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纪阳

　　我在偏于东南一隅的小城漳州工作的十多年间，为获取学术信息，目光常常在各种出版目录、学术期刊、公众号中游移张望。在这过程中，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的研究成为我追踪学界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线索。李勇兄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位。说特别，是因为我自己较为关注陈映真研究，最初读到的就是他关于陈映真的论文，而对他此前所做的大陆乡土文学研究一无所知。那时李勇的研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绵密的逻辑论证、开阔的两岸视野以及略显犹疑的左翼立场1——这些纯然是通过文字得来的。见面的机缘是，我通过陈映真研究专家张立本教授邀请他到我当时任职的单位主持硕士论文答辩，竟一见如故、畅谈数日，才明白古人所谓“以文会友”，是真的可以通过文字来结交朋友的。也可以说，我们是因陈映真而结缘。

　　后来陆续读到他的各种研究成果，对其研究的丰富面向有了整体性的感知，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叙事为起点的当代批评、涉足台湾文学研究的两岸乡村叙事比较研究、立足在地关怀的河南文学研究——这在研究日益强调研究“专精化”的今天，是不多见的。不过最触动我的，还是贯穿在他的全部文字中的朴素的求“实”精神。这个“实”是现实主义之“实”，也是实事求是之“实”，更是踏实问学之“实”。

　　一

　　李勇为学的固执、真诚与勇气在其第一本著作《“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中即已显露。这本书在极为细致、周全地评析了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之后，却没有按照惯例给出某种确定的结论，反而抛出了诸多未解之问，发出“乡关何处”的感慨。以问题为结论，本是学术写作的大忌，他却无畏质疑，坦陈自己的困惑。不过，恰恰是这些无法轻易给出答案的问题，构成其持续思考的内在驱动力。由此开始，“现实”与“观念”之辩、“现代性”与“乡村”的纠葛等，都成为他日后研究最集中的关注点。也因此，李勇的文学批评不圆滑、不世故，直面自我的思考限度，追求对问题的持续阐释以求得思想的解惑，这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治学风格，形成其鲜明的个人特色。

　　历史地看，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危机意识下开启的现代之思，交织着焦虑、迷惘、期许、渴望的复杂感情，背负着这种历史重轭的中国社会在近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中迎来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与农民无疑是受冲击最剧烈的，对于一切关心民族历史、关怀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而言，谁都无法忽略现代化转型问题及其对乡村、农民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作家围绕现代转型和乡土展开的文化省思与文学叙事是中国二十世纪初以来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百年之前，鲁迅曾喟叹：“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这几乎可以代表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面对乡村巨变的主要心态：在无可回避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既有经验、社会秩序、价值体系、生命意识无一不在变化；无论对现代化“未来”抱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相对稳固的传统时代都要终结，人们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变动和不确定性。文学史脉络中，虽然鲁迅与沈从文所代表的中國乡土叙事往往被规约为启蒙批判和挽歌礼赞两种路径，但回望的怅惘其实是二者共通的情感基调和文化心理。左翼文学加重了革命话语和现代民族国家伦理对中国乡土的塑造，将蒙昧愚弱、封建落后的文化现实归因于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其改变需依靠阶级革命而不是单一文化战线的启蒙来实现。十七年文学延续着革命话语，但乡土的气质亦更为明朗。新时期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新历史小说基本翻转了此前的乡土想象，其叙事激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既有乡土叙事的反叛，作家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事实上超越了对乡村现实的关注。

　　李勇的研究正是在上述中国乡土叙事的文学史脉络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史脉络中展开的，他聚焦于一九九〇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来处理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的重要议题。观其论述，不难发现其思考始终围绕乡土叙事和现代化转型展开。从生活经历看，关注乡村叙事与其个人经验息息相关，而之所以选择一九九〇年代为论述的起始点，恐怕是出于对这个时期社会转型加速、文学书写出现“现实转向”的判断。宏阔的思想背景客观上保证其文学批评并非仅是激情或道德的产物，而更多地是现实意识和历史理性的结果。强调历史化地理解对象，使李勇突破对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封闭、单一的阐释，出入文本、兼顾文史，立论客观可靠。

