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把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看作是自觉的文学批评观念的起点，认为最早的文学批评是“尚友”，是寻觅“知音”。这自然是一对一的事，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虽然他们的知遇，不是文学批评，而是音乐鉴赏，但格局是一样的。这种个体的作者和个体的读者，一对一的二人格局，在某些西方现代学者看来，还不能让文学批评“超脱私人的范围”，“进入社会领域”，还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只有“当第三者介入的时候”，这个二人格局才能活跃起来，才能产生属于文学批评活动的“艺术成果”。“第三者”一方面引领读者，穿越感性经验的层面，深入文学作品内部，进行理性的阐释和思考，另一方面同时又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文化观念，引入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且作为一种判断标准，帮助读者作出“客观的、批判的评价”。这个“第三者”，無疑就是批评家。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只有批评家在场，文学批评才成其为文学批评，才是一种超脱“私人范围”，进入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活动。
这还是从原初的意义上，谈论文学批评的在场性问题。进入现代社会，文学批评的在场，被赋予了更多的义务和功能。从作者一方面说，文学批评要把作者的作品，“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别林斯基语），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的创作，即今之所谓“再创造”。从读者一方面说，文学批评有“教人阅读”的义务。克罗齐说文学批评是“教人阅读的艺术”，不光要教人阅读，还要把这种阅读的成果，纳入更广大的社会文化范畴，使之成为促进社会文化变革的一种精神力量。此外，文学批评还要参与文学的创造过程，在促进文学生产的同时，也组织文学的再生产。如此等等，文学批评这些基本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文学现场。
我是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文学批评的过来人，以我个人对八〇年代文学批评的经验和印象，这个年代的文学批评，一个鲜明突出的特点，便是何平说的批评家的在场。论者总结八〇年代的文学批评，总喜欢说“批评的自觉”，这个自觉意识，其实也就是批评家对自身作为“第三者”的在场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归纳，八〇年代文学批评的在场意识，就可以说是：与读者同在，与作者（作品）共生。尤其是八〇年代上半期一浪接一浪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社会生活和人生问题，批评家与那个年代的读者，可以说都是亲历亲受，休戚相关，所以他们的评论就能及时反映读者的心声，与读者一起思考。到了急剧变革和先锋实验的八〇年代文学的下半期，文学批评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读者激进的变革要求，另一方面同时也反馈这种激进的变革所造成的极端倾向和负面效应，促使文学作出反思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始终与读者同在。
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有一种关于批评家群体的命名，一曰中年批评家群体，一曰青年批评家群体。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以年龄或代际为标准所作的区分，事实上在批评实践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创作潮流和作者群体。一般说来，所谓中年批评家群体，是指在八〇年代以前就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在八〇年代上半期因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文学突破禁区鸣锣开道，而显得更为活跃。这批中年批评家的出现，基本上是对应“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潮流及其作家作品。相对而言，所谓“崛起”的青年批评家群体，则主要是对应八〇年代中期前后的文学革新和先锋实验，是推动这期间激进的文学革新浪潮的主要力量。这两个批评家群体，都与相应的作家群体和创作潮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建构了八〇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学现场。八〇年代有些文学创作潮流，例如“寻根”和“新写实”，甚至直接就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倡导和推动的结果。
如今，这样的文学现场早已人去台空，风光不再。但新时代的“新文苑”并不因“旧战场”的“平安”而显“寂寞”，恰恰相反，因为许多新作者的崛起，新文类的出现，新媒介、新技术的加盟而更显热闹。何平的“返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喧闹的文学世界，他要重整这个世界的秩序，“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回归本体，回到本位，与读者和作者（作品）同在共生。从何平的努力中，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文学新世界的曙光，毫无疑问，它的到来，将指日可待。
（责任编辑：宋小词）
於可训湖北黄梅人，一九四七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有《於可训文集》十卷，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出版短篇小说集《乡野传奇集》，中篇小说集《才女夏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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