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能，朦朦眼，咋还不起来？”
“今天下雨了，没生意，休一天。”
她把被子揭起来，屋子一下亮堂了很多。
“看你一身白膘，不去干活我们吃什么呀！赶紧起来，雨早停了。”
我光身子坐起来，眯着眼看她气呼呼的样子。她嘟囔着，来回走动着捡掉到地上的枕巾、袜子。两米以内，我能看清她的眉眼，超过这个距离，她就跌进了云雾里，变得模糊起来。
我赶紧起来，武装自己。临出门，她塞给我一个夹着炒鸡蛋的馒头。
“等一等。”
她站在我面前把手举起来，很费力地够我的秋衣领子。我把身子蹲一蹲，就挨在了她的胸上。她的个子很矮，只有宽度没有高度，她的胸很大，让我迷恋。生完孩子后她跟我约法三章，只允许每月初二碰她一次。我们结婚的日子是初二，每次跟她过生活都像纪念日。
我才四十岁，她这样要求很苛刻，我还是严格遵守。我不怨她，如果不是她，我可能会打一辈子光棍，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滋味。
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生下来就不一样，浑身雪白，汗毛头发都是雪白的，眼珠是灰色的，视力很差。我父亲是个爱丢笑话的人，在懒人市上，他说他咋弄出这么个玩意儿，像西瓜藤上长出了土豆，说不是自己的吧，长在秧子上，说是自己的吧品种又完全不同。我的“品种”不但和兄弟姐妹不同，在方圆几十里也是独一份。学文爸说，“这个娃生错地方了，这样貌，像个美国佬。”还有人说得更玄乎，说我要是投胎在唐朝就是《西游记》里的人物。父亲给我起名叫喜林，可大家都叫我二能，这样就跟猪八戒連宗了。
父母对我的态度与别的兄弟姊妹不同，吃剩饭、穿旧衣，挨打挨骂比别人多，好像我长成这样，给他们丢了多大的人似的。我也知道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很少主动找人说话，见人讪讪地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念过几年书，语文、算数没一样学好的，父亲说别给老李家丢人了，把我叫回来，放羊、放牛、在承包地里种庄稼。除了过于需要眼力的详细活，我完全能够胜任。我身板长得很高大，身大力不怯。
我把三轮车从柴窑里推出来，出了院门，慢慢推下那一段缓坡，翻身骑上去。
下过雨的村庄湿漉漉的，鸟儿在树枝上清脆地叫着。我骑着车子穿过村巷，到桥头的时候，一股煞气扑面而来，一个瘦高的身影闪到了我跟前，佝偻着腰，右边脸上有一块核桃大的紫色胎记。那是黄贵，我们村唯一的阴阳。自我记事起，他就是村里的阴阳。他身上的传闻很多，最多的是说他会驱鬼，夜间赶路都是小鬼抬着的。他脸上的那块其实不是胎记。有一晚，他正被小鬼抬着赶路，鸡叫了，小鬼们扔下他跑了，脸着了地。
我的视力很差，嗅觉很灵敏，我能闻见杏花身上的奶味，能闻见学文妈身上的来苏水味儿。黄贵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烛味，透着煞气。他远远走过来，周围的温度都要降低一两度。我感到浑身发冷的时候，他已挽住了车龙头，他说，“别去蹬脚了，一会儿去穿衣服，学文妈快不行了。”
他表情冷冷的，说完这句话，大背着手走了，走得那么自信。
我站在桥头不知所措。我已经中了他的蛊，一听见给亡人穿老衣就兴奋。杏花不愿意，听说我去干这事了，就不让我碰她，连一个月一次的生活也扣除了。她说一想到我的手摸过亡人，她就发抖。
黄贵开始找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像一只鹰，在我周围盘旋了很久。
那时候，我刚买了三轮车，到县城蹬脚。
我到县城蹬脚的主意是栓狗给出的。栓狗是队里有名的瓦匠，手艺没的说，钱挣得哗啦啦的，他有个毛病，见了漂亮女人走不动路。黄贵的儿子尕娃子娶了南原上一个女子，漂亮的豁闪闪的。没几年，堵在了栓狗的被窝里。尕娃子把栓狗打得躺了半个月，与小媳妇离婚后，跑出去打工了，多少年没回家。栓狗是我跟杏花的介绍人。这样的人能说个啥女子？父亲有疑虑，跟母亲一说，母亲骂得鬼吹火，“咱娃是个啥货色，还嫌人呢，再嫌就一辈子沾不上荤气子。”
