让剩下的日子过得很精彩。

　　落木终归它处去，灯火黯然梦无痕。

　　我脑子里冒出个想法，可能的话找一找那位肇事司机，我也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我是恨那个司机的，他毁了我的家庭，我的一切。这几年年纪大了，才明白是我的过失造成两家人的不幸。

　　我是有罪的。

　　微信上有人说话，松潘问我，老师你在做什么？我没有回话。

　　那两个男孩子戴着同一副耳机在听歌，一人耳朵塞一只，瘦一点的男孩子把手放在另一个男孩生殖器的地方，能看到那个地方支起一个小棚子。

　　戴帽子的男人去过道抽烟，也可能是手淫。

　　女孩子看着夜空一直在流泪。

　　老人在大声地咳嗽。

　　小孩儿在妈妈的怀里酣睡。

　　嘘！让所有人都安然入睡吧？

　　好吧，我来画一个催眠符。

　　六

　　不忍覆余觞，临风泪数行。

　　拉着行车箱跟随着众人一起出站，竟有些不舍，这些陪伴过我一路的陌生人，不知会奔向何方？

　　有工作人员接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叫我朱老师。出去多年以后，我终于混了一个老师的身份回来。女孩拖着我的行李箱，把我送到北岳宾馆。宾馆里的冷气很足，我洗了澡出来，用浴巾把自己包裹成一个白色的球。

　　有些事做起来也不是太难，只要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就容易多了。毕竟我离家越来越近。父亲现在在做什么？早早起来踱到恒安新区的一家早餐店吃一碗刀削面加一碟免费的小菜，最后再喝一大碗面汤。要不找一个羊杂馆，一碗豆腐粉加一个油饼。父亲以前爱吃羊杂，查出高血脂后，改吃豆腐粉了。

　　棚户区改造，矿上自建的石头房都拆了，工人们搬到新区住楼房。二姐发来一些照片，我们家原来的位置种了一片茂密的松树，以前所有的生活痕迹都没有了，包括院中的秋千架。

　　老爷子吃完喝完慢慢走到公交站，用老年卡坐免费公交车到老年大学。二姐说，父亲这几年迷上了画画，他的梅花画得越来越好。我的母亲叫刘梅花，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和母亲道歉吗？

　　我决定出去理个发。头发太长了，以往都是顺手扎起来。近些年H市流行男人扎辫子，长头发的男人个个都深藏不露。

　　近乡情怯，我不想给人留下怪异的感觉。同城是一个小城，人们观念還是很传统的。男人扎辫子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尤其是永平街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们。我从他们的手里接过馒头接过饺子接过咸菜，她们心疼我这么小就没了妈妈。那时我曾想过以后要十倍百倍地报答他们。还有父亲，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父亲的那帮老伙计们说，老白的儿子像个社会上的油皮，小混混。我还是在意父亲的感觉。

　　头发丝跌落在地板上的那瞬间，耳边有巨大的声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敬过孝。

　　理成寸头，四边理光，中间留一块黑麦子地。师傅在鬓角的地方刻了二道线。挺酷的。扎辫子用的辫绳上有一颗绿松石。我转手送给了发型师。

　　边洗头边和师傅的小徒弟聊了几句。小徒弟一直劝我办个会员，会员有很多的优惠。我说，我不在同城住，办完事就走了，办卡没用。他又推荐我用一款保养头皮的精油，做一次二百八十块，我不想让他太失望，反正有的是时间。我一个人回到宾馆做什么呢。

　　男孩的手指在我的头皮上或轻或重地摁压，他嘴里还说着这是什么穴位治什么病。男孩和我当年离家的年纪差不多，我问他怎么没上大学？他说，没考上重点高中就不上了。他做一行已经五年。再干五年就可以自己独立撑摊子开店。我没有再问下去。不过是一个家境贫寒努力奋斗的故事。

　　从理发店出来，到了饭点，也不想吃什么，就在城里四处走走。头发短短的，很清爽。老城改造，和我记忆里的同城完全不同了。二姐就住在同城的西面，她如果知道我回来，一定高兴坏了。这些年我们姐弟相聚都是在H市，七八月时，孩子都放假了，我安排他们来这边吃手抓肉，骑马，住蒙古包。有一回二姐说，爸和徐阿姨也想来看看你。我没说话。大家便不再提出这个话题。其实我希望她们继续。我很想知道，那个和我血脉相连的老男人，现在怎么样了？他还能打得动我吗？有时候真的有点想他，想他做的家常菜。土豆白菜豆腐粉条烧肉放在一起乱炖。