　　事实上，作为批评家的李勇在心理与情感上并不自外于乡村与农民，对包含农民在内的底层群众的苦难相当敏感，有强烈的情绪共鸣。不过在其看来，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应是知识者喃喃自语的情绪倾诉，而应追求“深在的真实”1，具体来说，这就关乎对乡村凋敝的当下农民处境、经济贫困的城市底层人群的生活状况等的理性思考。对直面此类严酷议题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书写”等，他致以特别的敬意；而对河南文学较为集中的官场/权力书写所展现的愚昧、卑劣、残暴，也往往从物质贫困、匮乏的视角追寻根源，认为“‘生存应该是河南这块土地的第一生命要义”。1一个关心现实、在意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的文学批评者选择“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观察对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要现实中依然有贫困、苦难、黑暗，文学就不能放弃写实性的叙事，而就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所展开的思考也不仅不能被哂笑为意识的陈腐，反而应该被视为文学批评的思想增益。李勇立足“现实”的文学批评也就在这个维度上显现出它的社会意义来。

　　二

　　李勇呼应左翼文学传统，认为左翼文学的最重要价值“仍然是它对文学社会功能性的强调与追求：渴望担当和介入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立足于关怀‘人的批判力；讲究社会分析的理性品质；朴实的文风。这是一种刚健、质朴的文学，是一种有着温暖、博大的心胸与情怀的文学，是一种有着充分的现代感和民主意识的文学，是一种有着行动力的文学。”2由此可见，其文学理念和批评准则、方法是嵌入左翼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的。他曾多次引用陈映真的话抒发胸臆：文学应“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设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要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这是激荡于其内心深处的声音，影响着其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观察视角、研究方法乃至美学判断。

　　在李勇的价值序列中，文学批评首重“现实”而非“艺术”，审美并非最高准则。他坚持从现实与人的处境出发，反对将社会与人过度“艺术化”从而抽象为表达某种既定观念的文化符号。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多强调所谓“艺术真实”对社会、历史、政治的超越，而李勇却警惕其中的偏见和冷漠——当作家过于追求文学叙事的艺术价值，那种精致的艺术就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的真诚思考和关怀。他不满于成名作家耽溺语言游戏、迷醉内心展演和自以为是的道德说教，却不断鼓励那些真诚地想要触及现实的年轻创作者艺术上并不成熟的创作。他也批评回避现实、凌空蹈虚的研究者，并以相当激越的口吻质疑他们“如果连起码的常识性的‘事实都无法得到澄清，奢谈‘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处境难道不是非常迂腐——甚或险恶吗？”3

　　李勇的文学批评并不倚重外来的理论，更不炫耀时髦的概念，而力求落于“实”处。他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解除理论与观念对乡土现实的加工和遮蔽，最大程度地还原和透视现实本相，回到未经寓言化的现实乡村本身。这针对的是当代作家往往把具体、庞杂、丰富的乡村转为文化隐喻的符码，这种被“观念”笼罩的乡村叙事阻隔了对真实乡村的认知。李勇既肯定新文学脉络中现代性视阈下中国乡村叙事取得的历史成就，也尖锐地批判现代性话语对真切的痛苦经验的回避：“它一方面对疼痛和血泪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帮助确立一种美好的前景和预期，同时也在现实中竭力制造关于‘进步和‘超越的某种事实性表象。”4现代化价值观念的过度介入不仅以未来的美好想象遮盖了当下的现实痛苦，而且以知识者的文化概念“纯化”了乡村的生存现实，其结果是对苦难的消解与遗忘。

　　在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学界普遍认为莫言、阎连科、贾平凹、张炜在现代性话语内的乡村修辞在历史书写或文化探究上获得了成功，甚至在乡村经验的表达上也细节丰满、情感充沛。不过李勇却指出，贾平凹等虽熟悉乡土社会也关心乡村现实，但他们的作品受某种先在“观念”的制约而把人与乡土空间抽象化，因而即使其素材是“现实”的，但其价值立场却退缩到知识分子狭小的个体精神内部，失去面对真实现实的勇气。他批评贾平凹的小说“漂浮于现实的表面，游移于观念与观念之间”1，暴露了当代乡村小说家普遍的精神衰弱，“历史理性丧失导致的迷惘和焦虑主宰了转型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大陆乡村小说叙事”2。与此相反，李勇对艺术上粗糙直白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叙事”则更为宽容，这不仅因为它们所触及的现实议题契合李勇对现实的生存性、物质性和政治经济性的理解，而且在于这些创作在面临全新的现实时让现实以本来的面貌现身，不再依赖某种“现代观念”的加工。同大多数批评者一样，李勇当然看到这些作品艺术上的不足，但比起高傲地以审美之名苛责其流于经验或叙事平庸，他更为赞赏这些引领“现实转向”的探索者的勇气，肯定其逸出“观念”、直面现实的尝试。

