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世奇

　　《白昼幻影》是我的实验之作。在此之前，我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女性視角，叙述语言也相对比较婉约，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出自女作者之手的小说。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像男人那样地思考问题，像男作者那样地写作。需要说明的是，我绝对不“厌女”，我绝不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贬义词。我只是，想要多一个视角看这个世界，想尽可能地尝试写作的各种可能性。

　　之前，从我母校来了两个实习生，被安排在我的部门。两个研究生男孩，一个出生于大城市，家境优越、非常健谈，会主动去其他部门串门聊天，会给我提要求，比如想要旁听某场会议，或者查阅某类档案之类，被拒绝了也完全不以为意，下次照样提。另外一个恰恰相反，出生于山区，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为人非常羞涩内敛，干活任劳任怨，从不提要求。与他聊天，他诚挚地表达感恩之情，理由却又有些可笑，比如我单位工作餐品类非常丰盛，又比如两千元的实习工资是他老家县城的好几倍之类。问他对未来职业的设想，想法也是卑微得可怜。让我忍不住想，这样的孩子，如果遇到坏人，是很容易被欺负的。

　　前几年时不时看见研究生被恶导师压榨到自杀的新闻，每每感慨：一个人都有勇气去死了，为什么竟没有勇气反抗，反抗的最差结果也不过是死，还很可能拉上坏人陪葬啊。看了这两个孩子，我突然有些懂了，我的想法是精神强健的正常人的想法，而过分的善良、自卑会让一个人陷入习得性无助，无法自人性恶的泥淖中逃离。近年来，我越来越认同：一个人是否自卑，精神是否强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的原生家庭。如果家境富裕、父母给了孩子足够的物质、精神给养，孩子就自信，未来面对困境就有腾挪的勇气，面对想要的东西也敢于争取；相反的情况，孩子面对困境就会瑟缩、会习得性无助，面对渴望的东西会觉得“我不配”，然后，就真的不配了。

　　其实本人作为一个文科生，接触到的导师们大都是品格端方的博学鸿儒，尤其是我的硕导、博导，一路对学生呵护备至、捧着哄着，生怕学业太差毕不了业，又怕催逼太急精神抑郁，尽一切努力为学生毕业、求职创造条件，拳拳父母之心，我看了都替他们累得慌。可为了写小说，我只能凭空想象一个奇葩恶导师。至于理工科的专业知识，先生是结构工程专业，我耳濡目染，大致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实验、做论文的，又特意请教了些专业名词，好，够了。鲁迅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时间过去，结撰一篇小说的基本原理却没有变。这样，就有了《白昼幻影》。

　　我说了，我是故意抛弃了我习惯的女性视角，努力住进男生储楠的身体里，用他的眼睛看周围的人和事，用他的嘴完成叙事。储楠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善良但不失锋芒，遇事不悲观，愿意想办法、使手段的大城市出身的工科研究生。当然，他有一点玩世不恭，这会让小说有趣、好看。

　　我完成了我的实验，至于结果怎样，反正总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有篇非常女性气质、自己挺喜欢的小说《牧马河之夏》，同在南京的作家曹寇说他很不喜欢，这篇《白昼幻影》他倒是说不错、有意思；同时，喜欢我的《牧马河之夏》这类小说的人，有好几个说不太喜欢《白昼幻影》，觉得不习惯。无论如何，我证明了自己还可以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语气、语调完成一篇小说。

　　唯一的遗憾是，这篇小说写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导师，这对我的博导、硕导，以及所有教过我的文学院的导师们都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们总会臆测作者写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哪怕现实中压榨学生的导师多是理工科的，而我是一个没什么压榨价值的文科生；哪怕只要对我的博导、硕导有一丝丝的了解，都不会觉得他们与老黄有任何相似之处。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在心里默默跟我的导师说声“对不起”了。

　　（责任编辑：陈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