　　我想坐在他的对面喝一盅酒，抽一根烟，多年父子成兄弟，说说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到过那些地方。他当年一直担心没有一技之长的我养活不了自己。他总是忧心忡忡地对大姐二姐说，一定要多帮帮你弟弟。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话。我有手有脚，为什么要别人的帮助。

　　电话响。桃姨说，四月不肯吃东西，给它玩具也不玩。我让桃姨给它买点新鲜的水果。四月不喜欢吃肉。最爱汁水丰盈的西瓜。

　　我能想到自己离开后，四月郁郁寡欢头尾相接蜷缩在我的书桌上。这只粘人的猫，从来没有想到主人有一天会离开它。

　　有点想四月了。那些寂寥的长夜，我读书码字，猫伏在我的膝头睡觉，打呼。写作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打字累了我把冰冷的手指插进它的毛发里，轻轻抚摸着，猫皮肤表面的温度比人类高，捧在手里像一杯热茶。很舒服。我像宠一个女人一样宠四月。

　　四月的情商高，高兴的时候从宣纸上一闪而过。留下疏疏散散的几朵梅花，我沾着残墨随手添上几根枝干，那些花便活了。

　　如果在女人和猫之间选择，我倒是愿意多陪一陪猫。据说猫可以活十八岁。四月五岁，正是二八妙龄。

　　桃姨来打扫书房的卫生时，我告诉她这是四月的作品。看到桃姨一脸诧异的表情，我想笑。

　　桃姨年纪大了，手脚慢，工作不好找，做家政这块她拼不过那些年轻人，主人家家里很多现代化的电器她不会操作。她甚至连和客户联络的微信都不会用，我送给她一部智能手机，教了几次都不会。

　　当初选中桃姨时，是因为她说会做面食。擀面条、蒸馒头、包饺子、烙饼都行。这些食物的名字让我的胃快速地蠕动起来。真的饿了。桃姨试工的那天做了柳叶面。就是把面条切成面叶。锅里放上土豆块煮软时，加入柳叶形面片，起锅时在小铁勺子里倒一点油呛一小搓斋麻花。刺啦一声，油花四溅，香气扑鼻。

　　桃姨称我朱先生，我说叫我小泉吧。泉水的泉，上面一个白字，下面一个水。

　　桃姨语重心长地说，小泉该结婚了。有了孩子，阿姨手脚利落，还可以帮你们带几年。

　　过了三十五岁后，大家没少为我婚事操心，甚至相亲的事也安排了几场。大姐粮油公司新来的女大学生不少，年轻漂亮，又有文化。这种事我拒绝出场表演，连敷衍都懒得做。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为什么还要耽误一个女孩子？逼到最后，我恼羞成怒，质问大姐是不是忘了当年医生说过的话。本以为可以把相亲的事挡回去。可大姐说她可以帮我解决孩子问题，从福利院抱养一个回来，她和院长是好朋友，保证孩子聪明健康。她每年都会给福利院捐钱送东西。我落荒而逃。

　　我并不缺女人，如果我愿意明天就可以带一个回来结婚。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的女人，温柔的，大方的，知性的，热情的，漂亮的，普通的，迷人的，但是我都没有把她们带回家的愿望。

　　我在等待，等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人。

　　如同那个人也在等待我的出现一样。我们两个人在平行线上匀速运动。等着时空错乱交叉的那一刹那。

　　七

　　风也萧萧，雨也萧萧。

　　瘦尽灯花又一宵。

　　阳光很好，眯着眼和它对视一会儿，有一瞬感觉自己失明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父亲默默地向我走来。越走越近。

　　助手黛安打来电话，询问书展的细节，再次确定时间。是九点开始吗？要不要安排车接？

　　不用接，是九点，我准时到达现场。我回道。

　　黛安是李萏的英文名字，工作室的年轻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也有一个，叫彼得。黛安的老公在国外，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她的学历并不高，当初留下她，有很多我私人的原因。

　　几只麻雀站在电线上喳喳地叫着，我荡着秋千等父亲回家。他会用干粮证给我们从班中餐买面包方便面月饼等等。干粮证是父亲的工作餐，可他自己不舍得用。他用干粮证买我最爱吃的香蕉味的面包。我第一次吃时，把整个面包一块块掰开了，找藏在里面的香蕉。

