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时间：2018年12月1-2日

　　地点：广西南宁市南宁饭店

　　与会者：黄海澄教授及其家属、袁鼎生、王建疆、黄伦生、张利群、肖启明、冯仲平、杨小清、罗坚、杨国良、李启军、王晓燕、杨兴玉、闫爱华、王圣、王维玉、徐大威、张吉琳、贾永平、蒋应红、肖明华、崔露什、关煜、赵诗华、庄焕明、张少委、孙瑞雪

　　主办：广西美学学会、上海师范大学

　　协办：南方文坛杂志社、美与时代杂志社

　　研讨会开幕式上，广西美学学会会长、广西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袁鼎生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建疆教授分别致辞，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院长黄伦生教授和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肖启明编审分别宣读中华美学学会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发来的贺信，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利群代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宣读致敬信，他们对黄海澄教授新时期为推动美学、文艺学研究方法论变革，对其提出“三论”美学思想引领风潮，对其从教六十年为促进新时期中国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学科及中国学术的发展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对其八十五华诞表示祝福。开幕式由广西美学学会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启军教授主持。

　　袁鼎生（广西美学学会会长、广西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尊敬的黄老师、各位学长、各位师侄，各位到会的专家，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美学史中的黄海澄先生》，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黄老师是现当代美学研究中的“高点”。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对象和体系建设一直是讨论的热点，洪毅然先生认为美是艺术和美感，蔡仪先生认为美学研究的是美、美感和美的创造，李泽厚先生认为美学要研究美、美感和艺术。20世纪80年代美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兴起之后，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通过寻求总范畴统领美、美感和艺术这三者，当时我们的黄老师就提出用“审美现象”来统领美、美感和美的创造，那么就构成了审美现象运作的一个圈，形成由美、美感、美的创造循环运转的审美现象学，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美学研究体系并奠定了他在美学史中的地位。第二，黄老师在学术研究中做到了“大道、方法、逻辑”的三位一体，黄老师提倡的“方法”不是传统运用的诸如桥梁、工具和媒介的小方法，黄老师所倡导的方法是一种思维模式和思维路线，这个跟理论体系和范畴运动是一致的。在跟黄老师学习美学的时候，他有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要运用哲学指导美学研究”。黄老师三十年前就将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自然科学运用到人文社会领域和美学研究，做到了融会贯通，从而上升到哲学高度，形成了“大道公理”，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的思维路线和思维模型，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体系和范畴运动，实现了方法和逻辑的统一。第三，黄老师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建构自己的新理论和新体系的，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原创性，这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后，许多学人将译介、诠释西方理论作为建构中国美学乃至中国学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中国美学和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努力，黄老师的学术的贡献不是仅仅停留在介绍和诠释上，而是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建构。黄老师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价值论哲学）引进来以后，创建了控制论美学理论，他运用控制论原理将美学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科学系统统一起来，形成了艺术价值统摄益善美的新的美学系统，也就是集哲学、科学、艺术于一体的新的美学体系。另外，还记得我当年第一次教授文学理论课，有本十几万字的讲义，黄老师对那本讲义从头到尾给予了细致的批改，其中黄老师作了大约两到三万字的批注，至今我还珍藏着，我把它视为我的一项宝貴的精神财富。最后，我再次就黄老师当年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表达深深的谢意。