于是就见面。虽是二婚头，除了胖一点，没啥毛病，人长得端端正正，大花眼睛，两条辫子在肩头黑漆漆的。活了这么大岁数，终于有个实实在在的女人离我那么近，我还有啥弹嫌的，又是端茶倒水，又是嘘寒问暖。三天头上，中间人回话，女方说，如果这边也没意见就尽快把事办了。
过于顺利了，母亲也看出问题了，不是不能结，是不敢结，婚后一头半月来个卷包会，就人财两空了。这些顾虑给我一说，我把老的撅回去了，“本事大，本事大再给我找一个！”我主动给了杏花两千块钱彩礼，把母亲手上一个戴了多年的，线丝子样的金戒指硬摘下来戴到了她手上。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开始她没给我定规矩，天一黑，关上灯，我就把她撂倒在炕上，踢里嘡啷的，没几个月就换了两次炕胡撃。有聪明人咧，说朦朦眼贼着呢，不抓紧弄，哪天跑了就弄不着了。一年后我们有了儿子。儿子长相和我反着，黑眉毛，黑头发，白中透粉的脸蛋儿，黑葡萄样的大眼睛，谁见了都心疼。这时候我的节奏慢了下来，有个孩子拴着，她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孩子，她喜欢得不得了，对我却又厌倦了几分，一个月碰一次身子的规矩，就是那时立起来的。
杏花让我外出打工。我的眼神，谁敢用呀。村里人出去干的都是工地上的活儿，登高爬低的，别看我的生命毫无光彩，倘若出点啥事，人命价是不输任何一个人的。栓狗建议，让我买辆三轮车，到县城蹬脚，拉货拉人，进项也不少。村子到县城二里地，平来平去，很方便。
我出门尽量穿高领衣服，袖口扎得紧紧的，戴一副廉价的茶色眼镜，还是把一个姑娘吓哭了。姑娘从钱包里拿钱，抬头看见死人般的一张脸和白得耀眼的一双手，“妈呀”一声跑了。很多人来看我，怪物似的看我。很多家长、丈夫给小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叮嘱，别坐他的车，吓人！当然我也有一些生意的，年龄大一些的，商店饭馆运送物资搬动距离远或楼层高的，我的大个子正好派上用场。
在家里自然是杏花说了算，在她面前我要脚不敢给手，说东绝不走西。我这种人不能也不敢有脾气，有了孩子就更温驯了。三轮车放在院子里，活干完了我把孩子抱在手上，逗他玩，听他咯咯的笑。杏花对我的话都是横着出来的，这时候看着我们爷俩亲热的样子，她会把手中的活停下来，眼中生出柔媚的光来。
黄贵让我跟他一起干的事儿，是在路上提的。我骑着空车回家，他在路边走着，还没到身旁，我就闻见了香烛味儿，浑身发冷，我猛蹬一脚想超过去，他出声了，“二能，等一下，把老子拉上。”他腿长，说着话身子一偏，就坐在了三轮车的槽帮上。
“二能，打明起跟我干。”他刺猬样花白头发下一双小眼睛盯着我，目光像一根针。语气很肯定，好像那事多么高不可攀。
“诶，不干，阴森得很。”我讪讪地，陪着笑。
“看这个娃，这么好的事还推脱啥呢，多少人想跟我干，我都看不上。”
我知道他在哄人。他想找传人很长时间了。早些年他的手艺吃香过，很多年轻人想跟他学。他带着儿子尕娃子，出了栓狗和小媳妇的事，尕娃子就跑出去打工了，好些年都没回来。过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外面的世界很奇妙，像个梳妆间，多么邋遢的孩子出去转一圈回来，脸变白了，会说话了，皮鞋领带，洋气得很。更有一点，一说起工资，一张口就三千五千的，好像满地都是钱，拿着箩筐揽就行。
阴阳上的事，阴森不说，不挣钱，最起码在村里不挣钱。收钱都是随心布施，忙活完了，主人看着给，大富之家给得多一些，贫寒之家少一些。给多了当然好，少了也不嫌，从来没听说因此起过什么争执的。这种情况，徒弟就不好找了。
车子到黄贵家门口的时候，他跳下去，一只手抓着槽帮，把车子抓得定定的。他把脸凑到我面前，我被一團阴冷的空气包围了，“二能，老天生人都是有定数的，你为啥长了这一生白，你是白无常，这是你的命数。”