　　父亲下班回来，除了面包还交给母亲一封挂号信。信封上都是大大小小黑手印，母亲显然有点不高兴。父亲嘿嘿笑着说，没办法，那帮小子们抢着要看。听说当年他们刚结婚时，母亲写给父亲的家信传遍整个掘进队。为了补救，父亲把信在衣服上狠蹭了几下，可是好像弄得更皱巴了。母亲打了一下他的手臂，去，去，去。吃饭去。

　　母亲高兴地说，小舅五月二十九日结婚，姥姥邀请我们一家人回去喝喜酒。我急忙翻一下日历牌，是个红彤彤的星期天。兄弟娶媳妇是天大的好事，家里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准备，母亲做为家中的长姐决定要早回几天帮把手。母亲带着我先回浑州，星期天时父亲带着大姐二姐回来。我开心得像只小雀子蹦来蹦去，为自己不用上学，不用受老师的管束。

　　红色的长途汽车腰身有二道醒目的白条，我虽然是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可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怪物。后来我想起，是在梦里，梦中我骑着怪物去看电影，怪物忽然把我掀翻在地。

　　长途车满满当当地塞了一车人，为了省下一张票钱，母亲并没有为我买票，我只好坐在她的腿上。可我很不喜欢这样，觉得没面子。只有长不大的小孩子才抱在母亲懷里。我已经六岁了，我很想要一个单独的位子。母亲讨好地和邻卒笑一笑，换一下姿势，两腿张开，中间给我腾出一半位子。我坐的还是不舒服，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蹲在乘客脚下。无聊极了。母亲说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要到姥姥家了。姥姥家养了一只叫桔子的小猫，我去了可以和猫玩。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母亲从包里拿出一本童话书。

　　秋天来了，蒲公英妈妈给每个孩子们都准备好礼物——一把白色的小伞。当风从南边吹来时，一只只小伞带着孩子们便出发了。第一次远行的它们高兴地唱啊笑啊，它们飞过村庄，飞过小河，飞过大山。孩子们抓着小伞向地下四处张望寻找。秋天的天很高、很高；梦也能飞得很高，很高。

　　我对蒲公英不感兴趣，我说，我要尿尿。憋不住，马上要尿裤子了。母亲央求司机停一下车。司机不满地嘟囔着，女人带个孩子事真多，麻烦！公司规定不能随便停车。这时车里有个大人也要上厕所。连锁反应，另外几个人都说走了这么远，要上厕所。司机骂骂咧咧地把车停在一片玉米地旁，半人高的玉米杆正好可以遮羞用。司机喊，男的左边，女的右边，快点，快点，还要接着赶路呢。我觉得我应该属于男人那边的，母亲却把我带到了女人这边的玉米地。

　　我那天穿了一条新裤子，母亲先帮我把裤子褪下来，让我自己扶着小鸡娃。一条水线冲出来，太阳下闪着彩虹一样的光。母亲也要方便，她向右边的玉米地望望，又往里边走，我害怕，想跟着她，妈妈让我在地头边等她。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有点无聊，我一个人哼唱着，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时一只粉翅膀的蚂蚱从我眼前飞过，我伸手扑了一下没有抓到。那只蚂蚱并没有飞远，它一会儿落下，一会儿又飞起来，还不时地冲着我笑。这笑太迷人了，很多年后，我都记着它诡异的笑脸。它挥着小手叫我，来呀，来呀。

　　这时另一个更大的怪物向我冲过来。

　　我醒来以后，没有见到母亲，人们告诉我妈妈去了天上。父亲要上班，大姐只好休学陪着我住在医院。做完手术疼得睡不着时，大姐拿出母亲讲过的童话书，给我讲故事。不过她从来没有讲过蒲公英。

　　父亲娶亲的那天，我被从医院里接回来参加他的婚礼。我半躺在小炕上，听着外面的鞭炮声，六岁的我还不太懂娶媳妇干啥。小舅娶媳妇，爸爸也要娶媳妇了。

　　张着大嘴的大红的喜字，贴满了窗户，屋子里都是喜洋洋笑着等喝喜酒的人，他们是父亲的工友。所有人都觉得父亲娶亲是应该的。他才四十多岁，身强力壮，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炕上没有个女人暖被窝怎么行？而且三个孩子没有妈妈怎么行？这么大的一个家没有女人操持怎么行？