　　王建疆（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生所所长、文艺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博士生导师）：敬爱的黄海澄先生、敬爱的徐孔礼师母，亲爱的各位师友、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大家好！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业师黄海澄先生八十五高寿、治学六十年之际，大家汇聚邕城，济济一堂，畅谈先生对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的贡献，探讨中国美学发展的路径，在这个重要时刻，作为先生的学生倍感亲切、倍感自豪。亲切的是师生相聚、其乐融融;自豪的是人海茫茫、我们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在先生的指导下成长。我以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的名义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黄海澄先生教我们数数》。黄海澄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和老北大，他曾于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抗日救国儿童团团长，投身抗战，又于1957年北大本科毕业一年后再回北大进研班从事研究工作两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师级学者。他在哲学、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上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创造了系列次级核心范畴，如审美调节机制说、关系质论、情感——价值论、系统功利论、美与美感耦合发展说、文艺学基座说、艺术的形式共相理论等。学术史证明，一种学说或理论的创新往往不在于一级学科范畴，也不在二级学科范畴，而在于次级核心范畴的创新。这些次级核心范畴不仅具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首次发现、提出、论证和发表传播，因而具有无可争辩的原创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正是通过对这些次级核心范畴的建立，黄海澄先生创立的新方法论得到应用，也得到了证明，从而确立了他在美学史上的地位。学问之道，贵得其一，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作为先生指导过硕士论文的学生，我也只能说得其一二，但仅就此十之一二而言，于我却受益终身。我终身受益的是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如何数数，同样一个事物，如何看待，却有轩轾，尤其是涉及复杂对象时更是如此。我第一次从先生那里听到，真理、价值、信息、美是在关系中存在的，是一种关系质或日系统质。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单一的一个对象，而是关联着主体、客体、关系的至少三个元素构成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中，也就是说，真理、价值、信息、美，都不再是一，而是三，这个三，也就是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三”，是“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三，是多极、多元、多变。从原来的一到后来的三，实际上是思维方式革命的结果。先生所提倡的关系的、系统的、生成的思维模式突破了实物中心的、线性单一的、现成不变的思维模式，而代之以关联的、复数的、变极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对世界的维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近年来，我提出的别现代理论和别现代主义，产生了国际影响，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美术学院和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的皮里莫斯卡大学哲学系分别成立了以我的别现代理论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属于空前的学术事件。当媒体问我为什么会创造出别现代理论时，我自然提到我的老师黄海澄先生以及我从他那里学会的数数的方法和求真的精神。数数具有本真的意义，黄老师的数数法连带着真理观，这就是关系真理、本真和价值的统一，从而与道家庄子的本真主义相关联，贯通古今，产生了新的研究视野，我提出的别现代主义就是对这种关系真理和本真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最后，我再次感谢黄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冯仲平（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尊敬的黄老师、尊敬的师母、各位师友、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黄老师八十五高寿、治学从教六十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先祝福黄老师身体健康、生日快乐、阖家幸福！回顾黄老师给了我们的教导和启迪，今天我想要说的，读研的三年在美学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黄老师的“三论”美学。我们读研是1985年，正值美学方法热，大批西方美学、哲学等理论涌入国内，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黄老师提出的著名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美学理论，使我大开眼界，对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我到山东大学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撰写期间，在涉及价值论的时候，我重新找来黄老师那本“三论”美学进行研读，可以说，黄老师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现在重新回顾黄老师治学之路和学术思想，他的那种不流于俗、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和人文品质是十分可贵的，从黄老师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创新。因此，我想简略地谈谈“学术创新”。第一，学术的创新贵在观念创新。观念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基，比如研究美学和文学，我们对什么是美学和文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要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更新观念，从而实现超越。第二，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关键，在这一方面，黄老师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当下传统研究需要拓展和突破既定的传统学术范式，寻找和建构新的方法论，否则，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训诂和考据之上，很难有新的突破。第三，要关注当代前沿技术的发展动态，尤其是美学研究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忽视吸纳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要从方法论上吸收它们的成果融会贯通，予以突破，黄老师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了很好的启示。饮水思源，受益终身。