他的话让我头皮发麻。我知道白无常是啥，是勾命的小鬼，人死的时候和黑无常一起用铁索拉着过奈何桥。
我这样一个先天不全的人，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我最喜欢和感激的学究爷，多次因为我的身体找过我父母，娃这是病，要看呢。很多次在路上碰见我，他会拉我的手，摸我的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花生、瓜子、水果糖啥的，“甭愁，啥啥都甭愁，老天世人都是有定数的，是个叫花子还给根打狗的棍棍咧！”好像我的心口开着一个小窗户，里面的苦都让他看见了。听了他的话，我默默把村里人比排了一遍，还真是，瞎子阿三眼睛看不着，但爱拉二胡，吱吱呀呀的，这几年群众文化生活一丰富，成了抢手货，几个社团你接我送的；李二早些年出车祸截肢了，一直坐在轮椅上，象棋下得好，地区比赛得了第二名后，被别人请去教下象棋了。老天爷给我这一身白，为什么？我那根要饭的“棍棍”在哪呢？
我把这事跟杏花一说，她骂得鬼吹火。正徘徊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拴狗是个野狐子，我一下对他很厌恶，连蹬脚这个活都厌恶了。既然是我的命，我就试一试。
黄贵第一次带我去的是老村长的葬礼。他一边忙活一边对我进行培训，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活人，一个亡人，活人归政府管，亡人归地府管。人死了，还未入土，两头的政府都管不着，就归我们阴阳管。亡人对阳间来说是丧事，对阴间，地府又添新丁，是喜事。为啥要升大纸，为啥要请祖先灵牌？就是告诉大鬼小鬼们家里要摆宴席了，请他们来赴宴。
“你知道这符是啥，是路条、介绍信、是警示条，告诉阴间，又一个新鬼来了，你们多照顾点，不要为难他！”他手里的毛笔饱蘸朱砂，在黄表纸上笔走龙蛇，很快就画出了一张，像字又像画，威风凛凛。
我不知道这些事是书上写的还是他编出来的，总之，他说得头头是道。
他给老村长穿上衣服、整了容，掏出烟，在死者的耳边放了一支，自己点上一支。忽然放声说，“老哥哥，走好啊，你这一辈子啥都好，带着大家平田整地、发家致富、修戏台子，可有一点啊，把手里的那点权看得太重了，一下台受不了了，折了你的阳寿！去那边可要改啊，啥能比命重呢。”说着话，他在亡人的胯骨上拍了一巴掌，“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偏摸，这一辈子看把你能的。”
我心里害怕，一直怯生生地站在一边，听见他这么说，噗嗤一下笑了。
一忙活起来，黄贵身上的煞气不见了，和气、耐心了。他拍亡人的那一下甚至有些调皮。高窗子里的一束光照在死者的脸上，我吃惊地发现老村长的脸变得陌生了，快不认识了。安详，百事无碍，像个不经世事的孩子。不像活着的时候，不是皱眉头就是发脾气，人人见了都躲着走。
见我怔怔地看着那张脸，黄贵拍拍我的肩膀说，人活一世，挂在脸上的都是愁苦、贪心和抱怨，死了，这些东西就褪掉了。
他说的这些理儿，干的这些事儿，像刚出锅的馒头，暄软、热乎，透着麦香气，感染着我。
真正给亡人穿衣服，是在学究爷身上。听到学究爷去世的消息，没等黄贵喊，我一蹦子跑去了。一路上，满脑子都是他的影子。白头发白胡子，拄一根拐杖，一说话颤巍巍地摇脑袋。他小时候上过私塾，能背诗词，讲古今，前三十年后四十年，古人怎么说古人怎么做，像从某个朝代穿越来的。因家庭成分不好，一肚子学问都糟蹋了，在地里劳动了一辈子。他爱干两件事，一是对着墙上的匣子听广播，有好消息了，摇头晃脑，很惬意。有坏消息了，叹气跺脚，念叨，“世风日下”。每年高考一放榜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哪家孩子考上哪所大学了，孩子多好，学校多好，啧啧不已，赞叹不已。
老人多大年岁了，自己说不清，别人也说不清。儿子几年前死了，孙子在美国，他一个人住在老窑洞里，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族人们忙着给美国打电报，队里忙着他的身后事。