　　我躲在桌子下用香头把阿姨的新裙子烫出一个大洞。我以为没有新衣服他们就不能结婚了。

　　徐阿姨成了我们家的女主人，她总是说家里有母亲的影子，切菜时，母亲出现在亮闪闪的刀刃上。舀水时母亲出现在水缸里，照镜子时母亲出现在镜子里。父亲重新粉刷房子，更换家具，他要把母亲一点一滴彻底地从家里清理出去。从孩子们的梦里赶出去。门头上还挂了红布贴了符，这些符有强大的威力，让母亲不敢回去打扰我们正常的生活。

　　父亲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他一边烧一边请求母亲原谅，他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才娶亲的。为了让我们平时有口热饭吃。

　　八

　　巨大的油罐车从我的腰下部碾过，多处内脏破裂，对家里人来说，我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活多久，那要看老天的脸色。当时所有医生都说我活不了几天。我身上器官都是破损的。父亲把我送到了北京，每场手术都是要命的大手术。每一次签手术单时，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手术中发生意外和死亡和医院无关。大姐哭着求大夫，救救我弟弟。他太可怜了。他还那么小。他没有妈妈。这些都是我必须活下来的理由。“可怜”是我那时听到最多的话。可怜我小小年纪没了娘，可怜我是个残疾人，可怜我活不长久。

　　镜子里的我脸色发青，晚上只睡了二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说我脾气不好，我的面相很凶吗？其实一脸凶相的人都是狐假虎威，我全靠这层皮伪装自己。并不是要装腔作势，主要是我怕麻烦，我不想陷入人情关系中。比如那个叫松潘的网友，总是想和我多聊一些。而我冷漠的拒绝。人和人在一起是很无聊的，简直是自找烦恼，那是傻子才做的事。

　　洗脸时，手串的线断了。

　　我惊慌失措地一颗一颗捡起，珠子水润油亮，无杂质、无沙心、无裂纹，很多人都以为是玛瑙。急忙给黛安打电话，让她找店家去串好。

　　当年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贩常年活动在周边各矿，后衣架一边挂着一个大箱子，上下车时先用两腿支地，站稳了再从大梁上迈下腿来。箱子打开就是两节柜台。

　　男人的绰号油灯儿，左嘴角微微向下撇着，听说是因为夜里开窗户招了贼风，针灸的不及时，没有完全治愈，便落下了残疾。他本人神通广大总是能搞到国营商店没有的货物，女人们喜欢的有机发卡，头饰，手镯，戒指，纱巾，半自动伞，茉莉花香味的头油，面霜，甚至还有子弹壳一样的口红。东西不多，每样只有两三件，手慢了就卖没了。

　　油灯儿进了家属区不像别的商贩大声吆喝，而是一路摁着车上的铃铛，女人听到清脆的铃声，换了衣裳，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从家里跑了出来。小小的我挤在一堆女人中，从人缝中伸手进去，拿起发卡看看，又拿起纱巾摸摸。油灯儿就笑着问我，给媳妇看上啥了？回家和你妈要钱去。大人们都笑，我红了脸白他一眼。怪不得母亲她们私下都说，这油灯儿的嘴巴越来越臭，骂归骂可她们却离不开他的货摊，隔二天不来，她们就念叨油灯儿死哪去了。是不是让别的矿的狐狸精吃了吧。

　　我一眼看到里面有一串手串，圆润光滑，红得像将要落下的太阳。我吵着要，母亲说，那是女孩子家戴的东西，我不管拿到手里不撒手，母亲拗不过，只好买给我。

　　我要把珠子送给晓儿。晓儿常拿饼干糖块给我吃。老吃人家的东西嘴软，我也要正经送她点好东西。这珠子配她面藕一样的胳膊一定好看。我拿着珠子兴陶陶地去找她，晓儿不在，跟着妈妈去南戴河度假去了。机关的福利好，年年有去外地疗养的指标，车费住宿都免，还可以带家属。我蔫头耷脑地出来，晓儿怎么沒告诉我出远门子。