　　肖启明（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编审）：首先祝贺我们尊敬的黄老师、师母身体安康，阖家幸福！作为曾受教于黄老师的学生，毕业之后，很惭愧没有沿着老师指引我们的学术道路继续前进，后来“改弦易辙”，从事了出版工作，前面各位师兄的发言和总结非常好，我今天想分享的是后来工作中了解到的几个关于黄老师治学与工作的细节，以表对先生的尊敬。第一，前几天碰到广西日报社原来的社长李启瑞，说到要参加今天的会议，他对黄老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黄老师是真正的学者，是一个真正值得敬重的学者，在全国特别是在我们广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是我心目中非常敬重的学术权威。还有，后来在广西的工作中，我曾与教育厅的领导也交流过，他们对黄老师担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印象非常深刻，黄老师后来为了学术主动辞去领导职务，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黄老师一心向往学术、不事张扬的风格不仅赢得了广西学界还有许多社会人士的尊敬和敬重。第二，当年读书，记得有年云南发生了地震，黄老师为了寻找地震的缘由，到处寻求有关云南地震的资料，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就觉得黄老师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胸怀天下，时刻关注民生。第三，我们在广西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黄老师有一次从广西艺术学院回师大参加一个联欢活动，记得黄老师在舞台上吹拉弹唱，拉二胡、唱京剧，我们作为学生被黄老师身上那种风雅深深的陶醉了，感觉黄老师太有诗性了，这是我望塵莫及的，感觉有这样的老师很自豪。第四，我还清晰记得黄老师当年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北大给人的影响就是北大的毕业生走上社会最大特点就是想做成一件事。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心里，虽然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黄老师这句话激励了我一辈子，以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现在调到商务印书馆，我时常以黄老师这句话鞭策和激励自己，努力在出版工作中做好自己的工作。最后，再次感谢黄老师。我也希望能够在出版中为大家、为中国学术出版多做点事情，多出好书。

　　杨小清：尊敬的、亲爱的黄老师和师母，我刚才特地加了一个亲爱的，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当得知要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刚才听到中华美学学会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贺信，里面对黄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作为学生感觉到非常自豪和骄傲。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学问要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第一，记得恩格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换言之，社会上一旦有某种需要，它比许多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是真正的原动力，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在我看来，我觉得黄老师身上有种最值得承传的、永志不竭的精神就是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当年“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文学和美学发展的讨论充满了活力，现在回想一下，真正取得实绩的学者为数不多。我们读了黄老师的书，聆听了他的教诲，我们才知道只有那些勇于回答时代提问的人，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从美学的角度来说，黄老师的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提出的“三论”美学理论即是明证。第二，黄老师为人治学，严谨而不事张扬，难能可贵的是他治学的勇气和胆识。记得康德给知识分子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有勇气按照理性的方式说出事物的真相和本质的人。勇气是知识分子的首要素质，但有勇气乱说不行，你还得按照理性的方式说出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黄老师在这两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他回忆当年北大学习期间对胡风案的感受，令我非常感动，他说胡风案让他心里很难受，这种难受就深深地反映了黄老师年轻时的学术品格，所以从黄老师身上我们要学习他那份勇气和理性。第三，现在所要考虑的是我们如何继承发展黄老师身上这种精神，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黄老师当年提出“三论”美学理论也许带有那个时代烙印，但是他毕竟通过思想的利器打开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另一扇大门，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所以说，学术研究就是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深刻体会到：时代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很高兴，王建疆教授昨天谈到了别现代，尽管有人提出质疑，我觉得这是件好事，直面现实、回应时代问题的理论和话语创新本身需要在论争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希望他能继续发扬黄老师的学术精神，能够坚持“别”下去。最后，我还想就美学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一个问题，美学的研究如何回答当下时代问题，这是需要我们学人深入思考的。