黄贵的事很多，划茔地、出纸活、写门告、请祖先牌位都等着呢。他出去了，我含着泪开始给老人穿衣服。半个多钟头后他回来，老人的衣服已经穿好了。玫红撒着黑碎花的中式上衣，天蓝色的扎脚裤子，黑口弯敞口布鞋，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西瓜皮帽子。在这个地方，在男人身上，这样鲜艳的搭配只有死了才会有。这让他摆脱了灰黑的调子，有了浓浓的喜庆的味道。老人躺在那里，一抹斜阳从窑洞的井字格窗户射进来，艳艳地落在他的脸面和衣服上，陌生而遥远。
我抓着老人的一只手静静地坐着，眼角挂着泪。好像那身衣服原本就穿在他身上，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拉着他的手坐一坐。
“你穿的？这么快？身子凉透了，不好穿！”
黄贵不相信似的四处看看，目光落在两只握在一起的手上，愣住了，两只手一样苍白，一样耀眼，好像本来就长在一起的。
“下次穿衣服让我看看，没念叨几句？”
“我不会！”
“那有啥，人都是灯下黑，自己啥毛病不知道，念叨几句，下辈子就少走弯路了。”
黄贵放声说：“老先生啊，你脑子聪明，才学好，有刚性，是咱山沟沟里的文曲星咧，就一点不好，太倔，认死理，要不凭你的才华，在镇上当个干部，在村里当个文书，还是有奔头的。下一世里要改啊！”
我把三輪车推回院子，杏花的脑袋闪出半人高的茅房的黄土墙圈。
“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到县上没？”她一边扎着裤子的松紧带，一边问。
“今天不去了，”我歪着脑袋，“学文妈快不行了！”
“学文妈不行关你啥事？”
“学文是我同学，黄贵要看我给亡人穿衣服咧。”
我下了车子，贴着墙皮挪过去，到门口，闪出了院子。
“回来，你给我回来！”她声嘶力竭，踢翻了墙边的洋瓷尿盆。
院门外，我歪着脑袋停顿了一下，听见了伴着哭声的恶毒的责骂。
“你去，死在外面才好呢。”
“黄贵你个老杂毛，害死人咧！”
我沿着村巷一直向东走，学文家住在东边的那座小二楼里。学文妈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这时候还是村里唯一的医生。她身体一直挺好的，端个装针管的铝盒子，沟沟岭岭走了几十年，步履轻巧健步如飞。昨天后半夜上完厕所爬倒在了床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拉到了县医院。专家教授挤满了一屋子，会诊结果是脑出血，手术无意义，挺过来了，半身不遂植物人都有可能，挺不过来就完了。她被拉回了家，氧气管子插在鼻子上。家里人企盼着奇迹，也面对现实，给学文打了电话，暗暗准备着身后事。院子里人出人进，面色凝重，连那黄灿灿的晨光也粘稠了。
“二能，啥事？转半天了！”
“没啥，没啥，到时候穿衣裳……看能帮上忙不！”我满脸堆笑，五官挤在一起，谦恭讨好的样子。我的话引起了学文爸的反感。好似他手里抱着一个透明瓶子，里面的内容大家知道，他也知道，但仍紧紧摁着。我一下把盖子揭开了。学文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顶一句：“走走走，穿啥穿，盼人不死咋的？”
他说他会亲自给女人穿衣服。黄贵就让我跟着去挖墓。墓还没挖成，有人来喊了。
原来学文妈咽气的当口，学文爸帮她洗了头和脚，剪指甲，穿老衣。她的老衣里外有三层，从寿衣店现买的，绸子的，面滑。他穿衣服时情绪激动，中间一层的一条袖管没穿上。这像一枚隐藏的炸弹，入殓前被学文舅发现了。舅拉着那条软塌塌的袖管说：“这可是我姐最后一身衣裳了，给穿好！”脸阴沉沉的，口气冷硬。
孝子们都出去了，只剩下学文和父亲。父亲把老衣系带解开，试图把那条袖管穿上。人去世久了身体就硬了，胳膊不打弯，身体不配合，父亲做了多次尝试都穿不上。
“花，你就配合配合，让我给你穿上吧！”父亲眼圈红了。
黄贵进来了：“嗨，急啥，衣服不是那么好穿的！二能呢，快去把二能找来。”