　　家里出了事，珠子自然没有送出去。珠子成了母亲留给我的一个念想。手串跟在我身边三十多年了，穿珠子的绳子也换了多次。珠子采集日月精华，也汲取了我本人的精血，颜色越来越温润养眼。隐隐可见水线或“云彩”，手串原本有十八粒，那年我去投奔内蒙的大姐，在候车厅等车时绳子忽然断了，珠子掉在地上四处奔逃，像一群惊慌失措的小鸟。我的耳边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嘀嘀咕咕，我分辨不出是谁在讲话。因为找珠子，误了火车，只好退票。诡异的是那趟车出了重大的脱轨事故，有二个人当场死亡。

　　这件事后我更确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护着我。要不绳子怎么会偏偏在那个时候断了。而我执拗地一定要把所有珠子都找回来，它是母亲的遗物，如果是旁的东西，我也许早放弃了。

　　遗憾的是珠子找回来时少了一颗，十七粒。我把候车大厅搜寻了几次也没有找到，看到我这么折腾，车站的工作人员询问珠子的价钱，我没好气怼她，无价之宝。

　　我后来想，那粒珠子肯定被什么人捡起来了。人和物也有缘分，遇上就是人家的了。

　　把散掉的珠子小心包起来，大姐找了H市的几家玉石店，都没有合适的。宁缺勿滥，我就那么一直戴着，十七颗。有一年在西藏参加一个采风活动，攒珠子的师傅为我配了一个小葫芦。葫芦口小肚大，象征财库饱满，纳财致福，可增加财运。只是小贵，花了二万多，不过这玉葫芦颜色光泽气韵和原珠子很搭。

　　扎着马尾的晓儿藏在镜子后面，探出头冲着我笑。我招招手说，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么多年过去，镜中的她没有长大。而我不得不长大了。

　　晓儿的母亲生病，她回国探亲。她还到H市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当时我闭关没有收到消息。看到邮件时，已经是一个月后。估计她已经回到澳大利亚。晓儿和她的外国男人离了婚，婚后财产可以让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九

　　一片伤心画不成。

　　我和黛安提前二十分钟来到同城新建起的图书馆的，它的外形像几本叠落的书。据说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

　　很多媒体人操着长枪短炮涌上来拍照，我没有停下脚步，得休地和众人挥挥手继续前行。馆里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礼貌地把一些人隔在外面。受到邀请的官方记者都在里面。门口那些人很多都是来自媒体，想借着我的名气来吸一些粉。

　　等我在写着我名字的桌签前坐下来，我惊讶地看到新书发布会的主持人竟是晓儿。她冲我点点头，调皮地笑了。她肯定早就知道书展的事，只是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我还看到听众席里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幸好父亲没来。如果他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上，我会落荒而逃的。

　　一意孤行地奔跑了很多年。还是回到的原点。

　　一身淡绿色的职业套裙，一脸甜美的笑容，对面的晓儿一举一动的都是那么优雅迷人，朱鸿先生上午好，欢迎您来到同城。朱鸿是我现在的笔名。

　　晓儿介绍我是从同城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是同城名片和骄傲。我诚惶诚恐地站起来，给大家鞠躬。掌声热烈，经久不断，我只好再次站起鞠躬。一个人成名后必须表现出谦虚的样子才是大家心目中的样子。现场竟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站在后面，黑压压一片。据说还有许多科幻小说的爱好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我不知他们是喜欢电影多些还是小说多些。

　　朱鸿先生，请问您对同城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晓儿说。

　　我的眼睛有点不太适应炫目的灯光。我也不能适应晓儿说话的语气。

　　我生病时，晓儿夹着一本本书来看我。白雪公主，小红帽，丑小鸭，小王子……童话故事里的结局都是美好的。

　　我每天都在等着她的脚步，我一次次地看墙上挂钟，她上课了，第一节课，下课了，第二节课，下课了，课间操的时间，第三节课，第四节课。她回家了。吃饭了，午休了。她又去上课了。她下学了，她就要来我家了。

　　我没有上过小学，大姐带着课本在医院里给我把六年小学的课程都讲完了。我脑子好，只要讲过，就能记住。大姐说我简直是在吃书吃字。十三岁时，由晓儿的爸爸出面，我直接升入北山中学。我成绩优秀，在北山中学长期占据着第一的位子。我都已经想好考哪所大学，南开大学。母亲曾说过，她的一个好朋友考上了南开。问题出在一张纸上，教育局档案里没有我的学籍证明。没有学籍不能参加高考。