　　黄伦生（广州华南商贸学院院长、教授）：尊敬的黄老师，发言之前，首先，我向您老和师母表达祝福，祝福你们身体安康，合家幸福。回忆当年您对我们的教导和影响，心里充满感激之情，今天的发言，我想回忆几个细节。1982年在桂林举办过一个全国高校教师讲习班，记得那次培训班上您与徐中玉、贺祥林等老师给我们讲课，记得当时您讲的就是控制论美学，虽然听得不太懂，但是启发了我投身美学研究的大门，到了1985年考取研究生才真正接受和聆听您的教导。您治学的严肃和严谨让我印象深刻，记得那次考研，有三个同学好像不及格，有人评价您打分太严格了，打击了同学的积极性，您说“我是用数学的精确来打分的！”可见您的要求十分苛刻。您还将这种严肃、严格的治学态度运用到日常工作中，记得我研究生毕业后到广西社科院研究所工作，不知道您可记得了？有一年省里组织专家进行职称评审，您是评审组组长和评审专家，其中有位参评人是某高校领导，想评正教授，但条件比较弱，当时自治区教委有位领导想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确保这位参评人顺利晋升，但在终评时，您和几位老专家坚持原则没有让他通过，好像第二年就没有聘任你们当评委了。这件事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以致后来我担任广东省高评委专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也坚持原则，当时心里在想自己是否会重蹈黄老师的覆辙？黄老师敢于坚持原则，现在回想起来，感慨良多。其次，学术上，我们受益于黄老师的不只是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在社科院工作，有许多机会跟黄老师接触，聊得也很多，记得有次他运用系统论给我分析单位的人事关系，让我大开眼界，以致许多年后我再次体味学问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想，学问家之所以是学问家，就在于他看待和分析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学问。最后，黄老师对我们学术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培养和锻炼了我们抽象思维和思辨的能力，比如蒋述卓、王建疆、王杰、杨小清等诸学者。有段时间我也是进行很具有思辨色彩的理论实践，记得2001年到了广东工作，在《学术研究》发了一篇从发生学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文章，后来得知这篇文章发给了暨南大学和广州大学的两位博导和教授评阅，反馈的意见是文章读了两三遍以后才看出名堂，两三万字的文章居然没有一个例子。后来我反思，实际上我没有很好继承黄老师的学术理路，黄老师的思辨和理论不仅宏阔，而且他的思辨是及物的，可以回复到很具体的经验层面和事物，这一点我却忽略了。虽然我现在不关注美学研究了，转向民间叙事了，但黄老师的理论还是让我受益良多，比如我曾运用黄老师“真善美益”四大价值系统分析和研究古村落保护，就有很多启发，比如古村落的断代问题涉及真的问题、古村落的民间宗教及信仰问题涉及善，民间工艺与民间口头遗存涉及美等，四大价值体系均有所体现，我运用系统论和价值论解决古村落保护问题时，得到同行的认可。总之，黄老师的理论和方法论具有普适性与操作性，让我受益良多。