我在脸盆里洗了手，把一次性口罩戴上。把拿在手里的半瓶酒一口一口含在嘴里，又一口一口喷在空中、遗体和自己的身上。屋里弥漫起酒的清香的时候，我把眼睛贴在遗体上，上下看了看。先把她最外面的衣服脱下来，把少穿了一条袖管的衣服在她身下扽展，然后把自己的一条胳膊伸进空袖管里，把她扶坐起来。我的前胸靠住她的后背，抬起她没穿上衣服的胳膊，把他胳膊上的衣服褪到她的胳膊上。整个过程，我的身体和她重叠，脸几乎挨到了她的脸上。最外面衣服的穿法和里面的如出一辙，不过事先他要把两条胳膊都套到衣袖里。那一刻我面带着微笑，轻轻念叨，“哎，就这样，胳膊再伸一点，就一点点！”“稍微用点劲，穿戴整齐到那边多好，婶儿利索了一辈子，别让人笑话了！”“对，就这样，婶儿，你给娃娃打针的时候不是不让乱动吗，你也别乱动，马上就好，就好！”遗体随着我的动作坐立、伸胳膊伸腿，显得那么轻盈，似乎她的生命又回到了躯体里。她复活了，正与我跳一曲节奏舒缓的舞蹈。
一旁的学文，腿一软，跪了下去，泪水豆子般落下来。他父亲好几次把纸烟递到我面前，都被我拒绝了。
黄贵第一次亲眼看见了我穿衣服的全过程，眼睛中满是赞叹，他被我娴熟的技巧惊到了，“白无常，白无常！”他有些夸张地喊了两嗓子。
那一晚，我是踉跄着步子回去的，哼着一首什么曲子。
为了表达谢意，学文备了酒菜，犒劳黄贵和我。作为独子，学文上大学后一直在外面工作，与母亲聚少离多。母亲病得急走得急，他没能赶上最后一面。这些都变成了酒桌上的眼泪和感激。学文紧紧握住我的手，摇啊摇，感激呀感激。感激我为母亲穿上了最后一身衣服。喝了两盅酒的黄贵神秘异常，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嘘，听我说。这世上的事就没有白来的，二能为啥长着一身白肉，他是白无常。白无常你知道吗？”
酒从嘴里进去，在胃里烟花般炸裂开来，一部分变成了红颜料，染红了颧骨。一部分变成了电流，麻酥酥轻飘飘的。我的话多了起来，起伏的粘稠汹涌地表达出来。
“怪了，我现在看见亡人一点都不害怕，还亲得不行！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有的忙有的牛，谁和我认真说过话？死了，安安静静躺那儿了，让他抬胳膊他就抬胳臂，让他坐着他就坐着！我发现我还有点用呢！”
我又把一杯酒喝下去，酒进肚子变成了话，“给亡人穿衣裳，你对他要好咧，别看他们不说话，亡人也是人呀！你对他好了，他也就对你好了。给学究爷穿的时候，我想起了老人家拉着我的手给我糖，我在他耳边说‘谢谢你爷爷，全村就你把我当人看，当病人看咧！那么一说，他的身子就软乎了。学文妈是谁，我婶啊，这么多年，大人娃娃有个病病灾灾的，言语一声，老人家就不分白昼地赶过来，救过多少人的命啊！我说：‘婶儿，忙一辈子了，该好好歇歇了，听话，让我帮你把衣服穿上。”我们把太阳喝下去，把星星喝上来了。喝得没了正形。世界成了棉花糖做的，软绵绵轻飘飘的，嘴里的话粘稠而缠绕。
“师傅，你甭怕，等你死了我一定给你穿得好好的，比谁穿得都好！”
“你说的，我可记住了，我死了就靠你了。”
“还有我呢。”
“你别凑热闹了，你不是村里人了。”
“咋不是，退休就回来。”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喝醉。那年，我在别人婚宴上喝了几杯回去，被父亲骂了一顿，“也不照照镜子，你是个啥模样，喝酒呢！人家喝酒是高兴的，你有啥可高兴的？”我确实没啥高兴的，从此不再喝酒了。我也曾把一支烟夹在嘴上，抽了两口，母亲闻出来了。母亲说，“娃，就你这模样，有口饭吃就不易了，烟是你抽的？”从此我没动过烟。
喝酒真好！
抽煙真好！
高声说话真好！
骂人真好！
被人感谢真好！
像孙猴子大闹了蟠桃宴，我晕晕乎乎晃晃悠悠飘回了家。顺到了柴火窑，爬进单薄的被窝里睡着了。我睡得温暖而惬意，像躺在暄暄的棉花堆里，有温暖明亮的光笼罩着我，里面有父亲有母亲，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了挑剔和埋怨，很温和地笑着笑着……一切都是那么轻盈，像荡漾在水波里。我是被毛茸茸的月光抚摸醒的，月亮挂在窗外的天空中，用我不中用的眼睛去看也是满目清辉。两腿之间鼓胀得厉害，掏出家伙在一堆干柴上乱呲了一气，才想起了自己的处境。