　　三

　　当李勇批评大陆当代作家因“主体精神和理性能力的孱弱”而陷入迷惘、焦虑的精神处境时，所指出的实际是知识者的共同困境。他指责逃避现实的创作者，“往往就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头头是道，與他们行动上的犹疑、滞后、畏葸形成鲜明对比。”3这种对精神荏弱的知识分子话语的辛辣鞭挞何尝不是出于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当自我内在于批判对象，批判也就更能切中痛点。李勇的文学批评中浓厚的道德情感正源于这种自我解剖的勇气。

　　知识分子责任担当的行动意识与文学、文学批评介入现实的无力感，在李勇那里常常构成一对无法化解的矛盾。他的文章中频繁出现“焦虑”、“迷惘”等词，既以概括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作家们彷徨无地的文化心态，事实上也是作为文学批评者的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的夫子自道。换言之，焦虑、痛苦、迷惘不仅是文学创作者的感知和文学呈现的内容，也是文学批评者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真切体验。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李勇何以对陈映真塑造麻木知识分子、批评知识精英产生巨大的共鸣：“最能体现这种麻木和愚昧的，莫过于理应具有独立思考和良知却并不具有这种思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4在其论述中，陈映真所批评的那些“回避历史、畏惧权力、媚强势、醉心私利”，沉溺小我、远离社会的台湾知识分子，同样也是缺乏历史理性和现实担当的。这种批判的反面，是李勇所崇尚、向往的真正的批评家精神：坚毅无畏，积极务实，拒绝妥协，崇尚实践性与战斗性。他厌弃耽溺于主观感性、局限在狭小心灵空间的文学，赞赏洋溢着改革社会的热力的作品；他不满于大陆作家迷惘感伤、疲弱虚无的一面，却对杨逵、陈映真、黄春明等台湾作家刚健质朴的文学气质赞誉有加，视其为“以理智情感相统一的坚强主体实现对现实的步步为营的突进”。1

　　较之台湾上世纪的乡土叙事和转型思考，大陆作家所叙乡土之“事”，无疑更贴近李勇本人的记忆与经验，极易引发某种程度上的情绪共鸣。然而，作为一名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文学批评家，他显然并未止于经验的共享和情绪的共鸣，如同他拒绝表象的、呈现的、浅显的、感官的、碎片的“现实主义”一样，他也拒绝仅仅因为经历和经验的熟悉就失去理性立场的价值评判。无论是面对《带灯》等具体作品的精神疲弱，还是对大陆现代化转型时期文学的颓唐虚无的整体判断，李勇都对作家的道德自赏或文化趣味的封闭保守提出批评，指出这些作家面对外部世界时内在的冷漠，其实源于一种精神上的自怜和自恋。同时，由于文学批评同样存在干涉现实的无力感，李勇对于包含自己在内的文学批评者，也不免有所失望与迷惘。

　　不过，其思想资源中的鲁迅、杨逵、陈映真赋予其批评文字穿越迷惘悲怆而不委顿的力量。近年来，他通过陈映真思考“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如何做一个有正义感、能辨是明非、看清历史、辨明大势，且为了正义和理想付出努力的知识分子”。2他高度评价陈映真刚毅坚定、悲悯、温蔼的精神特质，强大社会历史分析的知性能力，为爱、希望奋斗的勇气和力量，以及践行理想信念的崇高品格。尤其在谈及陈映真的历史认知、民族情感等问题时，李勇流露出他对陈映真型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慕。这种思想上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了李勇文学批评的价值准则，他坚持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应满足于观念的演练，不能止步于对现实的平面观察或镜像呈现，文学与文学批评应设法积极地、深度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实践，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学更好、更健康发展的关键”。3

　　当下的很多文学批评，或师法西方，依偎在摩登的理论中温存；或自造概念，局限在小圈子里清谈自娱。新是新的，也很热闹，却往往简化现实，不能以诘问之姿进入问题，逃避他人与自我的痛感，穿透力、行动力与改造力都有限。李勇是意识到批评界的这些问题的，他的反躬自省的文字把自己也推到审判席上，抉心自食、创痛酷烈。与各种新式的“主义”与口号式的“概念”相比，李勇所用的“乡村叙事”“现实主义”等，都已是不能吸引眼球的过时术语，但这其中所承载的来自左翼传统的批判与创造力却不减丝毫。在这种对照中，一个深味现实痛感、勇于自我反省、文风务实朴素、踏实稳步前行的批评家形象浮现了——这是一个求实者勇毅前行的身影。

　　（责任编辑：宋小词）

　　1.直到我评论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一书时，仍然认为其左翼立场是有所犹疑的，但这只代表我当时的看法。见《文学的两岸互看：是镜子，也是提灯——评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1.李勇：《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1.李勇：《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页。

　　3.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4.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1.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66-67页。

　　2.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3.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4.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1.李勇：《呈像的鏡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

　　2.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页。

　　3.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