　　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聆听过黄老师教诲的学生，一直在广西师范大学工作，现在作为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我的感触很深。广西师范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中文系在全国很有知名度，这主要与两个学科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另一个就是以林焕平先生和黄海澄老师为首的文艺学。就文艺学来说，当时林老师和黄老师在学科建设方面有着清晰的发展思路和学科前沿意识，他们坚持以学术强学科，以学术强系，从而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一笔无形的财富，让我们受益良多。大家一直在努力，今年我們申请到了博士点和广西省的双一流学科，我想这与黄老师他们奠定的良好传统是分不开的。刚才，大家从细节和方法论方面对黄老师进行了很好的评价，在我看来，黄老师治学上有三个特点比较显著，一是坚持思想解放，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学术创新，黄老师在这三个方面一直引领着我们走在前沿。但与黄老师相比，我们做得还不够。就黄老师新时期在方法论变革中的意义，我想，有三点需要考虑的，第一，我们要从思想史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80年代方法论进行思想史上的重估。尽管当时大家对黄老师的理论褒贬不一，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渗透到学术史的进程中，无形中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前两年全国召开了纪念方法论变革三十周年，黄老师受邀参加相关会议，并做主旨发言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在我看来，黄老师的方法论不仅仅是文艺学和美学上的方法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论，它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第三，我们还应该从思潮的角度来看待方法论，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方法论是一种思潮，这也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除此之外，我觉得黄老师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敢于在论争中坚持理论创新，体现了一种创新和批判的求真精神，这样的文艺论争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当下我们学术缺少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风气，当然王建疆的“别现代”有论争，这是件好事情，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李启军（广西美学学会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我是晚辈，在座很多老师都是我的师长。今天我想讲几点：第一，我受惠于黄先生的教导和鼓励，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他给予我很多恩惠，这是我特别要感谢的。我和黄老师结缘于1985年，当时黄老师调去广西艺术学院当副院长，我去给他帮忙搬家，搬东西时，我发现了黄老师有许多藏书、报纸和杂志，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去广西师范大学读硕士，毕业论文答辩，黄老师是我们的答辩主席，记得他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评价我的论文平实、不玩概念、有新意，当年这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使我深受鼓舞，后来经修改编人王朝元老师的艺术人类学中。黄老师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对我影响很大，求学期间和后来从事研究，我研读了黄老师的系列著作和文章，使我受益匪浅，他的“三论美学原理”是我们的教材，包括后来出版的《艺术价值论》《艺术的哲学》《艺术新思维》，它们从发生学和价值论的角度解释艺术，现在读来依然很新，给了我许多启发。从授业的角度来说，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业师，但是我始终把他当作我学术上的导师和引路人。第二，在广西美学学会的工作上，黄老师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作为较早人会的会员，黄老师当会长时，我积极地参加了一些活动，后来在黄老师等老前辈的引领下，我走进学会的领导层，美学学会举办活动都得到了黄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使得我们广西美学学会在推动学术研究和活动开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是山水美学、生态美学还是民族美学研究方面。另外，黄老师在学术研究方法论方面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促进我在学术道路不断前行，坚持创新，力求讲自己的话。今天无论是在电影美学、传媒研究还是生态文艺学方面的研究，倘若说取得了小小成绩，我想这与黄老师和袁鼎生老师的引领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王维玉（平顶山学院副教授、博士）：尊敬的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王建疆老师的博士，今天能够亲耳聆听黄老师的教诲，非常难得，这种现场感和观摩感是无法从书本学来的。刚才各位师长发言首先让我想到朱光潜先生在翻译维科自传时曾引用莱布尼茨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作家们肯告诉我们他们的创造发明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如何一步一步地达到了那些创造发明”。今天的研讨会的主题讲得更多的是学术创新背后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让我们能够亲身体会黄老师的学术精神。其次，刚才通过聆听黄老师过去读书的经历，我的体会是学术研究要回到历史情境中。下面我想简单谈谈黄老师对美学研究发展的贡献。黄海澄先生的美学实践最大的特点是直面现实、学科跨越与开放视野三个方面。所谓直面现实，即是基于社会现实而非理论，也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他立足个人历史境遇和学术素养，将个人经验作为自身逻辑的延展，从而激活了个人话语创新的内在机制。所谓学科跨越，是在以上现实的基础上，以“三论”为方法和路径，尤其以控制论为核心突出审美调节的动力機制，对审美现象进行系统把握和观念刷新，这种学科跨越所带来的视角变化刷新了诸多审美观念。所谓开放视野，是指黄先生将审美机制看作一个动态、生成、开放而非静止、现成、封闭的自调节系统或过程，并赋予其价值哲学的维度。黄先生认为审美和艺术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感情，陶冶人们的性情，在于提升人、发展人、完善人的行为和目的，使人的创造和发展具有正价值，通过正价值抵抗人和自然的负价值，从而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促进人类幸福。总而言之，我觉得黄老师的系统论具有很强的超前性与超越性。

　　王圣（兰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尊敬的黄海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研讨会。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从方法论探索到主义建构——黄海澄先生的美学创新及其影响》。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黄海澄先生方法论美学的创新和影响：第一，美学热的转向——方法论热。有学者认为1984年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标志着激进的马克思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变革的失败，“‘美学热于同期衰落”。其实，美学热并未就此衰落，而是实现了一次转向。这个转向就是方法论热。方法论热出现的必然性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层面的认识论讨论转向具体的美学方法论的探讨，以期更加符合美学学科自身。其次，自从清末西学开始传人中国以来，我们对西学中自然科学的强大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当改革开放初期再次打开国门之后，我们发现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再一次让我们震惊。于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并以此作为参考建立我们美学学科，成为一种最具可能性的选择。第二，美学学科的建构与奠基——黄海澄先生的“三论”美学。黄海澄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美学原理》在方法论转向中十分醒目，实际上是方法论美学的最显著成果。黄先生的方法论美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美学研究中彻底告别认识论反映论倾向;2.走出主观美学研究模式，走向美学研究的客观化;3.卸下不可承受之重，进行美学学科自身建构;4.接续西方哲学美学的传统基础，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第三，黄先生美学方法论在王建疆教授关于美学主义建构上的体现。如果说80年代的美学方法论探索为美学的成熟与完善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经历了90年代以来的美学学科发展，到近几年王建疆教授“别现代主义”理论的提出，他在美学上的主义建构则是美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主义的建构中从两个方面吸收了黄海澄先生80年代方法论研究的精华。一是其中充满了系统论的思想。二是大胆的学术创新精神。