我家是半明半暗的庄子，沿山一大一小两眼窑洞，一眼放柴火一眼当伙房。院子里有两间土坯厦房，是住人的去处。我在柴火窑住好几天了，给学文妈穿了老衣，杏花就把一床破被一个枕头塞进我怀里。
“死人比活人好，你就在柴火窑睡吧！”
我就在柴火窑睡下了。
第二天，杏花早早站在门口，“哎哎，蹬脚去了！”我起床、整理车子、吃她留在锅台上的小米稀饭和炕馍馍。她知道男人是块木头，不问醒着，就能蔫不溜的一直睡下去。
“李喜林，”媳妇叫我的大名，“只要保证以后不再给亡人穿衣服，晚上就回屋睡。”
搁平时我会顺着话茬往下溜，这件事，我偏不，“黄贵叫着呢，不去不得行呢。”
“不得行，不得行，那你就在柴火窑里睡着去。”
我就这么睡下了，在哪不是睡呢。逆来顺受的事我早就习惯了。
尿完尿，裤裆里的东西还直挺挺的，肚子火辣辣的。酒精还没消化完的原因，我慨壮的劲头还在，就“当当当”敲杏花的门。
“谁，弄啥！”杏花问。
“柴窑里冷得很。”
“知道冷了，下个保证，屋里可暖和了。”
“咱又没啥本事，老人死了帮帮忙，不也挺好嘛。”
还是不松口，杏花的脾气上来了，把门开一条缝，准备给我递被子。平时她不让进门我是不会进的，那天酒壮怂人胆，我就顺势从门缝挤进去。
“不行，不行。”她脸色变了，往外搡我。这时候，门板“梆”一声打在侧墙上，门拴子哐啷响了一下，有东西蹿了出去。
“狗，谁家的狗！”她的腔调很惊慌。
我朦着眼向院子里看了看，白沙沙的，啥都没有。我说，“不是狗，像个野狐子，野狐子又来了。”
“对，就是野狐子，我还当是个狗呢！”，她把门开大，“进来吧。”
我没进去，回到柴窑把门关上，从柴火堆里拿起那个木偶人，拿刀狠劲剁了几下。
黄贵说我是白无常转世，准备把衣钵传给我，下一次白事上宣布呢，尕娃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黄贵心里欢喜，脸仍沉着。闹离婚就闹离婚，跑出去这些年，对家里不管不顾的，你把老的撂给谁？
“回来弄啥，外面的世界大得没边边咧，你继续浪。”
“爸，我不浪了，我把心收下了。”
“还是浪去吧，村子庙小，容不下你这大神。”
“啥神不神的。爸，我跟上你学阴阳吧，总得有个人接是不是？”
黄贵心里一凛。早几年看儿子念不下书，游手好闲的，就想把手艺传给他，好歹是个营生。儿子学得很勉强，说成天跟死人打交道，阴里阴气的，怪吓人的。现在是咋了？
村里又一个老人去世了，黄贵带着尕娃子出现在了现场，一边指导着他做这做那，一边对大家说以后阴阳上的事，找他和找尕娃子都一样。老人去世的消息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等着师父的召唤。正事那天。我到那家人的院边，眯着眼睛仔细看了一下，眼前人影繁乱，有人“尕娃子，尕娃子”地喊着，我就啥都明白了。
我像丢了什么，难受到了极点。杏花知道了，说老子带着儿子干，应当应份的，你把心收了吧，好好蹬脚。我没吭声，进屋抱起一床被子，钻进柴火窑，把门插上了。那天开始，我白天拉脚，晚上关在窑里。我的话变得很少，杏花问一句我应一句，本来很感兴趣的，夫妻间的那点事也淡忘了。
我这个样子让杏花心里没底。有一天乘我出去拉脚，她让栓狗当帮手，把柴火窑的一扇门从门转窝抬起，钻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具木偶，胳膊腿都是活络的，木偶身上穿着老衣。杏花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为了给亡人穿衣服，制作了木偶，练了千遍万遍的。
简直着了魔了！杏花踢了一脚。
黄贵带着儿子忙了两场子白事，觉察到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手艺。