　　我把平时攒下安眠药都拿出来，这个药一直限量，怕药力不够又出去买了一些别的药。我给大姐二姐都写了信，让她们照顾好自己。我把所有药片放进嘴，用一小瓶二锅头送下来。然后锁上小屋的门。静静地等着自己成为一具僵硬的尸体。

　　生和死就是一个相互遗忘的过程。

　　洗胃抢救输液，一番折腾。没有想到，连死神也嫌弃我。

　　当老师的二姐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带来很多书。读完那些小说，我开始自己试着写，日日夜夜地写。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有能力活得不错。有一回二姐来看我，看到我的黑眼圈时，吓坏了，你这么玩命地写，会死的。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

　　我笑着对二姐说，最近在刊物发了一个小说，还寄来一百块的稿费。我用稿费给二姐买了一个发夹。二姐花两百块在高级饭店祝贺我的作品发表。

　　那段时间，我白天晚上不能睡觉。我经历了很多奇怪的事，我看到死去多年的母亲回家了，她每天换一张不同的脸孔，她操着不同的口音和我说话。我听到了桌子和椅子的对话。桌子和椅子是一对恋人，他们说着让人肉麻的情话。我听到了风和秋千在吵架，他们是一对仇人，秋千死死地掐着风的喉咙，风把一把长剑刺进他的身体，紫色的血液流成一条河……

　　重度抑郁。而治疗抑郁症需要更多的安眠药。

　　醒着人都是上帝的羊。

　　访谈结束后，还有一个和读者网友互动的安排。用网上直播的方式，全国各地的科幻小说爱好者聚在一起，他们提问，我来答。一问一答中我老是走神，父亲会不会在电视上看到。知道我回来了，他会怎么想？我要不要和他通个电话？我有他的电话号，只是一直也没有用过。

　　现场签名售书，他们在左边买了书，到右边请我签名。我拿着笔，龙飞凤舞地写着名字。指正，惠存，雅正。再写一个日期。以前我还会写句什么话，今天估计是没时间。等着签名的人已经排到了门外。不过我对每一本书都是认真的。

　　晓儿竟然也排在签名的队伍中。她是故意的吧。

　　没想到活动快结束时，主管文化口的副市长也赶来了，一个儒雅的官员。可见市里很重视这次活动。主办方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我陪着大家喝了几杯酒，借着上卫生间悄悄离开了。我不喜欢那种应酬的场面。不过助手黛安会为我处理好这些。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能合作得很好。

　　我一个人登上古城墙，边走边看。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同城的变化太大了。当年我打工的书店已经拆迁了，那里盖起了一幢幢高楼。书店老板和我一直有联系，他现在在私立学校当老师。我倒是愿意请他回来再开一家书店。我负责提供图书，他负责管理，做成自助书吧，给喜欢读书的人提供一个场地。店里没有服务员，所有的事都是读者自己动手。书吧里提供免费的茶和咖啡。当然也是自己冲调。

　　刚才吃饭时晓儿告诉我这次回国不准备走了，留下来陪伴她的母亲，她已经在同城的新闻集团工作了一段时间。由她策划主持的几场大型文化活动反响都不错。既能照顾母亲，还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的选择不错。

　　对于晓儿，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走在一起。女人对我来说是奢侈品，对奢侈品除了喜爱还有逃离。

　　烟花易冷，时光易老。

　　并不是所有的悲伤都可以被时间掩盖过去。

　　十

　　我是在宾馆的门口是遇到松潘的，个子高高的，小麦色的皮肤。笑起来左边有一个酒窝。男人长酒窝的话很媚。他特意从成都赶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迟了几分钟很遗憾没有进入会场现场。松潘是我的铁杆粉丝，我们认识有五年了，他读过我所有的小说。我说，请你吃饭吧。我们吃了同城的美食小媳妇凉粉，精道，软滑，吃在嘴里就如一条条小鱼滑入嗓子眼。

　　我并没有注意到他戴着一颗和我手串相同的珠子。经他本人提醒，我才发现。他说，朱老师我们戴的珠子好像一样。我抬起头看一眼他的脖子。有一道白光闪电一样刺过来，我有一阵短暂的失明。穿越黑暗，我看到了三十七年前的那场车祸。飞驰的汽车，飞转的车轮。母亲尖叫着向我扑去，她向外推了我一把，然后倒在车轮下。地上暗红的血液缓缓地流动，周围人群乱轰轰的喊着，撞死人了，撞死人了……这颗珠子像一架录像机记录下了它所保存的记忆。