　　蒋应红（兰州文理学院讲师）：坐在黄老师旁边突然想到《世说新语》里一句话“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从各位老师的发言中，我们两代学人在黄海澄先生学术思想的沐浴和启迪中形成传承有序、继往开来的良好局面，作为后学我们得向黄老这样真正的学人致敬。黄先生作为艺术界、美学界少有的创立新说的学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将自然科学中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以及哲学价值论等研究方法成功嫁接到人文学科中来。黄先生治学方法为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美学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打开了新视野、提升了新境界，这些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从“技”和“数”两方面直接启发后学在艺术学与美学领域的新征程，尤其是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直接启发王建疆老师形成自调节审美学和内审美等理论。如果说黄老的学说在起初是努力打通系统、控制、信息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界限而不断进行系统全面的阐释的话，那么王建疆先生在承续黄先生治学精神和方法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典美学，则是打通了儒释道的界限形成了自身理论的特点，尤其是近期王老师所提出的“别现代理论”。看到黄老师2014年出版的《艺术新思维》，我感觉其中有着很强大的发散思维和反思批判力，黄老对已成定论的学术成果进行细致推敲和质疑，比如他结合艺术史、美学史的考察来对传统反映论有针对性地进行质疑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别开生面的治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坚信黄先生的学术效力会不断生成，随着一代代新人的不断学习和传承必将焕发出新的华彩。

　　崔露什（上海市超级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师资博士后）：尊敬的黄海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跟随我的博士后指导老师王建疆先生来南宁参加这个会议，王建疆老师曾向我推荐黄海澄先生的著作《艺术价值论》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说会对我的研究有所帮助，于是我专门翻阅了有关情感价值问题和系统问题的相关论述。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西方情感理论的当代走向——斯宾诺莎、德勒兹、耐格里》。西方当代情感哲学的理论奠基源自斯宾诺莎哲学，他最先将“情感”纳入人的本质属性中，并赋予其与“理性”并重甚至高于“理性”的地位和价值，《伦理学》最后一章表露出“主动情感”能够融合并超越理性通达至福科的伦理学理想。20世纪哲学家德勒兹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情动”理论，他将情感内部结构的过程性、生成性、动态性、系统性、表现性等一一予以展现，还原了情动理论的某些内在逻辑。同时，他从斯氏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了“力”的概念，它是上通“天道”、实体的本质力量，即potentia或Power，下通个体存在，即人的本质欲望conatus，这一“力量”赋予情感概念以流动性、生成性等特质。安东尼奥，耐格里在肯定德勒兹对情感阐释的方法论基础上，进一步将“情感”或“爱”推向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他认为以“力量”为内核的情感或爱能够从根本上解放人类劳动和存在状态，真正超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这些具有时代标识性的重要理论，导致西方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情感转向”的研究趋势，而它对我们进行中西方情感理论的比较研究、审美学研究、艺术学研究等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现在看来，黄先生的价值情感研究依然具有前沿性。