把罗盘递给他，他没问这东西咋用；教他念那些经文，他满嘴胡缠；穿老衣这些事，他躲得远远的，不上手。他只干了一件事，到街上打印铺打了一张价格表，对各项服务明码标价，一套纸活多少钱，看一个坟地多少钱，穿一次老衣多少钱。他费了不少心思，譬如看坟地，他把半山的和山顶的定成了不一样的价格，山顶远而高，价格就高一些；给没咽气、刚咽气和咽气多长的时间的亡人穿衣服的价格也进行了区分。诸如此类，十分详细。
价格表一贴出去，大家明着不说，背后议论呢，说黄贵把一辈子的好名声都糟蹋了，钻了钱眼了。黄贵心里的火气快烧到嗓子眼了。
栓狗当了一辈子瓦匠，修了一辈子房子，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按习俗，人殁在外面不能进村子，尸首停在村口大场的那间破房子里。
夏至已过，天热了起来。穿衣、入殓、打墓、出殡，入土，这些事都得请阴阳来操持。一说请阴阳，栓狗儿子傻眼了。栓狗当年做下的丢人事，把黄贵得罪到根上了，这个阴阳不好请！儿子动过到县城或外村请的念头，无非是多花点钱。他伯不同意，伯说从有了村子，没有请外人发引人的道理，活了一辈子，让村里人哭一哭、抬一抬、埋一埋，是无上的荣光咧，咋能请外人咧！
“娃，你放二十四个心，阴阳不阴阳是大家的阴阳，不是老黄家的，早些年村里出过一个白狗子（白匪），祸祸过多少人，死后抬回来，老阴阳，黄贵的老子，含泪给发引了，老阴阳说，死者为大，比天都大。我就不信现在黄贵能出个改样子事儿。”
栓狗儿子穿着白花花的孝衫，拄着桑棒跪在黄贵家门口。不巧的是黄贵那天到省城行情去了，接待的是尕娃子。年轻人四目相对，擦出的都是火花。尕娃子不愧是在外面浪过的人，眼珠一转，挤出了笑容，他说，“恩怨就不说了，现在是经济社会，拿钱说话，五万元，我立马开工，否则免谈。”
栓狗儿子还在发愣，他伯蹦起来了，“黄贵，你个老杂毛，拿亡人勒掯人，你还是个人吗？”这是导火索，不一会儿，两个户族的人纠缠在了一起，村子乱哄哄的。
栓狗死了的事儿，我是从杏花那儿知道的。她在家里转出转进，眼睛都哭肿了。
我一直暗中留意师父的动向，知道他这几天不在家。我背上工具包，拿着纸活到了大场，对他们说黄贵让我代表他料理丧事呢。
孝子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孤房旁立起了一根杨木杆子，大纸已经高高悬起。十三层用镂空的黄纸穗连接起来的大锅盖般的圆形大纸，在微风中婀娜摇摆，如一条爬向天空的巨龙。那是家有亡人的标志，是灵魂走向冥界的大旄。
我给亡人穿上衣服，眼睛贴着尸体，上下检查了一遍，转身在工具袋里拿出刀子，就近找了一截树枝，削光了，对在右手小指上，卷了一个纸筒套上，用线缠了几匝。小指头原来缺一截，现在囫囵了。
我拿起袜子准备穿的时候听到了抽泣声，我这才顾上往大场里看一眼。这一看，吓了一跳，我看见了雪，白茫茫的一大片。
“喜林巴巴，呜呜呜，让我说啥呢，呜呜呜！”
我摸见了刺猬般的一颗脑袋，是栓狗儿子，我忽然明白那不是雪，是穿着孝衫的孝子们。跪了一大片，还有人陆续跪下去。
他们看着我把一件件衣服穿在亡人身上，听见我大声对着亡人说话。
“大能人，听话，唉，坐起来。”
“对，就这样，把胳膊抬一抬，这就对了。”
“啥，没想到我给你穿衣服吧，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去了。”
“大能人，你走好，你盖的房子在那戳着呢，大家都记着你的好咧！”
最后我附在亡人耳边，“你这个野狐子，到那边少祸害人。”这句话，只有我能听到。
栓狗一辈子爱在女人面前胡骚情，但村里的标志性的建筑都是他建的。这是啥，是盖棺定论。栓狗需要一句话，孝子们需要一句话。
孝子们哭得哗啦啦的。
流泪的还有杏花，她说，她第一次那么长久地、详细地看了我，也第一次感到了我的细致和温柔。
有人哭出声来，更多人哭出声来。我忙说，“起来，快起来，事儿还多着呢！”
栓狗儿子磕了三个响头，“巴巴说得对着呢，都起来，听巴巴安排。”
我把袜子交给一位老人，“小伙子们，走，上山打墓。”
第二天太阳出来前，栓狗入土为安了。
那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个丧事。到家已是后晌。餐桌上摆着几个菜，一瓶酒。一进门，杏花把我搭在肩头的衣服接了过去，摆了热毛巾让我擦脸。我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机械地应对着。