　　很奇怪当年车祸发生以后，我对当时的事故现场是完全失忆的。我记不起发生了什么，警察问我，我都说不记得！不知道！他们宽容地说这孩子让吓傻了。

　　你？你的珠子是哪儿来的？

　　我在车站捡的。

　　一九九八年？在同城火车站？

　　好像是，听母亲说当时我们准备去北京给我看病。我把珠子捡起来放在嘴巴里。她发现时差点吓死，万一吞在肚子怎么办。

　　你那时几岁？

　　五岁。

　　我笑了，怪不得我当时找不到珠子，原来是藏在一个小男孩的嘴巴里。

　　我妈说，这颗珠子是灵珠。那年我得了要命大病，要到北京做手术，手术特别顺利，也没有留下后遗症。而且我父亲的生意也有了起色，他的工程队挣了一大笔钱。

　　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名字，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房地产商。蜀地一多半的楼盘都是这个叫松海波的人开发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年那个肇事的司机名字也叫松海波。

　　东西肯定是拿不回了。松潘戴了这么多年，已经成了他的心爱之物。要不他也不会时时带在身边。以他现在身家什么贵重的首饰买不到？

　　善解人意的松潘把珠子摘下來，放在我手上。我接到珠子那一刻，心跳加速，浑身颤抖。

　　几年前松潘的父亲留下上千亿的资产自杀了。抑郁症！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家人的命运也许和母亲有关。

　　都说横死的人，有一种强大的暗力量，这是科学上也解释不清的东西。

　　有一年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一位心理医生，我被催眠后，看到母亲被囚在一个四面是水的岛上做苦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医生说，梦到母亲代表你无法走出她的庇护，心中常有不安全感。

　　是母亲把松潘送到我的身边吧？

　　我和松潘讲珠子的来历，讲母亲，讲当年的那场车祸。还有肇事司机。他只要打听到我从北京治病回来，便带着水果和糕點来看我。开始我们家人骂他唾他，他一句话也不回。把东西悄悄放在门口就离开了。后来也慢慢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每年过年时我都会收到一笔钱，家里人花得理直气壮，司机毁了我们幸福的家庭。花他一点钱又有什么。说来他也是一个好人，为了给我治病他私人也拿出不少钱。我的医药费由运输公司管，他本人是不用出钱的。后来听说他辞职了，据说迈不过心里的那个坎。出事以后他再也没有摸过方向盘。再后来听说他去了南方发展，不过他还是会寄钱来，汇款单上除了收款人的姓名什么也不写，下面只有一个必填的寄出的地址。再再后来我们搬家了，故意断了联系，父亲说，还能一辈子花人家的钱。

　　两个人打开一瓶杏花白，没怎么喝，就醉了。松潘吐了自己一身，我把他带回宾馆收拾干净。他穿着我的睡衣睡在床上，恬静的如一朵睡莲。我盯着他的脸看，原来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那时他五岁，我十九岁。

　　本是青灯不归客，但因浊酒恋风尘。

　　十一

　　梦也何曾到谢桥。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在樊庄的水泉桥发生一起车祸，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村探亲被油罐车撞倒，女人当场死亡，孩子也受了重伤。这是我在同城图书馆查到的当年登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现在我准备去恒安新区，那里住着我的父亲。蒲公英的种子漂泊得太久了。

　　等红灯时，一辆红底白条的长途汽车停在旁边，两辆车隔窗相望，我一抬头从车玻璃窗上看到母亲，母亲在给父亲织毛衣，她鬓角的一缕头发滑下来，她的笑脸在发丝间若隐若现，我伸手想帮她把头发掖到耳边。绿灯亮了，车开走了。我的眼泪一下流下来，母亲，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她眼角有一颗痣的位置和黛安相同。

　　每一个死者，都会和我们告别两次。

　　母亲安息吧！

　　松潘发了一张图片过来，他站在修缮过的水泉桥上。他的父亲留下遗言，要把一半骨灰撒在桥下。

　　桃姨说，四月不肯好好吃东西。我说买点樱桃给它吃。

　　（责任编辑：宋小词）

　　陈年山西大同人，先后在《天涯》《西湖》《芳草》《长城》《山花》《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多篇作品收入全国年选。出版小说集《给我一支枪》《小烟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