　　肖明华（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博士）：尊敬的黄海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以上海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参加本次研讨会。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谈谈当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化与公共性问题——以黄海澄先生为个案研究》，主要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三论”美学与后人类语境的文学理论研究。根据经验来看，作为学科的文艺学要得到历史的回望，往往需要一定的契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一重要年份无疑提供了回望文学理论学科的历史契机。大家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黄海澄先生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先生出版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所提出的“三论”美学当时独领风骚，开拓了文艺学、美学研究的视域，后来杜书瀛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开阔了中国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视野，带来了文艺理论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的多元变化。同时，它对当下后人类语境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人工智能艺术问题都与控制论、信息论密切相关。第二，价值论文学理论与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黄海澄先生是较早提倡文艺理论要摆脱认识论的先行者之一，他倡導的价值论对于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点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第三，艺术美学与文艺学的“学术帝国”问题。黄海澄先生也是较早研究艺术美学的学者，他主编了国内第一套艺术学理论丛书，他所撰写的《艺术价值论》《艺术的哲学》《艺术美学》都是对艺术基本问题的研究，算是较早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学属性。20世纪末，借助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艺学大有建立“学术帝国”之趋势，但是无论如何发展，文艺学成其为文艺学，它很难摆脱文学的审美属性，同时作为一个学者，非要有艺术美学的基础不可，黄先生在这一方面无疑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自觉。总之，黄海澄先生作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开拓者，对他展开研究无疑对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和反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徐大威（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尊敬的黄海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思想、主义与别现代主义》，恩格斯曾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人的思维可有多种“物质外壳”，如口号、观点、想法、主张、思想、理论、学说、主义……正如人们常讲，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维最具代表性的话语形态也常常是思想、理论和主义。思想、理论和主义都是特定社会存在对人的思维所提出特定需求的结果，是做理论的三种常见形态。但是人们日常对它们之间的区分往往不够清晰，尤其是对于主义及其意义认识有所不足。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的一大特点是各种主义的盛行。主义并非语言游戏，而是深刻地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变革、完善社会人生的渴望。所谓主义是指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与思想相区分，主义一般具有社会功利性、统摄生成性、切割识别性与交叉学科性等特点。从作为社会形态的主义，到作为社会思潮的主义，到作为哲学思潮及其流派的主义，再到作为文艺思潮及其流派的主义，显示了主义的生成过程。和“有主义”的西方文论相比，中国当代文论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史研究，且以学术史研究为主要风尚，而缺少具有较强社会人生关怀的主义，可谓“有学科”“有思想”而“缺主义”。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别现代主义是出于时代的要求，而非出于学术民族主义焦虑。主义源于问题，如果说现代主义是关于“人的异化”的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种“解构”的主义，那么，别现代主义则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主义。黄海澄先生的美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跨学科性，在研究目的上具有社会功利性，王建疆教授作为黄海澄先生的弟子，进一步把理论思考放在了对现实社会形态问题的考量上，其美学具有主义的意义，是对黄先生治学理路的继承与发扬。

　　关煜;（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尊敬的黄先生、各位师友，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别现代理论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继承与弘扬》。黄海澄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来，系统而全面地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运用到美学研究中，不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还引发了一系列美学、哲学思维革命。其中，包括黄海澄亲炙弟子王建疆先生在内的多位学者，都受到了先生的“三论”思想启发，创有自己不同的学术理论。纵观王建疆教授早年的学术历程，也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学术思想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内审美理论的提出也即自我调节理论的审美形态外化，主要机制还是来自自控制、自调节的原理。王建疆先生自2014年以来创立的别现代主义理论更为直观，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作为方法论，将整个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各自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哲学、美学、艺术理论建构。“三论”中的自调系统不仅影响了自调节审美理论的形成，也引发了别现代理论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动态自调系统的新的思维方式。王建疆先生提出别现代时期有“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更新超越期”四个发展阶段，并以美学和艺术为例来为历史发展中因“自组织、自控制、自调节、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自我更新”与“自我超越”阶段正名。别现代主义以期通过自调节方式告别别现代，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可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不仅沟通了西方现代科学发展与社会的联系，打通了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思想与当下社会发展的关系，亦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别现代”交织期呈现出了独特而非凡的方法论意义。