“你是一家之主，你坐下。”我屁股挨一下椅子，又站了起来。
“叫你坐下就坐下。”杏花瞪起了眼。
我又坐下，踏实了。她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自己先喝了一杯，我也喝了。她“咚”地跪在了我面前。
我跳起来，“快起来，这是弄啥，弄啥。”
“坐定。”杏花跪在底下一瞪眼，我只好乖乖坐下了。
杏花说感谢我为栓狗办了丧事。
“我不是个好女人，一直和他……和他……”
女人说他爸是个财迷，为了几个财礼钱把他嫁到了一个偏远的村子，男人酗酒成性，她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那年栓狗来村里修房子，她给人帮灶，一来二去两人就……，栓狗找律师帮她离了婚，她也没处去，才来了这里。
“把这些昧心事说出来，你打也行，骂也行，离婚也行，一切随你。”
我看着她，泪珠在眼眶里涌动。太阳从玻璃窗射进来，我一侧的脸暖融融的，我的脸一定白得像是透明的。
“我知道，他每次回来我都知道。”
“不可能。”杏花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鼻子灵的很，他有狐臭呢，是个野狐子。”
“天呐！”杏花扇了自己一耳光。
“不敢，不敢！”我抓住她的手，“不怨你，真的不怨你。”
“我跟别人不一样，长了这一身白，这眼神，出去打工，没人要我；娶妻生子，不敢指望。我想到过死，可死了父母咋办？我一边活着一边开导自己。后来我想通了，老天爷只给了我一半烟火，不缺一块就不正常了。知道你不稀罕我，但你让我知道女人是个啥滋味，你让我有了儿子，你该给我的那一半已经给我了呀！
“给亡人穿衣服，师父总要给念叨几句，说说他的好，说说他的不好，我这才发现，其实老天爷给每个人的烟火都是缺一块的。我就更不怨你了。”
我到柴火窑里抱来了那具木偶，褪去它身上的老衣。木偶身上刀痕累累，右手缺一个小指。
“每次闻到野狐子的味道，我都要在这上面剁几刀。”
杏花大哭。
德高望重的山子爷去世了。他一直干到了公社书记，是村里出的最大的官。六十岁从单位退休回家，又活了三十多年。
那是村里最大的一次丧事，喜丧。
黄贵向大家宣布把衣钵传给我，这次丧事开始，一应事务都由我来料理。
答谢宴席上师父喝了点酒，微醉，他说我是白无常，一定能干得比他好，还说栓狗的丧事不是他让我去的，他在省城，压根就不知道。他说，如果他在家，该咋处理他还真不知道。
酒席上还喝醉了一个人——尕娃子。他不甘心，向他父亲和我一起发难，他说，“爸呀，那么好的手艺不拿来挣钱，你脑子有病啊！我当你要找个多高明的徒弟，找了个朦朦眼，你看他头上那个绿帽子，绿得辣眼睛咧。还有那个儿子，一个白毛鬼，能生出那么好的兒子？”
我也喝了几杯，“尕娃子，你是师傅的儿子，你要干，我给你打下手。”
“你咋说我都行，不要作践杏花和孩子，他们还要活人咧。”
我对着满院子乱跑的儿子喊，“刚刚，来。”把儿子揽在怀里，眯着眼睛往人堆里看了看，“学文，你有文化，你来，你来。”
学文是为山子爷的丧事专程赶回来的，乐呵呵地过来，“甭生气，尕娃子喝大了。”
“照这看，照这看。”
学文把眼镜扶了扶，忽然说，“三个漩，娃是三个漩。”
年龄和我错一错二的人都记得，小时候大家到渠坝上游泳，赤条条地躺在坝沿上，比谁尿得远，比谁头上的漩多，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漩，两个漩，唯独我有三个，他们还给我起过个外号，叫三漩。
（责任编辑：龙娜娜）
杨军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泾川县人，现居宁夏石嘴山。已出版小说集《狗叫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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