　　赵诗华（黄山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尊敬的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跟随我的导师王建疆先生来到美丽的邕城参加本次会议，也很高兴开启了这次学术的“寻根之旅”。因为认识王老师，我才进一步地了解黄先生。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一种美学理论方法论的延展——从控制论美学到别现代主义美学》。首先，黄先生是王老师的业师，王老师曾在黄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论自我调节与审美经验的产生和美化》，他吸纳了黄先生的控制论美学中的调节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传统儒释道等元典中激活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提出了自调节审美、内审美等具有原创性的次级概念，刷新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视域，可见，王老师受到黄先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下王老师提出了别现代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别现代主义美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求真”的价值属性，而这种“真”体现为多重元素互动中所体现的真以及社会与个体存在的“本真”，因此，别现代主义美学，它不再将审美现象包括艺术与社会现实进行简单的链接，而是将审美形态、艺术形态与社会形态三者置于一个动态的联动机制中进行多维度考察，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在我看来，别现代主义美学所体现的关系是对黄先生控制论美学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其次，别现代主义倡导区别真伪现代性和关注现实的本真应该是对黄先生20世纪80年代积极探索美学方法论求真精神的发扬，直面现实、回答时代提问是二者的共同点。最后，黄先生通过“三论”美学所倡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关注和吸纳自然科学方法的做法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时下认知美学研究以及国外美学研究吸收神经科学成果的研究方式也是黄先生方法论的延续，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我们扩大美学研究的视野。总之，作为一位后学，黄先生所开创的美学方法论值得我们反复研读和思考。

　　贾永平（兰州城市学院讲师、博士）：尊敬的黄海澄先生、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大家好。黄先生在六十年的学术探索道路中，始终关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情感价值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等理论话语和方法论，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创新的急先锋，为我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黄先生学术研究的认识。第一，黄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及物的，主要体现在其研究是理论与对象的结合，其艺术理论是建立在对文学、音乐、戏剧等具体的藝术对象研究之上的理论;其研究是理论与方法的结合，是心法口诀与具体招式的合二为一;其研究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从现实问题中来并能够积极回应现实;其研究是理论与价值的结合，理论是人本主义的，满怀着人文价值的。黄先生始终贴近并回应时代的问题，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人手，深入思考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以此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第二，黄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有创新追求的，其思维、观念、话语都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学术研究中开辟出多个新天地。第三，黄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有品格的。他对待学术既执着又严谨、认真，能够在学术中坚持求真，勇于指出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大到理论、构架，小到语法错误，均仔细找出并以求澄明。另外，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回到学术史中、回到学术现场中、回到学术源流中来继承黄先生的学术思想，继承黄先生的学术品格与创新精神。

　　研讨会结束后，袁鼎生教授主持闭幕式，张利群作了会议学术总结，他充分肯定本次会议的学术意义，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时刻，回顾和总结黄海澄先生的学术思想，探讨学术话语创新和美学方法论，这对继承改革开放精神，发扬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高尚风范，对推动中国学术话语创新和美学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闭幕式上，黄海澄先生还作了简要发言，谈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感悟。

　　黄海澄：感谢我的学生们组织召开这次会议，大家远道而来，很辛苦，在我心里，过意不去。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多后起之秀发言很有质量，经过了细心准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超过我，这是我真切盼望的。听了大家发言，我很受启发，现在有几点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我觉得在做学问上，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了，或者企图在学界“独霸一方”，或者为了评职称，为了一时的名利，学术造假，这是要不得的，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有自己的底线和学术操守，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要扎扎实实、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第二，就做学问来说，首先要有创新意识，没有创新意识，我们一味地做别人的“传声筒”，那么科学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能进步。其次，作为研究者，知识的积累和吞吐量要大，还要有跨学科的知识，这样才能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另外，还要有学科前沿意识，一定要及时掌握学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才能保证研究的前瞻性，否则重复别人的研究，科学研究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第三，学术理论建构和创新是好事，但是要经得起逻辑和现实的检验和证伪，一个理论或体系建构和创新起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认知部分，另一个是价值部分。认知部分既要符合客观事实，逻辑上也不能有毛病，经得起检验、站得住脚。价值部分就是它要有价值维度，要有价值底线，也就是说，我们创新立说，要从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角度考虑，能够运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要考虑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倘若我们创立一套理论，在认知方面、逻辑方面牵强附会，与事实不符，创立一些违背国家生存和发展、违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论，这也是千万要不得的。总而言之，从你们的发言，我看到了希望，希望你们能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中华文化复兴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谢谢你们。